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浙商大会演讲心得:农民工为讨薪塔吊上生活70天仍无结果

2011年09月28日08:55南方新闻网陈显玲 赵惠
[导读]贵州六盘水市高高的塔吊顶端，张刚和谭勇在上面生活了70天，“下来脚步轻飘飘的，那简直就是一场梦”。来自四川巴中的这两个农民工虽然得到了家乡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助力，但最后结局却仍待协商。

张刚和谭勇就是在这两座塔吊上生活了70天。赵惠摄
转播到腾讯微博

谭勇在塔吊上的自拍照。
转播到腾讯微博

9月1日晚，被拘留28天的张刚、杨永明走出看守所大门。家属供图
转播到腾讯微博

讨薪方何林太的求助信得到家乡领导的签批，促成政府介入，事情发生转折。
转播到腾讯微博

130名巴中民工向家乡政府代表反映称，他们在六盘水重点建设工地被欠薪两年至今没有拿到钱。南都记者陈显玲摄
高高的塔吊顶端，巴中籍农民工张刚和谭勇在上面生活了70天，“下来脚步轻飘飘的，那简直就是一场梦”。
他们没有完成自己的讨薪初衷，落地后的遭遇持续发酵成一场无法躲闪的噩梦，农民工张刚和给他们送饭的老乡杨永明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为由被拘留28天。
这场发生在贵州六盘水市重点工程项目的“爬塔吊讨薪”事件受到人们关注，其后迅速介入的讨薪主力———农民工家乡巴中市派出政府维权人员助力讨薪，并向媒体揭开水盘高速部分标段被层层转包、分包和非法承包，以及拖欠农民工工资长达两年的事实。
成立八年，有着95%成功维权经历的巴中市民工维权救助中心，在六盘水市步履维艰参与维权一月有余黯然返回，“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失败”。
在贵州六盘水市两民工爬塔吊讨薪事件陷入胶着状态之际，南都记者赶赴四川省大山深处的巴中市，还原巴中农民工爬塔吊讨薪被拘的极端维权事实，并展现被巴中市视为“最快、最有效”的第四条维权道路———政府机构运用行政手段维权。
5月25日，天将明未明，35岁的张刚悄悄从租房走出来，走向70多米处的塔吊，手触住冰凉的铁架子，他一阵哆嗦，狠狠心，手脚并用，做过高架活的他几分钟就爬上了40多米高塔吊顶端的操作室。
四周一片空茫，数十米外，完工的庆口大桥和修建一半的荣昌大桥静静地矗立着，自己这两年的汗水都白白洒在这个工地了，他四下看看，没看到自己参股买的吊车，“砸坏后被开走了”。
一转头，他看见昨晚碰过头的巴中籍老乡谭勇也在不远处的塔吊顶端，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去的。
张刚没有想到，自己的双脚再一次踩在土地上，已经是70天之后，一下塔吊，走路还是“飘着”的他直接被警车带走，关进了看守所。
上塔40米高空度日如月
张刚脚下的这块工地，位于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发耳乡营昌村，工程属于贵州省重点工程水盘高速（水城至盘县）第5标段第3项目区。
清晨偷偷爬上塔吊的两人，张刚是2010年农历正月初六开着新买的吊车来到工地干活的，他是一名在外打工17年的吊车司机，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与他同为巴中市平昌县人的谭勇则在工地投入了40余万元，停工前是工地的管理人员。
