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子龙广场舞草原梦:毛泽东选集第六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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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评论说，目前的国际形势，仅仅是没有打世界大战，局部战争从来没有停过，国际范围内的斗争，各方面的斗争，比过去都更加尖锐了。　　

　 　

　　４、世界大战打不打，不决定于我们。第262，263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前提是，国家政权掌握在劳动者手中，他们在以共产党为首的工人阶级领导下，为了全民的利益，利用这一政权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前提是，国家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利用这一政权来维持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　　

　 　

　　毛主席评论说，世界大战打不打，不决定于我们。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不是麦克米伦的参谋长，我们说了不算数。世界大战还是有两种可能性。即使签订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帝国主义要打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至于打起仗来用不用原子弹、氢弹，那是另一个问题。曾经有了化学武器，但是打仗的时候没有用。经过极大的努力，签订打仗时不打原子弹、核武器的协定，打起仗来大家都还用常规武器，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即使两个阵营不打仗，也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不打仗。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现在就在打。　　

　 　

　　５、社会主义国家还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第265，266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社会主义的进攻引起剥削阶级的拼命反抗，他们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支持下，进行怠工、破坏和恐怖活动。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同这些困难进行了奋不顾身的斗争，作了必要的牺牲，终于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毛主席评论说，教科书的增订本，在此之后，加了一段，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再受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了。这个说法有使人睡觉的危险。当然，现在的情况，比起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苏联的西方，有了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的东方，有了我们和朝鲜、蒙古、越南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导弹可以打几千公里、万把公里。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周围，布满了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些基地的箭头，都是朝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能够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在导弹的包围之中吗？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吗？　　

　 　

　　６、战争是阶级冲突的一种形式。第262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所需的条件地观点时说，最近，一九五九年，欧洲十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中说，现在出现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别出来。战争是阶级冲突的一种形式。有阶级就一定有阶级冲突。一般冲突方法解决不了的时候，就必然要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不消灭阶级，怎么能消灭战争？　　

　 　

　　７、军区可以把管民兵的这个重要任务担当起来。第274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发展和巩固，国家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对剥削阶级的镇压这个职能消失了。保卫国家不受侵略者的的职能保存下来，国家组织经济文化教育活动的职能日益加强。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现在有些军区，觉得没有事做，可是他们又不想把管民兵的这个重要任务担当起来。　　

　 　

　　（四）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自发的，生产的增长受到群众有限的购买力的限制，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和失业者的增加。国家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利用这一政权来维持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　　

　 　

　　毛主席评论说，当然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我们赞成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并且争取两个阵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　　

　 　

　　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第263，264页　　

　 　

　　教科书第三十三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预算、信用和货币流通），不是说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进程中不会发生国民经济的个别比例失调现象。为了防止和消除国民经济中的个别比例失调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必要的后备。　　

　 　

　　毛主席评论说，现在，美国和全世界有一种趋势，即很重视对中国的研究，很注意中国的问题。这是有原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十月革命成功了，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一些半殖民地的国家，都很注意对苏联的研究。原因之一是苏联作为欧洲的一个主要国家取得革命胜利的，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革命胜利了，又进行了多年的建设，而中国是亚洲的一个主要国家，也一定会引起人家的注意。欧洲和亚洲是世界上的两个大洲，这两大洲有两个主要国家革命成功了，这件事情引起了整个世界局势的变化。第683，684页　　

　　

　 　

　　（五）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1、两个经济体系之间有激烈的广泛的斗争。783，784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六章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两个世界体系的和平经济竞赛，并不排除两个体系的国家之间发生经济联系，反而要求建立和发展这种联系。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根据平等、互利和严守自己承担的义务的原则，尽力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发展事务联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经济合作的发展，不但不妨碍这些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而且会为加强这种往来创造有利的前提和条件。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了两个世界市场的论点。教科书在这里强调两个世界体系的和平经济竞赛，强调在两个世界体系间“建立和发展”经济联系。这是把实际上存在的两个世界市场变成了在统一的世界市场中的两个经济体系，这是从斯大林的观点的后退。　　

　 　

　　在两个经济体系之间，其实不只是竞赛，而且有激烈的、广泛的斗争。教科书避开了这种斗争。　　

　 　

　　2、在国与国的关系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第755，756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六章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的分工以每个国家的可能性为依据，并导向共同的繁荣。社会主义的分工可以使各个国家取长补短，集中人力财力发展本国有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有生产经验和干部的部门，这样就可以在工业中达到合理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在粮食和原料生产上达到最适当的分工。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里面的提法不好。我们甚至对各省都不这样提。我们对各省的提法一向是：凡是自己能够生产的，就自己尽可能地发展，只要不妨碍全局。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　　

　 　

　　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那时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　　

　 　

　　现在，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全国各省又是统一的，又是独立的。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如此。从政治上来说，各省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控制，独立地解决本省的问题；而中央的重大决议，又都是中央同各省商量，共同作出的。例如，庐山会议的决议，就是如此。它既合乎全国的需要，也合乎各省的需要。能说只有中央需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地方就不需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吗？从经济上来说，中央要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不要限制、束缚地方积极性。我们是提倡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各省尽可能都搞一整套。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只要能就地取材，就地推销，凡能办的事情，都尽可能地去办。不能办的事情，当然不要勉强去办。这里要注意，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地方应当服从中央的调度安排。以前曾经担心，各省都发展了各种工业，像上海这样的城市的工业品会没有人要。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我们的各种工业品并不是多了，而是还很不够。上海最近提出了向高大精尖发展的方针，他们还是大有事情可做的。　　

　 　

　　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他们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他们不懂得，这样“管”起来，对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有利。　　

　 　

　　3、小的国家和省份也很难什么都搞。第765页　　

　 　

　　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必须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国际分工。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都是中小国家，每一个国家发展所有的工业部门，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也是力不胜任的。　　

　 　

　　毛主席评论说，就某些产品来说，有些国家有这里所说的“力不胜任”的问题。蒙古人口不到一百万，各种东西都搞也有困难。我们国内有些人口少的省，例如青海、宁夏，现在也很难什么都搞。　　

　 　

　　4、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第757页　　

　 　

　　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说，资本主义阵营各国弱肉强食，发达国家以保持不发达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落后状态为目的；而社会主义阵营实行国际分工，各人民民主国家便易于消灭从资本主义继承下来的经济落后状态和经济发展的片面性，为工业化创造有利条件，更迅速地发展经济和增进人民的福利。　　

　 　

　　毛主席评论说，在这行后面，新的增订本加了三段话，其中有句话说：“使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总的水平逐渐拉平”。据说，目的是想使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大体上相同的时间之内，一起进入共产主义。这个理论、这种提法，都不对。各国人口不等，资源不同，历史条件不一样，革命有先进和后进的区别，怎样拉得平呢？一对夫妻生了十个儿子，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大，有的小；有的聪明些，有的愚蠢些，怎么能够拉平？“拉平”实际上是布哈林的均衡论。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一国之内的各省，一省之内的各县，都不平衡。拿广东的卫生工作来说，佛山市和岐乐社搞得好，因此佛山和广州不平衡，岐乐社和韶关不平衡。他们反对不平衡，幻想平衡，是错误的。　　

　 　

　　5、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完全平等没有做到。第753页　　

　 　

　　教科书（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在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也不可能有经济扩张、不等价交换”。毛主席评论说，事实上有。教科书又说：“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多方面的合作，以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互助为基础”。　　

　 　

　　毛主席评论说，事实上也是没有做到。　　

　 　

　　6、事实上有政治性的贸易。第769页　　

　 　

　　教科书（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没有一个参与国强迫对方接受他所不要的商品”，“不会有任何的歧视和不等价交换”。　　

　 　

　　毛主席评论说，不是那么一回事。事实上有卖肉带骨头的贸易，这是一种政治性的贸易。　　

　 　

　　7、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好。第775页　　

　 　

　　教科书（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说，贷款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在资本主义世界，信贷关系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垄断组织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掠夺的最有效工具之一。在社会主义阵营，债权国不因给予贷款而有任何特权。贷款的条件十分优惠。　　

　 　

　　毛主席评论说，贷款这件事，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刚上台时，他们做的和这里写的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好，我们要懂得这个原则。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只要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就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同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妥协总是暂时的。社会制度变了，这个国家走的方向就要随着改变。　　

　 　

　　8、印度的革命总是要成功的。第785页　　

　 　

　　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说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给予不发达国家的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性或经济性的条件。根据1955年2月2日苏印协定，苏联帮助印度建设年产100多万吨钢的比莱冶金工厂，便是与不发达国家建立的这种新型经济关系的明显例子。　　

　 　

　　毛主席评论说，在相当长期内，印度大资产阶级可以剥削工人，但是这个工厂建成以后可以增加好几万工人，这样一个几万人的重工业企业，可以成为印度无产阶级积累力量的一个重要基地。从长远看，印度的革命总是要成功的，这个钢厂、这类企业，将来总是人民的财产。　　

　 　

　　现在尼赫鲁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资本主义的实际，这对印度工人有欺骗作用。甘地主义的影响，也对印度工人有麻痹作用。印度还没有像蒋介石那样的屠杀人民的反面教员。这些都是印度无产阶级的不利条件。 　　

　 　

　 　

　 　

　 　

　 　

　 　

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修改和信件　　

　 　

　　（1958年11月10日、12日）　　

　 　

　　一　　

　 　

　　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此件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后，发至各级党委党组织认真实行。在实行前，要加以充分讨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　　

　 　

　　会议讨论了：（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二）公社问题；（三）城市公社问题；（四）要抓农业；（五）工作方法；（六）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一）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　　

　 　

　　经过讨论，归纳为下列五点：　　

　 　

　　１、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东西，我们叫作社会主义。在这个阶段内，全党全民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中表现，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我们有了一个不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这就是国营工业，大森林地，河道，领海，国营水库、水湖、水塘，国营农场、林场、牧场以及其他各项国营事业。这还只是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而非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２、现在存在的以人民公社形式出现的社会主义大集体所有制，也就系小全民所有制，要逐步地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这一部分包括几亿人口，主要是农民，还有手工业工人。他是〈们〉原先是个体的中小生产者，经过几个步骤，在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的六年时间，发展到了现在人民公社阶段。集体性逐步提高了。有可能开始向全民性发展，例如现在出现的县办工业，就带有向全民所有制发展的因素。但尚非全民所有制，可以称为县民所有制，即所谓小全民所有制。在全县范围内能够由县调配的劳动和产品，都属于这种制度。　　

　 　

　　３、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的含义，是（一）社会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二）因此社会产品（不但是生产资料的产品，而且是生活资料的产品）也为全民所有。在过渡时期的目前阶段，除国营企业和其他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已成为全民所有以外，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池、种子、肥料、牲畜、农具、农业机器、工业厂矿）和产品，应当逐步地增加全民所有的成分，即逐步增加生产资料的全民性部分和逐步增加产品能由国家调拨的部分，根据国家计划生产，根据国家计划调拨。　　

　 　

　　４、要能实现调拨和逐步增加调拨的比例，就必须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根据国家计划和公社需要，增加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因此，必须不断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不断提高这两个部类的生产水平。　　

　 　

　　５、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即机械化和电气化）。　　

　 　

　　（二）　　

　 　

　　公社问题，其中有公社的性质问题，体制问题，分配问题，全民、集体、个人的关系问题，作息时间问题，食品问题，取暖问题。　　

　 　

　　１、关于公社的性质问题：　　

　 　

　　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公社在现阶段同时又是基层政权的组织。　　

　 　

　　公社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产物。　　

　 　

　　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这两个过渡是：一个，由社会主义的目前阶段到完成阶段的过渡　　即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另一个，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　　

　 　

　　公社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　　

　 　

　　２、关于公社的体制问题：　　

　 　

　　现在有三种形式：一是一县一社，二是一县数社县有联社，三是一县数社县无联社。大家认为，县有联社的组织形式较好，一县一个社可以继续试行，一县数社无联社形式是不好的。　　

　 　

　　公社内部各级都应当有一定的权力和机动，以便发挥各级的积极性。　　

　 　

　　各地公社要一律冠以地名。　　

　 　

　　在劳动调配中，第一、必须实行和巩固生产责任制。第二、必须使生产各部门（农业部门、工业部门、运输部门）的劳动分配要合理，劳动组织要适当。　　

　 　

　　县级工会组织取消。县妇联的组织目前暂不改变。　　

　 　

　　３、关于分配问题：　　

　 　

　　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一九六零年，或者略长一点的时间内，农村人民公社实现每年每人能够分配到１５０到２００元。并且逐步提高国家对产品的调拨比例。争取在十年内（一九六七年以内）达到公社的纯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归个人，三分之一左右归公社积累，三分之一左右归国家调拨。　　

　 　

　　４、关于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　　

　 　

　　应当实行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　　

　 　

　　５、关于作息时间问题：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实现六小时工作，四小时学习，八小时睡觉，六小时吃饭和娱乐。　　

　 　

　　在苦战三年期间，在农村中实行十二小时工作和学习（一般的时候十小时工作，两小时学习。农忙的时候，十二小时工作），四小时吃饭和休息，八小时睡觉。　　

　 　

　　在城市中，一般地应当根据实际条件，尽可能维持八小时工作制，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加班加点。　　

　 　

　　６、一定要注意食品中含热量和营养分两个部分对于每一个人的起码必需数量。为此，要同营养学家商量，作出适当规定，不可疏忽大意。　　

　 　

　　７、立即作好过冬的准备。凡冬季在野外工作的必须有相当的宿舍。北方必须迅速解决冬季取暖问题。　　

　 　

　　（三）城市公社问题　　

　 　

　　１、采取积极态度，在城市中试行人民公社。　　

　 　

　　２、要分步骤地搞，各地进度可以有快有慢。大城市应当放慢。　　

　 　

　　３、城市公社必须要有生产基础。没有生产基础，是困难搞好的，即使组织起来，也办不了大事。　　

　 　

　　４、城市中在一个时期内，应实行工资为主供给为辅的制度，个人机动多一些。目前不宜过多地牵动城市人民现有的生活习惯和方法。　　

　 　

　　５、国营企业和大学校的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所有制，人员的调配）和管理权限不能改变，人员可以加入当地的公社，可以从厂长基金、超额提成、工会费用中拨出一定数目的经费，交纳公社。　　

　 　

　　６、地方国营的中小企业，可以下放一些给公社经营，保证上缴利润，原来这些企业的上缴利润由公社包缴。城市公社问题比较复杂，委托柯庆施[2]同志写一文件，提交武汉会议讨论。　　

　 　

　　（四）　　

　 　

　　在注意抓工业的同时，必须注意抓农业。一九五九年农业的关键是夏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九五九年一、二、三月四个月内，必须负起责任，用一个必要的时间抓农业，保证一九五九年夏季和全年的农业继续获得伟大的胜利。争取工业、农业、思想三胜利，山西省同志的这个口号很好，应当在全国推广。　　

　 　

　　（五）工作方法　　

　 　

　　１、在人民公社中，由于群众生活的集体化程度更高了，干部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的影响更大了，必须特别注意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去处理有关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必须严格禁止和纠正假借组织军事化的口号而打骂捆绑群众和任意处罚群众的现象，严格禁止和纠正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用所谓“大辩论”、“辩你一下”，即整你一下的方法来压服群众的现象。　　

　 　

　　２、对于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一定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谎报成绩，隐瞒缺点。无论工业、农业、文教、卫生等哪一方面的数字，也无论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应该是多少就说多少。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现在有一种在成绩方面以少报多，怕说缺点的倾向，这是十分有害的；必须在全体干部中进行一次教育，彻底克服这种不良风气。　　

　 　

　　（六）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１、对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的生活水平，不宜改动。定息不宣布取消，要不要听其自便。愿意参加劳动的欢迎，不愿意劳动的不要勉强。　　

　 　

　　２、干部待遇问题，涉及面很大，要慎重处理。在改为供给制时，原则是上面高薪的要降低些，其余的基本维持，有升有降。　　

　 　

　　在农村工作的干部的薪给，既要照顾到农民的生活水平而略有减少，又不宜减得过多。必要时他们的薪给可由国家发给，不由公社开支。　　

　 　

　　３、工人的工资总额不能降低。由于取消计件工资等措施而减少了的部分，应当予以补足，并且略有提高。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二　　

　 　

　　小平[3]同志：　　

　 　

　　想了一下，那个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还是稍等一下（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带到武昌会议[4]上再谈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见提出来，须作若干修改，也说不定），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出，较为妥当。这并不妨碍各省同志按照他们带去的草案立即在干部中传达、讨论和实行。是否如此，请你同北京同志们商量酌定。既然如此，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因此不要发公报。　　

　 　

　　毛　泽　东　　

　 　

　　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七时
根据手稿刊印。　　

　 　

　　三　　

　 　

　　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和各协作区负责同志：　　

　 　

　　到郑州开会的同志们从郑州走后，我又想了一下。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宜于在武昌会议上征求更多同志的意见，然后发表，较为适宜。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可能未到郑州的同志有些好的意见，也说不定。为此改变原定计划，中央政治局暂不批准，交给武昌会议再议一次。对这件事你们怎么处理呢？你们可以在这几天内，征求省地两级及个别县级负责同志们的意见，由你们将这些意见带到武昌，加以研究。这样做，时间耽搁也不甚多，不过十几天，并不妨碍大事。决议中有些要立即施行的，你们可以立即施行，仍如郑州会议时所约，并不变更。以上如以为可，即请照办。已另报告中央。　　

　 　

　　毛泽东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１２日于郑州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笔录件刊印。　　

　 　

　　注释　　

　 　

　　〔１〕　这个文件原来的标题是《郑州会议纪要》，毛泽东把它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是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上重新起草的。参见本册第５６８---５７７页。　　

　 　

　　〔２〕　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　　

　 　

　　〔３〕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４〕　指即将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举行。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　　

　 　

　　（1958年12月1日）　　

　 　

　　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而已。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看来还有一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十二年科学发展纲要”，这些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宇宙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总是当作过程出现、而任何一个过程无不包括两重性，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的。一方面，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艰苦奋斗，不苦战，就不能胜利。怕与不怕，是一个对立统一法则。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难，五痨七伤，发烧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类，不可胜数。阶级斗争，向自然界的斗争，所遇到的困难，更不可胜数。但是，大多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革命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使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同志们，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2]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在武昌　　

　 　

　　根据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已编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　　

　 　

　　注　释　　

　 　

　　〔１〕　这是毛泽东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写的一篇文章。　　

　 　

　　〔２〕　在这句之后，原文还有“观潮派，算帐派，属于这一类”。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编辑的干部学习材料《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中收录的这段话时，删掉了这十一个字。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　　

　 　

　　(1959年2月14日)　　

　 　

　　马特:我有些理论问题不清楚，想在这里提一提。主　席　先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理论家，不知有无时间解答?　　

　 　

　　毛泽东:你这个说法不对。　　

　 　

　　马:理论著作我看过很多。我认为只有列宁和您的著作最好。　　

　 　

　　毛:忙于工作，没有充分的时间研究理论问题。　　

　 　

　　马:我认为，所谓马列主义是指马克思和列宁两人的著作。其中属于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是普遍的真理，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具体实用的而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考察的学说。就此而言，马列主义中属于后一部分的学说是否需要不断改变?　　

　 　

　　毛:你这个讲法不合适，马列主义至今未变。唯物主义并不等于马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有唯物主义，资产阶级曾经发挥了唯物主义，例如法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发现的，例如德国过去有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是改造了这两种东西。他把唯物主义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为什么会有发展呢?因为有矛盾存在。他把辩证法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辩证法，这与德国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例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　　

　 　

　　马:这正是我要提的问题。　　

　 　

　　毛:列宁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马:列宁改变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说，说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　　

　 　

　　毛: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几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时发生，现在改变了这个结论。例如，俄国经济比西欧落后，却首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就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是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　　

　 　

　　马:这本来是没有预料到的，即使是列宁，也是事后才看出来的。　　

　 　

　　毛: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经发现。　　

　 　

　　马:但是在二月革命之后。　　

　 　

　　毛:列宁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后期，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看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爆发革命，在东方国家中也有这种可能。　　

　 　

　　马:列宁是在以后才看出的。　　

　 　

　　毛: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2]当然，他没有预料到在什么国家首先取得胜利。　　

　 　

　　马:列宁说专政只能由一个政党执行，而主　席　先生说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由几个政党联合执行，这是不是离开了马列主义?　　

　 　

　　毛:不能说离开了马列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是以共产党为首。中国有两次革命:一九四九年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统治的问题，那时我们没有触动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后一次革命，想必你也知道，就触及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以及个体手工业与个体农业的所有制。对这些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几个步骤。后一次革命经过几年，已基本完成。这两次革命，都是以共产党为领导进行的。　　

　 　

　　马:中国解放的第二天我就知道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解放以后的事，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早已知道了。　　

　 　

　　毛:我们先动买办资本，而对民族资本我们好几年未动。至于个体农民，我们首先分配土地为农民所有，第二步才将他们组织起来，搞合作化。对于民族资本，我们分几个步骤进行改造，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公私合营。国家采取了和平赎买政策，分好几年赎买。现在，原属民族资本的那些企业都是由国家管理。　　

　 　

　　中国过去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占百分之八十，民族资本只占百分之二十。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归国家所有以后，资本的主要部分就已归国家所有了。对民族资本我们采取和缓的政策。　　

　 　

　　马:很同意中国的做法。　　

　 　

　　毛:资本家现在同我们合作。　　

　 　

　　马:还有一个理论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先在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　　

　 　

　　毛:这个道理很简单。东方国家的统治者不能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东方国家人民首要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些国家被西方国家剥削得很贫困。这里讲的东方，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即所谓帝国主义的后方。　　

　 　

　　马:马列主义有关实用的部分，现在有些已不适用了。比如西方国家，社会经济是垄断的，但政治上并不尽然，因为还有自由，这个自由并不影响社会的发展。所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专制这两个东西，是否可以分开来?　　

　 　

　　毛:这首先要对专政作分析，西方国家的所谓自由，实际上是资本家有剥削的自由。　　

　 　

　　马:同意。中国是把人们从经济上解放出来。　　

　 　

　　毛:西方国家的政权不可能由多数人掌握，而只由资本家统治，这就是独裁。　　

　 　

　　马: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为什么不上台呢?　　

