中国企业没有骄傲的本钱

         继温州7·23动车相撞后，又发生上海9·27地铁追撞的事故。28日下午，上海事故调查方公布了调查结果称，上海这起事故起因于当天设备失电，致使运营信号中断，地铁10号线行车作业人员即采取人工调度行车方式，但是有关人员未能严格执行相关管理规定，导致事故发生。

         温州事故的调查报告至今尚未公布。上海地铁相撞事故初步调查结果却迅速公告了，应当肯定这是灾难事故应急处理的一个进步。

         近些年来，中国企业利用有利国际环境，在迅速扩大产能占领国内、国际市场，引进国外技术加以消化创新等方面，表现得比过去张扬而高调。例如铁路方面，在温州动车相撞前一段时间，不断声称高铁自主技术研发取得了许多进步，解决了核心技术难题，技术上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高铁试验速度和运行速度可以继续提升，而安全是有保障的。

         在那段时期，尽管国内外专业人士和部分传媒都发出了对于“高铁大跃进”的专业性和调查性的质疑，但是铁路运营方基本上都不与采纳，而积极反驳种种质疑。记得温州动车相撞前不久，就有报道说日本专家称日方早有高速地铁的技术能力，但是从安全风险控制出发，一直都对高铁速度予以控制。但国内立即就有舆论讲这是日方眼红中国发展讲的酸话。而中国高铁已经拥有大量自主创新技术，破解了高铁高速运行的关键技术，能够继续提升速度而安全是有保障的。有段时间，“中国高铁运行安全是有保障的”这话见诸于街市，就像广告语一样高频率出现。

         当列车一撞再撞，那种傲视天下的豪气状当然只能迅速收敛。只是众多生命已在碰撞的巨响中消逝，伤者血淋淋的阴影仍长久难消。惨痛的事实已经宣布：中国企业现在和将来都没有骄傲自大的本钱。

         我这篇评论不去评价上海地铁事故和温州动车事故的个案细节，这是专业调查方的责任。而大量公众舆论也对事故发出了他们的声音。我要谈的是掩盖在这些事故背后，一种更为普遍性的、潜藏的企业危情，这种危情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危机。

         我由于自己的职业经历，见证了中国企业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学习国外先进管理和技术经验的全过程。我了解中国企业的状况。因此我在这里直截了当的指出：

         近些年来，一些中国企业已经丢掉了曾有的虚心扎实，那些违反客观规律的“大跃进”式虚浮、不顾后果的骄傲张狂，占据了不少企业决策者的头脑，正在酝酿着深重的企业危情。

         我下面列举几方面有代表性的“企业危情”。

         技术研发危情：

         无视有缺陷的技术和相关产品将会造成对生命、健康和物质财富的损害，在技术研发过程偷步走、减环节、省成本、免时程。

         在技术研发方面，一些企业放任、甚至是有组织地为减少研发成本和时间，实际上取消了技术研发流程的必要步骤。例如，有的企业所谓技术研发，其实并不是搞新技术创新，只是解剖别人产品的技术细节，这种情况下，只要分析出来那种产品的技术细节，立即投入到生产和销售。但是这种产品在研发阶段必须的安全试验、环境试验等都不去做了。这种偷步走的 “研发”后果是，企业和用户都不清楚产品的失效边际在哪里，企业在销售时胆大包天，用户在使用时不知后果。

         更多的企业，在技术研发阶段没有进行技术研发各分阶段的“设计评审”和“设计验证”， 而这些企业都宣传它们通过了ISO国际标准认证。但其研发过程的如是状况却基本违反了国际标准对于设计过程的规范。这包括用假记录来应付企业外部对企业的设计流程评审。

         这种缺乏必要步骤的技术研发，其相关产品决不可能拥有真正的“世界领先技术”，甚至连基本的人身安全都因而增添了潜在的危险。这种技术研发，酝酿着社会危情，当然也就是累积着企业危情。

