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告别革命是告别暴力 执政者应当欢迎

2011年09月16日 14:59
来源：《中国改革》 作者：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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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告别革命”，说到底是告别暴力，即告别那种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以暴力流血推翻现政权的方式。这种告别，执政者本应当是欢迎的。

本文摘自：《中国改革》2011年第9期，作者：刘芳，原题：《一个启蒙者的期待——专访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再复》

晚宴上，刘再复展现出惊人的记忆力和敏捷的思维。朋友们提到的故友往事，他总能马上忆起相关的故事。

“有一年我在美国，几个学者朋友找到我，说要反对中国加入WTO，说这是加入殖民国家阵营。‘你要站出来讲话啊，现在大家都在砸玻璃，很激动人心啊！’我说我只关注，不参与政治，后来与李泽厚先生谈起这件事，他说他们是‘典型的书生误国’。”

1985年，刘再复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此后提出“文学主体论”与“性格组合论”等观念，强调文学应从“人”出发，把性格看为“不仅是行为方式，也包括心理方式、感情方式的总和”，突破了此前长期的意识窠臼。《性格组合论》还被评为1986年全国十大畅销书之一。

在那个著名的春夏之交以后，刘再复开始了“漂泊者”的第二人生，在美国定居至今。

上世纪90年代，他与同时去国赴美的李泽厚对谈，出版《告别革命》一书，再度引起轩然大波。

进入21世纪以来，刘再复转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回归古典”，以此对抗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

2011年6月底，刘再复来到上海，参加李泽厚的新书《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座谈会，会后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梳理其几十年来从“反叛”到“回归”的思想变迁。

证明“人等于人”

财新《中国改革》：你曾说过，上世纪80年代最根本的文化意义是重新确立个体生命的价值，请问你认为这种价值是如何确立起来的？

刘再复：这种个体生命价值的确立，包括消极方式与积极方式。消极方式带有历史针对性，即从具体的历史场境出发，以极其鲜明的态度批判“文化大革命”对生命价值的践踏。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是重要的，但“文革”动不动就把人界定为“黑帮”“牛鬼蛇神”“黑五类”“黑九类”，个体生命不仅是零，而且是负数。我在上世纪80年代写了那么多文章，说了那么多话，只是想证明“1=1”，即“人等于人”。

积极方式，是指上世纪80年代正面地介绍和建构了一些确立个体生命价值的理念。除了重新阐释马克思反对“异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从哲学、文学、艺术学等多重角度评介存在论思潮，从而使萨特、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加缪等人风行一时。存在论的主题正是探讨个体生命如何成为自己的可能性。

财新《中国改革》：那时你刚刚提出“文学主体性”问题，就被视为等同于胡风“主观论”。请问上世纪80年代的人文环境如何，是否并不像今天很多人回忆的那样自由？

刘再复：上世纪80年代的人文环境比较“宽松”，尤其是1987年“反自由化”之前，但是，提出一些突破性的理念还是很有压力的。例如《红旗》杂志就发表了陈涌、姚雪垠的文章，对我展开批判，把我界定为“反马克思主义”。

财新《中国改革》：你曾说过，上世纪80年代时间太仓促，来不及展开，这怎么理解？跟这种政治压力有关吗？

刘再复：上世纪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确有不少新思想、新理念的产生。但是，新理念要具有说服力和长久的生命力，就需要深厚的学术经典来支撑。在西方的启蒙运动中，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家的理念都形成学术专著，但上世纪80年代仅有的几年时间不足以让思想者坐下来从容地著书立说、建构思想经典。我写《性格组合论》仅有两年多时间，而且这两三年中俗事繁杂，很难沉下心来，我相信多数学人都有时间不够用的苦闷。“五四”时期胡适自省说，他们那一代人是提倡有余，建设不足，恐怕也是感到“太仓促”。我曾认为，“五四”启蒙者缺少建构现代思想经典的意识，现在应补充说，即使有此意识，也未必有可供建构的时间。

财新《中国改革》：你认为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尽了一个思想者的责任”，但这也导致你后半生的漂泊。如果当时能预料到这种情况，还会如此活跃和“反叛”吗？