　 　

　　毛:因为资本家不允许。　　

　 　

　　马:在智利，共产党上台是有可能的。　　

　 　

　　毛:今天还是投资产阶级的票的人多。　　

　 　

　　马:为什么呢?　　

　 　

　　毛:中国过去也是如此，赞成我们的人开始也很少。经过二十八年，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我们逐渐取得了人民的拥护。　　

　 　

　　马:西方国家已经经历了好几百年了，再过一百年也还会是那样。　　

　 　

　　毛:但是今后的情况是会改变的。　　

　 　

　　马:当然会这样，这就需要一个新的方案。　　

　 　

　　毛: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　　

　 　

　　马西方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问题的解决将要受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影响，但是你们说这将是马列主义的胜利，而不说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胜利。如果你们对马列主义采取这种态度，拉丁美洲人民就会怀疑马列主义。　　

　 　

　　毛: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　　

　 　

　　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的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　　

　 　

　　马:世界观不变，是不是革命理论部分是可以改变的?　　

　 　

　　毛:要看是什么理论。比如革命将首先在一国或几个国家内取胜的理论，是改变了马、恩的结论的。　　

　 　

　　马:如果把今天谈话的内容发表出去，会不会有人认为主　席　先生背叛了马列主义?　　

　 　

　　毛:我不认为中国背叛了马列主义。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这是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的问题。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阿历山德里谈话的节录。　　

　 　

　　[2]见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一九一五年八月）：“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又见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九一六年九月）：“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722页）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1959年2月27日）　　

　 　

　　一九五八年，我们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不论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交通运输业战线上，商业战线上，文化教育卫生战线上，国防战线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如此。特别显著的，是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有了一个伟大的跃进。一九五八年，在全国农村中普遍地建立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了和提高了，并且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得多，并且实现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结合，这就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的农民，尤其是贫农和下中农，对于人民公社表现了热烈的欢迎。广大干部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是非常宝贵的，没有他们的这种积极性，要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的工作中不但有伟大的成绩，也有一些缺点。在一个新的、像人民公社这样的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地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地加深他们的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就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帐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所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人民公社现在正在进行整顿巩固的工作，就是说整社，已经或者正在辩论一九五八年有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无优越性两个问题。各级党委在整社工作中，按照六中全会[2]的方针，采取了首先肯定大跃进的成绩、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然后才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种次序，这种作法是完全恰当的。这样作，可以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干部来说，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的，都是应当加以坚决保护的。　　

　 　

　　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这是说的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即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公社成立了，我们有了公社所有制。如北戴河决议和六中全会决议[3]所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是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　　

　 　

　　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十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我认为，穷社、穷队，不要很久，就可以向富社、富队看齐，大大发展起来。　　

　 　

　　公社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就可以实现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也就可以进而实现全民所有制。时间大约需要两个五年计划，急了不行，欲速则不达。这也就是北戴河决议所说的，将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然后，再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上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　　

　 　

　　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真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克服那种确实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巩固公社制度。这样做了以后，公社一级的权力并不是很小，仍然是相当大的；公社一级领导机关并不是没有事做，仍然有很多事做，并且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做好。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我们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勉强把穷富拉平，任意抽调生产队的财产是不对的，而不是为了要在群众中间去提倡算旧帐。相反，我们认为旧帐一般地不应当算。无论如何，较穷的社，较穷的队和较穷的户，依靠自己的努力，公社的照顾和国家的支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社和国家的帮助为辅，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摆脱目前的比较困难的境地，完全用不着依靠占别人的便宜来解决问题。我们穷人，就是说，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应当有志气，如像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的被人称为“穷棒子社”的王国藩社那样，站立起来，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大家看吧。　　

　 　

　　除了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外，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用于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劳动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业、服务业和行政的人员一般太多。这后面三种人员必须加以缩减。公社人力的分配是一个重大问题。争人力，是目前生产队同社、县和县以上国家机关的重要矛盾之一。必须按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各方面的正当需要，加以统筹，务使各方面的劳动分配达到应有的平衡。公社和县兴办工业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一下子办得太多。各级工业企业都必须节约人力，不允许浪费人力。服务业方面的人员，凡是多了的，必须减下来。行政人员只允许占公社人数的千分之几。文教事业的发展应当注意不要占用过多的劳动力。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等等。　　

　 　

　　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这样，才算真的作到了全国一盘棋。否则所谓一盘棋，实际上只是半盘棋，或者是不完全的一盘棋。一般说来，一九五八年公社的积累多了一点。因此，各地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规定一九五九年公社积累的一个适当限度，并且向群众宣布，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人民公社一定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一定要反对浪费。在粮食工作方面，鉴于最近的经验，今后必须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一定要把公社的粮食收好、管好、用好。社会对于粮食的需要总是会不断增长的，因此，至少在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解决”了。　　

　 　

　　最近各省都有干部下去当社员，这个办法很好。我提议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当社员，少则一个月，多则一个半月。一部分干部可以下厂矿当工人。这个办法在去年已经行之有效，今年要更好地加以推广。总之，一定要不断地巩固我们同广大群众的联系。　　

　 　

　　采取以上所说的方针和办法，我以为，我们目前同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关系一定会很快地改善。广大农民从公社运动和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坚决要求继续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这个事实，不是任何观潮派、算帐派所能推翻的。我们的干部在过去一年中作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伟大的成绩，广大群众是亲眼看到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很明显，这种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有更早地作出具体的指示，以致下级干部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这种情况在人民公社化这样一个复杂的和史无前例的事业中是难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向广大群众公开说明这一点，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克服过去一段时间内工作中的缺点，那么，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广大群众就一定会同我们站在一起。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帐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着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丝毫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们自己。到了这种时候，广大的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经过这样一个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过程，我们同群众的团结将会更加紧密。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亿多农民一定会更加心情舒畅，更加充满干劲。我们一定能够在一九五九年实现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的事业，一定能够在巩固的基础上蒸蒸日上，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释　　

　 　

　　〔１〕　指中共中央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２〕　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３〕　北戴河决议，指中共中央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北戴河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六中全会决议，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　　

　 　

　　（1959年3月3日）　　

　 　

　　中国刚刚开辟了建设的道路。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那样高。我们人口那么多，只有那么一点钢铁。我们在工业化中刚走了第一步。我国人民还很穷，需要继续努力，要有许多年时间才能发展起来。我们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你们要监督我们，看到我们不好的地方要说，看到我们进步得慢也要说。你们要监督我们向前进步。中国人民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也是世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中国的事业是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我们要团结成一体，全世界人民要大团结。你们的事业也是我们共同事业的一部分，你们每有一个胜利，我们就高兴。我们很高兴看到拉丁美洲的斗争在不断发展。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大部分。这三个洲的国家是西方世界的后方。这个后方现在已经不稳固了，它的空气比较稀薄，比较容易冲破帝国主义的统治。当然，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现在还在统治这些地方，好像过去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统治中国一样。为什么说它的空气比较稀薄呢?因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占主要地位。过去俄国就是这样，它的空气也比较稀薄。在这些地区，无产阶级有广大的同盟军，社会民主党[1]的影响不如在西方国家那么厉害，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不那么深。因此，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特别旺盛。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蓬勃地开展起反帝斗争了。非洲人口有两亿多，他们处在反帝斗争的前线。拉丁美洲也是处在反帝斗争的前线。　　

　 　

　　帝国主义已经为这三个洲的国家造就了强大的无产阶级，帝国主义也在这些国家造就了知识分子队伍。帝国主义为了它自己的目的，造就了工人阶级，造就了知识分子，结果将是由它造就出来的人把它自己推翻。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旧社会总是会创造新社会的因素的。　　

　 　

　　你们知道去年的金门事件[2]吗?那个岛只有八万人口，现在已是世界有名。美国的方针是把金门、马祖两个岛交给我们，以此作为交换条件，让它继续占领台湾。这生意不好做。我们要留蒋介石在这两个岛上，要不我们就把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全部拿回来。　　

　 　

　　美国在全世界钉了许多桩子，把它自己的腿也钉在桩子上了。我们面前有台湾、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南越、泰国，美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钉住了它自己的腿。这是西太平洋地区的情况。在美国看来，好像西太平洋不是我们这些居住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人的，而是美国人的，你们讲讲这公道吗?这是你们的邻居干的事。我们西太平洋地区的人民帮了你们一些忙。我们在西太平洋地区牵住了美国不少的力量，分散了它的力量。美国的主要力量还在西欧，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牵住了它的力量，西德、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工人阶级也牵住了它的力量。中东、北非地区也牵住了美国的力量，分散了它的力量。它在地中海有一个舰队，就是第六舰队，比它在西太平洋的舰队更强大。　　

　 　

　　此外，它又不能不顾到拉丁美洲这个后方。这是你们对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帮的忙。古巴革命[3]就发生在美国的旁边，那里有六百多万人口，美国投资有十亿美元。美国眼看着古巴革命，望洋兴叹，一个手指也不敢动它。有些人说，美国厉害得很，有原子弹呀、氢弹呀，但是去年五月尼克松去看你们，你们却对他不客气，赶走他，他也没有办法[4]。人家一个副总统来看你们，你们不好好招待他，还用石头、烂鸡蛋、唾沫招待客人，使他那样难堪，对客人那样不讲礼貌啊!　　

　 　

　　我们对美国不妥协。它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它；它承认我们，我们也不那么高兴。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好不好，我们也考虑过，要他们驱逐了台湾的代表，请我们进，我们才考虑进。我看，我们同美国现在这样的状态，对于我们和你们国家的人民都有利。　　

　 　

　　我们国家没有美国的外交代表，我们很舒服。大概是因为我们破破烂烂，客人不想来。他们要等我们建设好了才来。比如说，美国现在年产一亿多吨钢，大概要等到我们年产两亿吨钢的时候才来。那时，我就要跟各位商量商量中国的外交政策问题。我看，在十年到十五年内，不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外交代表是要更好一些。过了十年十五年，我们的房子打扫得更干净了，可以迎接客人，也可以建造大房子，因为有了更多的钢铁。这个方针，也许你们不赞成。　　

　 　

　　现在美国不怕中国，它主要怕苏联。它知道中国只有几块破铜烂铁，而苏联是强大的国家。西方国家不承认我们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因此，我们也就可以“无法无天”，不受约束。　　

　 　

　　去年，我们学了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5]，杜勒斯当了我们的先生。他的“战争边缘政策”是对着我们的，我们也用“战争边缘政策”对付他们。国民党同我们打了几十年仗，我们还在继续打国民党。国民党没有饭吃，美国给他们吃。美国的军舰距离在我们炮弹射程之内的海岛只有三海里。他们在战争的边缘，我们也在战争的边缘。我们以“战争的边缘”来对付“战争的边缘”，结果他们不敢前进，只到战争的边缘为止。我们不打他们，他们也不敢动，他们看我们，我们看他们，看了两个多月。我们帮了美国民主党的忙，十一月，民主党在选举中胜利了。我们的帮忙是无代价的，是义务劳动。帮了民主党，整了杜勒斯。　　

　 　

　　我算了一笔账，从去年五月起有六件事情整了美国，使杜勒斯处于被动地位。把委内瑞拉推翻希门尼斯[6]算在内，就有七件。加上非洲一件事，就有八件。如把伊拉克革命[7]和黎巴嫩事件[8]分开算进去，就有十件。我说的是最显著的大事。十件事中有三件发生在拉丁美洲。一月份委内瑞拉人民赶走了美国的走狗希门尼斯。五月你们用烂鸡蛋欢迎尼克松，这件事有世界意义。七月发生了伊拉克的革命，使美国大吃一惊，这件事也有世界意义。几天以后发生了黎巴嫩事件，美军登陆，闹得全世界都反对美国。这是第四件。接着就是金门事件。我们不想叫美国休息，在联合国通过美国军队撤出黎巴嫩决议的第二天，我们就向金门岛开炮，闹得全世界摸不到我们的底。杜勒斯也忙得很，从东太平洋调动兵力，兵力不够，又从地中海调。杜勒斯自己讲，这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海、空军的集中，美国把它仅有的十二艘航空母舰中的六艘开来了。这是第五件。第六件是十一月美国举行了选举，民主党胜利，共和党失败。第七件是北大西洋集团的四分五裂[9]。形式上他们有所谓的团结，实际上他们保持不了团结，你要吃我，我要吃你。第八件是赫鲁晓夫丢出了一颗柏林事件[10]的炸弹。他也不想让美国休息。美国现在忙得很，柏林事件不好解决。第九件就是你们搞的一件好事，搞古巴革命。古巴革命是在美国身边放炸弹。不能把它看作只是古巴的事件或只是拉丁美洲的事件，这也是世界性的事件。第十件是今年二月间以刚果为代表的非洲人民爆发了反帝斗争[11]。也不能把它只看作是反对比利时殖民主义的斗争，反对的主要锋芒是针对美国的。刚果的外国资本中美国占很大数字。苏伊士运河事件[12]不算，这是前年的事了。我只从去年一月算起。　　

　 　

　　现在美国的调子一天比一天低了，大规模的报复不太讲了。　　

　 　

　　制造国际紧张是美国的一个手段，国际紧张到底对谁利益大，对美、英利益大或者对我们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大，这还是一个问题。美国逐步看到国际紧张对它不利了。因为紧张的局势可以使全世界人民想一想，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动员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能多增加几个共产党人。　　

　 　

　　由于历史和社会习惯的影响，人民中间迷信的人还很多，要做艰苦的说服工作来破除迷信。在我们这里，过去亲美、崇美、恐美的人很多，特别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有许多劳动群众，他们不喜欢美国人，但是怕美国人。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帮助他们逐渐消除这种恐惧心理。　　

　 　

　　崇拜美国的人说美国科学和工业都很发达，了不起，什么都好，甚至有人说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好。后来经过慢慢说服，他们知道美国的月亮不一定好，也许中国的月亮还好一点。　　

　 　

　　在你们那里可能存在同样的问题。是北美的月亮好呢，还是中南美的月亮好?有人迷信美国的月亮，说美国人文明，说我们比他们野蛮。文明国家把军舰开到西太平洋来，这能算文明吗?美国还把军舰开到中南美去，你们国家派了军队到美国去吗?这样看来，谁文明一些呢?我们要文明一些，因为我们没有派军队到美国去。　　

　 　

　　要翻过来，也许他们野蛮一些，我们文明一些。西方世界是野蛮人统治。当然西方国家的人民不野蛮，他们只是受了欺骗和蒙蔽，不觉悟，共产党和有觉悟的人不算在内。西方世界的统治者是野蛮一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要文明一些，这也要除掉帝国主义的走狗，例如中国的蒋介石，美洲的希门尼斯和巴蒂斯塔，他们是美国的走狗，野蛮人的代理人。　　

　 　

　　他们说我们野蛮、不文明，这要翻过来。我的证据是我们没有侵略美国，是美国人侵略我们；非洲没有侵略美国、英国、比利时、法国、荷兰、西班牙，而是这些国家侵略非洲。到底谁文明，谁野蛮?谁有礼貌，谁没有礼貌?在文明与野蛮的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迷信。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了同志们很高兴，很亲近。我们这些国家所处的地位相同，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经济发展水平也差不多，同是所谓不发达的国家。我看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朋友就高兴。你们接触过非洲人没有?我最近会见了非洲一些国家的青年代表，有肯尼亚、喀麦隆、几内亚、马达加斯加的代表。马达加斯加人的肤色和我们比较接近，介于黑种人和黄种人之间。我从前一个也不认识，但是见了面觉得很亲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些国家在世界上处在同样的地位。　　

　 　

　　你们不要以为中国解放了，和你们不同。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记忆里，我们和你们是一样的。除了解放一事外，我们大体和你们相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受帝国主义的欺负等方面，都差不多。　　

　 　

　　我同你们相处感到一种平等的气氛，我相信你们也是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西方国家就不同了，除了一部分进步人士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外，那边的人看不起我们，说我们这样不行，那样不行，身体脏，月亮没有他们的好。没有办法，谈不来。他们不以平等的态度待我们，轻视我们。拉丁美洲的人，除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外，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吧!　　

　 　

　　工人阶级要取得胜利，要和两个阶级结成同盟。一个是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同。农民不剥削别人。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也不剥削别人，他们是手工业者或小市民，或者只有轻微的剥削。另一个是剥削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又剥削人，还恐惧共产党。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有共同之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因此可以建立统一战线。第一个联盟是工农联盟，是我们的基础。工人受人剥削。农民不剥削别人，其中贫雇农受人剥削，中农基本上不剥削别人。第二个联盟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也有民族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剥削阶级，但有反帝要求。共产党如果搞得好，可以而且应当与他们结成同盟。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社会民主党，也称“社会民主工党”或“社会党”、“工党”等。大多成立于巴黎公社失败后到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时期。一八八九年各国社会民主党联合组成了第二国际。第二国际早期曾对工人运动起过积极的作用，以后由于内部的机会主义迅速滋长，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以外，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都被机会主义者掌握了领导权，它们公开维护资本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2]一九五八年七月，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嚷“反攻大陆”，并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为严惩国民党军，反对美国侵犯中国主权，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对国民党军金门防卫部和炮兵阵地等军事目标进行炮击，封锁了金门岛，中断国民党军的补给。九月初，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派军舰、飞机直接为国民党军运输舰护航公然入侵中国领海。为打击美国的侵略行径，人民解放军前线部队又于九月八日对金门国民党军和海上舰艇进行全面炮击。至一九五九年一月七日，共进行七次大规模炮击，十三次空战，三次海战，击落击伤国民党军飞机三十六架，击沉击伤军舰十七艘，毙伤国民党军七千余人。　　

　 　

　　[3]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古巴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推翻了巴蒂斯塔任总统的独裁政权，建立了革命政府。　　

　 　

　　[4]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十四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先后对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等八个拉丁美洲国家进行访问。访问期间，这些国家相继发生了反对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的激烈的抗议行动。尼克松到委内瑞拉时被迫提前结束访问回国。　　

　 　

　　[5]杜勒斯（一八八八——一九五九），美国共和党人，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任美国国务卿。一九五六年一月，杜勒斯提出美国“不怕走到战争边缘，但要学会走到战争边缘，又不卷入战争的必要艺术”。这种主张被称为“战争边缘政策”。　　

　 　

　　[6]希门尼斯，一九一四年生，一九四八年任委内瑞拉总统。执政期间，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外采取亲美政策。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其政权被人民起义推翻。　　

　 　

　　[7]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拉克费萨尔王朝一直执行依附帝国主义的政策，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运动。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以卡塞姆将军为首的爱国军人，在伊拉克人民的支持下发动武装革命，推翻了费萨尔王朝的统治，宣布成立伊拉克共和国。　　

　 　

　　[8]一九五八年五月，黎巴嫩各地发生了反对政府执行违反民族利益的政策的起义。七月十五日，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在“保护美国侨民”和“保卫黎巴嫩主权”的借口下，派遣武装部队在黎巴嫩登陆，武装干涉黎巴嫩内政。在黎巴嫩人民、中东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下，美国侵略军于同年十月二十五日被迫撤出黎巴嫩。　　

　 　

　　[9]一九四九年四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和加拿大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同年八月二十四日公约生效，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建立。希腊和土耳其于一九五二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一九五五年正式加入该组织。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至十八日，该组织在巴黎召开理事会会议，在军事集团的领导权、美国要求在各盟国建立中程导弹基地以及贸易等一系列问题上，成员国之间发生争执和纠纷。　　

　 　

　　[10]指苏联同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在处理柏林问题上发生的纠纷，又称“第二次柏林危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赫鲁晓夫在欢迎波兰政府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提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英、法四国共同占领柏林的现状。十一月二十七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美、英、法及其他有关国家政府，要求在六个月内各国撤走驻军，把西柏林变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并提出如果六个月内不能达成协议，苏联将单独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三十日，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拒绝苏联的要求，表示要不惜用武力保卫西柏林。一九五九年一月，苏联作出让步，向美国表示六个月期限并不构成最后通牒。九月，赫鲁晓夫访美，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举行会谈。会谈联合公报宣布苏联撤销限定六个月达成柏林问题协议的声明，美国同意就柏林问题和德国统一问题召开四大国首脑会议讨论。一九六一年六月，赫鲁晓夫同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谈，赫鲁晓夫再次要求西方有关国家在六个月内缔结对德和约，纠纷又起。直到一九六一年十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宣布取消缔结对德和约的期限，美苏紧张对峙的局面才得以缓和，第二次柏林危机结束。　　

　 　

　　[11]一九○八年刚果正式沦为比利时的殖民地。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召开以后，刚果民族运动党领导人卢蒙巴明确提出实现独立是刚果人民的基本权利的口号。一九五九年一月四日，卢蒙巴在利奥波德维尔人民集会上又提出刚果独立的口号，比利时军警对集会进行镇压，造成多人死伤。此后形成全国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局面。一九六○年六月，刚果获得独立。非洲其他一些国家的人民也兴起了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12]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的东北部，是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国际通航运河。它处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地带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八六九年正式通航后，英、法两国垄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每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英国还在运河地区建立了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人民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中国政府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发表声明，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同年十月，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妄图重新夺取运河，结果遭到失败。 　　

　 　

　 　

　 　

　 　

　 　

　 　

党内通信　　

　 　

　　(1959年4月29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刊印。　　

　 　

　　注释　　

　 　

　　[1]八字宪法，指毛泽东一九五八年提出的农作物增产的八项措施，即土、肥、水、种（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　　

　 　

　　（1959年6月11日）　　

　 　

　　中国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工农业水平不高，有许多人是文盲。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组织自己的经济，积极做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工作，发展我们的工业，使农业用机器装备起来。现在工作才开始做，仅仅是开始。至于做出成绩来，那需要时间，需要朋友的帮助，不是很短时间内所能做到的。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比如走路，总要花些时间。我们已经干了十年了，但是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工业才这么一点，农业还是手工业式的，也许再有十年才会有些进步。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同别的国家一样，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还要对世界做些贡献。和别的国家互相帮助，发展经济关系，尤其是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互相了解、交流经验，很有必要。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中美、南美有二十个国家，同亚洲的国家例如中国发生经济联系是可能的，文化上的联系也是可能的，互相交换有益的东西。日本是亚洲国家，是我们的邻国，我们同他们打过仗，最近关系也不大好，但是人民间的交往还是有的，现在还有日本民间代表团在中国访问。虽然中国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日本政府对我们不友好，但两国人民还是互相来往，人民间互相来往很自由、很自然。有可能的话，我们还会派代表团去南美洲访问你们国家的。　　

　 　

　　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怎么搞工业，比如炼铁、炼钢，过去就不大知道。这是科学技术，是向地球开战，当然这只是向地球上的中国部分开战，不会向你们那里开战。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比如水坝，如修得不好，质量不好，就会被水冲垮，将房屋、土地都淹没，这不是处罚吗?　　

