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鹏微博救妻：若法律失去公平，每人都会成牺牲品

2011年08月22日 08:03
来源：齐鲁晚报

杨海鹏喜欢下厨，常把自己的“作品”发到微博上。

杨海鹏的微博

“蟹妈从美国回来啦！”蟹妹扑在妈妈的怀里欢呼雀跃，蟹爸一屁股瘫坐在客厅的大沙发上，再也站不起来。

这时的杨海鹏，有一种虚脱的感觉，超越他以往任何一次揭黑调查完结后的疲惫感，“一个社会若是没有了公平与正义，那么，它的抗压能力实在太差。”杨海鹏说。

杨海鹏也几乎是突然意识到，自己此番救妻之举，其意义并不仅仅是谋求一己私利的合法不受侵犯———“警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们每一个人敲响”。如果法律失去了公平，那么，每个人都会成为它的牺牲品。

刚才还是阳光明媚，午后突然下起了雨。路上的行人四散躲避，雨水打湿了衣襟。

这是8月17日下午4时的上海。此时的杨海鹏，正专注于一场一个人的战争：微博救妻。

去年7月，杨的妻子梅晓阳突然被检察院以受贿罪名立案侦查并移交诉讼，开庭时间两次拖延。目前，梅晓阳已被保释回家。

杨海鹏坚信妻子是冤枉的，但这场变故就像午后的急雨，劈头盖脸就来了，事前没有一点征兆。

杨海鹏就此踏上了拯救妻子梅晓阳的道路，一场深入并且专业的调查取证正在一点点展开，他要为妻子洗冤。

与其他维权者不同，杨海鹏是一位“职业选手”，他做过18年的调查记者。

他甚至有些兴奋，这次调查与以往18年里的任何一次深度调查都不同。这一次，他的身份不是记者，而是一位为妻子奔走的丈夫。

杨海鹏咋也想不到自己调查了半辈子法治事件，老婆却突然被抓。

如果不出这个意外，杨海鹏还会沉浸在简单生活的愉悦中。

他，44岁，上海人，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做过教师，当过法官，现在是某杂志调查记者；妻子梅晓阳，园林景观设计师，供职于上海园林设计院，上海园林行业唯一的“启明星学者”；女儿7岁，昵称蟹妹。夫妇俩以蟹爸蟹妈自居。蟹爸喜欢下厨，一家人的美味菜谱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蟹爸的微博上。

“现实中的杨海鹏，很温和。”杨海鹏说，网上的那个屡屡上演语言暴力的自己，其实“是演给他们看的”。

他更愿意做回真实的自己。但现在，他说，自己“必须战斗”。

去年7月13日，这分宁静和简单突然被打破。

那天下午下班时分，梅晓阳突然被带到单位纪委办公室接受检察院工作人员谈话。梅自述，“谈话”进行了整整一个晚上，次日清晨，她被带到检察院接受笔录。

杨海鹏第一时间接到电话，直觉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一个在国有企业中担任中层副职的科研技术人员，怎么可能涉嫌受贿呢”？梅晓阳也以为，“只要谈完话就可以回家。”

案情发展完全不同于两人想象。

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起诉意见书这样记叙了梅案：“2009年2月2日，我院收到匿名举报信，反映上海市园林设计院经营计划室副主任梅晓阳涉嫌经济问题。同年2月5日，我院对该线索进行初查。2010年7月14日，梅晓阳来我院自首。”

杨海鹏咋也想不到，自己调查了半辈子法治事件，老婆却突然被抓。现在，家庭生活节奏一下被打乱了。

蟹妹天天晚上喊着要妈妈，蟹爸只好骗她，“妈妈去美国了，执行秘密任务，不能打电话。”

