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梓涵个人资料照片:毛泽东总结刘邦得天下的原谋率

毛泽东总结刘邦得天下的原因

 在中国古代开国帝王中，毛泽东瞩目较多、评论较多的，要数大汉王朝的缔造者汉高祖刘邦了。毛泽东在读《史记·高祖本纪》时，批注道：“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用了“高明”这两个字来评价刘邦，这在毛泽东品评历史人物时罕见的，可见他对刘邦这个“布衣皇帝”的推崇。

 据《史记》载：项羽与刘邦均为秦末农民战争中崛起的义军将领。项羽率军亡秦，自立为“西楚霸王”，并大封诸侯，封刘邦为汉王。随即二人为争夺皇位而逐鹿中原，展开了长达五年的楚汉战争。战争的结果，刘邦以弱胜强，建立了统一的西汉王朝。

 底层出身、无明显的一技之长、且有些流氓习性的刘邦，为何在秦末群雄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呢？对此，刘邦当皇帝后，和群臣讨论过，自己也总结过。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五月，一日，刘邦置酒洛阳南宫，刘邦问：“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

 高起、王陵回答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刘邦笑道：“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高起和王陵认为“与天下同利”是刘邦战胜项羽的关键，而刘邦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能用人杰”。然而，后人在分析刘邦以弱胜强战胜项羽，取得天下的原因时，也大多偏重于“能用人杰”。

 事实上，“与天下同利”绝不亚于“能用人杰”，对刘邦终成帝业而言，二者同等重要。毛泽东在谈到刘邦的成功原因时，就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他说：“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

 这里，“决策对头”，其实就是“与天下同利”，因为“与天下同利”是刘邦一切决策的宗旨；而“用人得当”，是对刘邦的“此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的概括。

“决策对头”

 项羽和刘邦等群雄推翻暴秦以后，地主阶级的迫切要求是重建一个新的封建国家，重建封建剥削秩序；农民阶级的迫切要求是要有这样一种权力来维持他们用流血牺牲争取到的成果，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休养生息。两大阶级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的要求，共同表现为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这就是当时人心的归向，也是时代的需要。

 在反秦斗争行将结束时，刘邦已经表现出他不仅高于群雄，而且高于项羽的不平凡的政治家的素质。他的见识要此别人的远些，他所具备的特点，使他自己最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最能为面临的现实社会服务。

 刘邦具备的善用人的特点，使他能对形势保持清醒的头脑，为求得各方面的广泛支持，作了许多笼络人心的工作。入关以前刘邦招降了秦南阳守齮，以为殷侯。此举对秦的地方官吏起到收揽人心的作用，苑以西许多地方官吏纷纷投降。这些人的投降，一方面是他们看到了章邯被项羽所败，秦的大势巳去，只能如此；另一方面也是他们看到刘邦能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禄，所因而愿意拥戴刘邦。正是因为刘邦能“与天下同利”，使各大小武装力量的首领，感到追随刘邦有“奔头”。

 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率起义军攻破秦都城咸阳。进入咸阳之后，刘邦采纳了谋士张良和猛将樊哙的建议，把部队从咸阳撤了出来，退到离咸阳不远的灞上，并且关闭秦朝的库府，同时宣布废除秦朝的严刑峻法，还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原来秦朝政府任命的各级官吏一律保留原职位不动，继续维持社会的秩序。

 刘邦的“约法三章”，这个政策是非常高明的，有两个方面重要的政治意义，一方面表示是西汉重建法律制度的开始是保护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因此受到了地主阶级的强烈拥护；另一方面也稳定了民心，使广大劳动人民能够安心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因此，这个政策是非常得人心的，刘邦得到了关中地区各个阶层的拥护与支持。史载，“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用以慰劳刘邦的军队，且“惟恐沛公不为秦王”。利益的重要性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汉高祖二年(前205)，刘邦在还定三秦后不久，把秦王朝在关中霸占的大量苑囿园池开放，“皆令人得田之”。因此，在不损害地主阶级利益的原则下，调整了关中紧张的土地关系，这既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又有利于当时的军事行动。刘邦转战山东最初常常失利，“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又“转漕关中，给食不乏”，萧何之所以能够源源不绝地以关中的人力物力支持刘邦的军事活动，是上述符合经济发展的措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从以上可以看出，不论是平民百姓、普通士卒还是最高统帅，他们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益——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根据利益得失作出的反应。刘邦能够满足身边人对利益的要求，所以，那些人为他出生入死，攻城略地；他的决策也能适当满足天下人的利益诉求，所以得到拥护。可见，“与天下同利”作为决策的宗旨，保证了“决策对头”，没有犯像项羽那样的重大的政治错误。当然，刘邦的“与天下同利”，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他主要满足的是刘邦追随者和拥护者的利益与要求。这一点在刘邦称帝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用人得当”