　 　

　　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真正认真搞经济工作，是从去年八月才开始的[2]。我就是一个。去年八月前，主要不是搞建设，而是搞革命。许多同志都是这样，把重点放在革命、社会改革上，而不是放在改造自然界方面。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美国炼的钢含硫量是百分之零点零四，我们只有个别地方炼的钢含硫量达到百分之零点零三七，大部分地方炼的钢质量不好。这是新问题，不能调皮，要老老实实学习。如果粗心大意、调皮、充好汉，一定会跌跤子的。革命事业是不容易的，是科学，经济建设也是科学。　　

　 　

　　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我们有些人办事时总是忘了一两个条件。比如炼铁，没有耐火砖不行，于是他们就把原来做盘子用的陶土拿去搞耐火砖，这样盘子就不够了，因此就要到另外地方去找耐火材料，把原来的陶瓷生产恢复起来。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每个行业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事业都可能碰到。农业也要综合平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　　

　 　

　　中国有希望就是了。这还要靠你们帮助，靠世界上爱好和平人民的帮助，最主要的是保持和平环境，这是大家的最大利益。你们要和平，我们也是这样。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秘鲁议员团谈话的节录。　　

　 　

　　[2]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了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1959年8月15日）　　

　 　

　　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话，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2]。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湾〈弯〉”，“一转湾〈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3]，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１９０５　１９０７的俄国革命[4]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还有，１９５８　１９５９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１９１９年、１９２１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5]的时候的情况相较，哪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6]，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　　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们。　　

　 　

　　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集纳文件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吧？　　

　 　

　　毛泽东　　

　 　

　　八月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１〕　这是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和他身边两位工作人员摘编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写的第一个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２〕　刘澜涛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写信说：“为了学习和研究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我同我周围工作的两位同志选择节录了毛主席和列宁有关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若干论述。”“这本小册子，是由我编好后，经团中央同意后印的，现送上一份，请有暇时看看。”《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节录了毛泽东一九二七年三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列宁一九一七年八至九月《国家与革命》、一九○七年二月《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月革命四周年》、一九一九年六月《伟大的创举》、一九○七年七月《反对抵制》等著作中的一些论述。后来发表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十七期上。　　

　 　

　　〔３〕　巴黎公社是法国巴黎工人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举行武装起义成立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组织。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是用无产阶级政权代替被摧毁了的资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创举。由于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没有注意团结广大的农民同盟军，对反革命又过于宽大，使得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对起义的群众进行大屠杀。五月二十八日，巴黎公社失败。　　

　 　

　　〔４〕　指一九○五至一九○七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的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由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和没有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这次革命遭到了失败，但它成为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预演。　　

　 　

　　〔５〕　指列宁一九一九年六月《伟大的创举》和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月革命四周年》两篇文章。这两章文章均被节选入《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毛泽东下文引用的几句话，均出自这两篇文章中被节选的部分。　　

　 　

　　〔６〕　普列汉诺夫，前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一八八三年创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翻译和介绍了许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先后发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论著，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一九○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逐渐转向孟什维克。后成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之一。 　　

　 　

　 　

　 　

　 　

　 　

　 　

同澳共总书记夏基的谈话　　

　 　

　　（1959年10月26日）　　

　 　

　　你写的材料提出了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说是同意中国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是重大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战略问题，一个是策略问题。作为战略问题来说，从长远看，用和平手段能够消灭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可想像的。资产阶级怎么能够让工人阶级用和平手段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从策略上讲，首先可以说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表明我们不是好战的。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就被迫不得不使用暴力。不要散布幻想，不要在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不作精神准备，就无法教育人民，无产阶级自己也就没有革命干劲。用和平手段也是要斗争的。其实，革命的大量日常工作都是通过和平手段进行的。但作为革命家，在用和平手段进行日常工作的同时，要想到革命时机到来时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要每天去讲。在重要时机才提这个问题，提两条，一定要有两条:第一，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第二，假使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被迫也得使用暴力。　　

　 　

　　马克思主义者知道，阶级斗争不经过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明知如此，为何又要提和平手段?因为广大人民群众还不觉悟，资产阶级就利用这一点恐吓人民群众，说共产党专讲暴力和战争。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指出俄国存在用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当时俄国有两个政权并存，列宁根据那时特有的一些条件，设想布尔什维克[1]通过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来夺取政权。后来到了七月就不行了，资产阶级政府用武力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于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定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用暴力夺取政权。　　

　 　

　　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对全党讲得很清楚，写了许多文章，说明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用暴力是不行的。他极力反对孟什维克[2]主张通过议会斗争进行革命的论调。　　

　 　

　　我们在一九五五年和英共波立特[3]谈过这个问题，他不赞成我们的意见。他要修改中国同志的著作，要在我的选集的英文版中删掉两段讲革命一定要用暴力的话。[4]我们不赞成他的这个意见，但结果他还是把那两段挖掉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莫斯科会议宣言[5]又提到这个问题，也是提两条: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时，无产阶级被迫也要使用暴力。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法共、意共对这个问题都提两条，日共、印尼共也提两条，大多数党提两条。讲清楚两条，可使资产阶级被动。我们并不是提倡武力，我们只是说你使用武力我们才使用武力。　　

　 　

　　但是在从理论上讲问题时，就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讲彻底。国家是暴力机关，无论奴隶制度的国家、封建制度的国家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暴力机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离开了暴力还叫什么国家。也有人拿中国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作为和平过渡的例子，其实我们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打倒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强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发展到几百万军队，这才有了和平改造的可能。　　

　 　

　　革命用战争手段和用和平手段也是两条腿走路。实际上大量工作是用和平手段通过日常工作进行的，战争时间并不长，但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战争。不用两条腿走路，就不能夺取政权。　　

　 　

　　我们在一九四五年也努力争取过国内的和平，并参加了国民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同时我们准备了另一面，发展了武装力量，有了一年的准备。一九四六年夏打起来以后，我们也不说绝对不要和平。一九四九年春天国民党曾提出要“和平”。那时他们只有长江以南，他们在长江以北的主力已经被消灭。美国劝他们谈判，以保住江南，准备力量再来打我们。　　

　 　

　　我们说，你们派代表团到北京来谈。代表团派来了，达成了协议，然后把协议送往南京签字，但他们不肯签。这样很好，拒绝和平的责任就完全在他们身上了。他们第一天拒绝，我们第二天就过长江，一百万大军一夜渡过长江，到九月全国大陆基本解放，十月一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我们也还不放弃和平手段，我们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主张同他们正式谈判。但他们害怕谈判，美国更是害怕蒋介石同我们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口号就很有用了。　　

　 　

　　现在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斗争通常是不流血的，但是当事物要发生质变时，就要流血了。经过长期的量变就要发展到质变。要是没有这种质变，旧的上层建筑是不会改变的。上层建筑主要指政权和军队、警察、法院等国家机器，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所以首先要用暴力把国家机器这些主要的上层建筑夺取过来，加以粉碎。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上层建筑，不能用武力解决，而是要经过长期的改造。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是用来保护经济基础的，当经济基础失掉保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改变生产关系，即旧的所有制等。当然这也要经过斗争，但不一定要经过战争。　　

　 　

　　下面谈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制造的，但走向了它的反面。紧张局势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使他们觉得对他们不利了，不利于他们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了。杜勒斯[6]的那一套对他们所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是不利的，他们想走出这条很窄的路。如果紧张局势有利于他们达到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就不能想像他们会有所改变。看来他们了解到这种不利，要有些改变，而且他们害怕战争。大家知道两次世界大战对他们都不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他们将更加不利。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战争打起来对它是很不利的。　　

　 　

　　缓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兄弟党以及世界和平力量斗争的结果。再有十年和平是很好的，中国和苏联能再搞几个五年计划那好得很。　　

　 　

　　但是还要看到另一面，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军火工业和夺取外国的利益，需要一定程度的紧张局势。例如在赫鲁晓夫访美[7]以后，美国就在一些国家建立了火箭基地，又在联合国大叫大嚷西藏问题，可见他们还要制造紧张局势。所以我们要警惕。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布尔什维克，指布尔什维克党，原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一九一二年正式建立。　　

　 　

　　[2]孟什维克，是一九○三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形成的与布尔什维克对立的机会主义派别。　　

　 　

　　[3]波立特（一八九○——一九六○），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4]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准备将《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从英译本中删去。在这两段中，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同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复信波立特，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同意在《毛泽东选集》英译本中把《战争和战略问题》的头两段删去的提议，“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而且《毛泽东选集》已经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国文版，都没有作什么修改”。　　

　 　

　　[5]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通称《莫斯科宣言》）。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任务，规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之间关系的准则，并要求各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6]杜勒斯（一八八八——一九五九），美国共和党人，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任美国国务卿。一九五六年一月，杜勒斯提出美国“不怕走到战争边缘，但要学会走到战争边缘，又不卷入战争的必要艺术”。这种主张被称为“战争边缘政策”。　　

　 　

　　[7]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在美国总统别墅戴维营同艾森豪威尔就德国问题、柏林问题、裁军、核试验、双边关系等举行了会谈。 　　

　 　

　 　

　 　

　 　

　 　

　 　

关于干部中存在的三个大问题　　

　 　

　　（1960年3月6日）　　

　 　

　　华东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江苏省委写的关于整风中三个问题的分析，是正确的，应当提起你们大家一齐注意，并采取具体措施，逐步地解决这三个大问题。　　

　 　

　　中央　　

　 　

　　１９６０年３月６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１〕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六○年三月一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一○三号上，题目是毛泽东拟的。这期简报以《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为题，摘发了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整风运动的情况报告中的部分内容。其中谈到，这次整风运动，使我们深刻地感到，党内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不够，主要是缺乏不断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所有制的革命方面，对小生产者和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比较普遍地认识不足。往往只看到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团结富裕中农的政策，而看不到要彻底改造小生产者的根本方向。因此，解决这一认识问题，是党的思想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第二，在高速度建设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对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够，有一部分同志不了解整个六十年代都要连续跃进，都要高速度，积极创造条件，坚决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农业的经营管理上，没有完全摆脱小农经济的影响，远远不能适应大跃进形势的要求。因此，在党内进行高速度建设的思想教育，克服小农经济的思想影响，也是党的思想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三，在政治思想革命方面，对于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势力，确立与巩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对于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波浪起伏的发展，认识不足；对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思想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估计不足，重视不够。有的还对经济战线上的不断跃进与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不断革命的关系认识不清，因而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不断革命。因此，在党员干部中很好地确立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思想，坚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并加速建设，准备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　　

　 　

　　（1960年3月16日）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各党组：　　

　 　

　　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现在应该立即抓紧布置，抓紧总结经验，抓紧检查、竞赛、评比。中央于今年二月二日批准《卫生部党组关于全国卫生工作山西稷山县现场会议的报告》[2]及附件《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3]，早已发给你们。据我们调查，未能引起你们的重视，大多数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没有看这样一个很重要而又写得很好的文件，也没有发到各级党委党组和人民公社去。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一定要于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这三年内做出显著的成绩，首先抓紧今年的卫生运动。其办法：在省、市、地、县、社的有卫生部门及民众团体负责人参加的党委会议及党组会议上，在本年三月内，至迟四月上旬，认真讨论一次；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各级党委专管书记和有关部门党组书记也要在党委第一书记领导之下挂起帅来；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他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一切卫生医药人员都要振作起来，与党委、群众组成三结合，显示自己的能力；批评右倾思想。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4]至于其他严重疾病，当然要按照计划一律除掉或减少。各地除害灭病委员会的工作，各级党委必须认真抓紧和认真检查。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做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困难，事在人为，一定要争取在三年内做出大成绩，今年要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为此，各级党委，卫生部门党组，工会党组，青年团党组，妇联党组，今年一年，要为卫生工作开会四次，每季一次，每次三四小时即够，不要太长。以后年年如此。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上述会议开过后，立即召开，也是一年四次，每季一次，年年如此。请同志们一体遵行，切勿贻误。　　

　 　

　　中央　　

　 　

　　一九六○年三月十六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１〕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一九六○年三月十六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三月十八日下发。　　

　 　

　　〔２〕　卫生部党组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给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并转中央的报告说，卫生部于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在山西省稷山县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议，主要目的是推广稷山县农村卫生工作的经验，广泛交流全国各地的经验，组织农村卫生工作大跃进。稷山县是山西省的卫生工作模范县，其卫生工作的基本特点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配合生产，大搞群众运动。他们的工作全面、普遍、深入、细致、经常。由于与生产相结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做到了移风易俗，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出现了生产、卫生、思想全面跃进。他们工作的基本经验是：加强党的领导，书记挂帅，层层抓紧；大搞群众运动，不断提出新要求、新内容；卫生与生产紧密结合；培养典型，以点带面，全面开花。与会代表认为，当前农村形势很好，卫生工作必须跟上。会议检查批判了某些右倾思想和情绪，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一）进一步明确卫生工作必须从生产出发，配合生产，为生产服务的思想。这是卫生工作坚定不移的方针，也是卫生工作继续跃进的指导思想。（二）大力做好人民公社的卫生工作，继续开展广泛深入的除害灭病运动。（三）积极发展与提高农村卫生组织和卫生队伍。从县到生产队要有一个健全的卫生医疗保健网，要有一支中西医结合、高中初级卫生人员结合、脱产与不脱产人员结合的强大的卫生队伍。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人民公社的医疗制度，以实行社员集体保健医疗制度为宜。卫生部党组将这个报告和《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一起报中央审批。　　

　 　

　　〔３〕　卫生部党组《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的主要内容是：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大大促进了卫生工作的发展。从县到生产队的卫生医疗保健网已初步形成，农村卫生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二、关于做好人民公社卫生工作的几个问题：（一）建立和健全公社各级医疗卫生组织，一般采取公社设卫生院，生产大队设卫生所，生产队设有不脱产卫生人员的卫生室，联系群众卫生骨干和积极分子。（二）明确公社卫生院、卫生所的性质和任务。（三）加强中西医的团结合作。（四）人民公社社员的医疗制度和卫生机构的经营管理，目前以实行集体保健医疗制度为宜，每年由社员交纳一定的保健费，看病只交药费或少量挂号费。卫生人员的工资待遇，一般以不低于公社化前的工资待遇为宜。（五）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大力培养农村卫生人员。三、加强县医院（卫生院）的工作，认真贯彻“勤俭办医院，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医疗态度”和“扩大预防，以医院为中心指导地方和工矿的卫生预防工作”的方针，使县医院真正成为全县医疗技术的中心和培养干部的基地。　　

　 　

　　〔４〕　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提出的《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二十七条说：“除四害。从１９５６年开始，分别在５年、７年或者１２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加强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领导　　

　 　

　　（1960年3月18日、25日）　　

　 　

　　一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2]一件，《经济消息》第十期《关于技术革命大丰收》一件，共两件，现在发给你们，并请你们发给一切城市党委、工矿党委和农村公社党委，一律予以研究和参考。这是两个重要的总结性文件，请你们予以重视。全总总结的是上海、天津、沈阳、旅大[3]、哈尔滨、太原、重庆等七个大城市的经验。这还很不够。武汉、广州、西安、兰州，各省省城，各省中等城市，例如唐山、石家庄、青岛、洛阳、黄石、株洲、无锡、湛江、萍乡等成百个重要城市，都应当迅速作出总结，并且迅速予以推广。县办工业和公社工业也要择要作出总结，推广出去。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这种调查、研究、总结的工作，在今年三、四、五三个月内要基本做完。由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级地方党委及各部门党组分头去做，并要开规模较大的现场会议。今年一月间，一机部在哈尔滨召开的现场会议，大多数城市未被邀请参加，连武汉、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也不邀请，致失普遍而迅速推广出去的效果，甚为可惜。今后应请有关部门予以注意，是为至要。　　

　 　

　　中央　　

　 　

　　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聂荣臻同志给中央的信，对于当前的技术革命运动，做了一个很好的系统的总结，发给同志们研究、参考和仿行。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　　

　 　

　　毛泽东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和《技术革命运动获得大面积丰收》一文写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为转发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一九六○年三月十六日关于广州、重庆两市工厂技术革命群众运动的若干情况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写的批语。　　

　 　

　　[2]《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指出，一个以机械化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已成为全民性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机械化半机械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在生产上已经显示了巨大的威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节约了大批人力以扩大生产，职工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了出来。为保证这一运动获得更好的效果，还需要解决材料、企业管理、工人教育等问题。　　

　 　

　　[3]旅大，今大连市。 　　

　 　

　 　

　 　

　 　

　 　

　 　

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　　

　 　

　　（1960年3月30日）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中央在１９６０年３月下旬根据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的一期情况简报，批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许多严重情况，提起充分的注意，务必在三四月间，利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委接着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对于那些不可允许的、极端严重的情况，务必彻底地整顿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这个文件[1]，谅必你们已经看见了。在这个文件中曾经提到，现在就要利用六级和四级干部大会公开指出三反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任务。关于三反，中央将在四月上旬有一个规定范围和如何处理各类犯错误分子的指示，发给你们。但你们不要等候这个文件，而应利用当前正在开或准备开的六级和四级大会立即号召整风，并作典型调查，使自己心中有数。中央现在所要着重地告诉你们的，是关于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山东省历城县的材料[2]。历城县委在今年三月十四日报告山东省委说，他们那里有积极、消极两方面。积极方面是形势大好，这是主要的。消极方面，他们说，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就是说，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他们这个文件，现在发给你们看看。其中说到会议多和文件表报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说：县委及县委各部门，自今年一月一日到三月十日，七十天中，召开了有各公社党委书记和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共有１８４次，电话会议５６次，印发文件１０７４件，表报５９９份。同志们，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历城县已经定出办法，克服五多五少。山东省委已将历城办法推到全省施行[3]。同志们，这种官僚主义状态，只是存在于历城一个县，或者山东一个省吗？不见得。很可能到处都存在。请你们各自调查一个县、一个市（在大城市里调查一个区），就可知道底细了。克服五多五少的办法，可以仿照历城办理。这种官僚主义的来源，不能只在县，还在省与中央。关于省（市、自治区）的方面，请你们注意处理。关于中央方面，我们将采取处理办法。看来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中央几年前曾对这个问题发过指示[4]，后来没有再过问（主要指五多中的会议多，文件表报多），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本文及附文，应登党刊。　　

　 　

　　中央　　

　 　

　　１９６０年３月３０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１〕　指毛泽东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第二期的批语，见本册第９８　９９页《中央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之二。　　

　 　

　　〔２〕　指中共历城县委一九六○年三月十四日为贯彻执行省委关于六级干部会师到田的指示给济南市委并报山东省委的报告。其中讲到克服“五多五少”的具体措施是：（一）县委、公社党委以及各部门的负责干部，统统走出办公室，深入基层，和大队、小队干部一起在田间会师，取得经验，树立榜样，以指导和推动全面。（二）实行“三同”、“五包”，即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对自己所在单位的思想发动、生产任务、技术革命、社员生活安排、社队经营管理等，全面包干做好。（三）采取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条条”、“块块”、“片片”相结合的做法，分管各个部门的干部，既要做好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做好所分工的业务工作。（四）立即精简会议，减少文件、表报。有事到下面去就地商量解决，而不要把人召集到机关里开会。　　

　 　

　　〔３〕　中共山东省委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将历城县委的报告转发全省各地市县委，人民公社党委及省委各部委、厅局各党组，指出历城县委提出的四条措施，都是可行的，各地应一律仿照执行。省级各部门，要认真检查一下自己工作中的“五多”、“五少”情况，一定要精简会议、文件、表报，必须坚持领导同志“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做调查研究”，应当深入基层，深入“生产现场”，同地、县以及基层干部一起，会师到田。　　

　 　

　　〔４〕　指毛泽东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内容如下：　　

　 　

　　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地委和县委；中央各部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一）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西北局检查组关于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报告，写得很好。这个报告集中地反映了我们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一些严重地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的问题，即所谓“五多”问题。“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这些问题，很久就存在了，中央曾对其中有些问题有过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予以重视和解决，但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其原因，是没有将整个问题系统地提出来，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在中央、大区、省（市）、专区和县这五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展开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因为区乡的“五多”，基本上不是从区乡产生的，而是从上面产生的，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有些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因此，必须在一九五三年内，在执行中央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着重地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并将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加以改变，方能解决这个问题。今后各级领导机关在规定任务的问题上，在召集会议和调人集训的问题上，在发出公文表册和向下级要报告的问题上，在规定区乡组织形式的问题上以及在使用乡村积极分子的问题上，都要由县以上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按照实际可行的情况，加以适当的规定，有些则要由中央作出统一的规定。过去由各级党政民组织的许多工作部门，各自独立地向下级分派任务，随便召集下级人员和农村积极分子开会或训练，滥发公文表册和向下级或农村随便要报告等项不良制度和不良办法，必须坚决废止，而代之以有领导的统一的和适合情况的制度和办法。至于在农村中每个乡存在着几十种委员会以及积极分子兼职太多，均属妨碍生产，脱离群众，也应坚决地但是有步骤地加以改变。　　

　 　

　　（二）中央一级党政民组织有关各部门，中央分别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财经、文教、政法三个委员会的主管同志负责，对于过去引起“五多”问题的各事项迅速加以清理，并规定适当的制度和办法，向中央作报告。　　

　 　

　　（三）各大区和省市，由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各该级行政机关主管同志负责，对于“五多”问题加以清理，规定自己的解决办法，并报告中央。为达此项目的，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仿照西北局的办法，派出一个专为了解“五多”问题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一、二个区乡（在城市是检查一、二个区街）的情况，以为解决问题的参考材料。　　

　 　

　　（四）专区级和县级的“五多”问题，由省委负责指导解决之。　　

　 　

　　（五）西北局检查组报告中关于解决“五多”问题的各项办法方面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各地可以试行。　　

　 　

　　（六）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目前我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使用旧式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和苏联使用机器的集体化的农业，大不相同。因此，我国在目前过渡时期，在农业方面，除国营农场外，还不可能施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生产，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而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超过这种限度的所谓农业“计划”，所谓农村中的“任务”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要引起农民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所谓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其中有很大的成份就是这种过多地干涉农民的表现（另一部分成份是因为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的需要而产生和遗留下来的），已经引起农民的不满，必须加以改变。即就广泛发展中的农业互助组和现在还不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说，也只是几家在一起或几十家在一起的小型的组织，而且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大多数尚不固定，又是使用旧式农具的。因此，对于这些互助组和合作社，按照中央已有的决定给以积极的提倡和适当的指导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决不应当将它们混同于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决不应当施行过多的干涉。我党现在在农村中的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许多同志将分散的经济混同于集体的经济，就是干涉过多。所谓“五多”问题，也就是部分地反映了这种错误思想。　　

　 　

　　（七）本指示和附在下面的西北局检查组的报告，请登党刊。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 　　

　 　

　 　

　 　

　 　

　 　

　 　

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　　

　 　

　　（1960年5月3日）　　

　 　

　　欢迎各位朋友,你们好。我们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斗争就是对我们的帮助，谢谢你们!　　

