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水能带上飞机吗:层层下落

那些年，我总是看到她，在四季的早上，在清凉或者刺骨的风吹着巴彦浩特沙漠边缘，天光还没放亮，就一个人挥着一把长长的扫帚，嗤嗤啦啦地清扫马路，一片片落叶和大批灰尘被她收拢，装进一边的垃圾桶。她老了，头发花白，腰身佝偻，短粗的身体在绵长冷清的马路上，就像是一块缓慢移动的黑色石头。她是一个孤寡老人，老家在青海。第一个丈夫死后，有人将她介绍给一个早年在单位上班的同乡，这个男人患了肝癌，按照家乡风俗：找个媳妇冲冲喜，就会转危为安，痊愈健康。
    但事情没有预想和传说得那么好，婚后两年，男人还是死了。又把她和两个女儿抛在了尘世。几年后，她认识了一个上海来这里公干的男人。与往常的两个男人不同：这个上海男人有着优雅的谈吐和丰裕的收入，后来还做过所在单位的高层领导。尽管如此，他也没给她的命运带来实质性的转变。男人有自己的家庭，她也有自己的子女。
    她和第二任丈夫所生的二女儿长大之后，一边脸大，一边小，嘴巴也是歪的，个子矮小得似乎一截木桩。到二十多岁，其他女同学们都在单位谈了男朋友，纷纷结婚成家了。她依旧孤身一人，跟着日渐年迈的母亲，蜗居在单位分给的不足50平米的房子里。
    她时常通过同学或者熟悉的人，询问单位未婚男青年的电话，然后关起门来，逐个打去，先是说东说西，但最终都落脚在爱情和婚姻上。有些男青年喜欢用电话与异性聊天；有些不喜欢。她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但她毫不气馁，一个不行，就再找另一个。
    她唯一的优势是：因为年轻，嗓音和普通话标准。不知情的男青年听到她的声音，句句动人，声声悦耳，便和她闲聊起来，时间久了，不知不觉萌生了爱意。但一见面，青年便掩面而逃或委婉拒绝。她再打电话过去，有的不再接听，有的则转给其他人接，谎称自己不在。一年后，关于她的传言在单位风起云涌，都知道有一个长的很丑的女孩子，四处找人聊天，谈恋爱。
    但她依然故我。但遭到了大面积的抵触和拒绝。这一年冬天，关于她的传言忽然销声匿迹，她也从这里消失了。有熟悉的人说，她在青海老家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宾馆任客房部经理。也时常打电话回来，邀请一些熟悉的、没有工作的女孩子去她那里上班。但很多人不信她，更不会有人去。到春节，她回来了，老母亲飘着一头花白的头发，到车站去接。她像许多离别许久回到母亲怀抱的孩子一样，一下车，就扑在母亲怀里。
    因为她或真或假的工作，这次回来，周围人都对她好了起来（功利是俗世人生尊严的唯一依据。）有人在背后说，她是她母亲和上海那个男人生的。理由是，一个患了肝癌的男人，是不可能再有生育能力的（事实并非如此）。她和她的母亲也似乎知道，人们背后这么议论她们。
    没过多少天，单位里一个相貌堂堂的年轻人接受了她。冬天，巴丹吉林沙漠尘沙飞扬，朔风呼啸。几乎每个周末，那个小伙子都在她家里，一家人说说笑笑，包饺子或看电视，看起来很亲密。再后来，有熟悉的人说，她和那个小伙子睡在一起了。有几次被人撞见，两人才仓皇起身。她母亲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难怪，丑小鸭终于遇到了白马王子。作为母亲，也想女儿早日嫁人，了却一块心病。春节过后，她又去了青海，半年之后，突然又回来了。那小伙子亲自到酒泉去接，但回到家里，两个人就闹了起来，争吵得很厉害。男的说她是个骗子。当初，她以自己的父亲是上海某单位的领导，与我们单位领导的交情深厚为“平台”，那个小伙子觉得对自己将来发展有帮助，便与她谈起了恋爱。但事实上，她上海的那位伯伯早就退休了，其间双方领导更替，早已不大熟识了。
    她坚持说她没有骗人，她的好多同学，以及母亲的熟人都还在位，遇到事情也会帮忙的。但男青年再也不信她了，跑回单位，拒绝再与她来往。她一次次打电话过去，男的不接，或者干脆关机。告诉单位值班室，只要是女的就一律说他不在。她生气了，先去了男青年的老家一趟，找到他的父母和妹妹，说自己是他们家的媳妇。
