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电视节2016在哪看:骆家辉,太不给中国官员面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08:25:08
9月14日,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开幕。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在当日调侃美驻华大使骆家辉,问其“坐经济舱来参会是否有意在提醒美国欠中国钱”?骆家辉回应称在美国,官员乘坐经济舱出行是一般规则。 

    没出意外,这个小插曲成了网络上关于达沃斯论坛的最热话题。有人说骆家辉在作秀,其实骆家辉坐什么并不重要,我们的官员坐头等舱也可以心安理得——问题是,一切都得摆得上台面,经得起推敲,受得住监管,拿得出理由。果真如是,人家做秀,咱就不至于心有戚戚焉。

 

    

 

    骆家辉何以只能坐“经济舱”

 

    

 

    屡有惊人之语的芮成钢,没人可以读懂

 

    制度因素

 

    当国内相应级别的官员早已成为商务舱的座上嘉宾,甚至还有“让领导先飞”的特权时,坐经济舱的骆家辉显然不仅仅是一种低调,而更关系到政府的身份意识。

 

    靠税收供养的政府,天生就应该是个廉价政府,也就是一个成本很低的、不浪费纳税人金钱的政府。廉价政府,当然首先要有起码的成本意识。廉价政府为了实现公共事务成本最小化的目标,绝不会去考虑官员的享受,而必定会选择最经济廉价的舱位,经济舱成为官员出行的一般规则,也就并不意外了。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公务车的配置,甚至是政府办公楼的建设与装修等所有环节中。

 

    官员出行坐什么档次的飞机,什么等级的舱位,与其说是展示了国家财政的经济实力,毋宁说更多是政府的身份意识的体现。政府究竟是昂贵还是廉价,官员究竟是不是把自己当仆人,从官员出行的舱位,就不难看出。当然,廉价政府从来都不能靠政府自己的主观意愿来实现,而必须通过完善的外部监督与约束机制来构建。

 

    价值观因素

 

    除了制度因素外,骆家辉坐经济舱其实并不牛,牛的是他所执守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尤其在官本位思想还很重的中国。但是,制度制约是有条件先行的,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并未看到相关的制度。

 

    中美之间文明的冲突固然存在,但不应否认的是,总有一些价值观是可以取得共识的。2007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就曾表示,“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放在骆家辉坐经济舱这件事情上,其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观即在于行政之精神,以及权力对权利的敬畏,而它同样是民主法制之一部分。

 

    “经济舱”是一堂很好的行政伦理教育课

 

    

 

    骆家辉接受媒体的采访

 

    骆家辉反照出中国官员行政伦理失范的现实

 

    就个体理性来说,骆家辉并非仅仅只有坐经济舱的打算。谁不想享受呢?但是,在规则制约和官员伦理的自我约束下,他只能选择经济舱。如果你知道了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为了出席英国女皇的晚宴,自费赶制一套晚礼服;美国某官员卸任后被发现一支“收藏”的钢笔没有上报税收遭遇起诉,前州长施瓦辛格要旅游也必须自费时,恐怕就会明白,骆家辉坐经济舱或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

 

    相比之下,我们的官员在公款花费上从不心疼,甚至可以享受特殊礼遇并心安理得,还有的官员如果没有享受到额外的特权,就可能大闹“机场”等场所,如此种种,既是一种对比,也让我们看到了差距,感到脸红。

 

    行政伦理一失范,再好的规则也难落实

 

    所谓行政伦理失范就是行政人员在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置行政伦理的规范与原则不顾,把公共权力用来满足私利的情况或现实,从而导致公共利益受损。从本质上说,行政伦理失范是行政权力的异化。

 

    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的观点,认为行政人员就要追求个人利益(效用)最大化。我国学者钱弘道也指出,“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者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变化”,他们都会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追求最大化效用或利益。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政府官员既是具有理性和私利的经济人,又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当公私角色发生冲突、需要做出选择时,如果其行政伦理较差,抵挡不住各式各样的诱惑,其行为就会失控。作为官员,他们在政治市场上追求自己最大的效用,即权力、地位、待遇、名誉等,而把公共利益放在次要地位。由此就出现了大肆挥霍公帑和耍特权的官员,而骆家辉坐经济舱既是规则约束的结果,也是官员伦理的理性显现。

 

    离开了行政伦理和良心的支持,再好的规则也难以落到实处。

 

    让官员坐“经济舱”,中国才更有希望

 

    

 

    骆家辉在达沃斯会议现场

 

    中国的官员太缺少约束了

 

    国度不同,历史背景、政治文化、政治体制肯定存有较大的差异,但为政之道却是可以借鉴的。而对于近来美国官员的一些“吝啬”之举,有人质疑是“作秀”,甚至认为是刻意推销美国的价值观。对此,复旦大学教授冯玮直言不讳地指出:“第一,价值观的‘价值’在于是否‘国际’,而不是‘国籍’;第二,骆家辉‘背包喝咖啡,坐旅行车,坐经济舱’若为了‘作秀’,那么这种‘作秀’值得借鉴。”

 

    这是一种什么规则呢?一是廉洁简朴、不铺张浪费、不讲排场,是美国的一种官场文化,并形成一种惯性习惯,体现在工作和生活的细节之中。无论是奥巴马邀请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到街头小店吃一顿大约10美元左右的汉堡;还是副总统拜登访华时,到街头小店吃79元的套餐,骆家辉来华“背包上任”……虽然事件不同,但秉承的观念却是一脉相承的。

 

    二是严格的财政花费监管制度,让美国官员必须遵守规则,不敢铺张浪费。在此,有一则旧闻:曾经有中国的地方官员与美国市长见面,大包大揽地邀请对方来华访问,提供所有的路费与食宿费用,令美国市长大为吃惊。要知道,美国市长在这种事情上是必须首先向议会提出议案的,因为市政经费来自于纳税人。如果美国市长顺口邀请中国官员访问的话,前提都是经费由访问者自己掏腰包。很显然,美国官员要想大吃大喝、出行讲排场,不但报销是个难题,恐怕还会遭遇公民质疑、起诉,甚至丢官。在这种游戏规则下,骆家辉自然不敢越雷池一步。

 

    中国的芮成钢们也需要自省

 

    相信没有人能否认“大国崛起”这个话题的热度。然而,与经济实力的增长相比,软实力的发展却一直让国人尴尬,至今没人得诺贝尔文学奖不说,单是国民心态就让人担忧。

 

    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人不难感觉到,中国在“追赶西方”的进程中充斥着怨恨。从现象学生存论上讲,“怨恨”的本质是“我本来应该像你那样风光,却不能够如你那样得意,于是形成一种生存性的紧张情态”。为了消除这种生存性价值比较的紧张情态,怨恨者可能贬低被比较者的价值,或者提出一种不同于被比较者的价值观。对于一般人,这种国家怨恨会被个体经历掩埋;但对于以民族国家主义进行营销或者习惯了站在民族国家主义立场想问题的人,这种国家怨恨就会与个人“成败”产生心理同构,埋下心理隐患。

 

    芮成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这次提问,表现出一种“向外的自大”。芮成钢对其“央视主持人”的身份缺乏省思,老喜欢代表国人说话,当他将国家怨恨内化成自身价值后,在达沃斯这种国际论坛上自然就希望以犀利的逼问让代表西方的美国难堪,为国家长脸。可骆家辉的回答自然地将“钱的对比”转换成了“规则对比”,相信芮成钢听后一定为自己愚蠢的丢脸后悔不已。

 

    大国小民的标签,看来我们还要贴很久。

 

    一个经济论坛,最大的热点不是经济,而是关于“经济舱”,中国也真够悲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