　 　

　　帝国主义还在压迫我们中国，占领我们的台湾。美帝国主义不承认我们，它说看不见人民中国。它差不多每天都说我们很坏，可见它还是看见我们的，否则它怎么能说我们坏?它说我们犯的第一条错误是不该和蒋介石打仗，说蒋介石是好人，我们是坏人。正如同说你们古巴的巴蒂斯塔[1]是好人、卡斯特罗[2]是坏人一样。各国都有被美国认为是好人的人，但是人民看他们并不那么好，甚至很坏，这是因为美国同我们的观点不对头。　　

　 　

　　美国有钱，有枪炮,有原子弹。它说我们穷，没有钱，枪炮也少，也没有原子弹，所以它欺负我们。但是我们有民兵，你们古巴也有民兵，民兵比原子弹还厉害。当然你们古巴有正规军，中国也有正规军，苏联的红军更强大，苏联还有原子弹。苏联不愿打仗，我们也不愿打仗，要争取和平。但是帝国主义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它们不请我们当参谋长，所以它们的事情究竟怎么办，我们很难讲。　　

　 　

　　我们有一条，有人民的拥护。全世界最大多数人民站在我们一边，也站在你们一边，这要占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九。最多有十分之一的人拥护帝国主义，我不相信有更多的人拥护它们。拥护帝国主义的人都是它们的走狗，如蒋介石、巴蒂斯塔等。各国都有它们的走狗，有的狗已不走了，如蒋介石就蹲在台湾不走了。蒋介石是从大陆走到台湾去的，巴蒂斯塔却从古巴走到美国去了。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三个大洲上，美国的走狗不多，最多一百个人中有几个人，和帝国主义合在一起最多一百人中不过十人。　　

　 　

　　美帝国主义希望我们怕它，我们也有点怕它，因为它通过它的走狗要杀人。它杀人多了，人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抵抗。斗争的办法是它杀我，我也杀它。有了经验之后，我们不怕了，胆子也大了。帝国主义没有什么可怕，它在十个指头中最多只有一个指头。历史上从来就是没有枪的人战胜有枪的人。如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就是没有枪的人打倒了有枪的敌人，在我们中国也是一样。我们原先都不是拿枪的，都是爱和平的人，有种地的、有做工的、有当教员的、有做生意的。我是当小学教员的，我没有准备拿枪去打仗，后来蒋介石不许我活了，不许人民活了，我们就拿起枪来了。听说你们古巴“七二六运动”[3]开头参加的人也是很少的，从墨西哥坐船回国只有八十二个人。所以还是没有武器的人强些，有武器的人如巴蒂斯塔还是弱的。　　

　 　

　　究竟谁怕谁?究竟是美国怕你们古巴，还是你们怕美国?我看还是美国怕你们。所有的帝国主义都怕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过去是我们怕帝国主义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它们的人很少，做的事很坏，它们保护那些反动分子、走狗。　　

　 　

　　你们到中国来，我们很欢迎。你们别以为我们想和美国开战，我们不想向美国开战，我相信你们古巴也不想向美国开战。如果美国要向你们古巴开战，这是帮助你们，锻炼你们。它怕你们古巴人民还不够坚强，所以要加紧锻炼你们。美国占领我们的台湾，这也是它要锻炼我们，使我们更加坚强起来。帝国主义在非洲的镇压也是锻炼你们，使你们更坚强。　　

　 　

　　美国现在在拉丁美洲采取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各种手法来镇压、欺骗。但我看人民是不怕的。人民的觉悟在提高。非洲是这样，拉丁美洲是这样，亚洲也是这样。中国过去有些人，特别是有钱的人，很相信美国，现在他们也慢慢地不相信了，觉悟提高了。　　

　 　

　　我们要区别美国人民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美国人民是好的，坏人就是帝国主义分子。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都是这样，人民是好的，帝国主义分子是坏的。现在西德、日本的人民也都是好的，只有帝国主义分子是坏的。我们现在学会区别这两种人。就是帝国主义分子，我们也不是准备一万年不和他们来往。我们和美国在华沙谈判[4]，已谈判几年了，还要谈下去。谈上十年、二十年，总会谈好的。　　

　 　

　　谢谢朋友们谈了这么多情况，使我懂得了很多知识。十年前，中国和大多数在座朋友的国家情况一样，也和去年一月一日以前的古巴一样。我们国家解放还只有十年，人民正在组织起来进行建设，有一些成就，但还不算大。我们仍是很穷的国家，至少还要奋斗十年、二十年才能好一些。我们需要你们的援助和支持，同时我们也支持你们的斗争，要相互团结、相互支持。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我们的斗争也是你们的斗争，我们的胜利也是你们的胜利。我们和你们没有利害冲突，只有团结友好。东方人民正在起来，如南朝鲜人民半个月来正在进行很大的斗争，最近一周来土耳其有很多人起来，现在日本也有很大的斗争，那些地方都有美国基地。所以，美国这些基地都不稳固，人民团结起来就会战胜它的。　　

　 　

　　感谢各位朋友，并庆祝我们的团结和胜利，以及由现在的斗争到将来的胜利。大家来喝一杯酒，为全世界一切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人民的胜利干杯!同时我们支持大国会议[5]，反对世界大战。我们一面反对世界大战，一面支持各国国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用两只手，因为敌人也用两个办法和我们斗争。　　

　 　

　　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同拉丁美洲、非洲十四个国家及地区的工会和妇女代表团的谈话。　　

　 　

　　注释：　　

　 　

　　[1]巴蒂斯塔(一九○一——一九七三)，古巴前总统。执政期间实行独裁统治，引起国内人民的反抗和武装起义。一九五九年他的独裁统治被推翻。　　

　 　

　　[2]卡斯特罗指菲德尔·卡斯特罗，一九二六年生。一九五三年起组织领导反抗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起义。一九五九年一月推翻独裁政府，建立革命政府。后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国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3]“七·二六运动”是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建立的革命组织。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卡斯特罗率领一百多名爱国青年在圣地亚哥袭击蒙卡达兵营，发动第一次反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成立名为“七·二六运动”的革命组织，赴墨西哥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卡斯特罗率“七·二六运动”革命者八十二人从墨西哥重返古巴，转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斗争。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府，取得古巴革命的胜利。一九六一年该组织并入古巴统一革命组织。一九六五年改名为古巴共产党。　　

　 　

　　[4]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就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并于八月一日在日内瓦举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复会。迄至一九七○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5]大国会议指一九六○年五月十六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会议讨论苏美在欧洲进一步缓和关系和寻求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途径。会议期间，赫独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对一九六○年五月一日美国U—2高空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退出会议，四国首脑会议宣告流产。 　　

　 　

　 　

　 　

　 　

　 　

　 　

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　　

　 　

　　（1960年5月7日）　　

　 　

　　欢迎朋友们。我们是朋友，我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大多数不承认我国。它们实际上统治了中国一百多年，使中国变得很贫穷，变成一穷二白。穷就是贫困，白就是文盲多。我们这种状况现在开始有了改变。中国过去名义上是独立国，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我们经过几十年的斗争才得到解放，光武装斗争就进行了二十二年。整个中国大陆在一九四九年基本上解放了，只剩下台湾还被帝国主义霸占着。现在，美帝国主义在东方，比如在日本、台湾、南朝鲜、菲律宾、南越、泰国、巴基斯坦，建立了很多军事基地，对我们的威胁很大。　　

　 　

　　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不行，是有色人种。他们说有色人种就是不行的，是成不了事的，是不讲卫生和不高尚的。我们这个人种似乎和你们非洲人也差不多。西方人也说你们不行，但又不帮助你们发展工业，你们就是发展一点工业，也是属于帝国主义所有的。所以我们和你们的地位相同。　　

　 　

　　你们现在很好，团结起来了。整个非洲团结起来、觉悟起来了，或者正在一步步地觉悟中间。你们非洲有两亿多人口，你们团结起来、觉悟起来、组织起来，帝国主义是怕你们的。帝国主义散布恐怖情绪，它们杀人，或者经过它们的走狗杀人。在中国是经过蒋介石杀我们。你们国家也可能有这样的人，秉承帝国主义的意旨办事。这样的人很少，顶多十个人中有一个，或者不到一个。所以，你们可能团结的人，十个人中有九个，或者更多。实际上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帝国主义每天都宣传它们的力量大，来恐吓我们。　　

　 　

　　从前我们中国人也曾有一个时期怕美帝国主义，怕它的走狗蒋介石。因为他们杀人，或者用各种别的方法，比如把人抓起来，关在班房里头。总而言之，要使我们怕他们，消灭我们的斗志。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步一步地觉悟起来的，后来就慢慢地不怕了，跟帝国主义的走狗对打了。我们开始是手无寸铁的，又不会打仗，我们从他们那里学会了这个办法。你可以压迫我们，我们可不可以压迫你呢?十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压迫我们九个人，我们九个人可不可以团结起来把那一个人赶走呢?我们得出结论说，可以。一个人压迫我们九个人，我们九个人不团结起来把他赶走，这是没有道理的。结果我们闹了几十年革命，还不是得胜了?　　

　 　

　　我们的敌人蒋介石有巨大的外国援助，是美帝国主义援助的。他的武装很强大，有兵工厂，有外国人送的武器，如有军舰，有重炮，有坦克，有飞机。这些我们都没有，也没有重炮，也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我们只有步枪和轻炮。我们那些东西是哪里来的?不是兵工厂造的，而是抢来的，是战争中得来的。美帝国主义经过蒋介石把枪炮送给我们，于是我们就有了枪炮。后来我们又有了坦克、重炮，我们就可以打大仗了。一九四九年，我们就基本上解放了大陆。那时他们的空军在我们头上轰炸，也没有把我们吓倒。后来变成他们怕我们，不是我们怕他们，不仅蒋介石怕我们，而且美国人也有点怕我们，因为我们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团结起来了。还是人要紧，是第一位的，武器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只要把人团结起来，手里掌握着武器，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就怕我们。当然不是只有打仗这一种方法，还有别的方法。　　

　 　

　　你们在座朋友的国家有些不是用打仗夺取政权的，像几内亚。阿尔及利亚现在还在打仗，这个战争帮助了几内亚，几内亚的朋友们也是这样看的，因为法国有五十万军队被阿尔及利亚人吸引在他们的国家中，法国就没有好多兵了。帝国主义占的地方太多，管得太宽了。中国俗话说，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一个跳蚤都捉不到。因为帝国主义管得太宽，它们也就控制不住。美国现在在世界上占的地方也太多了。你看，在亚洲，还有拉丁美洲、非洲，有好多国家都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它还要控制欧洲。这几天国际形势有一些变化。南朝鲜人民没有出路了，起来反对美国的走狗李承晚[2]。南朝鲜人民一起来，一骂一轰，几十万人一示威，李承晚就垮台了。李承晚有七十五个师，而南朝鲜人民群众一枝枪也没有，可是他们一起来，李承晚就倒了。当然，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美国人还在南朝鲜，又选择了新的走狗，南朝鲜人民的斗争还会发展下去。还有土耳其，人民群众也起来反对美国的走狗。所以我们这几天接连举行群众大会，支援南朝鲜人民，支援土耳其人民。还有日本人民也正在起来。再过两天，日本将有广大的群众运动，听说有几十万或几百万人起来反对岸信介[3]政府同美国订立的军事同盟条约[4]。我们也要举行群众大会支持日本人民群众。　　

　 　

　　你们可能有人会说，南朝鲜、日本、土耳其离美国很远，因此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怕美国，敢于起来反对它的走狗。但是，请你们看一看古巴。古巴在什么地方?离美国很近，飞机航行距离只要半小时。古巴人民原来是手无寸铁的，古巴的统治者巴蒂斯塔[5]在几年中杀死古巴人两万之多。你们也可能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多。古巴可不是大国，只有六百多万人口，离美国那么近，巴蒂斯塔又杀死过两万人。但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古巴的民族英雄菲德尔·卡斯特罗[6]率领八十二人，从墨西哥坐了一只船，到古巴登陆。同政府军作战打了败仗，八十二人只剩下十二个人，其中有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他们只好转入山区，开始游击战争，打了两年多，抢了许多枪炮，还抢了坦克，巴蒂斯塔只好跑了。你们看，古巴人民原来是手无寸铁，而巴蒂斯塔政权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国那么大的国家支持它，又离得那么近，但是人民团结起来就把巴蒂斯塔赶跑了。你们有没有人到古巴去过?如果没有人去过，我建议你们到古巴走一趟。这么个小国敢于在美国身旁搞革命，所以研究古巴的经验很有必要，古巴的革命有世界意义。拉丁美洲的人民都欢迎古巴的人民政权。　　

　 　

　　非洲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更有世界意义。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很多国家都有革命；不只是在几百万人中间，而是在几千万或者更多的人口中进行了革命的民族解放斗争。我们完全同情你们，完全支持你们。同时我们认为，你们的斗争支持了我们，帮助了我们。我们还认为，古巴的斗争帮助了我们，整个拉丁美洲的斗争帮助了我们，南朝鲜、土耳其、南越、日本这些国家的斗争也帮助了我们，整个亚洲人民都帮助了我们。当然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帮助我们的，苏联是帮助我们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广大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帮助了我们。这就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因为你们帮助了我们，所以我们有义务支持你们。我们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同时，我们也支持大国会议[7]。四国首脑会议将在法国召开，这也是一种办法。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这就叫两条腿走路。大国会议是跟它们在桌子上谈，这是一条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这又是一条腿。两条腿可以站起来，走路就好走。少了一条腿就不好，就不能走路了。我们相信你们也赞成不要打世界大战，世界大战我们是反对的。但是我们同时赞成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有权利起来反对压迫者。要不打世界大战，就要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我可以举一些具体例子:阿尔及利亚牵制了法国五十万军队，假如打世界大战，法国参加的力量就很少了，因为它只有这么多军队。南朝鲜人民起来，就牵制着美国驻南朝鲜的军队。土耳其人民起来，将牵制着美国驻土耳其的军队。日本人民如果也起来，又可以牵制美国一部分军队。有些人说，要世界和平，就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免得帝国主义不高兴，因此各国都不要搞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看还是两条腿走路。各国人民起来对压迫者进行反抗，这是一条腿，而且是一条重要的腿，也许是第一条腿；跟它们一起在桌面上开大国会议，讲什么裁军，解决德国问题等，这也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世界大战就难于打了。如果只有一条腿，要帝国主义不打世界大战，就没有保证。帝国主义是会搞欺骗的。帝国主义也有两条腿，有欺骗的一条腿，又有压迫的一条腿。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我们和你们一样是有怀疑的。但为什么我们又要支持大国会议呢?是借此看一看，就可以暴露它们那一条腿有病。　　

　 　

　　我赞成阿尔及利亚这位朋友刚才所讲的这种思想，像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以及大体上和它相同的国家，要准备进行长期的斗争。有这样的精神准备比较有利。困难是有的，有时是很大的。我说过，中国的斗争光是武装斗争就有二十二年，你们的斗争才进行了六年。我们在革命斗争中，还犯过几次错误，比如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两次[8]，犯过“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三次[9]，使我们的力量遭到很大损失。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后来我们的军队得到机会，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时候，已发展到一百万人。一九四六年，美国和蒋介石向我们进攻，美国不是亲自出马，而是用帮助蒋介石的办法，支援蒋介石打我们，曾经使我们丧失很多地方，丧失许多城市。蒋介石全面向我们进攻，我们采取后退的策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一年打十个战役，虽然我们的地方丧失很多，但是敌人的军力被我们消灭了一百多个师，这时我们开始反攻。到一九四九年，我们的军队变为优势，蒋介石的军队变成劣势，其中大部分被我们消灭，我们解放了沈阳、北平、天津、济南、郑州等许多大城市。他们的地方被我们控制，军队主力被我们消灭。这时他们要求讲和，派代表到北平。我们就用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我们知道他们讲和是骗人的，但是我们如果不讲和，老百姓不相信，似乎是蒋介石爱好和平，而我们爱好战争了。好吧，就讲和吧，派代表来吧!这时他们派来了一个代表团，同我们谈了三个星期，我们说，你们要缴枪，把政权交给我们。他们的代表签了字，派人回到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去，请求批准。他们说不行，不能缴枪，不能移交政权，这就撕破了他们的“和平”面目。他们今天拒绝签字，明天我们就渡过了长江，这一条腿就伸出去了。敌人经常欺骗我们，我们要看得清楚。有时需要接受谈判，在谈判中揭露他们。两条腿就是这么走的。不是投降敌人，而是要敌人投降。比如现在世界人民要裁军，我们赞成，看你美国裁不裁，你裁，那很好，不裁就证明你是欺骗。要揭露敌人，用各种方法揭露敌人。和平谈判实际上也是一种揭露敌人的方法，我们是这样看的。我们不相信艾森豪威尔[10]很爱和平，帝国主义者哪里会爱和平?他们爱的是殖民主义。　　

　 　

　　我们高兴地看到非洲朋友有这么多人破除了迷信。迷信的第一条就是怕帝国主义，你们破除了这一条，不怕帝国主义了。但是我相信，你们非洲两亿人口中还有一些人怕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还是有迷信的，或者说是有幻想的。因此你们还要向他们做工作，经过十年八年，慢慢地人就多了，两亿人口中可以有一亿人或者一亿多的人站起来，完全破除迷信，不怕帝国主义，胜利就有把握了。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其中的一种；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我们怎么不行呢?我相信，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们干得好些。因为他们人数很少，只有几亿。并且对白种人要加以区分，他们并不都是坏人，只有十分之一的坏人，十分之九是好人，或者他们暂时受人欺骗，不觉悟，总有一天会觉悟起来的。这主要是指无产阶级，还有其他同情无产阶级的人，比如劳动者包括农民。真正怕核战争的，白种人也有，有些资本家就怕。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闹矛盾，所以我们有机可乘。它们并不那么团结，美国人和英国人并不那么团结，美国人和西德人也不是那么团结的，阿登纳[11]同英国人也不对头。所以全世界劳动者，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爱国人民，同盟军是很多的。　　

　 　

　　我们得出一条经验，在战略上不怕敌人。帝国主义已经削弱了，十个指头已经砍掉一个、两个、三个了。在苏联，沙皇没有了，变成列宁主义的苏联了。中国也脱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除了这两国以外，还有十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原来的帝国主义的指头，也都砍掉了。剩下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有些国家已经独立，有些国家正在争取独立。可以说帝国主义剩下的这几个指头也受了伤了。比如，古巴就在美国旁边，把美国的走狗打跑了；阿尔及利亚有很大一块解放区；几内亚也独立了；非洲还有其他几个独立的国家。看来，很大的风暴正在非洲掀起来，同样的风暴也正在拉丁美洲酝酿。有人说，亚洲最近几年民族独立运动比较低落，可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伊拉克发生了革命[12]；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战争[13]，帝国主义没有胜利，埃及得到了胜利；最近几个星期又有南朝鲜、土耳其人民起来，看来日本人民也很有希望。所以现在帝国主义睡不着觉。朋友们讲到我们有些国家有困难，有忧愁。我认为我们有高兴的一面，又有忧愁的一面。我看帝国主义只有忧愁的一面，看不见高兴的一面。你说美国能睡得着觉?我不相信。帝国主义正像中国一句俗话所说的: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所以我们在战略上完全有理由轻视它们，坚信帝国主义制度是要灭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来的。我们在战术上要谨慎，每一个步骤都要好好地研究，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办事。合起来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才能敢想敢说敢做。　　

　 　

　　大家要看一看中国的经验，我们很欢迎。有些经验也许可以作你们的参考，包括革命的经验和建设的经验。可是我要提醒朋友们，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条件，你们有你们的历史条件，中国的经验只能作你们的参考。　　

　 　

　　祝贺我们的团结，由于团结我们一定会胜利。祝贺我们的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取得胜利。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和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的谈话。　　

　 　

　　[2]李承晚（一八七五——一九六五），一九四八年八月至一九六0年四月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　　

　 　

　　[3]岸信介，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4]指《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见本卷第93页注[3]。　　

　 　

　　[5]巴蒂斯塔（一九○一——一九七三），古巴前总统。执政期间实行独裁统治，使古巴完全从属于美国。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其政权被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推翻。　　

　 　

　　[6]菲德尔·卡斯特罗，一九二六年生，一九五九年起任古巴总理。　　

　 　

　　[7]大国会议，指稍后于一九六○年五月十六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会议讨论苏美在欧洲进一步缓和关系和寻求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途径。会议期间，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对一九六○年五月一日美国U－2型高空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退出会议，会议宣告流产。　　

　 　

　　[8]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9]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0]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11]阿登纳（一八七六——一九六七），当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　　

　 　