 西汉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兴盛的朝代。西汉帝国的创立者刘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出身一代名君的人物，正是这个“父弃兄嫌”的农村浪荡子，在秦末群雄并起、铲除暴秦、争夺国柄的斗争中，打败兵多将广、勇武过人、具有独压群雄之势的项羽，建立汉朝政权，奠定了两汉四百多年的基业。刘邦究竟有什么样的超人才智使自己由山野草民一跃成为一代至尊呢？初看起来，他的确文不能著书立说，武不能斩将攻城，可是他有一种常人所不及的本领，那就是善于用人。所以毛泽东认为“用人是当”刘邦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刘邦就个人的出身、威望、才能特别是在反秦战争中的作用而言，都远远不如项羽，但他极为重视人才，一旦发现有才能的人士，如萧何、张良、韩信、陈平、彭越、英布、郦食其、陆贾以及颇能指挥战斗的曹参、樊哙、灌婴等，无不采取各种策略招纳或笼络到自己的麾下，并大胆地提拔使用，做到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选贤任能极大地弥补了刘邦个人的缺点和不足，甚至是道德品行上的瑕疵。在转变竞争劣势的用人实践中，刘邦突出的表现就是善御人杰，得人制胜。刘邦自己也总结说自己能战胜项羽是他善御“人杰”。按韩信的表述，是“善将将”。刘邦列举了使他获得成功的三大人杰——张良、萧何、韩信，而项羽只有一个人杰——范增。这就造成了双方高层人才竞争成三比一之势。曾是项羽部下的韩信，“数以策于项羽，羽不用”，后经萧何推荐，得到刘邦的重用。韩信被破例任命为三军统帅，屡建战功。萧何出身平平，“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受到刘邦的重用后却成了能臣贤相。刘邦本人无大智大勇，但他靠重用贤臣勇将而取得成功，足见其用才有方。而项羽不但拒用韩信这样的帅才，就连他身边谋深智广、对他忠心耿耿的老臣范增亦不能相容共事，    关键时刻范增出走，高层人才竞争成三比零之势。这时，从人才学的观点来看，项羽最后惨败于垓下、自刎于乌江也就不足为奇了。

 善御人杰，这比一般意义上的善于用人又推进了一大步。项羽仁而爱人，而对范增这个智慧高出自己的人杰却容不下，所以仁而爱人可得八百死士，但难挽救他于战略失败之中；刘邦待人慢侮，“轻士善骂”，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弱点，但他善御人杰，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他的弱点，并在较量中最终取胜。

       刘邦的用人特点是善御人杰，刘邦的最大历史贡献也是善御人杰，其中既包括征战时代的“三杰”，也包括他为身后举荐的“四杰”。对后者，《史记·高祖本纪》作了引人人胜的记述。吕后问即将辞世的刘邦：“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慧，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你）所知也。”西汉前期的历史证明，刘邦举荐的“四杰”的表现，同他预言的相似程度令人叹服。曹参、王陵、陈平的前后相继出任国相，周勃在安定刘氏政权中所起的特殊作用，皆如其所见。

 如果从起用“三杰”算起，到“四杰”最后一人辞世为止，刘邦识别人杰的时间跨度为半个世纪。在这种群雄蜂起、变幻万千的时代，识别人杰能达到这种程度，应该说是十分罕见的。

       刘邦提拔和实用人才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不拘一格，唯才是用。在反秦战争和楚汉之争中，刘邦团队的基本力量是社会底层人员，突出的代表就是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四人。樊哙“以屠狗为事”，可以说其从事的是一种低贱的行当，后来又跟随刘邦逃匿于芒砀山中；郦商实际上是无业游民，所以“陈胜起，商聚少年得数千人”；滕公夏侯婴“为沛厩司御”，等于是赶马车的，所以职责为“每送使客”；灌婴是“睢阳贩缯者也”，也就是贩卖各种布帛的人。根据秦朝规定，除了夏侯婴因为是在官府御马得以“试补县吏”，其余三人都属于“家贫”、“市井”的范畴，社会地位低下，不能为吏。刘邦由于自身家庭出身，社会地位并不高，所以跟当时的社会底层人员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能认同他们，加之刘邦知人善任，各色人等各得其所，一时间麾下形成百川归海的浩大阵势。刘邦还十分注意从原秦朝官吏中网罗人才。对那些过去曾为秦朝效力，现在转变立场，愿为反秦斗争和自己争夺天下服务的官吏，他都一一吸收进自己的“人才库”，为我所用。如曹参原来是秦朝的下层官吏，后来成了刘邦手下名列前茅的功臣，担任了丞相要职。再如阳武人张苍，秦朝时官至御史大夫，归汉后，刘邦封他为北平侯。张苍精通律历，刘邦命他制订国家管理章程，主管郡国上计。又如叔孙通，先后在秦始皇和秦二世朝中为官，刘邦把他吸收进自己的队伍，命他制定朝廷礼仪，礼仪成赐金五百斤作为奖赏，并拜为太常，掌管宗庙礼仪。刘邦还曾欲封原秦朝骑士李必、骆甲为骑将，二人怕汉军不服，故而不受，后拜为左右校尉。这二人在灌婴率领下，在荥阳以东大破楚军骑兵，使“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