张刚的老板、谭勇的合伙人是巴中老乡何林太，这个出来打工20多年的小包工头，2009年从巴中带出一支施工队伍，第一次进入工程建筑领域，从水盘高速5标段第3项目区负责人余瑞久手里，承包了庆口和荣昌两座大桥的建设，“没想到不断垫资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爬上塔吊之前，被欠薪10余万元的张刚和投入40多万元的谭勇抱着同样简单的想法：“爬上去就有人重视，有人重视，就有拿回钱的希望”，此前他们已经在贵州省和六盘水市多部门之间转悠了三个月，“能去的局都去了，没人管”。
爬上去不久，张刚看见下面聚集了一群人，有穿着制服的警察，还有带自己过来的包工头何林太，听不清他们在吵吵嚷嚷些什么。
何林太后来告诉记者说自己当时站在下面有些懊恼，他早已经劝过谭勇，不要采取极端的行动。“前一天晚上，我看他偷偷哭，哭到两点多”，早晨5点，起来上厕所的何林太发现，谭勇的床铺空了。
自从3月2日40多个拿着棍棒的人把他们一伙农民工赶出工地开始，谭勇就有点不正常，他投入工地的40多万元，是抵押了老家房子和借高利贷拿到的，何林太帮他充了手机话费，打来的电话都是讨债的，何林太觉得，早晚得出事。后来谭勇老婆又病了，家里人也催得紧。
何林太赶紧叫起同一房子睡的老乡杨永明出去找谭勇。好半天才在半天空看到两人。
下面一片声地喊“下来、下来”，张刚的视线没有找到谈欠薪怎么解决的领导，“我的目的不是示威，我就要一个说法，谁该给我钱”。
僵持了几个小时，一个本地村里人爬上来，给他放了一袋饼干和一瓶水，张刚此时才意识到，自己除了身上穿的一套衣服，随身的手机，没有带别的东西，“估计一两天就能下去”，他和谭勇都期待着说了算的领导尽快出现。
在塔吊上面，张刚给在老家的70多岁老妈和老婆打电话，一年前为了躲避债主，老婆带着孩子去了厦门打工，“一两天就能要到工钱了”，他安慰家人说。
张刚借的高利贷都投入了那台吊车，和人合股，他投了7万多元付首期，每月银行都催贷2万多元，2010年春节刚过6天，张刚就开着吊车来到水盘高速工地，“吊车一月租金36000元，我工资一月4800元”，这份投入的收益似乎在前面招手。
在离地40多米的高空，“一天像一个月那么长”，张刚盘算着，除了去年10月领过28000元，自己再没拿到过钱。儿子去年在厦门撞折了胳膊，自己也没钱给，“打工打到这个份上，感觉他们都吃定了我们打工的”。
塔吊上的日子单调地变换黑白，相距40多米的张刚和谭勇遥遥望着，说话也听不见，看着远处山沟边劳作的村里人，“不知道想什么好，没事就睡觉”。
过了几天，老乡杨永明一天两次准时出现在两座塔吊下面，给他们送吃的：一个菜加米饭。他不敢上，刚开始是村里年轻人爬上来送，后来递上来系着塑料袋的两条绳子，杨永明在下面就能操作了，每次喊半天，俩人才回应。
杨永明原是工地的管理人员，“心肠好”，张刚不知道他为什么给自己送饭，也不明白为什么后来他和自己一样，被关进看守所。
落地一人被监视2人被关押
塔吊上的日子并不好过，白天中午烤得两人都脱得只剩短裤，晚上寒气重又冷得瑟瑟发抖。
雷雨的晚上，谭勇看着铁架上绽开的火花，害怕的感觉一点点滋生，张刚用老家的传说宽慰自己：“雷都打那些不孝父母不行好事的人，我只是要回自己的工钱”。
谭勇的头发和胡须在上面疯长，看着就像一个流浪汉，至少在两次深夜，他偷偷溜下塔吊去洗澡，张刚却坚持着不下去。
时间开始变得模糊。一次，下面寂静很久的工地突然热闹起来，还有一个塔吊操作员爬上张刚所在的塔吊开工，“他看着我，说他的塔吊租金项目部也没人给”，忙活了几个小时，这伙人再没出现。
“那时大概已经过了一个多月，后来我心里想下去，却发现下不去了”，张刚已经常处于头晕的状态，巴不得有人来解决问题，却发现塔吊下多了五六个彪形大汉，他们带有威胁口气地告诉上面的人：“摔死了才好，大不了赔钱”。
张刚紧藏在心里的秘密仿佛被挖掘开来，他害怕会被“杀人灭口”。