做了那么多年的调查记者，他终于切身感受到那些当事人为什么会那么愤懑、悲怆。 7月14日16：50左右，杨海鹏与律师在上海建国饭店谈话。

徐汇区检察院突然来电，请他前往签收妻子的刑拘通知书。建国饭店与徐汇区检察院紧邻，杨海鹏回答，我离这里就几步路，马上来。不料，对方说：“我们下班了。”

熟谙法律的杨海鹏知道，当天是星期三，如果这时签字，那么本周内，律师便可会见当事人。但如果次日去签字，本周内实际已经无从安排律师会见。他突然冒出个念头，这个案件，可能不仅仅是误会。

次日清晨去签字，接待他的工作人员指点他怎么写怎么填。杨海鹏努力压制着自己的情绪，说，“我知道，我吃这碗饭比你早。”

蟹妈被带走了，蟹爸连续五天五夜没合眼。

7月18日深夜，一帮朋友把杨海鹏喊到茶馆喝茶，几个小时大家谈笑风生。日后朋友才知，杨妻已出事。只有杨海鹏自己明白，有些情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爆发。

朋友们都知道，杨海鹏天生幽默，越是压力激增，段子越是激越。但这个人高马大的中年汉子，终究也有熬不住的时候。

7月19日，星期一。杨海鹏和律师一起来到徐汇区检察院。他终于绷不住了，指着检察院工作人员的鼻子，这个1米8多的大汉暴跳如雷，狂风骤雨般骂了一个多小时，骂完了，“浑身冰冷”。

但律师张震方告诫杨海鹏，这样做，后果很严重，“关系搞僵了，认为你太牛了！”

“闹是没有用的”，杨海鹏提醒自己克制情绪。

其实，如何与公检法打交道，一向是杨海鹏谙熟的职业特长。这些年来，三位法院中院院长，几十名法官因为他的报道落马。他知道，取胜法宝只有一个，那就是事实。“若要胜过司法机关，唯有证据比它更多、更全、更准确。”

这是他熟悉的路径。

而这一次，他绷不住了，就因为他已经成了“局内人”。做了那么多年的调查记者，他终于切身感受到那些当事人为什么会那么愤懑、悲怆。

冷静梳理后，杨海鹏发现，他是有优势的：去检察院签收妻子的刑拘通知单，工作人员指点他时，意外得知杨曾在徐汇区法院工作四年；其后，解放日报社收到司法部门通知，要报社配合做好犯罪嫌疑人梅晓阳家属工作，以免闹访———杨海鹏自1998年就离开解放日报了。杨海鹏得出结论，对方对自己几乎一无所知，这让自己相对身在暗处。

杨海鹏决心展示一下自己的判断力和调查力，这种判断力和调查力，曾得到司法界人士的认可，那个被他拉下马的某市中院院长对此念念不忘。

梳理

脑子里打满了问号，杨海鹏开始调查检方所控梅晓阳几笔“受贿”情况，以便有针对性地应对检方的指控。

他又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操作路径上。

与其他普通维权者不同，这是杨海鹏的专业特长：冷静、客观、全面。律师严义明也说，杨海鹏的一大特点就是胆大心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调查从何处入手？案件表面如此，背后如何？杨海鹏开始梳理这个案件发生前的种种不同，试图发现事件背后暗藏的线索。在他看来，如果这个案子不是简单的误会，那么，背后便一定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杨海鹏知道，梅晓阳所在的上海市园林设计院，MBO(经理人持股)计划历经十年曲折无果，两任主要领导都曾被立案侦查，但亦无果。其间，梅晓阳在2010年4月提出辞职，意欲跳槽前往另一家大型园林设计上市公司，薪水数倍于此，年薪可达百万元以上，且有股票期权等回馈。但因世博会开幕在即，颇多扫尾工作要做，梅的辞职暂时搁浅。