         因此，有的所谓“先进技术”，在原创国家几十年都没有发生同类事故，在中国却频频出事甚至造成严重人身伤害。例如日本高速铁路自建成以来，一直保持良好的安全运行状态，已经是47年没有发生造成人员死亡的重大事故。而中国铁路（地铁）新投入运行的动车系统，造成伤亡的撞车事故和其他设备故障频发。那么我们当能肯定，日本民族对于技术研发的严谨，有着长期的坚守，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基本没有不服气的本钱，更没有具说服力的良好记录。

         生产现场管理危情：

         一些企业，“质量第一”的标语挂的很炫目，但生产现场，连基本“工序控制点” 小小一张 “质量记录”的栏目，都不能做到“实时、实数”的真实填写。企业长期存在质量隐患而不着力解决，其实每天真正关注的都只是“交货第一”而不是质量第一。

         一些企业生产现场，对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既没有合格检验手段，也没有可靠的质量控制手段。仅靠上线生产发现半成品出现不合格状况，然后推论原材料零件元器件有问题。这种情况下，企业为节省成本，往往只是把已经发现不合格的产品下线，而使用同一批次原材料零件元器件生产的其它半成品，继续流入下工序直至流入市场。如果在线半成品没有发现不合格状况，实际上就假定原材料零件元器件是合格品了。这些产品当然都流入了市场。

         可以想见，这种企业的产品存在着严重的人身安全隐患。三聚氰胺事件的酝酿过程，就存在这种情况。

         可以说“生产现场管理危情”，就是使用者人身安全方面的危情。我们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原罪”不少吧。

         上海9·27地铁追撞的事故，调查报告清楚反映了这事故是一起人为事故。温州7·23动车相撞的调查报告仍未公布，但可以预见这必是与人有关的事故。在企业管理范畴，人为事故就是管理事故。企业运营事故的现场就是企业管理现场，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企业危情”爆发。两次相撞，更是一场用鲜血祭奠的企业危情爆发。

         笔者在这方面还可以列举大量的“企业危情”实况。不过我觉得“善者自善，不善者自不善”，有用心进步的企业家当能警醒，不愿改善的企业唯有靠社会的问责。三聚氰胺事件不就是全民问责之下得到解决的吗。动车相撞事件也还在经历全民问责。

         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中国企业刚刚起步，那时不少企业有着虚心学习国外先进管理和先进技术的心态。那期间丰田生产方式、全面质量管理、5S管理等科学管理先进经验，不少企业是初步学到用上了。其实效性是中国的产品，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能够大量出口到世界各地。但是自那个阶段以来，中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品质含量都还长期处于中低端位置。这里面就潜藏着上面谈到的“企业危情”的影响。

         我想，以后我应该和有缘的中国企业家一起，探讨为什么几十年过去，管理着世界工厂的中国企业界没有出现松下幸之助、韦尔奇这样的企业界“真英雄”。

         最近一个消息也反映出，我国企业家和亚洲乃至世界先进国家企业家的距离还是很远的。这消息是新当选日本民主党党首的原日本财务大臣野田佳彦，将出任下一任日本首相。这野田佳彦是在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系后，进入“日本政治家的摇篮”松下政经塾学习。而“松下政经塾”是日本企业管理之神松下幸之助于1980年创办的。

         当年松下创办“松下政经塾”时，他的理想是“塾生们通过研修，学习到必要的社会常识、社会规律和经营理念，未来作为政治家、企业经营者等各界领军人物肩负起国家重任时，不仅能够实现日本真正的繁荣、和平与幸福，对世界发展也能做出贡献”。

         1980年正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现代企业的开山元年，而松下幸之助在日本也开始了他的由企业而至社会的变革。

         三十年过去了，今天日本产品在世界上仍然保有优质产品的美誉，日本企业家在这阶段培养出了新一任日本首相。

         可我此时写下这篇评论，仅仅是希望我们中国企业界少一点骄傲自大张狂之气，多一点“忧国忧民而做实企业”之心。而这日本企业家做到了。

         中国企业界没有骄傲自大的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