　　[1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拉克费萨尔王朝一直执行依附帝国主义的政策，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运动。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以卡塞姆将军为首的爱国军人，在伊拉克人民的支持下发动武装革命，推翻了费萨尔王朝的统治，宣布成立伊拉克共和国。　　

　 　

　　[13]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的东北部，是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国际通航运河。它处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地带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八六九年正式通航后，英、法两国垄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每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英国还在运河地区建立了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人民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中国政府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发表声明，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同年十月，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妄图重新夺取运河，结果遭到失败。 　　

　 　

　 　

　 　

　 　

　 　

　 　

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斗争　　

　 　

　　（1960年5月14日）　　

　 　

　　新的日美“安全条约”[2]是为了压迫日本广大人民，是以中苏为敌、以亚洲人民为敌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它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是严重的威胁，同时也必将把严重的灾难带来给日本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当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　　

　 　

　　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在许多国家培养它的走狗，这些走狗是本国人民所不喜欢的。日本的岸信介[3]政府就是这样的政府，日本自由民主党的有识爱国之士，也对岸信介的反动政策表示不满。目前日本人民正在展开规模宏大的斗争，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日本人民在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斗争中，觉悟一天天提高，觉悟的人越来越多。日本人民是很有希望的。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支持日本人民的斗争，日本人民也支持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　　

　 　

　　最近美国派U-2型飞机侵入苏联，进行间谍活动，被苏联击落，苏联人做得很正确。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4]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　　

　 　

　　我们支持首脑会议[5]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　　

　 　

　　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它的老家去。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日本日中友好协会、工会总评议会等访华代表团以及古巴、巴西、阿根廷访华代表团的谈话要点。　　

　 　

　　[2]日美“安全条约”，即《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是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在旧金山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条约以维持日本“安全”为由，规定美国有权在日本驻扎军队和建立军事基地。一九六○年一月，日美修改了该条约，重新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主要内容是：发展日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在“应付共同危险”时，日本负有保护驻日美军的义务；美国继续有权在日本驻军和使用军事基地；“鼓励两国经济合作”等。　　

　 　

　　[3]岸信介，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4]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5]指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稍后于一九六○年五月十六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会议讨论苏美在欧洲进一步缓和关系和寻求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途径。会议期间，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对一九六○年五月一日美国U－2型高空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退出会议，会议宣告流产。 　　

　 　

　 　

　 　

　 　

　 　

　 　

被压迫的人民就是要不屈服　　

　 　

　　（1960年5月17日）　　

　 　

　　前几天，我看到古巴朋友，他们胜利较快，两年多就胜利了。开始时只有八十二人从墨西哥坐一条船到古巴，不会打仗，打冒险的仗，结果八十二人就给搞掉七十人，剩下十二人，菲德尔·卡斯特罗[1]就是其中之一。十二个人怎么办呢?他们就转入山区，改变了策略，这样就发展起来了。后来也还有些挫折，挫折教育了他们，最后取得了胜利。古巴人口比阿尔及利亚少，只有六百万人。美帝国主义离他们也很近，飞机去只要半小时。他们打了两年多，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取得了独立，成立了自己的政府。我对他们说，现在你们比我们强，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你们只打了二年多。他们是在一个孤岛上，要在各国找援助，拉丁美洲广大人民都在帮助他们，现在我们对他们也有帮助。他们那里美国干涉不干涉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两种可能：美国武装干涉或者不干涉。他们正在分配土地，三分之二已分配，再过些时就能分完。　　

　 　

　　你们要能保持力量，依靠群众，坚持下去，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打仗自己消耗不要太大，保存住主力，并每天消耗敌人一点力量。你们的十万兵力能保持并发展，胜利就是你们的。法国人怕熬时间，你们不怕，已经熬了六年，要熬下去，再熬六年，不就胜利了吗?　　

　 　

　　你们自己讲，战争是长期的，要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人民。持久作战也是我们讲的，我们很赞成。以你们自己为主，这也是你们的方针，但别国有责任帮助你们。你们组织了各阶层的广泛统一战线，只要反对法国殖民者的都组织在统一战线内，你们叫民族解放阵线，这个名字就很好，可以团结许多党派。战争持久下去，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发生，能保持团结就好，尽可能争取更多的人，使法国孤立，不使自己孤立。　　

　 　

　　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人数很少，他们最多只占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法国有四千五百万人，但不是统一的，大部分是劳动人民，是被压迫的，你们要在法国人中做工作。你们在法国有四十万阿尔及利亚人，利用他们做反对法国殖民者的工作，来帮助你们。　　

　 　

　　美帝表面上强大，但有弱点，引起很多人的反对。南朝鲜的人民就起来反对美帝及其走狗，土耳其、日本的人民也广泛地起来了。谁也没有料到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伊拉克的革命[2]，伊拉克的形势对你们有帮助。谁也没有料到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古巴的革命取得胜利。许多事情料不到，我们未料到，帝国主义也未料到，但是它就要发生，你有什么办法?古巴革命对你们也有利。非洲，两年前和两年后有很大不同。我们见过许多非洲、拉丁美洲的朋友，他们情绪都很高，在拉丁美洲是反对美国，在非洲是反对法国、英国、比利时。　　

　 　

　　我们对所有反帝力量都支持，同时他们也支持了我们，这是世界反帝力量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总是光明的。作为你们的朋友，提这些意见供你们参考。相信你们不会说我干涉你们内政。我们是共产党，帝国主义说革命都是共产党搞的，这是造谣。你们要搞革命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你们已经搞起来，我们才知道。你们要成立临时政府，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成立起来了，我们就承认你们。你们来过几个代表团，我们热烈欢迎。　　

　 　

　　我们是站在你们一边，不是站在戴高乐[3]一边的，我们不怕戴高乐生气。法国不承认中国，还有蒋介石代表在巴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支持你们,为什么不能同你们往来?美国占领我们的台湾，承认蒋介石，不承认我们，说蒋介石是“好人”，我们是“坏人”。戴高乐也说我们是“坏人”，并说你们是“坏人”，好吧,那我们就是“坏人”同“坏人”来往。　　

　 　

　　帝国主义不喜欢我们，说我们“侵略”，先是“侵略”了蒋介石，又在朝鲜和美国打仗，“侵略者”这个诨号就出来了。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它们说蒋介石、李承晚[4]很好。帝国主义愈说我们坏，我们愈高兴，我们愿一辈子挨骂，如果它们讲我们很好，那岂不是同蒋介石、李承晚一样了吗?帝国主义骂我们，也骂你们。你们挨骂已五年半了，要准备挨帝国主义的骂，准备人民欢迎。帝国主义骂你们，但世界人民都欢迎你们。我们都是一党，革命人民都是一党和一条阵线。这里面还有各种不同，有的信仰共产主义，有的信仰宗教，有的不信这些，有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有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但是大家团结共同反帝。你们知道我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他们现在同我们一道工作，有选举权，并参加政府，只是不要蒋介石那一派买办资产阶级，还有封建地主。是不是将买办资产阶级分子和封建地主都杀掉?不是，而是给他们出路，比如分给地主一块土地，让他们自食其力。　　

　 　

　　美国侵略我国台湾，反而说我们侵略，它不侵略。美国也有一个“好处”，就是“爱好和平”，它欺负社会主义国家，派飞机到苏联领空，被打下来了。美国“爱好和平”，它给戴高乐提供军火和飞机侵略阿尔及利亚，它爱的是另外一种东西，爱的是要把你们灭掉，把我们灭掉，甚至把戴高乐也灭掉，只剩下它，是不是?戴高乐同美国合作，但又有矛盾，我们在斗争中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我们承认你们，苏联没有承认你们，是有原因的。苏联不愿同法国闹翻，闹翻了，美、法更会一起对付你们。所以，苏联是考虑到美、英、法的矛盾，为了争取英、法，才没有承认你们。我们就不能起这样的作用，我们不能拉戴高乐一把，因为我们同法国没有外交关系，戴高乐又瞧不起我们。我们那么多人只有那么点钢，法国又爆炸了两个原子弹，我们一个也没有，戴高乐看不起我们也有理由。那些人只看得见钱、钢和原子弹。我们很感谢你们看得起我们。我们没有原子弹，只有几枝破枪给你们。再过十年，我们钢多了，也有原子弹时，你们的情况也就变了。被压迫的人民就是要不屈服，就是要有志气。现在不是戴高乐万岁，麦克米伦[5]、艾森豪威尔[6]万岁，而是各国人民万岁。　　

　 　

　　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主要部分。　　

　 　

　　注释：　　

　 　

　　[1]卡斯特罗指菲德尔·卡斯特罗，一九二六年生。一九五三年起组织领导反抗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起义。一九五九年一月推翻独裁政府，建立革命政府。后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国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拉克费萨尔王朝一直执行依附帝国主义的政策，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运动。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以卡塞姆将军为首的爱国军人，在伊拉克人民的支持下发动武装革命，推翻了费萨尔王朝的统治，宣布成立伊拉克共和国。　　

　 　

　　[3]戴高乐(一八九○——一九七○)，法国军人、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反抗法西斯德国的武装占领。曾任法国临时政府主席。一九五八年六月出任法国总理，十二月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当选法国总统。　　

　 　

　　[4]李承晚(一八七五——一九六五)，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年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　　

　 　

　　[5]麦克米伦(一八九四——一九八六)，英国保守党人。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三年任英国首相。　　

　 　

　　[6]艾森豪威尔(一八九○——一九六九)，美国共和党人。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一年任美国总统。 　　

　 　

　 　

　 　

　 　

　 　

　 　

同蒙哥马利元帅谈国际局势　　

　 　

　　（1960年5月27日）　　

　 　

　　蒙哥马利元帅(以下简称蒙)：请你给我讲一讲你对今天的世界局势有什么看法?　　

　 　

　　毛泽东主席(以下简称毛)：国际局势很好，没有什么坏，无非是全世界反苏反华。　　

　 　

　　蒙：这是很坏的。　　

　 　

　　毛：这是美国制造的，不坏。　　

　 　

　　蒙：但这是很坏的。　　

　 　

　　毛：不坏，是好的。他们如果不反对我们，我们就同艾森豪威尔[1]、杜勒斯[2]一样了，所以照理应该反。他们这样做，是有间歇性的。去年一年反华，今年反苏。　　

　 　

　　蒙：那是美国做的，不是英国。　　

　 　

　　毛：主要是美国，它也策动在各国的走狗这样做。　　

　 　

　　蒙：因此我认为局势是坏的。　　

　 　

　　毛：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　　

　 　

　　蒙：困难就在这里。在冷战中相处是困难的。　　

　 　

　　毛：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蒙：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毛：但是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所以你做转化工作，我们欢迎。　　

　 　

　　蒙：是的。我认为我们不能在这种紧张局势中生活下去。我们的孩子们是在冷战中长大的，这对孩子们是坏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种情况转为和平共处。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孩子长大以后认为世界必须一直存在着紧张。　　

　 　

　　毛：这要有分析。冷战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坏的一面是它有可能转为热战。　　

　 　

　　蒙：有可能。　　

　 　

　　毛：好的一面是有可能转为和平共处。　　

　 　

　　蒙：这不能够称为是冷战的好处。　　

　 　

　　毛：我们说有好处，因为美国制造紧张局势，就制造更多反对它的人，例如在南朝鲜、日本、土耳其以及拉丁美洲，很多国家都反对美国人的控制。这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　　

　 　

　　蒙：我不能肯定美国在西方国家集团中制造了它的反对者，在西方集团中没有发生这种情况，虽然我希望发生这种情况。　　

　 　

　　毛：我不是指欧洲，欧洲是比较平静的。我是指南朝鲜、南越、日本、土耳其、古巴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非洲不能光责备美国，首先是要责备欧洲的殖民主义者。但是，美国要在那里取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因此，我说好的一面就在于使这些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这正在动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　　

　 　

　　蒙：西方世界的领袖是美国，现在西方国家怕被这个领袖领到战争中去，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在上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等到战争打到一半才参加进来。可是现在西方国家却怕美国把它们带入战争。我们必须把这样一种情况改过来：现在的情况是，西方集团的领袖跟东方集团两个最大的国家根本谈不拢。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受到怀疑。　　

　 　

　　毛：只要美国的领导不削弱，由英国、法国来加强，就不可能改变局势。　　

　 　

　　蒙：我相信必然产生这样的一种情况。　　

　 　

　　毛：你是英国人，你到法国跑过，你去过两次苏联，现在你来到了中国。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　　

　 　

　　蒙：是的，我想是可能的。但是，由于美国的领导，英、法会害怕这样做。　　

　 　

　　毛：慢慢来。我们希望你们的国家强大一些，希望法国强大一些，希望你们的发言权大一些，那样事情就好办了，使美国、西德、日本有所约束。　　

　 　

　　威胁你们和法国的是美国和西德，还有在远东的日本。威胁我们的也是这三个国家。我们不感到英国对我们是个威胁，也不认为法国对我们是个威胁。对我们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　　

　 　

　　蒙：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局势中，我们应首先采取哪一个步骤?我觉得首先应该从别国领土上撤走一切外国军队，这是需要时间的。　　

　 　

　　毛：主要是美国的势力，一部分在欧洲，一部分在亚洲。英国在德国只有四个师。　　

　 　

　　蒙：只有三个。　　

　 　

　　毛：而美国在国外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包括在西德、英国、土耳其，还有在摩洛哥。在东方，美国在日本、南朝鲜、台湾、菲律宾有军事基地；美国还在南越有军事人员，在泰国和巴基斯坦有空军基地。　　

　 　

　　蒙：主要的问题是大家应该回到本国去。如果我们能做两件事，我们就有可能和缓紧张局势：第一，停止对欧洲的军事占领；第二，解决台湾问题。问题只能一个一个来。　　

　 　

　　毛：但是人民在做。南朝鲜人民、日本人民，还有土耳其人民，都在进行示威游行。土耳其刚刚发生了政变，这总不能说是共产党搞的吧。　　

　 　

　　蒙：要同时做一切事情是没有好处的。我是个军人，我了解这一点。你也是个军人，你也应该了解这一点。　　

　 　

　　毛：你有三十五年军龄,你比我长,我只有二十五年[3]。　　

　 　

　　蒙：我有五十二年了。　　

　 　

　　毛：可是我还是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主席。　　

　 　

　　蒙：那很好。我读过你关于军事的著作，写得很好。　　

　 　

　　毛：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我是从你们那儿学来的。你学过克劳塞维茨[4]，我也学过。他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蒙：我也学过成吉思汗[5]，他强调机动性。　　

　 　

　　毛：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东西。　　

　 　

　　蒙：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　　

　 　

　　毛：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　　

　 　

　　蒙：我们应当从两千年以前回到现在了。　　

　 　

　　你同意不同意，我回到伦敦以后，在结束欧洲的军事占领和解决台湾这两个大问题上动员世界的舆论?你是否同意先从这两个问题开始?　　

　 　

　　毛：好，我赞成。　　

　 　

　　蒙：我可以使美国非常为难。　　

　 　

　　毛：这里也有两条：一条就是你这样做；另一条就是美国人非常自高自大，他们是寸土不让的。　　

　 　

　　蒙：我可以使美国非常为难。　　

　 　

　　毛：有可能。　　

　 　

　　蒙：我跟美国人很熟，在美国有很多朋友，他们的看法跟我一样。　　

　 　

　　毛：我们的政策也是使美国为难。　　

　 　

　　蒙：在美国，我有很多朋友会同意我的意见的。很多强大的报界人士也会同意我的。我过去从来也没有设法使美国为难，我想现在就要使它为难了。　　

　 　

　　毛：美国现在很被动。有几百条绞索把美国捆起来，它在国外有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　　

　 　

　　蒙：我想应该对美国人讲一些不客气的老实话。　　

　 　

　　毛：美国有一半的军队都捆在基地上。它有三百万军队，其中一百五十万在海外，包括在你们的英国和中国的台湾。我们在国外没有一个军事基地，没有一个兵。　　

　 　

　　蒙：主席同意不同意我跟周恩来谈的关于美国应该遵守的那几条原则?那就是：第一，美国应该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美国应该从台湾撤走；第三，台湾问题应该由中国和蒋介石谈判。　　

　 　

　　毛：我知道，我也同意。我们不要同美国用战争解决问题。同蒋介石就不同了，但是如果他不用武力，我们也不用武力。　　

　 　

　　蒙：这点我是同意的。　　

　 　

　　毛：美国声明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问题，而不使用武力或不以武力威胁。它这个话是否可靠还是个假定，还要等着看。可是蒋介石没有发表这样的声明，他反对同中国共产党谈判，而我们早就表示我们愿意同蒋介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蒙：你认不认识蒋介石?　　

　 　

　　毛：他是我的老朋友，我怎能不认识?蒋介石就是经过我们的帮助才掌权的。在他没有掌权以前，我们同孙中山打交道。　　

　 　

　　蒙：毛主席同蒋介石是否在抗日的时候合作过?　　

　 　

　　毛：抗日合作了八年。后来他又同美国合作来打我们。　　

　 　

　　过去你们英国同日本有一个同盟，对付沙皇俄国。那时候，远东是你们的天下，中国主要是你们的势力范围。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改变的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开始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你们就管不了啦，由美国管了。英国还同美国订了一　项　君子协定，把中国让给美国。这是克里　浦斯　夫人到延安时告诉我的。她说，在中国问题上，英国没有发言权了。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对英国的仇恨就消除了，中国人民的仇恨转向美国。日本投降以后，在中国的美国军队有九万人。　　

　 　

　　蒙：可是过去的仇恨是针对英国的。　　

　 　

　　毛：过去是对着英国，同时也是对着日本。　　

　 　

　　蒙：我们曾经是最坏的洋鬼子。　　

　 　

　　毛：过去也有日本，后来就成为日本和美国。　　

　 　

　　蒙：你们反对美国，是不是因为美国派了马歇尔[6]将军来中国干涉中国内政?　　

　 　

　　毛：日本就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占了大半个中国。日本没有铁，没有石油，煤也很少。这三样东西都是美国源源不断地给日本送去的。但是，美国扶植了一个力量，却造成了一个珍珠港事件[7]。　　

　 　

　　蒙：你们今天不怕日本了吧?　　

　 　

　　毛：还有点怕，因为美国扶植日本的军国主义。　　

　 　

　　蒙：日本是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工业国家。　　

　 　

　　毛：美国在东方的主要基地是日本。本月十九日，日本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条约[8]。　　

　 　

　　蒙：日本对中国有没有什么坏的意图?　　

　 　

　　毛：我看是有。　　

　 　

　　蒙：什么样的意图?　　

　 　

　　毛：当然主要是美国。日美条约把中国沿海地区，也包括在日本所解释的远东范围之内。　　

　 　

　　我读过艾登[9]的回忆录。他讲到苏伊士问题、埃及问题和伊朗问题，也谈到东南亚条约组织[10]问题。他说，美国在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时候，英国希望印度参加，美国坚决反对。美国说如果英国要印度参加，美国就要蒋介石和日本参加。　　

　 　

　　蒙：印度是不会参加的。　　

　 　

　　毛：那个时候，艾登想让印度参加来对付美国。艾登在回忆录中说，他想不通蒋介石怎么能同尼赫鲁[11]相提并论。　　

　 　

　　蒙：我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想问一下主席：中国大概需要五十年，一切事情就办得差不多了，人民生活会有大大的改善，房屋问题、教育问题和建设问题都解决了，到那时候，你看中国的前途将会怎样?　　

　 　

　　毛：你的看法是，那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　　

　 　

　　蒙：不，至少我希望你们不会。　　

　 　

　　毛：你怕我们会侵略。　　

　 　

　　蒙：我觉得，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以后，它应该很小心，不进行侵略。看看美国就知道了。　　

　 　

　　毛：对，很对，也可以看一看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是英帝国。一百八十年前的美国呢。只是英国的殖民地。　　

　 　

　　蒙：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非常强大的时候，就倾向于侵略。　　

　 　

　　毛：要向外侵略，就会被打回来。到底是华盛顿[12]的北美强大，还是英帝国强大?但是，华盛顿用几枝烂枪，打了八年，把英帝国赶回去了。　　

　 　

　　蒙：美国革命是件好事。革命往往是件好事。如果不是美国革命，加拿大就不是今天的加拿大。中国的革命也是好的。所以革命可以是好的。　　

　 　

　　毛：你很开明!　　