“到了7月份，世博扫尾工作刚刚接近尾声，晓阳就被检方控制。”此前，梅晓阳单位一领导亦被立案调查。杨海鹏大胆怀疑，这里面有着怎样的隐情？

脑子里打满了问号，杨海鹏开始调查检方所控梅晓阳几笔“受贿”情况，以便有针对性地应对检方的指控。他知道，能够帮到妻子的只有事实。即便妻子是清白无辜的，能够为她申冤的，也只有如山铁证。

此时，一位控方证人逢人便说“诬陷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注：梅晓阳)”。

杨海鹏从中看到了机会。

听说此人是在工商局内被拘禁调查，杨海鹏顿时意识到，这很可能是“联动办案”，随即提醒对方，“对方很可能是人也要、钱也要”，落实你的行贿事实后，接着工商局就要来罚款。在这种情况下，应注意录音录像取证。

事后，事情果然就这么发生了。

受杨海鹏指引，律师很快介入取证。取证发现，此人供述的那三万元行贿款，实际应为与梅晓阳合伙做生意的投资款。

杨海鹏知道，通过何种方式拿到的证据才是合法的，知道自身身份的限制是不能自行调查一些东西的，而律师可以办到。

梅案的代理律师之一严义明，是上海律师界的风云人物，曾获“亚洲之星”美誉。他坦言，很多时候，是杨海鹏指引他们调查取证的。

取证

最密集的一天，杨海鹏“一天洗了三回澡”。

妻子被羁押期间，杨海鹏每次与朋友约谈，会习惯性地告诉对方，“去X洗澡去”。约好时间、地点，然后两人谁也不带手机，前往澡堂，全身不戴任何饰物，赤裸相见。

最密集的一天，杨海鹏“一天洗了三回澡”。

其间，杨海鹏家中的座机会莫名其妙盲音，或者接通了没有任何声音。他一下买了8个手机、几十张电话卡。几天用一张，用完就扔。手机也是定期就扔，用完了便随手送人。见一位陌生同行在微博上说丢了手机，他立马留言，给对方发快递。

杨海鹏努力让调查完全处于秘密状态。要想做到这一切，就必须有牺牲有投入。

他亦熟谙反侦查之道，也悄悄为很多人支招，如何保护个人权益。

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越是这样，杨海鹏表现得越是平静。见到检察院的人，他的态度也不那么刚硬。即使最初在检察院暴跳如雷地骂了一个多小时，事后，

他也给当事人发去短信致歉。

就这样，他与律师一道将检方指控梅晓阳的受贿款目，一一调查清晰。针对检方指控的所有受贿证据，他们全部找到了充足的实体证据。严义明律师拿着厚厚一沓证据告诉记者，如果不考虑法外因素的话，这些证据足以证明“梅是有冤情的”。

如同多年来进行的每一次法治领域的黑幕调查，杨海鹏亦自认为此案的一角已被缓缓揭开。他关注到卷入梅晓阳案中的一位朋友，遭遇工商部门和检察院“联动办案”，在工商局被“非法拘押”。虽然工商部门和检方均否认于此，但杨海鹏从网上检索发现，涉案的徐汇区工商局一干部撰写的一篇论文，便是谈“联动办案”效果显著。

严义明律师亦坦言，在过往自己代理的案件中，涉嫌程序违法的“联动办案”多有所见。据此线索，杨海鹏又将调查推向了更广、更深。他希望“从私利出发，向公益迈进”。

“开庭”

杨海鹏庆幸自己不曾被“摁”住，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自己本身就没有想到利用单位的影响力办事，虽然他对单位的力量并不怀疑。

调查已经持续进行了一年多，杨海鹏并不感到疲惫。以往，他为了一篇报道而进行的调查，最长曾达两年多，何况这一次是为了妻子。

但杨海鹏毕竟不是铁打的。时至今年3月，他又绷不住了。

“想死的心都有了”，杨海鹏写下了8000多字的遗书。恰逢李庄案第二季马上开庭，国内一批大律师欲撤，杨海鹏在微博上抛出自己调查所获得的种种信息与线索，累计173条微博。