刘再复：如果没有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一些被视为“异端”的理念，我可能就不会有漂泊的第二人生，这一因果是个事实。但是，对于人生，我只追求丰富，并不求功名与平稳。正因为这样，我才特别喜欢乔伊斯所说的，“漂流是我的美学。”在此心态下，我可以明白地回答：即使当时能意料后半生的轨迹，80年代我还是会如此坦然。我还想补充一句话：思想者把思想自由视为最高价值，漂泊让我赢得思想自由和表述自由，如果在上世纪80年代能预料到可以赢得这一幸运，那么我的思想将更加活跃。

“告别革命”是与非

财新《中国改革》：上世纪90年代你与李泽厚先生在海外谈“告别革命”，引起一片哗然，至今依然未被主流话语接受。请问你认为原因何在？

刘再复：“告别革命”，说到底是告别暴力，即告别那种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以暴力流血推翻现政权的方式。这种告别，执政者本应当是欢迎的。但是，“执政党”如果没有从“革命党”的思维框架里走出来，就会觉得“告别革命”理念否认革命（武装斗争）的合理性。其实，我和李泽厚先生一再声明，我们并不否定以往革命的道德正义性和历史合理性，只是认为暴力革命并非历史的必由之路，革命并非绝对圣物。改良、协商、妥协（不是没有斗争）的方式可能更有益于减少历史前行的代价。固守“革命党”思维框架，自然就不能接受“告别革命”理念。

从某些反对者的角度说，他们认定改良、妥协的办法行不通，需要“重新洗牌”，所以，他们也反对“告别革命”。

对立的双方，在哲学上是一致的，都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双方在思想脉络上也是一致的，都是近代激进主义思潮的继续。不能接受“告别革命”的原因还涉及中国的大、小文化传统以及“除恶务尽”的国民性问题等等。说来话长，留待以后再讲吧。

财新《中国改革》：今天的中国社会状况与你和李泽厚对谈时相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告别革命”的观点在今天是否仍适用？

刘再复：《告别革命》对话与整理的时间是1992年至1994年。香港推出第一版的时间是1995年。到今天，中国已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已相当富强并将更加富强。然而，历史总是悲剧性地前行，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伦理代价，还带来社会变质和两极分化。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阐发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见解，他认为，暴力革命往往不是发生在贫困即经济匮乏时期，而是发生在经济上升、社会繁荣而产生两极分化的时期。更何况，中国人向来能忍受贫穷，但不能忍受“不均”，更容易产生怨愤和不满，在这种历史场合下，“告别革命”或“继续革命”的选择，带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阶级差别、阶级矛盾将永远存在，在矛盾冲突面前，只有阶级调和（改良、妥协）与阶级斗争（即暴力革命）两种基本选择，我们认为，前一种选择比较好，代价比较小。但调和不是投降，不是没有原则，不是没有斗争。其实改良、调和更复杂、更麻烦。

我和李泽厚先生只管“念佛”，不管“行佛”，只能回答你的理念问题，不能回答是否“适用”于当下实际的问题。

财新《中国改革》：请问你对中国未来20年的发展有何预期？

重回古典不是重回“大一统”

财新《中国改革》：如今你倡导回归古典，从“文化反叛”的先锋转变至此，原因何在？具体转变路径如何？

刘再复：你用“文化反叛”这一概念来描述过去的我，并没有错，但是，“文化批判”可能更为贴切。今天我倡导“返回古典”，并非复古，而是对古典加以现代性的提升。也就是说，是从当代中国人生存、温饱、发展的时代需要，去重新开掘与阐释中国古典资源，既有文化发现，也有文化批判。我写《红楼四书》，写《双典批判》，也是对《红楼梦》以及《水浒传》《三国演义》作出现代性阐释。前者是我对“评红”意识形态化的反叛，后者是我对“造反有理”“欲望有罪”两大命题的反叛以及对权术、心术的拒绝与批判。

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与今天的观点，其实都是在张扬个体生命价值观，批判反人性与反尊严，只不过，在当年我的“反叛”与“批判”更为直接，“返回古典”则曲折一些。

必须说明的是，李泽厚先生和我提出“返回古典”，是针对“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走势而发的。我们认为，现代主义不一定非得走向后现代主义，因为后现代主义的致命伤是只有解构，没有建构。而我们要返回的古典，本身是已完成的伟大建构，那里有开掘不尽的资源，可以化为我们今天的生活依据和灵魂活水。