僵持到7月底，六盘水市政法委副书记刘勇坤来到塔吊下面，“我去了三次，之前我们也启动了多种紧急营救预案，但是存在难度，后来我们就按照‘解救人质应急预案’要求，先答应谭勇、张刚二人的要款条件”。
8月2日，谭勇慢慢爬下了已经呆了70天的塔吊，“六盘水市政法委副书记刘勇坤说‘用40年的兵龄担保，下来就给钱，不追究责任’”。当过4年兵的谭勇相信了老兵的话，加上家里老婆病急等着要手术，就下来了。
用了近一天时间做笔录的谭勇被“监视居住”，3日当晚连夜赶回平昌老家，直接去了县人民医院。事后他才发现，打到自己账户的46万元，有36万元被冻结，至今仍未解冻。
张刚显然没有那么幸运。
8月3日，六盘水市政法委副书记刘勇坤在电话中告诉他，“给了谭勇46万后，这边还剩24万元，如果下来可以支付你的工资和吊车租金”。
水盘高速总承包项目部党支部副书记祝健也到现场，“他拿了一张粉色的汇款单，说是另外36万元已经打给我，我说你要保证我的人身安全，他说可以”。
独自坚守的张刚在当天下午，慢慢爬下住了71天的操作间，“脚一着地，身子轻飘飘的，大脑自己做不了主”。
下来后，张刚看到那张粉色的纸是汇款单的复印件，“他们讲坐他们的车吧，去六盘水休息一个晚上”，极度疲惫的张刚信以为真。
“到六盘水后不问青红皂白，直接送到水城县派出所，没有任何理由，就把我关了一个晚上，一直做笔录，警察先要我说是何林太、谭勇请的我，还给我戴上手铐脚镣，我还在里面挨打，什么人都见不着。”9月22日晚上，接受采访的张刚告诉南都记者。
张刚不愿回忆那段日子，“又过上了一天好像一个月的生活，看守所里面的管教同情我，叫犯人不要欺负我”。
噩梦没有放过这个在外打工多年的农民工，“在看守所有两三次梦到在塔吊上，都被吓醒了”。
在看守所里，张刚时而感慨上天的恩赐：“如果当时老妈或者有病的老婆出了什么事，我就从上面一头扎下来了”，时而气愤命运的不公：“人家（谭勇）做小老板的都拿到钱了，为什么我这干活的反而拿不到？”
谭勇、张刚没有想到的是，爬塔吊还祸及一直给他们送饭的40岁老乡杨永明。
8月3日晚上10时30分左右，送了两个月饭的杨永明松了口气，谭勇的电话就在那时打进来，“他让我去派出所给他担保，我去了却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连夜到达水城县派出所，杨永明发现民警是给自己做口供，“不断问是谁指使的，是不是一个团伙的，不听我解释就被送到看守所”。
在看守所的28天里，原是工地管理人员的杨永明越想越委屈，本来在六盘水等待自己被欠的11万余元工资和奖金，因为同情老乡借了3000多元给他们送饭，却因此受到牵连。
六盘水市水城县公安局政工室副主任熊廷远事发后对媒体表示，根据初步调查结果，“爬塔吊讨薪”事件是一起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几名嫌疑人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对其中两人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拘留期间，张刚、杨永明家属均表示没有收到过居留证，包工头何林太却在两人被拘第二天接到10余个电话，让自己到水城县派出所接受询问，预感不妙的他在去北京求助的同时，向家乡巴中市政府发出求助信息。
求助包工头邮件报料家乡政府
张刚从塔吊上下来后，水城县派出所一天内给何林太打了十几个电话，“他们总问是不是我指使的，我怕一去也被关起来”，惊慌失措的何林太加紧四方求助。
他偶然在网上看到一篇报道，家乡政府巴中市帮在鄂尔多斯打工的农民工拿回了1500万元的欠薪，他仿佛看到了一丝讨薪希望，营救被抓进去的民工也要寄望政府。
8月5日23时34分，何林太点击发送，一封名为《十万火急，请家乡领导拯救我们130名在外民工》的邮件分别发到了巴中市市长周喜安和政协主席熊光林的公开信箱。