之前有着3万粉丝的杨海鹏微博，粉丝迅速增长了3万。

领教了微博的厉害，杨海鹏觉得，微博的作用要好好利用。

今年5月18日，梅晓阳被徐汇区检察院移交徐汇区法院起诉，拟于6月2日第一次开庭。

思来想去，杨海鹏觉得自己有必要“悲情出招”。5月24日，梅案第一次开庭日前一周，杨海鹏在微博上一语惊人：“诸位粉丝：鄙人生死存亡悬于一线，敬请海内外诸位粉丝，赐予信箱，鄙人有文件投送。如鄙博关闭三日，即可开而视之，并于网络公开文件。杨某叩谢！”

去年9月，梅晓阳获保释回家。杨海鹏请专业技术人员，对所有证言证词、书证物证等进行了视频音频采集，然后统一分散至海外各朋友处保存。

“哪怕我死了，我仍然在说话。”8月16日深夜，与本报记者面对面坐着，杨海鹏话语绝决。现在，这一条微博下跟有16000多条评论，留有邮箱。他也承认，自己有些过度悲情，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传播技巧。

虽供职媒体，但在为妻子奔走这件事上，杨海鹏极力避嫌。案发初期，有人暗示他不如请单位最高层领导前来上海调停。但杨海鹏知道，如果是这样，那么办案人员会以为，这是北京干预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梅晓阳无罪。

“既然如此，晓阳就不能真正洗清冤屈。”杨海鹏向单位领导表示，这是我的家事，与单位无关。

“有组织便有组织的烦恼”，杨海鹏说，当一个人不得不迎面对抗时，能够独立，便是最大的优势。“很多政府部门的朋友私下对我说，海鹏，要是换了我，我早就被摁住了。”

杨海鹏庆幸自己不曾被“摁住”，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自己本身就没有想到利用单位的影响力办事，虽然他对单位的力量并不怀疑。

微博被他视为最佳战场。哪怕自己的微博被删掉了，同时可能已有万千粉丝看到或转发。杨海鹏很明白，只有不断的新鲜信

息发布，才能让读者有着持续的关注热情；只要有充实的信息发布，就能赢得更多的关注。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网络围观所产生的力量，甚至比传统媒体的力量都强大。

被杨海鹏选择为战场的个人微博平台，不断更新着杨海鹏“做饭、读书、逗女儿”的各色桥段，但最重要的，是陆续被公开的证据信息。关注他的粉丝迎来最大幅度的攀升，迄今已逾12万，几乎涵盖了国内所有知名律师。

同时，杨海鹏的微博上也突然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骂声；时有造访的朋友，劝他如果检方撤诉或者缓刑也可作罢，何必苦苦相逼？

他觉得，这是试探。他一边公开信息，一边恪守证据保存的底线。

“只能公布2/3的证据，最关键的1/3，必须到了法庭上才能公布。”杨海鹏说，一旦这些证据提早为对方完全掌握，还必然会有“组织”或是“长辈”被安排与自己谈判。

职业生涯中，他比这个更谨慎，即便调查获得十分证据，他也只会写出三分。因为他知道，对方一旦反扑，必是来势汹汹。若无七分证据做底，极易被纠缠，甚至可能导致诉讼败诉。

“从业18年，因报道三次被诉，全部胜诉。”此般谨慎让杨海鹏多有自得。他说，曾有同事统计，他供职南方周末的一段时间里，曾先后有18起侵权诉讼官司，唯他胜诉。

信念

“你是杨海鹏吧？看到你脖子上的拔罐才敢确认……好样的，我们都支持你战斗！”

原本6月2日开庭的梅晓阳案，因故推延。后由上海市检察院指派移交闵行区法院审理，原定7月12日开庭，再次因故延期。现在，杨海鹏和妻子也不知道案件究竟会在何时开庭，他们能做的，只有等待。