财新《中国改革》：有学者担心，提倡返回古典会导致重返儒家提倡的“大一统”，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传统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请问你怎么看？

刘再复：“古典”是个庞大的系统。我曾说过，中国古典，有两大基本脉络，一脉是以孔孟为代表的重伦理、重教化、重秩序的思想系统；一脉是以老、庄、禅为核心的重自然、重个体、重自由的思想系统。除了这两脉之外，还有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系统。李泽厚先生主张“儒道互补”与“儒法互用”。他更多地讲述返回儒家之脉，我更多地讲述返回庄禅之脉，所以才形成对话。李先生虽然讲回归孔子，但重点不是讲回归儒的“大一统”，而是讲儒的重现世、重人生、重情感这些根本，即与西方那种重天堂、重灵魂、重理念不同的根本。“返回古典”的内涵极为丰富，不可把它狭窄化和简单化为“大一统”。

财新《中国改革》：你与李泽厚先生多次提出21世纪是教育的世纪，要返回“人的原点”。但李先生又抱悲观态度，认为人文教育、人文学科不可避免地沦为科技的殖民地，人难免成为半机器半动物的存在，知识分子只能发发空喊。对此，你持何心态？

刘再复：所谓教育的世纪，是指重新塑造人、重新建构优秀人性的世纪。我们期望，教育学能成为21世纪和22世纪的中心学科，但只是愿望而已，因为个人无能为力。人类的异化现象背后是巨大的市场和巨大的操作体系，学校也在被操作之中，但我们看不清操作者是谁—是科技？是欲望？是竞争压力？我看不清，所以也有点悲观。

从“裁判者”到“观察者”

财新《中国改革》：在国外你获得了充足的读书时间和内心的平静，但也不免与国内的社会文化生态隔离，思考与倡导的内容可能不是当下最迫切或最热门之话题。请问你对此有何看法？

刘再复：出国前与出国后，我的文化角色确实不同，出国后我自觉地选择了“观察者”的角色，只省观、冷观，不介入、不参与，但关注还有，对政治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只要能见证人性与人类的生存环境就可以了，不能要求作家充当社会裁判者和世界改造者。20多年前我也有充当“裁判者”的妄念，以为自己可以充当“大众代言人”和“正义的化身”，很可笑。现在，我有充分的自由时间和充分自由表述的条件，可以处于“面壁”思考状态，非常难得，我自己也非常珍惜，不敢浪费时间。我清醒地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每一个体总是有所能，有所不能。我只能发出一点内心自由而真实的声音，只能把握自己，不可能把握世界，也不可能把握国内的社会文化生态。我不再追逐时髦话题、热门话题，也不关心他人对自己的评语，这也许正是我出国后的一点“长进”。

财新《中国改革》：所以，你现在认为“生命大于学问”，而非“学问大于生命”？

刘再复：“文革”结束后的那几年，我觉得自己的时间被剥夺得太多，必须把时间追回，因此，疯狂地读书、写作。为了做学问，我真是“不要命”了，真的把学问看得大于生命。上世纪80年代初，与朋友讨论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我仍然采取质疑态度，觉得人生总得先确定伟大目的也就是本质，然后，才让生命为此目的而牺牲。

出国之后，我逐步觉得，还是萨特的公式比较真实。也就是说，人首先应当活着，然后才寻找活着的价值和意义。20年来，我追求学问与生命的连结，但整个人生的方向，是走向生命，不是走向概念，或者说，是走向觉悟，不是走向逻辑，觉得生命的觉悟比学问的姿态重要得多。

就以“自由”而言，西方关于自由的论著实在太多，这一论题的学问实在很大，仅哈耶克和以赛亚·柏林的自由论述就够我研究半辈子。但是，后来我才明白，自由不是一个概念，不可停留于哲学的思辨，自由应是一种觉悟，即觉悟到自由就在自己的身内，能否得到自由完全取决于自己。自由是自给的，不是他给的，也不是天赋的。在生命困境中争取自由，这是生命；在概念系统中思辨自由，这是学问，两者权衡一下，我觉得生命更为重要。李泽厚先生讲“吃饭哲学”，是讲人首先应当重肉体、重生存温饱，然后再立灵魂、求发展，与宋儒那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思路正好相反。我认同李先生的“吃饭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