 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称：“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索隐》注口：“高祖功臣百三十七人，兼外戚及王子，凡一百四十三人。”据初步统计，明确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封侯者，如言明以卒相从和未担任吏职以客相从的，约占25%；以基层吏相从的封侯者，约占55%；其他的包括少量旧贵族后裔和归附的将与臣，约占20%。正所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正是这些“布衣将相”，才使刘邦成就大业，开创新兴帝国。

“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

 1962年1月30日的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大谈刘邦从谏如流的故事：

 “从前有个项羽，叫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利了，项羽败了，这不是偶然的。”

 对于谋臣的谏言，刘邦有比较强的辨识鉴别能力。还是这个郦食其，一次刘邦与他谋划如何削弱项羽的势力。郦食其献的计策是周武王的分封制，以笼络诸侯，分化项羽的势力，刘邦认为很有道理，命令抓紧刻印，立即实施。郦食其还未开始操办，适逢张良来访，刘邦就把郦食其的计谋给张良讲了一遍，想再征求一下张良的意见。谁知张良听罢大惊，随后对此策一一作了剖解，提出“八不可”。当时刘邦边听边吃饭，等听完，急得把嘴里的饭都吐出来了，命令赶紧销毁已经铸好的封印。

 刘邦处世为人粗蛮无羁，但对于分析鞭辟入里的话哪怕是批评的话都能入耳人脑，并在行动上积极改正，从而保证了创建帝国的宏图伟业在正确的轨道上顺利前行。

 读《史记·高祖本纪》便可知，刘邦的口头禅就是“如之奈何”“如之奈何”，白话就是“这可怎么办”的意思。表面上看，一个想得天下的人，天天对着一帮能人问“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显得自己无能。其实，这正是刘邦的高明之处。对于一个卓越的政治领袖而言，真正需要他去把握的是大的方向、目标和动力，至于具体的方法和策略，多听听，多问问，天下智慧尽归我用，只要保有清醒的判断力和理性的选择力就足够了，又何须以自以为比天下人都聪明的方式包打天下呢？

“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后来，毛泽东在作了更深层次的探讨后，认为刘邦之所以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并且由此得出了“老粗出人物”的论断。

 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里，也多次强调汉高祖刘邦“起微细”，还对他早年在沛县乡里颇有些无赖气的行径作了铺叙。如“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对“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等。刘邦起义之前虽然是泗水亭长，但也“常告归之田”，吕后及两个孩子也“居田中蓐。”另一方面，又“仁而爱人，喜施（舍），意豁如也。常有大度”。 刘邦出身草莽，好吃懒做，但也胸怀大志，在咸阳服役时，看到秦始皇出行的浩大场面不禁感慨：“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那颗不安分的心一览无遗。这些，大抵是刘邦出身“细微”而又有抱负高远的“老粗”本色。

 后世在对刘邦的种种恶评中，说他起事前不务正业、泼皮无赖者居多。岂不知，正是这段放浪形骸、游戏人生的经历，使他比一般人更能洞悉人性的本质；而唯有洞悉了人性，刘邦才可能在识人、用人、容人方面表现出罕见的能力和雅量。就连所谓“盗嫂昧金”的“反覆乱臣”陈平都能得到重用，最终成为一心一意帮助刘邦夺取天下、安邦定国的著名谋臣之一。

 毛泽东说刘邦能打败“贵族出身”的项羽，是因为他“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这个评论，显然与毛泽东一贯主张的卑贱者胜过高贵者的观点相一致。

 在古代社会，出身与文化程度时常是一致的，高贵者文化高，贫贱者文化低。由此，毛泽东在谈到卑贱者胜过高贵者的时候，总是与他的另一个观点联系在一起的，即：文化低的人打败文化高的人。毛泽东不完全否定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对干出大事的老粗们胜过知识分子的地方，却特别的感兴趣。

 刘邦似乎并无一技专长，但他却有过人的胆魄和组织才能。《史记·高祖本纪》说到刘邦等刚起事时，老百姓杀了沛县县令，想请刘邦做县令，他说：“天下方扰，诸候并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力）薄，不能完父兄子弟。”这自然是谦虚之辞。但是，“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也就是说，萧何、曹参这些当时比刘邦地位高的知识分子，看重身家性命，恐怕万一大事不成，以后要被秦朝绝种灭族，所以总是推举刘邦。这里就可看出刘邦这位老粗同一般知识分子的差别。这样，知识分子们如萧何、曹参、张良、陈平以及郦食其等，只能归附于刘邦这位老粗，为其所用。

 1964年1月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直率地说：“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社会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

 接着，毛泽东又引申说，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

 老粗出人物，并不是毛泽东读史偶然思考的一个观点，这个话，他讲过多次。特别是晚年读史，毛泽东越来越强调这个观点。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出息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毛泽东在此道出了一个历史上的事实，就是统帅之才并非是读书人才行。有些读书不多、乃至不读书的老粗，往往能成大业。但如果就此得出知识分子没用的结论，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历史上的老粗能成大事，很大一个因素是他们善于利用读书人的才智，汉高祖刘邦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