　 　

　　蒙：我是个军人。　　

　 　

　　毛：外国是外国人住的地方，别人不能去，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硬挤进去。　　

　 　

　　蒙：我同意。　　

　 　

　　毛：如果去，就要被赶走，这是历史教训。　　

　 　

　　蒙：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　　

　 　

　　毛：那不一定。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国没有上帝，有个玉皇大帝。五十年以后，玉皇大帝管的范围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可是联合国却给我们一个封号，叫我们是“侵略者”。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说话，你知道不知道?在你对面坐着一个“侵略者”，你怕不怕。　　

　 　

　　蒙：革命前，你们曾遭受过我们的侵略。　　

　 　

　　毛：过去有过，现在那种仇恨没有了，只留了一点尾巴了。你们的政府只要改善一点态度，我们就可以同你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　　

　 　

　　蒙：我希望如此。　　

　 　

　　毛：如果英、法、苏、中四国能够比较接近，事情就会好些。　　

　 　

　　蒙：我希望看到这种情况。　　

　 　

　　毛：你们为什么不稍稍改善一点你们的态度呢?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你们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同意北京政府代表中国，基本事情你们已经做了。只剩下个别问题，这就是：　　

　 　

　　一、在联合国讨论蒋介石代表权问题的时候，同美国站在一起；　　

　 　

　　二、在台湾你们还有领事；　　

　 　

　　三、你们的政府比较亲台湾而对中国疏远，有很多蒋介石的人从台湾到伦敦，受到你们外交部的接待。　　

　 　

　　此外，在西藏问题上，你们也同美国站在一起。西藏的一名叛乱分子到伦敦，受到你们外交部的负责人接见。　　

　 　

　　蒙：这我不知道。西藏是在中国之内的。　　

　 　

　　毛：你们外交部做的很多事情，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我看来，我们不能轻易地把正式代表权给英国，不能同英国正式互换大使。　　

　 　

　　蒙：这是需要时间和等待的。　　

　 　

　　毛：你们只要少许改善一下态度，我们的关系就会改善。蒙：我觉得你提到的关于英、法、俄、中这一个问题是很有趣的。我同麦克米伦[13]和戴高乐[14]是很熟的。戴高乐曾要我下个月到巴黎去同他会见，我将把这一点告诉他。戴高乐是一个很好的人。　　

　 　

　　毛：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　　

　 　

　　蒙：人人都有缺点。　　

　 　

　　毛：说他还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他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棒，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军也由他指挥而不是由美国指挥。　　

　 　

　　蒙：海军也是这样。　　

　 　

　　毛：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原来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了。这几点我们都很欣赏。　　

　 　

　　另一方面他的缺点很大。他把他的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了。　　

　 　

　　蒙：戴高乐会说，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个省份，而在法律上戴高乐这样说是对的。　　

　 　

　　毛：阿尔及利亚人可不同意，他们要求独立。　　

　 　

　　蒙：麻烦就在这里，所以必须解决。但是法律上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个省份。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毛：阿尔及利亚问题应该解决。阿尔及利亚人告诉我，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有九十万军队，我觉得没有这么多，大概有五六十万。每天、每月、每年，法国都在阿尔及利亚消耗大量军费，这对法国很不利。　　

　 　

　　蒙：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毛：是必须解决。法国军队不能打仗，在越南他们也打不过胡志明[15]部队。　　

　 　

　　蒙：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毛：他们在阿尔及利亚打了六年。开头阿尔及利亚只有三千名游击队，现在已经发展到十万人的军队了。　　

　 　

　　蒙：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戴高乐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解决不了，他可能被迫下台。　　

　 　

　　毛：也会决定他是否能够同英国和美国一道在欧洲有平等的权利。　　

　 　

　　蒙：他已经得到了。他曾经坚持这一点。　　

　 　

　　毛：不完全如此，美国人不干。我们看到麦克米伦到法国访问，戴高乐到伦敦访问时受到隆重接待，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希望你们两个国家能够合作。　　

　 　

　　蒙：麦克米伦可能是西方世界最好的政治领袖。　　

　 　

　　毛：可能。至少他比艾森豪威尔好。　　

　 　

　　蒙：谁会比他更好呢?我是指在西方世界里。　　

　 　

　　毛：我们希望英国能够更加强大。　　

　 　

　　蒙：他在西方集团是最聪明、最老实的人了。　　

　 　

　　毛：人们可以看出，他比较有章法。　　

　 　

　　蒙：我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你同意不同意这样一种标准?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　　

　 　

　　毛：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　　

　 　

　　蒙：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　　

　 　

　　毛：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　　

　 　

　　蒙：他必须带领人民去做最有利的事。　　

　 　

　　毛：他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蒙：但是人民并不经常知道什么对他们最有利，领袖必须带领他们去做对他们有利的事情。　　

　 　

　　毛：人民是懂事情的。终究还是人民决定问题。正因为克伦威尔[16]代表人民，所以国王才被迫让步。　　

　 　

　　蒙：克伦威尔只代表少数人。　　

　 　

　　毛：他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　　

　 　

　　蒙：但是他失败了。克伦威尔去世并且埋葬以后，过了几年，人家又把他的尸体挖出来，砍掉他的脑袋，并且把他的头在议会大厦屋顶上挂了好几年。　　

　 　

　　毛：但是在历史上克伦威尔是有威信的。　　

　 　

　　蒙：如果不是克伦威尔的话，英国就不是今天的英国了。　　

　 　

　　毛：耶稣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但是耶稣有威信。　　

　 　

　　蒙：那是在他死以后，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很多的跟随者。　　

　 　

　　毛：华盛顿是代表美国人民的。　　

　 　

　　蒙：可是他被暗杀[17]了。　　

　 　

　　毛：印度的甘地[18]也是被暗杀的，但是他是代表印度人民的。　　

　 　

　　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同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话的主要部分。　　

　 　

　　注释：　　

　 　

　　[1]艾森豪威尔(一八九○——一九六九)，美国共和党人。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一年任美国总统。
[2]杜勒斯(一八八八——一九五九)，美国共和党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次代表美国政府出席国际会议。一九五○年任杜鲁门政府顾问。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任美国国务卿。他在国际活动中，鼓吹“冷战”，推行“战争边缘”政策，威胁要实行“大规模核报复”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等战略。一九五○年他参与策划美国政府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一九五四年他又策划美国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霸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将台湾长期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　　

　 　

　　[3]这里指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和三年抗美援朝战争。　　

　 　

　　[4]克劳塞维茨(一七八○——一八三一)，普鲁士将军，著名的资产阶级军事战略理论家。著有《战争论》等。他否认战争本身是目的，主张“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5]成吉思汗(一一六二——一二二七)，元太祖，名铁木真。一二○六年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号成吉思汗。他曾多次统率远征军侵略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区，给这些地区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6]马歇尔(一八八○——一九五九)，美国前国务卿、国防部长，民主党人。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派任驻华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一九四六年八月宣布“调处”失败，不久返回美国。　　

　 　

　　[7]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未经宣战，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最大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击毁、击伤美国军舰十九艘，飞机二百余架。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当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8]日美“安全条约”是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日本和美国在旧金山缔结和约的同时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生效。条约以维持日本“安全”为由，规定美国有权在日本驻扎军队和建立军事基地。一九六○年一月，日美修改了该条约，重新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主要内容是：发展日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在“应付共同危险”时，日本负有保护驻日美军的义务；美国继续有权在日本驻军和使用军事基地；“鼓励两国经济合作”等。新条约于五月十九日在国会众议院强行通过，六月二十三日开始生效。新旧日美安全条约遭到日本人民的坚决反对。　　

　 　

　　[9]艾登(一八九七——一九七七)，英国前首相、外交家。著有《艾登回忆录》。　　

　 　

　　[10]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在美国策动下，由美、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它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条约声明要用“自助和互助的办法”“抵抗武装进攻”。条约附有美国提出的“谅解”，对“侵略和武装进攻的意义”解释为“只适用于共产党的侵略”。条约还以议定书的形式，把柬埔寨、老挝和南越划为它的“保护地区”。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九日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一九六二年七月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不承认它对老挝的所谓保护。一九六七年起法国拒绝派正式代表团参加该组织的部长级理事会。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八日巴基斯坦宣布退出。一九七七年六月该组织宣布解散。　　

　 　

　　[11]尼赫鲁(一八八九——一九六四)，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六四年任印度总理。　　

　 　

　　[12]华盛顿(一七三二——一七九九)，美国第一任总统。一七七五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任大陆军总司令，将装备落后、组织松散的地方民军整编训练成为能与英军正面抗衡的正规军，取得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一七八九年当选为总统。　　

　 　

　　[13]麦克米伦(一八九四——一九八六)，英国保守党人。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三年任英国首相。　　

　 　

　　[14]戴高乐(一八九○——一九七○)，法国军人、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反抗法西斯德国的武装占领。曾任法国临时政府主席。一九五八年六月出任法国总理，十二月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当选法国总统。　　

　 　

　　[15]胡志明(一八九○——一九六九)，越南共产党的缔造者。一九四六年当选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政府总理。一九五一年后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曾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战争和抗美救国战争。　　

　 　

　　[16]克伦威尔(一五九九——一六五八)，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主要军事、政治领导人，独立派领袖，资产阶级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一六四九年战胜国王军队，宣布成立共和国。一六五三年自任“护国主”，建立军事独裁政权。　　

　 　

　　[17]这里蒙哥马利的记忆有误，华盛顿一七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家乡病逝。　　

　 　

　　[18]甘地(一八六九——一九四八)，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曾当选为印度国大党主席，长期领导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遇刺身亡。 　　

　 　

　 　

　 　

　 　

　 　

　 　

关于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两点建议给苏共中央的信　　

　 　

　　（1960年6月10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收到了你们六月二日和六月七日两次来信，我们完全同意你们在六月七日来信上所说的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华沙条约缔约国[1]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推迟召开的意见[2]。　　

　 　

　　我们认为：在六月二十日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各兄弟党代表就这两个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然后根据各兄弟党中央商谈的结果，最后加以确定；同时，还可以对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内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这样的安排是适当的。　　

　 　

　　鉴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不但同社会主义阵营十二国[3]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实践密切相关，而且同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实践密切相关，并为他们所十分关切。因此，我们建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成员，除了社会主义阵营十二国兄弟党的代表以外，最好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4]；至少应当包括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和澳洲的一些重要国家共产党的代表，例如包括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古巴、印尼、印度、日本、伊拉克、叙利亚、澳大利亚等十四个国家的党的代表。我们认为，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由社会主义各国的党同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党共同讨论，取得共同的意见，是更为适当和更为有益一些。当然，可以考虑，这次会议的共同宣言[5]，仍然像上次莫斯科会议[6]那样，由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签署发表。至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共产党对这个宣言采取什么态度，可由他们自己决定。　　

　 　

　　为了很好地准备各兄弟党的代表会议，我们建议，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经过各兄弟党中央的同意，产生一个起草委员会，为会议准备宣言草案，以便各兄弟党能够事先讨论和交换意见。　　

　 　

　　对于以上两点建议，请你们加以考虑，并且希望将你们的意见告诉我们。　　

　 　

　　致共产主义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０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有修改件）　　

　 　

　　注　释　　

　 　

　　〔１〕　指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八个国家。他们于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在华沙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指出，缔约国将致力于“国际和平和安全”，并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规定设立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和政治协商委员会等组织。　　

　 　

　　〔２〕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后来于一九六○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后来于一九六一年三月在莫斯科召开。　　

　 　

　　〔３〕　指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　　

　 　

　　〔４〕　苏共中央接受了中共中央的这一建议。后来，有八十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　　

　 　

　　〔５〕　这次代表会议的共同宣言，即《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由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一致通过，于一九六○年十二月五日正式发表。　　

　 　

　　〔６〕　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十年总结　　

　 　

　　（1960年6月18日）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了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一九五八年五月党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2]，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　　

　 　

　　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嵖岈山乡党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3]。这个章程是基本正确的。　　

　 　

　　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4]，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5]，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　　

　 　

　　十二月武昌会议[6]，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了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　　

　 　

　　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7]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8]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　　

　 　

　　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9]规定一个一六五○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　　

　 　

　　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10]规定指标为一三○○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马鞍形。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上取得丁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　　

　 　

　　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　　

　 　

　　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11],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找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一九六○年六月上海会议[12]规定后三年[13]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人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4]，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大会[15]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　　

　 　

　　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　　

　 　

　　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　　

　 　

　　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16]，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17]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　　

　 　

　　如列宁所说，不犯错候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　　

　 　

　　我试图做出一个十年经验的总结。上述这些话，只是一个轮廓，而且是粗浅的，许多问题没有写进去，因为是两个钟头内写出的，以便在今天下午讲一下。　　

　 　

　　毛泽东　　

　 　

　　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八时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年六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于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的一篇文稿，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3]指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246页注[1]。　　

　 　

　　[4]指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　　

　 　

　　[5]指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郑州主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又称第一次郑州会议。　　

　 　

　　[6]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7]指一九五九年一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　　

　 　

　　[8]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9]指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10]指一九五九年五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1]指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12]指当时正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3]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　　

　 　

　　[14]指周恩来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15]指原准备一九六Ｏ年七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三次会议，后因故未召开。　　

　 　

　　[16]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7]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介绍麻城的经验》之二。　　

　 　

　　[18]为了清晰之见，主人公版做了段落划分的编辑。---鸿雁　　

　 　

　　(原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213-218页) 　　

　 　

　 　

　 　

　 　

　 　

　 　

同斯诺的谈话　　

　 　

　　（1960年10月22日）　　

　 　

　　毛泽东:你是哪一年离开延安的?　　

　 　

　　斯诺:一九三九年。一般说来，我对美国的情况不十分了解。我在中国住了十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又是驻苏联和欧洲的战地记者，只在一九五○年我才真正住在美国。在这个期间，美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技术方面，这种变化尤其巨大。　　

　 　

　　毛:我们在对美国的研究方面有很大的缺点。科学院应该有一个所，至少有一个专门研究美国问题的组。要有一批人专门研究美国，注意美国各阶层的情况。除了上层的以外，你所说的那些中层、下层的舆论我们也要注意。　　

　 　

　　斯:关于台湾问题，不知主席有没有看到在美国所进行的一场激烈辩论?是肯尼迪[2]和尼克松[3]两个人关于马祖和金门问题以及美国对远东政策问题所进行的辩论。　　

　 　

　　毛:看了一些。　　

　 　

　　斯:他们争论得那么激烈，报上经常出现马祖和金门的名字，所以有一个人就编了一个笑话，说人们已经忘了两个总统候选人的名字，忘记了他们叫尼克松和肯尼迪，而以为他们叫马祖和金门。　　

　 　

　　毛:他们拿这个问题用在他们的竞选上面，这是因为美国人怕打仗。这两个岛靠大陆太近，肯尼迪就用这点想争取选票。　　

　 　

　　斯:但是，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舆论有很大的分歧。一般说来，人们对这次竞选反应冷淡，但这个问题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因为很多人反对美国的现行政策，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毛:尼克松有他的想法，他说非保护这两个岛不可。他也是为了争选票。这个问题使美国竞选有了生色。尼克松讲过了头，他说得好像美国政府有义务保护这两个岛。美国国务院说没有义务保护这两个岛。究竟保护不保护，要看时局，要按照当时的情况，由总统作决定。这是艾森豪威尔[4]两年前的声明。　　

　 　

　　斯: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根据美国的宪法，新总统在十一月初选出后，还不马上上任，而要等到明年一月。他们说，如果肯尼迪当选，而中国却在十一月六日去占领金门和马祖，那时怎么办?　　

　 　

　　毛:他们是这样提问题的?　　

　 　

　　斯:直到明年一月，艾森豪威尔还是总统。　　

　 　

　　毛:我们不是这样看待这两个岛屿的。我们对这个问题有过公开声明，就是让蒋介石守住这两个岛屿。我们也不切断他们的给养。如果他们给养不够，我们还可以接济他们。我们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是台湾和澎湖列岛，包括金门和马祖，这都是中国的领土。关于这两个岛屿，现在在蒋介石手里，还可以让他们守住。看来，美国竞选的人还没有查清这个材料。　　

　 　

　　斯:很可能。　　

　 　

　　毛:这个问题有什么可争的?我们要的不只是金门、马祖这两个岛屿，而是整个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个问题可能要搅很长的时间。现在已经搅十一年了，比方再过两个十一年吧，或更长的时间，都有可能。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放弃台湾。它不愿意放弃，我们也不去打，我们和它谈判[5]，先在日内瓦，后来在华沙。它在台湾，我们也不会打。我们要谈判解决，不要武力解决。这条道理美国政府早已知道。金门、马祖我们也不去打，我们过去有过公开声明的。因此，战争的危险是没有的，美国可以放心继续霸占台湾。今年已经是十一年了，又过十一年，再过十一年，不是三十三年了吗?也许在第三十二年，美国会放弃台湾的。　　

　 　

　　斯:我想主席是要等到蒋介石的士兵都成了三条腿的人的时候。　　

　 　

　　毛:主要是美国政府的问题，不是蒋介石或者其他人的问题。蒋介石的人如果成了三条腿，台湾还是有人的，还是有两条腿的人。人是能够随便找到的。　　

　 　

　　斯:主席是否真的认为，美国的立场还要十一年，甚或二十二年才会有改变?美国的局势现在发展得非常快，要变起来也会是很快的。这种变化当然同外来因素有关。总之，局势会起变化的。　　

　 　

　　毛:也许。你在你的文章里有一条，说我们对美国承认中国的兴趣比我们对进联合国的兴趣小，好像我们对进联合国的兴趣要大一些。我看，不是这样，不能这么讲。在联合国里，是不应该由蒋介石代表中国的，应该由我们代表，早就应该如此。但是，美国政府组织了多数国家，不让我们去。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并不急于进入联合国。急于要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是另外一些国家，当然不包括美国在内。英国现在不得不听美国的话。但是，英国的本意可能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就是如果我们在联合国外无法无天，不如把我们套在联合国里守规矩好。有相当多的国家希望中国守规矩些。你知道，我们打过游击，野惯了。那么多规矩，令人难受，是不是?不进联合国，对我们有什么损失呢?没有什么损失。进联合国有多少好处呢?当然，有一些好处，但说有很多好处就不见得。有些国家争着要进联合国，我们不甚了解这种情绪。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联合国”，我们的一个省就比有的国家大。　　

　 　

　　斯:我也经常这样说。　　

　 　

　　毛:他们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就和国民党那时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一样。很感谢国民党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搞，致使我们各个根据地都搞生产。国民党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还给我们发饷，从一九四○年开始就实行封锁。我们要感谢他们，是他们使我们自己搞生产，不依赖他们。现在美国也对我们实行封锁，这个封锁对我们有益处。　　

　 　

　　斯:我记得在一九三九年的时候主席就对我说过:我们有八点要感谢国民党的。一点是，因为共产党发展太慢，所以国民党就实行经济封锁，迫使我们更快地发展；另一点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新兵太少，所以蒋介石就把更多的人关到监狱里去，等等。后来，主席的这几点意见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事实上，愈是压迫人民，人民的力量就发展得愈快。　　

　 　

　　毛:就是这个道理。　　

　 　

　　斯:你在你的一篇文章[6]里说:帝国主义的规律是，反对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的努力，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他们对中国的封锁肯定是失败了。但是，这并没有使他们放弃这种想法。现在他们又在酝酿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我认为，这也是要失败的。很难理解他们想从此得到什么结果，不过看样子，他们还是要对古巴实行禁运的。　　

　 　

　　毛:现在是部分的禁运，这对古巴没有多大影响；有可能走到全面禁运，影响就比较大些。但是他们要把古巴卡死也不可能，古巴是有路可走的。现在古巴总比过去我们在延安好。　　

　 　

　　斯:在你一生中，当你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　　

　 　

　　毛:我们是有过那样的时候的，比如，打败仗的时候，当然不高兴。我们打过败仗的。在长征中，我们的人员减少了，当然也不高兴了。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觉得是有希望的，不管怎样困难。那时的困难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张国焘闹分裂[7]，那是最大的困难。那个困难我们也克服了。我们用适当的政策，把张国焘率领的部队争取过来了。在你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合在一起了。还有贺龙率领的部队[8]，是在我们这一方面的。　　

　 　

　　斯:主席一年有多少时间在北京，外地去过哪些地方?　　

　 　

　　毛:我在北京一年顶多四个月。好多地方我还没有去过。你去过西安，我就没有去过。新疆、青海、宁夏、甘肃、云南、贵州，我都没有去过。我每到一个地方，愿意看一看，和工人、农民、干部谈一谈。　　

　 　

　　斯:主席访问美国的可能性如何?　　

　 　

　　毛:(对马海德[9])你们在医学上发明一个延长寿命的办法。我今年六十七岁，如果把我的寿命延长到九十七岁，那我就有希望访问美国了。　　

　 　

　　斯:我相信主席不必等到九十七岁就会访问美国的。　　

　 　

　　毛:也许我错了，你正确。我希望在这一点上是我错了。事情很难预先料到。我没有想到，抗战胜利后只要四年，解放战争就会胜利。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提持久战，提战争的长期性，不敢提要打几年。打了两年后，我们肯定地说，解放战争打五年就可以了，那是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结果三年就胜利了。　　

　 　

　　斯:我记得在保安[10]的时候，曾经问过主席革命要多少时间才能取得胜利。　　

　 　

　　毛:那时还没有抗日的事情。　　

　 　

　　斯:我提出，两年吗?当时主席笑了一笑。后来我又问，五年?十年?当时主席说至少十年。我当时觉得那等于永久也胜利不了。　　

　 　

　　毛:你太性急了。结果我们用了十二年多。　　

　 　

　　中国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实在难以忍受。自己没有工业，粮食不够得进口，棉花得进口，工业品也得进口。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是很穷的，就是工人、贫农、雇农，革命主要是靠这些人。还有百分之二十是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农村中的中农和富裕中农。剩下的百分之十左右就是地主、富农、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国有文化的主要是这一部分人。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是识字的，就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百分之八十的人过去都是文盲。当然文盲不等于就没有文化，他们有些人会做很好的手工艺品，我们这房间里的雕刻可能都是不识字的人干的。　　

　 　

　　斯:对，不识字不等于没有文化。我看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十年内使全国的文化水平这样迅速提高的原因。我回到中国以后，发现已经无法区别农民、工人、城市居民、学生和所谓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了。　　

　 　

　　毛:区别还是有的。只能说有所改变，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基本改变。美国人的情况我不知道，欧洲人每人每年要吃上几十公斤的肉。中国人基本上是吃素的，肉类也吃一点，但吃得不多。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要几十年。如果在本世纪内，就是说在今后四十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加上过去的十年，就是五十年，半个世纪。再快也难。　　

　 　

　　斯:主席刚才讲的正好回答了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你们十年来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也许要不了那么长时间。也许我在时间计算方面又过分乐观了。所以我想问，主席认为中国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在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方面达到美国现有的水平?美国现在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是两千美元，也就是说五千元人民币左右。　　

　 　

　　毛:那就难计算。半个世纪够不够，现在也还不能回答。美国独立有一百八十五年了，美国的建设花了一百八十五年的时间。除了独立战争[11]时期的反英战争和为了解放黑奴而进行的南北内战[12]以外，你们国内就没有经历过什么战争。你们的地方特别好，气候和地理条件都很好，两个大洋保护着你们。但主要条件是你们一百七十多年前就把英国殖民者赶走了。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国内没有过封建地主所有制。　　

　 　

　　斯:十年来你们一直生活在巨大变革中。你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而感觉不出自己的发展速度。我的情况不同，我在四十年代离开中国以后，现在又回来，对我来说，这些变化是惊人的。在写报道时，除非我加上许多背景材料，否则很难使人相信我看到的一切。　　

　 　

　　毛:有所变化，但是还没有基本变化。中国的变化主要是在革命方面，这方面是基本变化了。至于建设方面，现在才刚刚开始。你如果讲得神乎其神，人家就不相信你，因为不合乎事实。比如我看到外国报纸上有人说，中国现在没有苍蝇、没有蚊子了。这就不合乎事实。　　

　 　

　　所以，说有所改变是正确的，说基本改变了是不符合事实的。你说人的精神面貌改变了，这是合乎事实的。革命工作的结果，把人解放出来了。至于第二个革命，就是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过去的十年才是开始。　　

　 　

　　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什么是生产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机器。工业、农业都要机械化，工业、农业要同时发展。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有很多科学项目，我们还没有着手进行。因此，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但是，比起蒋介石统治时期，我们是前进了一步。比蒋介石时期好，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还要多少时间呢?还要几个五年计划才能基本上解决机械化的问题和工农业扩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中国有进步，初步有些成就，但是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斯: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再过十年到二十年，你们就会达到工业化的目标。到那个时候，由于原子能和电子学的广泛应用，世界的经济基础将会有很大的改变。当然到那个时候，或者比那个时候要早得多，中国也会有原子能。有些美国人认为，中国要得到原子能，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中国一旦有了原子弹，就会马上不负责任地使用它。　　

　 　

　　毛:不会的。原子弹哪里能乱甩呢?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甩，乱甩就要犯罪。　　

　 　

　　斯:尽管中美之间现在并没有和平条约和协定，尽管有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实际上处于半战争状态，但是全世界的和平每天都取决于中国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首先是对中国人民的，其次也是对全世界的，而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您同意我这种说法吗?　　