严义明律师表示，按照法律规定，在提起诉讼后一年内，如不开庭，即视为自动撤诉。但因期间留有一段司法机关向上级汇报请示的弹性时间，这“一年”的期限目前尚不能确知。

杨海鹏认为，此间应该保持必要的强度：不妥协，不放弃。他立志要等到开庭，届时在法庭上公布所有证据，还妻子清白。

同时，他也永远不能忘记，蟹妈被保释回家的那一天，先去桑拿中心洗浴更衣，又去美发中心烫了头发；而他、蟹爸，去商场买了崭新的大皮箱，装满撕掉标签的美国食品。然后，蟹爸蟹妈脸上挂笑，走进家门，向蟹妹宣布：妈妈从美国回来了！

那个“美国”，其实就是徐汇看守所。

蟹妹扑在妈妈的怀里欢呼雀跃，蟹爸一屁股瘫坐在客厅的大沙发上，再也站不起来。

这时的杨海鹏，有一种虚脱的感觉，超越他以往任何一次揭黑调查完结后的疲惫感，“一个社会若是没有了公平与正义，那么，它的抗压能力实在太差。”杨海鹏说。

杨海鹏也几乎是突然意识到，自己此番救妻之举，其意义也并不仅仅是谋求一己私利的合法不受侵犯———“警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们每一个人敲响。”如果法律失去了公平，那么，每个人都会成为它的牺牲品。

8月18日下午，上海市番禺路法华镇路路口。突然有人轻拍杨海鹏的肩膀，“你是杨海鹏吧？看到你脖子上的拔罐才敢确认……好样的，我们都支持你战斗！”

专家点评

记者“入戏”，关键以什么身份说话

□西南科技大学新闻系主任刘海明

每个行当都有各自的禁忌，新闻行业也有不少禁忌。比如说，新闻从业者不能参与报道和自己存在利害关系的事件，以免影响新闻的客观性。这个道理，和法官不能审理有利害关系的案件一样。

微博时代，参与式报道具有了普遍性。每个在微博上传播信息的人，不论其职业是什么，在传播信息时，无疑在扮演着“记者”的角色。而微博上的原创信息，绝大多数都是发帖者参与事件进程时的见闻和感想，这显然属于典型的参与式报道。

资深媒体人士杨海鹏的“杨海鹏在上海”新浪微博受到广泛关注。他妻子的遭遇，让这位记者拿起微博当武器，向有关部门宣战。杨海鹏在微博上频繁爆料和发布言论，这是记者调查还是公民发言，关系到如何评判“杨海鹏现象”的是与非，必须有个清晰的界限。

杨海鹏承认：“昨(8月16日)接受两拨采访，最后一个，谈至凌晨三时。我希望他们不要当我是记者，而是个普通的爆料人、受害人家属。”作为爆料人的他，是以受害者亲属的身份发言。杨海鹏承认：“我的叙述，也可能有自利倾向，与所有人一样，必须用其他采访来印证，甚至否定。”

把自己的“微博战争”和自己的职业截然分开，这是杨海鹏令人钦佩的一个地方。新闻职业的高贵之处在于，揭露丑闻但不制造丑闻。当记者及其家人成为受害人时，运用自己的智慧向侵权者宣战。他使用自媒体，比如微博，既突破了传统媒体新闻报道的枷锁，又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当然，他所做的一切必须言责自负。如果违背事实真相，构成名誉侵权，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记者不是不能“入戏”，关键要把握好度的问题。职务性采访报道的入戏，牢记自己的身份，谨防使自己陷入事件进程，进而失去自我；非职务性活动的“报道”，事先声明自己是以什么身份在活动，微博等自媒体的个人发言文责自负。这样，记者虽然“入戏”，但又和自己供职的媒体撇清了关系，和记者职业撇清了关系。

“杨海鹏现象”，前有来者，后有跟随者，因为法制不健全的社会，替自己维权的群体中，就包括了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