馗龙:幸福不幸福?指数不清楚

    GDP虽然在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中，还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媒体已经敏锐地感觉到，政府也在渐进地进行着一场去GDP化的微革命，努力在戒除对GDP的依赖——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引入幸福指数，对公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进行量化。《人民日报》注意到这个现象，其报道称：幸福指数渐成政府决策重要依据。（9月21日《人民日报》）

    幸福在哪里？幸福是什么？你幸福了吗？对于幸福的理解，每个人可能都会给出一个阐述。幸福很难有一言以蔽之的共识，但“不幸福”却是有共识的。焦虑于自己的食品被添加剂和地沟油围困的人，肯定是不幸福的；发表了一些言论而整天担心被跨省的人，肯定是不幸福的；被高昂的房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为孩子进一所学校而托遍关系耗尽钱财的，担心老无所依而不断拼命赚钱存钱的，肯定也是不幸福的。

    幸福指数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对“幸福”的精准界定，而在于对“不幸福感”的自由表达中。说到底，本质还是公民自由权利的完善和保障。关于幸福感的考量，政府不应该问民众“你幸福了吗”，而应该问“你们有什么感觉不幸福的”。民众如果能有权表达自己的不幸感，并有能力在监督中推动政府重视并解决这些问题，幸福还是一个问题吗？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同理，“不幸感”无法表达，幸福则无意义，是一个忽悠民众、粉饰民主、自欺欺人的伪命题。

    所以，对民众幸福度的调查，应该是问公众对哪些问题不满意，让民众给政府部门挑刺，选出最不满意的部门，给官员投不信任票——而不是像某些地方政府所做的那样，只有两个选项：“满意”和“非常满意”；或者是，每个选项都设定了统一口径或标准答案；更有甚者，在调查前就设定幸福度不能低于多少。这样的幸福度调查，本身就给公众添堵，加剧公众不幸感。

    这涉及幸福指数统计的另一个层面，谁来掌握话语权。幸福感经过精密的设计，可以指数化，但我的幸福我做主，幸福的话语权必须由公众去表达。不能将指数凌驾于公众的感受之上，让公众在经历被统计、被平均、被就业、被失踪、被增长之后，再无奈地被幸福。这是一种可怕的“指数专制”和“统计暴力”：明明感觉不幸，在官方的统计中自己却幸福得像花儿一样。

    前段时间去过一次文化名城扬州，打车时与出租车司机聊天。的士司机是一个城市很有代表性的群体，在不少城市，与司机聊天时，听到的多是对本地的抱怨，抱怨房价太高，抱怨城市太堵，抱怨官商勾结，抱怨政绩工程劳民伤财——可在扬州与好几个司机聊天时，都能感受到他们对自己所生活的这座城市的热爱，热情地介绍景点，感慨这几年城市变化很大，自己也享受到了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也许可以不相信宣传官员的话，但这些大街上载客的的士司机，是能够代表普遍市民的感受的。这座城市多次被各种排行榜评为“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最宜居的城市”。从的士司机的笑脸上，你能感受到，这种幸福指数，确实是由民众主导的，他们没有被幸福。

    “幸福感”如果都是由官方设计，根据自身对幸福的理解一一细化为许多指标，根本不幸福的人却要在精神上被强迫和别人一起“幸福”，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数字强迫。

    GDP虽然在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中，还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媒体已经敏锐地感觉到，政府也在渐进地进行着一场去GDP化的微革命，努力在戒除对GDP的依赖——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引入幸福指数，对公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进行量化。《人民日报》注意到这个现象，其报道称：幸福指数渐成政府决策重要依据。（9月21日《人民日报》）

    幸福在哪里？幸福是什么？你幸福了吗？对于幸福的理解，每个人可能都会给出一个阐述。幸福很难有一言以蔽之的共识，但“不幸福”却是有共识的。焦虑于自己的食品被添加剂和地沟油围困的人，肯定是不幸福的；发表了一些言论而整天担心被跨省的人，肯定是不幸福的；被高昂的房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为孩子进一所学校而托遍关系耗尽钱财的，担心老无所依而不断拼命赚钱存钱的，肯定也是不幸福的。

    幸福指数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对“幸福”的精准界定，而在于对“不幸福感”的自由表达中。说到底，本质还是公民自由权利的完善和保障。关于幸福感的考量，政府不应该问民众“你幸福了吗”，而应该问“你们有什么感觉不幸福的”。民众如果能有权表达自己的不幸感，并有能力在监督中推动政府重视并解决这些问题，幸福还是一个问题吗？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同理，“不幸感”无法表达，幸福则无意义，是一个忽悠民众、粉饰民主、自欺欺人的伪命题。

    所以，对民众幸福度的调查，应该是问公众对哪些问题不满意，让民众给政府部门挑刺，选出最不满意的部门，给官员投不信任票——而不是像某些地方政府所做的那样，只有两个选项：“满意”和“非常满意”；或者是，每个选项都设定了统一口径或标准答案；更有甚者，在调查前就设定幸福度不能低于多少。这样的幸福度调查，本身就给公众添堵，加剧公众不幸感。

    这涉及幸福指数统计的另一个层面，谁来掌握话语权。幸福感经过精密的设计，可以指数化，但我的幸福我做主，幸福的话语权必须由公众去表达。不能将指数凌驾于公众的感受之上，让公众在经历被统计、被平均、被就业、被失踪、被增长之后，再无奈地被幸福。这是一种可怕的“指数专制”和“统计暴力”：明明感觉不幸，在官方的统计中自己却幸福得像花儿一样。

    前段时间去过一次文化名城扬州，打车时与出租车司机聊天。的士司机是一个城市很有代表性的群体，在不少城市，与司机聊天时，听到的多是对本地的抱怨，抱怨房价太高，抱怨城市太堵，抱怨官商勾结，抱怨政绩工程劳民伤财——可在扬州与好几个司机聊天时，都能感受到他们对自己所生活的这座城市的热爱，热情地介绍景点，感慨这几年城市变化很大，自己也享受到了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也许可以不相信宣传官员的话，但这些大街上载客的的士司机，是能够代表普遍市民的感受的。这座城市多次被各种排行榜评为“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最宜居的城市”。从的士司机的笑脸上，你能感受到，这种幸福指数，确实是由民众主导的，他们没有被幸福。

    “幸福感”如果都是由官方设计，根据自身对幸福的理解一一细化为许多指标，根本不幸福的人却要在精神上被强迫和别人一起“幸福”，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数字强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