　 　

　　毛:对。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虽然如此，我们不打。美国人在那里，我们去打吗?我们不打。美国人走后，我们就一定打吗?那也不一定。我们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我国好多地方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北京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还有湖南、云南、新疆。外面有一种说法，好像在各国共产党中，中国共产党特别调皮，不守规矩，不讲道理，是乱来的。你来了几个月，那种话不可全信。你讲过外面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大兵营和一个大监狱。对蒋介石的中国这样说，确实是像的，当时北京、南京、上海确实都是兵营。解放后，通过改造、教育，中国大有不同了。　　

　 　

　　斯:我的确能够说，我的印象是中国现在同过去大为不同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斯诺，即埃德加·斯诺（一九○五——一九七二），美国进步作家、记者。一九三六年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访问，毛泽东会见了他。一九三七年发表《红星照耀中国》（一九三八年复社出版中译本时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新中国成立后，于一九六○年、一九六四年和一九七○年三次到中国访问。　　

　 　

　　[2]肯尼迪（一九一七——一九六三），美国民主党人，当时是美国参议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3]尼克松（一九一三——一九九四），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副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4]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5]指中美大使级会谈，见本卷第64页注[8]。　　

　 　

　　[6]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3－1489页）。　　

　 　

　　[7]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长征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擅自率部南下，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并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八年四月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　　

　 　

　　[8]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经过长征，一九三六年七月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令红二、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9]马海德（一九○一——一九八八），祖籍黎巴嫩，生于美国。一九三三年来中国从事医疗工作。一九三六年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卫生部顾问。　　

　 　

　　[10]保安，今志丹县。　　

　 　

　　[11]独立战争，指一七七五年至一七八三年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人民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战争。一七七五年五月殖民地代表召开会议，任命华盛顿为殖民地反英军队总司令，并于一七七六年发表《独立宣言》。一七八三年双方签订《巴黎和约》，正式承认十三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　　

　 　

　　[12]指南北战争，是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由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在战争过程中，代表北部资产阶级利益的联邦政府总统林肯颁布了《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并采取其他民主措施，激发了工人、农民和黑人的革命斗志，因而联邦政府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　　

　 　

　　（1960年11月15日）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1]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2]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3]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4]，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中央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５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指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关于纠正“五风”给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并毛泽东的报告。其内容如下：（一）送上《沔阳县贯彻政策第一阶段的总结》和《通海口公社贯彻政策后的变化》两个材料。看看这两个材料，可以使人早下决心，更坚定地去纠正“共产风”。（二）省委宣传通海口公社的经验后，全省大部分县都已先后进行了试点，少数县已向面上铺开。（三）为贯彻执行中央的“十二条指示”，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已于十一日开始。会议围绕“苦战三年，总结经验”这一主题，采取群众路线、整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先集中揭发错误，然后再作全面评价，目的是为了弄清真实情况，接受三年来的教训，使全党思想一致，团结一致，去战胜当前的困难，夺取农业丰收。这次会议中，讲对讲错，一律不记帐，不戴帽子；要求地、县委首先批评省委，然后县委批评地委，最后是省、地、县三级作自我批评。总之，要建立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制度。会议打算开十天左右，开长开短，以解决问题为原则。　　

　 　

　　〔２〕　指中共沔阳县委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关于贯彻政策第一阶段的总结报告。其主要内容是：（一）我们以贯彻省委“十项政策”为中心，开展了群众性整风整社运动。到目前为止，第一阶段已基本结束。这个阶段，主要地解决“共产风”和瞎指挥生产的问题。从揭发情况看，全县所有公社，问题都极为严重，在经济、政治上都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二）对过去所犯的政策错误和作风问题进行了纠正，有的还在继续纠正。对“共产风”中的损失，坚决兑现，物在还物，物不在赔钱。其他政策问题，根据省委“十项政策”一一作了检查处理。干部强迫命令、瞎指挥，都向群众作了深刻检讨。（三）经过整风整社，群众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干部作风有了很大转变，干群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密切起来了。生产形势变了，群众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四）这次整风整社的经验，就是通海口公社总结的五条：领导下决心，干部、群众“两头挤”，把兑现抓到底，明确地划界线，与生产扭在一起。此外，我们也有些新的体会：运动必须坚持分批展开，要不断壮大干部队伍；强调大搞群众运动，反对政策兑现中的“恩赐观点”和少数干部包办代替的做法；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一方面正确掌握政策，一方面紧紧地依靠群众；必须把政策、作风、生产、生活紧紧地扭在一起，以处理“共产风”为重点全面贯彻“十项政策”。经验证明，纠正“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特殊化风，哪里搞得彻底，哪里工作就能前进。　　

　 　

　　〔３〕　指中共沔阳县委第一书记马杰一九六○年十一月九日关于通海口公社贯彻政策后变化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通海口公社经过这次贯彻省委“十项政策”、坚决纠正“五风”之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群众心情舒畅，对社会主义的误解消除了，对党的政策信任了，普遍树立了兴家立业、当家作主的思想，人人关心生产，爱护公物，生产队则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经营条件。干部作风有了显著改变，参加劳动已开始形成制度，通过生产了解了实际情况，克服了工作上的主观主义；通过处理“共产风”，干部的政策水平有了提高，纠正了强迫命令、瞎指挥，使党群关系密切起来，干部工作也好做了。这些变化，大大推动了生产和生活，使得生产出现高潮，生活面貌发生了改观，鼓舞了社员群众夺取明年大跃进的信心。今年冬季，将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继续开展整风整社。　　

　 　

　　〔４〕　周恩来一九六○年十月三十一日送毛泽东审阅的这个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稿指出，“共产风”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必须把当前农村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政策问题，特别是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的一系列政策问题，向各级党组织讲清楚，做到家喻户晓。把政策交给群众，发动群众监督党员干部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指示信的主要内容有十二条：（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　　

　 　

　　（1960年12月24日）　　

　 　

　　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　　

　 　

　　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　　

　 　

　　你们提到中国的画家在抄袭西方的画法，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种抄袭已经有几十年、近百年了，特别是抄袭欧洲的东西，他们看不起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拼命地去抄袭西方。我们批评这种情况已有一段时间了，这个风气是不好的。不单是绘画，还有音乐，都有这样一批人抄袭西方，他们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东西。文学方面也如此，但要好一些。在这方面，我们进行过批评，批评后小说好一些，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各国文化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共同点是都在同一时代，都处于二十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总有共同点。但是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听，没有人欣赏。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1月13日）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们是向着摸清底的方向去做，这就进了一步。省委的书记、常委、委员，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就摸底吗?如果摸底就不成问题了。但是应该说，也比过去进了一步，在动，在用试点的方法去了解情况。　　

　 　

　　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又要调查农村又要调查城市，这就要好好部署一下。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就会受骗。要看群众是不是面有菜色，群众的粮食究竟是很缺，还是够，还是很够，这是看得出来的。　　

　 　

　　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工作，并不那么困难，时间并不要那么多，调查的单位也不要那么多。比如，在农村搞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搞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商店、一两个学校，加在一起也只有十个左右。这些调查并不都要自己亲身去搞。自己亲身搞的，农村有一两个、城市有一两个就够了。要组织调查研究的班子，指导他们去搞。比如宝坻县江石窝的调查，就不是我们中央去搞的，是中央农村工作部搞的。我看，这是他们的一大功劳。沔阳县通海口的材料，是湖北省的同志搞的；信阳的调查，是信阳地委搞的；灵宝县的调查，是河南省委的同志搞的。调查研究极为重要，要教会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委、省一级和省的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做调查研究。他们不做调查，情况就不清楚。公社内部平调的情况，公社的党委书记不一定都知道。一个公社平均有三十个生产队左右，他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呢?不可能嘛!但是，有一个办法，三十个生产队他调查三个就行了，一个最坏的，一个中等的，一个最好的。　　

　 　

　　我们讲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要有这三条。　　

　 　

　　第一条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　　

　 　

　　第二条决心大。这次会议我们开了二十几天，情况逐步明了了，决心逐步增大了，但是决心还是参差不齐。有些同志讲到要破产还债。这个话讲得不那么好听就是了，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县、社两级，如果为了还债，破产了，那就再白手起家。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是剥夺劳动人民的，他们使那些小生产者破产，才有了无产阶级。他们剥夺的方法比我们一些人“高明”一点。他们是逐步逐步地使小生产者欠账、破产，而我们一些人是一下子就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用这种方法来建立社有经济、国有经济是不行的。比如收购农副产品压级压价，非常不等价，搞得太凶，脱离群众。执行原则，这个话好讲，我们许多同志也是懂得的，但实行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现在，是不是所有的省委第一书记都有那么大的决心破产还债呢?我看还要看。将来会出现各省参差不齐的情况，这也是不平衡规律。要看究竟哪些省破产还债，彻底退赔，能将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一个省内几十个县或者一百多个县里头，也会出现参差不齐的情况的。　　

　 　

　　第三条方法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情况明了来下决心，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方法就是措施、办法，实现方针、政策要有一套方法。这三条里头没有提方针、政策，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方针、政策。有了好的方针、政策，你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没有。郑州会议[2]的方针政策是对的，只有一条不对，就是不要算账。郑州会议是三月初开完的。有浙江的经验[3]，有麻城的经验[4]，到了四月上海会议就搞了十八条[5]，决定旧账坚决要算。我写的那个批语[6]还早嘛。那两个月我动笔批的文字有两万字以上。打笔墨官司没有多少用，两万字也好，再加一倍也好，不起作用。底下县、社、队封锁，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省、地两级没有像现在这么一致的认识。有个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的，不是说服的。那也是了，那个时候认识上有个距离。　　

　 　

　　关于农业，我只讲这么一点。　　

　 　

　　工业呢?我们已经摸了一些底，还要继续摸底。大体上今年的盘子，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缩短工业战线，缩短重工业战线。除了煤炭、木材、矿山、铁道等，别的都要缩短。特别是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今年不搞新的基建，只搞正在建的或急需建的项目；正在建的和急需建的项目也不是今年统统都搞，其中有一部分今年也不搞，癞痢头就让他癞痢头。　　

　 　

　　至于长远计划，现在还作不出来。我们还要再搞十年才能作。　　

　 　

　　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要休息一下。军队行军有大休息、小休息，劳逸结合，有劳有逸。两个战役之间也要休息整顿。我们这次会开了二十多天，当然相当累了，但也不是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开会。这次会不算“神仙会”，是相当紧张的会，但也不那么十分紧张，文件也比较少。过去我们开一次会议，决议很多，以为这些决议会灵，其实并不那么灵。会议的决议，多不一定灵，少也不一定灵，关键还是在于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　　

　　

　 　

　　今天看了一条消息，说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万吨钢，英国去年钢产量是两千四百万吨，法国前年搞了一千六百万吨，去年是一千七百万吨。他们都是搞了很多年才达到的。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　　

　 　

　　总之，我们对国内情况还是不太明，决心也不大，方法也不那么对。我们要分批摸各省、市、自治区的底，二十七个地方分开来摸。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自治区又按地、县、公社分头去摸。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不摸清一个农村公社，不摸清一个城市公社，不摸清一个工厂，不摸清一个学校，不摸清一个商店，不摸清一个连队，就不行。其实，摸清这么几个单位的情况就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这次会议于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召开。　　

　 　

　　[2]郑州会议，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3]指中共浙江省委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十项规定（草案）。其中第十项中关于“账目问题”规定：“在处理公社与生产队之间的经济关系中，所有旧账，都应该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结算清楚。”　　

　 　

　　[4]指王延春等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给王任重并湖北省委的第二次报告。报告说，为了发动群众，算清生产队的账，县委决定采取开动员会、小组会、个别谈话、搞试点和开广播大会等方式，交代政策，动员社员参加算账。在算账过程中，发现生产队许多干部贪污挪用现象严重。县委要求有问题的干部在会上交代，承认错误。回去以后，通过开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彻底算清。另注：王任重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报送毛泽东四份材料：王延春等三月二十七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和关于棉花技术措施问题给王任重并湖北省委的两个报告，王延春同日关于穷队赶富队问题给王任重的报告，湖北省委书记许道琦三月二十三日关于与基层干部座谈“吃饭不要钱”问题给王任重、王延春并省委的报告。其中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报告说，麻城县的万人大会上，县、公社、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带动基层干部也纷纷检讨，密切了上下级关系。检讨之后强调算账，强调兑现，认真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公社调生产队的钱和物资，立即退回；缺口粮的，立即供应；该支援的穷队，立即予以贷款。　　

　 　

　　[5]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纪要于同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纪要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进一步明确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并且将《郑州会议记录》中关于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财物的旧账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旧账一般要算，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者折价补偿。　　

　 　

　　[6]指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在陶鲁笳关于山西各县五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报告上的批注。批注内容：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2]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关于起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给邓小平的信　　

　 　

　　（1961年4月25日）　　

　 　

　　小平同志：　　

　 　

　　请你起草一个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于五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列举名单，照广州原样）则于五月九日到达北京。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3]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4]和继续整“五风”[5]，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留待七月会议[6]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　　

　 　

　　此通知，请你找田家英[7]同志合作起草。今天晚上我们谈好，明天用电报发出，是为至盼！　　

　 　

　　毛泽东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　　

　 　

　　根据《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已编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　　

　 　

　　注　释　　

　 　

　　〔１〕　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来于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在北京举行。　　

　 　

　　〔２〕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３〕　指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４〕　指一九六一年三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并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六十条。　　

　 　

　　〔５〕　指“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６〕　指原计划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来于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十六日在庐山举行。　　

　 　

　　〔７〕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　　

　 　

　　（1961年6月12日）　　

　 　

　　两次郑州会议[2]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三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3]，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4]、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5]。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6]。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7]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的北戴河会议[8]，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9]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10]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我们要学韩文公[11]在《祭鳄鱼文》中所说的办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杀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在座的　都是　先生，因为我们已经自己教育了自己。通过广州会议[12]、这次北京会议，我们自己思想通了，就要以身作则教育干部，教育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干部，首先要教育这三级干部。这三级干部教育好了，他们就会回去教育公社一级、大队一级、小队一级干部。　　

　 　

　　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教育干部也是长期进行的。陈独秀[13]不懂得民主革命，实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失败，五万党员只剩下万把人。上山打游击，打了十年。十年中间又犯了三次“左”倾错误[14]，万里长征教育了我们。然后是延安整风[15]，编出了《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等几本书，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整了三年半。那是和风细雨的，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口号，个人写笔记、看文件，讲自己的思想。在七大[16]召开以前，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七大成为团结的大会，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统一。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四五年七大以前，二十四年中我们党在思想上没有完全统一过，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后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学派很多，各搞各的。主要有两派:一派是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一派就是非教条主义。延安整风和七大以后，我们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政策上、文化政策上、党的建设上都有了一整套统一的东西。为什么后来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没发生错误呢?为什么有些东西过去反对它的人也赞成了呢?比如在军事上，过去有的人怕打烂坛坛罐罐，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主张正规战，反对游击战，而这一时期对诱敌深入等都通了。这就是因为教育了干部，特别是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还没有搞过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我看要从现在开始，用六十条[17]长期教育干部，没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民主革命从建党到胜利是二十八年。社会主义才搞了十一年，我看再加十一年，二十二年行不行?我在一个小册子[18]里讲过:民主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最后才得到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经验的时间是不是可以缩短一点。这是一种设想。现在看起来，我们大家都觉悟了，就可以缩短时间。民主革命是二十八年，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二十二年，比民主革命减少六年，也还要十一年。是不是能够缩短?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好比人害病一样，有些病他害过就有了免疫力，我还没有害过就没有免疫力。　　

　 　

　　领导方法不可不注意。我刚才讲了，从北戴河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19]、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给六级干部的信、庐山会议，一直到六十条和这次会议，都没有解决问题。问题没有解决就不要放着不管，就要讲，没有解决就是没有解决，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嘛!平调的财物现在退赔了的有没有三分之一，我是怀疑的。我曾经问过:有没有一半?许多同志说没有一半，有三分之一就算好的了。横直是敲“牛皮糖”，敲了三分之一，再敲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就再敲三分之一，敲完了不就舒服了吗?坚决退赔就是教育我们党，教育我们的干部。我看现在就是要拿六十条之类，加上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那本书，作为学习材料。斯大林的书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呢?他是从一九一七年起，经过三十五年，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写出来的。斯大林是在他们干了三十五年以后写成那本书的。我们还只干了十一年，现在如果由我们写那样的书，我就不相信能写好。现在不是到处在编教科书吗?我看编出来也用不得，还要用斯大林那本书。　　

　 　

　　经过三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吃了苦头就是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于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在北京召开。　　

　 　

　　[2]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在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和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　　

　 　

　　[3]指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前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批评意见。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的批评意见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　　

　 　

　　[4]这个记录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并下发的。记录共三部分：（一）《郑州会议纪要》；（二）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三）《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5]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中，仍肯定人民公社办食堂和实行供给制的做法。　　

　 　

　　[6]指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关于农业问题写给六级干部的信中讲的六条。见本集《党内通信》。　　

　 　

　　[7]一平二调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主要表现，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三收款，指银行将过去发放给农村的贷款统统收回。　　

　 　

　　[8]指一九六○年七月五日至八月十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9]指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内容共十二条。　　

　 　

　　[10]指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　　

　 　

　　[11]韩文公，即韩愈（七六八——八二四），河南河阳（今孟县）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　　

　 　

　　[12]指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3]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是党的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他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后，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14]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5]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历时三年多。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次整风，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　　

　 　

　　[16]七大，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会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17]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共六十条。　　

　 　

　　[18]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　　

　 　

　　（1961年6月13日）　　

　 　

　　毛泽东主席(以下简称毛)：上一次总统来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因为联合国里有蒋介石的代表，所以我们不进联合国，这是同台湾问题有关系的。只要蒋介石的代表还在联合国，我们就不进联合国。我们已经等了十一年了，再等十一年或者更久也没有关系。我们不忙于进联合国。你们没有联合国问题，只有西伊里安[1]问题，这是与我们不同的。　　

　 　

　　阿哈默德·苏加诺总统(以下简称苏)：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目前外界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中国大陆同台湾成为整体，作为一个国家进入联合国；另一种主张认为中国可以先进入联合国，然后在联合国里同朋友们一道进行斗争，使得在联合国中只有中国，把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台湾归还中国。不久前我同陈毅[2]元帅谈话时，曾把这两种主张转告给他，并说明这不是印尼的观点。不过陈毅元帅已经明确表明只接受前者，而不接受后者；只愿意一步走，而不愿意分两步走。　　

　 　

　　毛：只能一步走。　　

　 　

　　苏：我愿意很好协助，为实现一步走而奋斗。　　

　 　

　　毛：如果台湾归还中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苏：这是否就像苏联同乌克兰在联合国的情形一样呢?　　