    男青年父母打电话核实，他勃然大怒，斥她为婊子。她哭着又说自己身无分文，困在男青年老家，请求男青年打钱给她，男青年拒绝。她找自己的同学代为传话，男青年仍旧不答应。几天后，她回来了，独自一人跑到男青年单位哭闹不休，弄得整个单位乱糟糟的。有一天深夜，在男青年单位，她忽然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在手臂上划了一道血口。
    单位怕她真的自杀，派人用车把她送回家，交给她母亲。第二天一早，她又打车去了男青年单位，声称她为男青年生了一对双胞胎。单位重视了，领导决定，若情况属实，就力劝男青年承担责任，即使不成婚，也要付出相应的抚养费。我受命与男青年单位一位领导一同前往青海核实。连日赶到后，询问了饭店经理，得到的情况是：她只是该饭店一名员工，并非客房部经理，实际工作是楼层服务员；双胞胎之说，更是子虚乌有。
    对此，我从内心觉得有一些失望。如果她真的生下一对双胞胎的话，至少说了真话，也能获得一些抚养费，精神也会有所寄托。她只是一个极度渴望爱情，但因为长相丑陋而被爱情拒之门外的女孩子。她的那些炫耀甚至有意的欺骗，无非是获取爱情的一种手段。她似乎知道，当相貌的丑陋成为爱情的绊脚石之后，权利和地位就是俘获爱情的有力手段。
    她似乎也清楚，男人最需要什么，尤其是在这个功利主义至上的年代。那位男青年也说：开始她说的神乎其神，自己又是从乡村出来，在外没关系也无依靠，有这样一个人帮助，也省了不少弯路。但没想到，她说的那些都是谎言和欺骗。她见男青年死心不再跟她好，就提了一听汽油，闯到男青年单位，要引火自焚。
    单位看此事难以处理，便劝男青年将花她的八千块钱如数奉还，再拿一万块钱给她，算是补偿。她还是不愿意，希望他回心转意，不管爱不爱，只要和自己结婚就行。男青年说她白日做梦，宁死不从，两方僵持。忽然有一天，有人发现，那个男青年又去了她家，两个人又睡在了一起。几天后，她又要到青海去了，到酒泉，打电话给男青年，男青年当即打车前往，两个人在宾馆住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两个人又狠狠打了一架。她打消了去青海的想法，返回母亲家里，再一次到男青年单位，声称要与他同归于尽。整天拿着一把刀子，在大门外晃来晃去。对着男青年单位大门，高声叫他的名字，大声喊叫说：我就是婊子，但我这个婊子就爱你×××一个。
    她对来看她和劝她的女同学说：他从来没叫过她的名字，无论电话还是床上，都是婊子婊子婊子婊子地叫。这些她都不在意，只要他对她好。对她不好也可以，只要娶她。哪怕婚后他另找人，把她放在家里当摆设当空气都行。听的人落泪了，也叹息；有的人也说，她的长相实在太丑陋了，一个正常的人是绝对不会娶她的。
    我也觉得自己也不会娶她，甚至不想给她多说一句话。但又深深自责：丑陋不是她的错，也不是她母亲和父亲的错，厌弃或者鄙视她都是不人道的，有罪的。忽然有一天，她对同学和朋友说，她要结婚了，那个男青年亲口对她说的。且去了酒泉市区几次，买回一些结婚用品。大家信以为真，但几天后，又没了消息。
    她说出“我要结婚了”这句话的时候，表情是幸福的，像是岩石上开出的一朵花，干裂泥土上的一滴水渍。我倒是想，他们真的结婚就好了，但又觉得，即使结婚，也是他对她的施舍。这样以来，对他也是不公平的。爱情不是威逼利诱，也不是一厢情愿，更不是怜悯施舍。但结果不出意料，他们没有真的结婚。男青年永远离开了单位，具体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
    她还在这里，和母亲在一起。早上，戴着一只遮住面部的白口罩，帮母亲清扫街道。她说她想到自杀，但舍不得母亲。并叹息着强调说：这世界上除了母亲，没有一个人真心爱她，她也没什么好牵挂的。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出来，鼻子发囊。再一会儿，她站起来，擦掉眼泪，笑笑。