求助信函中写明，130名来自巴中雪山、曾口、清江等地的巴中籍农民工，在包工头何林太的带领下，2009年9月，共同筹资100万元保证金，从工程总承包方浙江正方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承包了贵州省六盘水市水盘高速庆口和荣昌两座大桥的劳务工程。之后按照项目部要求，再次共同借高利贷200余万元，购买和租赁了挖机、吊车、混凝土输送泵车和各种用于桥梁定性的模板。
“水盘高速属于贵州省交通厅投资修建的项目，肯定不会亏待我们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工，大不了欠一下垫一下”，抱着这样的心态，何林太带领的施工队从2009年9月工作到今年5月，“浙江正方交通建设有限公司纠集社会打手冲进工地，强行把我们赶出场，并打伤工人”。
“一切都成了泡影。”何林太介绍，此时除施工期间借支的150万元，工程项目方一共拖欠工资800余万元，他们先后向贵州省交通厅和六盘水市政府书面求助，请求监督兑现100多名农民工工资并返回保证金100万元，但始终无果。
8月8日，带有巴中市市长和政协主席先后签批的求助信函转到了巴中市民工维权救助中心（以下简称维权中心）。
斡旋政府维权代表的窍门
维权中心办公室位于巴中市政府14楼，房间两个大柜子塞满了维权资料，大红锦旗凌乱地散落在角落里，对维权中心主任王晓荣来说，只要领导签批的求助来信或电话记录一到，就是他出发的信号。
出发之前，核实事实和发邮件是王晓荣出发前必做的两件事，“何林太报的欠真正干活的人工资，大约有485万元，其中40多万元是欠本地人的钱和砂石款”。
摸清事实经过后，王晓荣开始起草求助信函，和农民工自己发的求助信相比，王晓荣发出的邮件回复率极高，“这个是有窍门的”。
王晓荣的邮件控制在一页之内，“为追讨血汗钱和保证金，两名农民工爬上40米高的塔吊顶端风吹日晒70天，以死相抗，希望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面对这一事件，浙江正方建设有限公司视而不见，还多次对身无分文的农民工们采取威胁手段并扬言称：”摔死了才好，大不了赔钱‘。更让人想不通的是，当这两名近乎陷入绝境的农民工从吊塔上下来后，当地警方竟然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名对两人实施了拘留。“
最后一段介绍自己的时候，王晓荣会特别指出自己“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四川省第六届劳动模范”的身份，同时打电话让对方在网络上以“王晓荣、维权勇士”为关键词搜索新闻报道。
8月12日，王晓荣将邮件发往六盘水市政府市长公开信箱，同时发送到国务院农民工工作办公室，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电视台《聚焦三农》栏目组和贵州省人民政府的公开邮箱。
“等我到达对方城市，一般领导签批的督办批示已经躺在市政府秘书的桌子上等着了。”王晓荣说，“邮件主要是通过措辞，让领导感觉必须要处理，而且必须快。”
“巴中市民工维权中心的工作最关键的是，善于利用省长、市长信箱，可惜很多老百姓还不会利用”，王晓荣说。
与农民工自己维权不同，王晓荣的提包里装着两件法宝，一样是盖有政府印章的介绍信，一样是公务人员工作证。
“政府印章的中间不是五角星，而是国徽，这是分量最重的市府印章，我是代表政府来维权的”，两件法宝让王晓荣轻易叩开政府大门，维权成功率在95%以上，“但这次，真是遇到了困难”。