    有一些夏天晚上，她一个人坐在假山之上，朝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看，或者看近处的灯火、身边的茅草。谁也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也不知道她心里想了一些什么。几个月后，天气转凉，她便极少出门，跟母亲在家，不知道做些什么，想些什么。
    再后来，她和一个样貌姣好的妇女要好，一起到市场买东西，走着路说着话儿，亲密得像是姐妹。只是，两个人走在一起，丑的更丑，俊的更俊，惹来不少异样的眼光。似乎从这时起，也没再听他说过那位男青年，更没有提到他们的感情。有一次遇到她，我忽然想：她最好的去处应当是附近的农村，找一个实在的男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养一个孩子，也算是一种幸福生活。
    但她并没有这样想，更没有那样做。仍旧孤身一人，与年过七旬的母亲相依为命。又一年夏天，我听说，上海那位老人来过一次，到她家里，看望了她母亲。两个老人，头发花白，一定说了一些什么。但很多人说，她肯定不是上海那个男人和她母亲的孩子。所有的传言，乃至她向许多人标榜和吹嘘过的“伯伯”并不像她所说的那样，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单位许多年轻人看她母亲孤单可怜，时常给她们送些面粉、大米、水果和蔬菜去，说上几句话，表示关心和慰问。其中也有一些单身的男青年，但似乎没有一个对她有任何爱慕的成分。但她总是说，自己和某个单位的男青年关系非同一般，说他喜欢自己的性格，甚至追求她。其他的人听了，都怀疑说：是吗？她眨眨眼睛，说，那还错的了！肯定的语气让人无话可说。
    可又看不到爱情在她身上的实际行动，她再说的时候，他人只能当作耳旁风。我也时常想：她的老家，青海民和县也是不错的，风景虽不算美，但依旧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好地方。她若是回到那里，找一个人，好好过时光，也比在这里单身一人的好。
    再一年的冬天，她又继续四处打电话和男青年聊天，聊得昏天黑地。说的还是从前的话。有些人知道了，就不再接听，有些刚来的男青年，电话聊得很投机，但一见面，转身就杳杳无踪了。这时候，我才知道：她需要的，似乎不是某个人，而是能够像其他的女同学那样，嫁给单位的某一个有职务和稳定收入的男人，也像她们那样，过官太太或者富裕人家的生活。
    每年五一和十一长假期间，结婚的年轻人很多，鞭炮引领婚车，喜字照耀沙漠。身边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结婚了，她看到了，也梦想着自己也会像那些新娘一样，被婚车和鞭炮，恭贺声和《婚礼进行曲》送进婚姻的大门。可就是没有一个人来满足她，帮她实现这个愿望。
    有一次，一个同事说：要是一个男人可以有几个妻子的话，肯定会有人满足她的。对此，我也相信，但能够满足他的，绝对不是说这话的同事和我。其实，她要的并不多，也不过份。她喜欢一种生活。对她而言，似乎只有“嫁给”单位某个人之后，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尽管只有一步之遥，但却有着平步青云的难度。
    在路上，时常遇到她年迈的母亲，提着一篮子蔬菜，或者夹着一个旧了的布包，一个人，孤伶伶走。从不东张西望，从不和其他的老人一起，坐在树荫或者背风的地方聊天。后来我才得知，她的姐姐早年嫁在附近的农村，以耕种田地为生，生养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有几次见到他们母女三个一起去市场买菜，都很沉默，脸上也没有亲人一起的快乐。
    两年过去了，几乎每个早上，她和母亲仍旧在清扫街道，有时候是她，有时候是她母亲。尤其是秋天，风一吹，发黄、黝黑和的败叶哗哗而落，一枚一枚，连续不断。她扫了一层，身后又落了一层，沉重的扫帚抹擦着坚硬的柏油路面，嗤啦啦的声音，在路边的标牌和雕塑上经久跌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