对方政府代表听完介绍说，这个让农民工通过法律程序解决吧，深知走法律程序费时费力的王晓荣介绍，“我们的目的首先是不让他说出这句话，就是他说出来，也要想办法让他收回去，一定要把涉及的政府各方和企业都拖到谈判桌上来”。
同在官场的王晓荣知道，组织谈判很简单，几个电话就能搞定，但就看对方政府的人打不打。
“我要让他知道，他甩不掉我，甩掉我他就有麻烦”，而这些技巧，王晓荣认为不是浸润官场的人，也很难知晓和运用。
等待具体处理有待进一步核实
8月13日，王晓荣到达贵州六盘水市两天之后，第一次协调会在贵州路桥指挥部得以召开，讨薪农民工爬塔吊事件涉及的工程方和警方到场，水盘高速承包方浙江正方交通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方公司）并没有到场。那时，张刚和杨永明仍旧关在水城县看守所里。
8月15日，正方公司和水盘高速业主方同时到场，研究先期退还包工头何林太的100万元保证金问题。
“正方公司代表说没有收到何林太的保证金”，维权代表王晓荣和何林太捋顺了整个承包过程后认为，工程涉及到转包和分包等违法程序。
何林太告诉南都记者，两年前他从水盘高速第五标段第三项目部实际负责人余瑞久手中承包了两座大桥的施工任务，同一标段的另外两座涵洞是余瑞久自己找施工队做，他和余瑞久签订了仅有100多字的不规范合同。
何林太介绍，当时第三项目部的实际劳务方是贵州警通路桥公司第三工程处，余瑞久正是和贵州警通路桥公司第三工程处签订了劳务协议，转包给他后巴中施工队才得以入场施工。
按照何林太的说法，他垫资六七百万元维持项目施工，却在警通公司路桥公司第三项目处、余瑞久的施工队分别撤离项目后，被正方公司在今年3月赶出工地，“相关机械设备也被霸占了”，正方公司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了强行赶出的说法。
工程上的纠纷导致讨薪维权谈判进展缓慢，王晓荣介绍，谈判桌上业主方承认存在工程转包、分包的事实。在16日、20日、29日的协商会上，诉求重点始终围绕着何林太的保证金、民工工资和民工被拘事件等问题。
频繁召开的协调会上，有人专注发短信，有人频繁上厕所，有的接电话，唱独角戏的王晓荣觉得，自己面对一个个不想解决事情的“收音机”。
承包方浙江正方在参加了两次协调会后，再没走到谈判桌前，缺少这个主角，民工工资问题再次悬而未决。
8月20日的协调会后，双方均同意采用第三方核算的方式，解决双方的债务纠纷，但何林太和正方公司都指责对方变卦，第三方核算方案无疾而终。
随后，巴中方政府维权代表王晓荣与六盘水政府方沟通提出一口价的解决方案，“希望让真正干活的人拿到欠薪”，各方组成的调查组在8月底介入调查。
8月28日，被拘农民工协调取得进展，六盘水政法委副书记刘勇坤通知王晓荣，到水城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去办理有关取保候审手续。
9月1日晚上7时50分，王晓荣和家属看着张刚、杨永明走出看守所大门，“两个民工抱着衣服、被盖，就像逃难的乞丐一样，瘦了，黑了”。
“现在只是取保候审，具体处理要等到爬塔吊事件核实清楚后再做决定。”六盘水政法委副书记刘勇坤告诉南都记者。
截至记者发稿，巴中农民工仍未领到被拖欠两年的工资。9月23日，水盘高速公路水城县指挥部陈副指挥长介绍，调查组已经核实当地农民工的工资，巴中农民工工资有部分核实，仍需巴中维权代表在国庆节假日后到调查组协商。
如今，谭勇、张刚和杨永明都已经举家到厦门打工。张刚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在六盘水遭遇了“骗局”：“希望能早点拿回工资，拿回吊车，也希望新的老板不再拖欠我们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