　 　

　　毛：不一样。　　

　 　

　　苏：我不是说社会制度方面，而是指能不能像乌克兰同苏联那样在联合国有两个代表。　　

　 　

　　毛：不行，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乌克兰，还有白俄罗斯在联合国有代表，这是有历史原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乌克兰同白俄罗斯都参加联合国，苏联也在联合国里，因而苏联在联合国拥有三票。苏联当时碰到许多困难，不能不这样做。但是这样并没有两个苏联的问题。　　

　 　

　　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同印度尼西亚总统阿哈默德·苏加诺谈话的一部分。　　

　 　

　　注释：　　

　 　

　　[1]西伊里安指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岛西半部及其近海岛屿，今伊里安查亚省。一九四九年印度尼西亚独立时，荷兰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霸占这一地区。印尼政府曾多次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西伊里安问题，却屡遭阻挠和破坏。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印尼人民展开声势浩大的收复西伊里安运动和反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迫使荷兰政府同意谈判。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荷兰政府将西伊里安主权交还印度尼西亚。　　

　 　

　　[2]陈毅(一九○六——一九七二)，四川乐至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　　

　 　

　　（1961年7月30日）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　　

　 　

　　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的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一九六○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一九六○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放哨，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　　

　 　

　　一九六一年八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2年1月30日）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１〕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由少奇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　　

　 　

　　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２〕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　　

　 　

　　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３〕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４〕。党内党外部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　　

　 　

　　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　　

　 　

　　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５〕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６〕。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　　

　 　

　　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７〕。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　　

　 　

　　我们站在哪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刘少奇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８〕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９〕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六十条〔１０〕，工业企业七十条〔１１〕，高等教育六十条〔１２〕，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１３〕，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１４〕。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５〕。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１６〕。　　

　 　

　　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１７〕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Ｑ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１８〕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笑声）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　　

　 　

　　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９〕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２０〕，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以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潘汉年〔２１〕，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ＣＣ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还有个王实味〔２２〕，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　　

　 　

　　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笑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引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笑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热烈鼓掌）　　

　 　

　　根据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刊印。已节编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　　

　 　

　　注　释　　

　 　

　　〔１〕　这个讲话原有五处提到刘少奇的名字，一九七八年七月公开发表时均删去，现在按原样恢复。　　

　 　

　　〔２〕　“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这句话，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这个讲话稿时加进去的。　　

　 　

　　〔３〕　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４〕　这段话引自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原文是：“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　　

　 　

　　险。”　　

　 　

　　〔５〕　“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四句话，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提法，一九六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将毛泽东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他本人审阅同意，加进了讲话中。　　

　 　

　　〔６〕　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印发的这个讲话中，这句话是：“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反动阶级的残余，坏分子，不可能被改造，而且他们还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　　

　 　

　　〔７〕　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印发的这个讲话中，这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另外还有几处“百分之九十几”，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的讲话稿中均改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８〕　蒙哥马利，曾任英国陆军元帅。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曾两次访问中国。　　

　 　

　　〔９〕　威廉斯，苏联土壤学家和农学家。他提出了一套关于恢复和提高土壤肥力的方法和理论，主张农、林、牧相结合，提倡草田轮作制。　　

　 　

　　〔１０〕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三月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六十条。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１１〕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九月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共七十条。　　

　 　

　　〔１２〕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九月原则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共六十条。　　

　 　

　　〔１３〕　指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一九六一年六月提出、中共中央七月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　　

　 　

　　〔１４〕　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下达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共四十条。随后，中央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准备拟定一个比较全面的商业工作条例，一九六二年曾起草，后因故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１５〕　指教育部拟定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将这两个工作条例草案发给各地讨论和试行。　　

　 　

　　〔１６〕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命令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和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连队支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连队支部工作条例》、《中围人民解放军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工作条例》。　　

　 　

　　〔１７〕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一句，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这个讲话稿时修改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印发的这个讲话中是“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　　

　 　

　　〔１８〕　这一段中，“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几句话，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这个讲话稿时加写和改写的。　　

　 　

　　〔１９〕　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２０〕　哥白尼，波兰天文学家，太阳中心说的创始人。伽利略，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是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支持者和论证者。达尔文，英国生物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奠基者。　　

　 　

　　〔２１〕　潘汉年，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间，曾任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２２〕　王实味，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一九四二年在整风中受到批判，同年十月被开除党籍，年底被关押。一九四六年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一九四七年七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据查，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不能成立。关于反革命托派奸细问题，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公安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祝贺野坂参三七十寿辰的电报　　

　 　

　　（1962年3月28日）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野坂参三同志：　　

　 　

　　您是日本人民和日本共产党的久经考验的坚强不屈的战士，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的朋友。我以个人的名义，为您的光荣的七十寿辰，致以热烈的祝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为了反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的奋斗，在这个时候，您从远道来到了延安，同我们一起。您代表了日本人民的利益，代表了日本共产党人的意志，认为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同时也是日本人民自己的敌人，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您不断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黑暗统治的真象，指出了日本人民应该走的道路。您当时所写的政论，教育了日本人民，也帮助了战斗中的中国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您回到自己的祖国，同日本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为团结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占领者，摆脱美帝国主义者加给日本民族的枷锁，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和持久的斗争。 　　

　 　

　　美帝国主义是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在反对这个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中日两国人民的团结发展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加深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相信，坚决以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终归是要失败的。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不论还要经过多少曲折和困难，日本人民终归要赢得胜利，日本共产党和日本爱国者坚持的正义事业终归要赢得胜利。 　　

　 　

　　当您七十寿辰的时候，我为您祝福，同时也为日本人民祝福。 　　

　 　

　　致以兄弟的敬礼！ 　　

　 　

　　毛泽东　　

　 　

　　１９６２年３月２８日　　

　 　

　　根据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１〕　野坂参三，当时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对邓子恢关于农村工作政策意见的批评　　

　 　

　　（1962年8月12日）　　

　 　

　　此件[1]是一九六一年夏季庐山会议时印发文件之一，现在重印发给各同志[2]。中央农村工作部在那时还是正确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二部分的十条措施[3]，其中包括如何正确对待单干问题），对形势的看法（第一部分的十条分析[4]也很正确。过了一年（其实只有十个月，即一九六一年八月到一九六二年五月底为止），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就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我们欢迎子恢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核心小组会议上所作的声明。他说，他在最近几天，已经觉得自己的单干主张是不正确的了，这是值得欢迎的。但他没有联系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五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他那时，在城市，则主张依靠资产阶级，而不是依靠无产阶级），则是不够的，所以我在那会议上给他指出了这一点。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材料。主要内容如下：一、基本情况。自农业六十条初步贯彻执行以来，农村形势已经明显好转。二、存在的问题。（一）许多地方群众留粮和国家征购的数字都不能落实，群众普遍要求把征购任务定下来，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不变。（二）退赔普遍不彻底。（三）一部分地区还没有按照规定给社员留足自留地。（四）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五）在一部分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变相恢复单干的现象。（六）在经营管理方面，发现了一些错误做法。有些地方在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中，把全年一半以上的农活包工到户，结果导致变相的“包产到户”或“部分产量包到户”，损害了集体生产。（七）有的地方在分社、分队中，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八）去冬今春改造的一部分三类社、队中，错排队、错划成分、干部处分面过宽等问题，尚未处理。（九）干部思想认识和作风上的问题还很多。（十）群众虽然对农业六十条热烈拥护，欢欣鼓舞，但是还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三、各地的部署。（一）普遍对贯彻实行农业六十条的方法、步骤、退赔、甄别、粮食等问题，作出了决议，并发了指示。有些地方对于社办工业、自留地、养猪等具体问题，根据中央的政策原则，作了具体的规定。（二）各地县的三级干部会，一般可在八月中旬开完。同时普遍作出了分期分批轮训干部的规划。（三）普遍要求在八、九两月内，以退赔、在夏收中坚决实现各项分配政策、大力加强经营管理工作等，作为贯彻农业六十条的主要内容。（四）进行秋后系统地整风整社的准备。　　

　 　

　　[2]指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3]指《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材料第二部分列举的十条：（一）许多地方群众留粮和国家征购的数字都不能落实，群众普遍要求把征购任务定下来，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不变。（二）退赔普遍不彻底。（三）一部分地区还没有按照规定给社员留足自留地。（四）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五）在一部分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变相恢复单干的现象。（六）在经营管理方面，发现了一些错误做法。有些地方在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中，把全年一半以上的农活包工到户，结果导致变相的“包产到户”或“部分产量包到户”，损害了集体生产。（七）有的地方在分社、分队中，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八）去冬今春改造的一部分三类社、队中，错排队、错划成分、干部处分面过宽等问题，尚未处理。（九）干部思想认识和作风上的问题还很多。（十）群众虽然对农业六十条热烈拥护，欢欣鼓舞，但是还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　　

　 　

　　[4]指《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材料第一部分基本情况中分析形势所列举的十项表现：（一）初步调整了社、队规模。（二）退赔已经部分兑现。（三）进一步确立了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四）给社员分配和补充了自留地，发展了家庭副业。（五）普遍恢复了“三包一奖”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等制度。（六）过去用行政命令方式组织起来的“全民食堂”大部分有领导地解散了，真正出于群众自愿的食堂巩固下来了。（七）普遍实行了粮食分配到户的办法。（八）多数地方对于今年夏收分配比较重视。（九）各地普遍重视了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十）各地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有了更大的信心。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1962年9月）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刊印。　　

　 　

　　注　释　　

　 　

　　〔１〕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九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的节录。 　　

　 　

　 　

　 　

　 　

　 　

　 　

为学习雷锋题词　　

　 　

　　（1963年3月5日）　　

　 　

　　向雷锋同志学习　　

　 　

　　毛泽东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题词墨迹选》。　　

　 　

　　注释　　

　 　

　　〔１〕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三年二月应《中国青年》杂志要求为学习雷锋专辑写的题词，最初刊载于同年三月二日出版的《中国青年》，三月五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雷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工程兵第十团运输连班长，一九六二年八月不幸因公牺牲。 　　

　 　

　 　

　 　

　 　

　 　

　 　

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　　

　 　

　　（1963年8月9日）　　

　 　

　　毛泽东:见到你们很高兴。昨天我见了一批非洲朋友。我们和你们谈得来，觉得平等。我们不把意见强加于你们，你们也不强加于我们。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学习斗争中的经验。　　

　 　

　　舍马克:几天来，我们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富有内容的会谈，我对会谈的结果感到很满意。我确信，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加强。　　

　 　

　　毛:谈政治、经济，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舍:我们谈了一般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两国关系。双方就联合公报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达成了协议。　　

　 　

　　毛:我们的经济搞得还不行，现在还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我们正在努力，几年或几十年之后，总会有所进步，到那个时候，就有可能更多更好地满足外国朋友的需要。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人民，在争取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共同努力，争取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你们知道，我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因为台湾还没有解放。对西方国家来说，中国这个国家好像不存在一样，但又好像存在。杜勒斯[2]说过，中国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存在。为什么中国存在呢?在朝鲜战争中，有中国人同美国人打仗，所以西方国家感到中国的存在。为什么中国又不存在呢?它们认为，中国是个情况不好的国家，不需要几天就要垮下去，就会崩溃、垮台，是没有多少希望的，好像存在等于不存在。西方对非洲也是这样的看法。它们认为，非洲是非非洲人的地方。如果非洲是西方人的，那末非洲不就是不存在了?现在它们好像开始看见有一个非洲存在着。非洲几十个国家已经独立，没有独立的国家的人民也在斗争。西方对亚非国家是很头痛的，对拉丁美洲也很头痛。这三大洲过去都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后备，现在它们感到这三大洲有些起哄，在闹地震。　　

　 　

　　舍:这是真的，它们觉得这些地方出了岔子，违反它们的意志。　　

　 　

　　毛:你们就是不服从意、英、法的意志。　　

　 　

　　舍:我们独立不久，非常珍视我们的独立，我们自己要负起责任，确立我们自己的人格。过去很长时间内我们是被支配者，现在我们要做历史的主宰。过去西方殖民者不把我们当做人，只把我们当做东西。　　

　 　

　　毛:他们只看到东西，因为东西有用。人能够为他们生产财富，所以才有用，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用了。现在我们不为西方国家生产财富而为自己生产财富，所以它们就天天骂我们，特别是美国。你们的主要斗争对象不是美国吧?我们的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英、法、意、西德要排到后面去。美帝国主义在我国周围建立很多军事基地来包围我们，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同日本有外交关系吗?　　

　 　

　　舍:有外交关系，但日本在索马里没有使馆。　　

　 　

　　毛:我们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因为日本不承认我国，它跟着美国走。　　

　 　

　　舍:是日本政府，不是日本人民。　　

　 　

　　毛:日本人民很好，我们同日本人民关系很亲密。美国反对中国的也不是美国人民，我们和许多美国人有来往。我们同英、法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也是如此。　　

　 　

　　舍:对我们说来，斗争对象主要是英国、法国、意大利，然后才是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这些国家把非洲看做是它们的势力范围，美国要过问非洲就等于过问它们的内政，未经它们的同意，美国很难做什么事情。它们认为非洲既然过去是它们的殖民地，它们就有权保持势力范围。现在非洲国家百分之八十以上独立了，非洲人是非常珍惜自己的人格的，决不让非洲成为人家的势力范围。　　

　 　

　　毛:把非洲国家当做势力范围，这种过去的老规矩不行了。现在非洲三十几个国家独立了。一些国家通过战争取得独立，如阿尔及利亚打了八年，它的几万军队与法国的几十万军队打仗，几十万军队失败了，几万军队胜利了。为什么几万军队能战胜几十万军队呢?在几万军队后面有几百万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支持，法国的几十万军队得不到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支持。阿尔及利亚一千万人口，其中有一百万法国人，现在他们大部分都跑了。还有阿联[3]为维护苏伊士运河的主权，曾同英、法打过仗[4]，结果英、法被打跑了，现在苏伊士运河控制在阿联手里。　　

　 　

　　总而言之，帝国主义的阵地在缩小，大大缩小。如它们在非洲的阵地大大缩小了，在中国大陆它们也管不着了。听说你们不喜欢驻北京的英国代办。　　

　 　

　　舍:对个人我们没有怨气，我们反对的是英国政府的政策。英国有七次拿我国的领土做交易。以前我们无能为力，因为我们还没有独立。可是，在我们独立后，英国再把我们的领土给别人时，我们就同它断绝了外交关系。所以现在英国在索马里就无法保持它的影响。　　

　 　

　　毛:这样很好。当英国和法国用战争夺取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埃及也和英、法断了交，最近才恢复。几内亚独立后，也同法国断过交，去年才恢复。　　

　 　

　　舍:是。这些都是同过去统治者搞关系的经验教训。　　

　 　

　　毛:美国不承认我们，日本同我们没有外交关系，英国、荷兰同我们只是半建交关系，法、意、西德迄今与我们没有外交关系，还有跟它们走的土耳其、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也与我们没有外交关系。　　

　 　

　　现在美国还在占领我们的台湾，假如:第一条，美国把台湾交还给我们；第二条，联合国让我们进去，赶走蒋介石；第三条，取消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做起生意来；第四条，两国互相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因为这不仅是我们自己一国的问题，我们要团结世界大多数人民，这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这是它们最恨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在国内打倒帝国主义，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我们的武器不多，没有原子弹，经济也不发达，但是我们赞成全世界人民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只有到那个时候，世界人民才会安宁，我们自己也才会最后得到安宁。你们不信吗?帝国主义总有一天会被打倒的。　　

　 　

　　舍:我们相信。人民会为自己的解放而努力。如果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的人民不是自己起来，而靠外国参加的话，那就等于内政遭到干涉。　　

　 　

　　毛:受压迫的人民自己总是要起来的。　　

　 　

　　舍:自由主要靠当地人民自己去争取。　　

　 　

　　毛:完全赞成。我们认为，支持就是声援，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必要时并给予武器援助。如对阿尔及利亚，我们就给了武器援助。　　

　 　

　　舍:因为阿尔及利亚人民表明他们要独立，呼吁帮助。如果阿尔及利亚人民不表明要独立，那怎么办呢?　　

　 　

　　毛:那没有办法，毫无办法，只有等待人民觉醒，起来斗争。中国等了一百多年，大陆才解放，台湾也许要等几十年。全世界统统解放还要等更长时间。对台湾，我们也不准备用武力去解放，原因之一是在台湾有美国军队，我们军队进攻，就要同美国打仗。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这一点也许你们不了解。　　

　 　

　　舍:如果香港人自己要解放，把英国赶走，能拒绝帮助吗?　　

　 　

　　毛: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的谈话。　　

　 　

　　[2]杜勒斯，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任美国国务卿。　　

　 　

　　[3]阿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简称。一九五八年由埃及、叙利亚合并组成。一九六一年九月叙利亚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九七一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4]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的东北部，是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国际通航运河。它处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地带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八六九年正式通航后，英、法两国垄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每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英国还在运河地区建立了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人民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中国政府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发表声明，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同年十月，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妄图重新夺取运河，结果遭到失败。 　　

　 　

　 　

　 　

　 　

　 　

　 　

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　　

　 　

　　（1963年9月3日）　　

　 　

　　我们困难的时间只有两年半，就是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上半年，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情况就好起来了。粮食去年比前年增产一千多万吨。今年情况更好一点。虽然今年华北地区特别是河北和河南有水灾，但是全国可能比去年增产粮食一千万吨左右。现在我们正集中力量搞棉花、油料、烟叶和糖料。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道路。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后来苏联又后悔了，想再派专家来，要同我们做生意，我们不干。他们再派专家来，有朝一日他们又要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他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信任。正是在一九六○年的这个时候，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2]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3]时提出的。这个口号写进了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4]，那里面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要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由中央委员会主席迪·努·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的一部分。　　

　 　

　　[2]遵义会议，指长征途中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3]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历时三年多。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次整风，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　　

　 　

　　[4]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通称《莫斯科宣言》）。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任务，规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之间关系的准则，并要求各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对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1963年11月）　　

　 　

　　一　　

　 　

　　退周扬同志：　　

　 　

　　讲得好，完全同意。 　　

　 　

　　毛泽东　　

　 　

　　十一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同自然科学一道，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不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是不行的。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三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和对工人革命运动的经验的总结，通过同敌对思想的论战，奠定了它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了剩余价值的学说，发现了阶级斗争是人类自从进到文明时期以来整个历史发展的动力，发现了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　　

　 　

　　四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想要篡改和抛弃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的企图，就已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出现了。　　

　 　

　　根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五　　

　 　

　　这种情况看起来好似有些奇怪，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因为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科学和科学史本身，就是说明这种对立统一、对立斗争，因而得到发展的。　　

　 　

　　六　　

　 　

　　你们看，统一的事物，一分为二，变为相互斗争的两部分了。　　

　 　

　　七　　

　 　

　　有什么奇怪呢？庞大的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因为它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走狗，因为它反革命、反科学、反共产主义、反人民，势必从它的宝座上跌下来。列宁领导的“无名小卒”们要起来代替他们了。　　

　 　

　　根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八　　

　 　

　　在中国，毛泽东同志同党内各种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不顾曾经强加于他的“狭隘经验论”的嘲笑，政治上的打击和孤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用新条件下的革命新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根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九　　

　 　

　　在中国，大家都亲眼看见了，因为真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左翼革命家手里，广大群众拥护这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庞然大物被打倒了，被人看不起的人们（他们领导了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最广大的群众）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事物来了一个天翻地覆的转化。　　

　 　

　　根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十　　

　 　

　　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革命党派愈来愈寄希望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派别、小组和个人，他们的思想愈来愈成为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成为当代世界人民革命的旗帜。　　

　 　

　　根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十一　　

　 　

　　苏共领导违反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正确原则，首先把内部争论公开在敌人面前，在自己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擅自宣布另一个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所谓“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后又用种种恶劣行为反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不同意他们错误路线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他们自以为这是一个好办法，曾经猖狂了好几年。其实这是一个很不聪明的，适足以败坏他们自己的声誉，使他们自己的日子不大好过的办法。如果他们再不回头，改正错误，他们的日子是肯定会更加不好过的。谓予不信，拭目俟之。　　

　 　

　　十二　　

　 　

　　现代修正主义者们有三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他们所说的“教条主义”），三怕革命人民。他们胆小如鼠，对于他们所称为“教条主义者”的人对他们的批评所作的反批评不敢让他们本国的人民看到，严密封锁，就像封锁“瘟疫”一样。即此一端，就可以断定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未来日子，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了。　　

　 　

　　十三　　

　 　

　　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因为他们知道，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个看起来可怕的庞然大物，而是自己这些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好像孤立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他们最终总会要胜利，这就是列宁和第三国际。而因为丧失真理，失掉群众的拥护，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这就是伯恩施坦〔４〕和第二国际。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　　

　 　

　　十四　　

　 　

　　在欧洲、北美和澳洲，有些共产党的领导人为着维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利益，而日益同社会民主党人唱一个调子，使他们自己从形式到本质都变成同社会民主党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并且用开除党籍等等制造分裂的方法对待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种时候，那里也势必产生能够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这种过程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共产党人中，也在发生。有些一时认识不清，被修正主义蒙蔽，跟着修正主义跑的人，终有一天要被事实教训过来而同修正主义分手，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来。　　

　 　

　　总之，在世界上，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那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它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新的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出乎现代修正主义者和现代教条主义者的意料之外的变化正在发生。他们正在造成自己的对立面，而最终势必会被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对立面所埋葬。这是一条必然的规律。　　

　 　

　　根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十五　　

　 　

　　在这个伟大时代里，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领导着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将战胜革命道路上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向着世界人民革命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十六　　

　 　

　　老修正主义者曾经热衷于“回到康德〔５〕去”的时髦口号，伯恩施坦公然说辩证法是妨碍正确认识的“陷阱”，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以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６〕等人为代表的俄国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在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之后，产生了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们认为只有求助于主观唯心主义和神学才是一条好出路，曾经公开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马赫主义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使革命家变成“造神派”。当时第二国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这种反动倾向，受到了列宁彻底的批判。他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大著作，就是为了批判造神派的。　　

　 　

　　根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十七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十八　　

　 　

　　敢不敢正视和承认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敢不敢正视和承认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中都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敢不敢正视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两类矛盾（即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是能不能彻底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辩证法的试金石。　　

　 　

　　十九　　

　 　

　　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一国内部各个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都应当而且可以调和、融合起来。　　

　 　

　　二十　　

　 　

　　我们对欧洲十四——十六世纪从意大利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为止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在历史上所曾经起过的积极的启蒙的作用，给以充分的估价。在当代也有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我们愿意同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中建立联合的关系。　　

　 　

　　二十一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反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强调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根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释　　

　 　

　　〔１〕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２〕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是周扬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后来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　　

　 　

　　〔３〕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周扬一九六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为送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讲话稿的报告上写的批语。报告说，这次会议有党内外社会科学工作者、党委宣传部门负责同志约五百人参加。会上印发了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少奇同志在越南党校的讲话，作为会议的主要学习文件，另外还发了一些其他文件和正反面材料，并拟请少奇同志在会上讲话。这是学术界一次反对修正主义的学习和动员大会，大家情绪甚高。本篇（二）至（二十一）是毛泽东对这篇讲话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此外，他还有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４〕　伯恩施坦，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首领。　　

　 　

　　〔５〕　康德，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６〕　波格丹诺夫，俄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卢那察尔斯基，苏联政治家、文艺批评家、哲学家。 　　

　 　

　 　

　 　

　 　

　 　

　 　

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1963年12月）　　

　 　

　　▲ 凡是马列主义政党都不会接受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影响，但是修正主义有它的社会基础。我们党的第一任书记陈独秀就是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成了托派，大概在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时期病死的。今天，我们有少数党员和干部还受到修正主义的影响，反映了在社会主义制度里还有资产阶级残余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存在。旧的官僚资本被我们没收了，民族资本被我们赎买了，但资产阶级的人还存在。十三年来，资产阶级中间的很多人接受了改造，愿意跟我们走，但另一部分人就不接受改造，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右派，坚持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此外，我们社会里还有一个比较活跃的阶层，就是农村的富裕中农。他们有自己的政治代表，不过不占优势，是少数，要改造他们也很困难。美国人说我们好洗脑筋，但这些人的脑筋是洗不清的。你们（对卡瓦略夫妇）在中国住了三年，正是我们困难的几年，你们是知道一些中国的情况的。[外宾插话略] 　　

　 　

　　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比去年会更好一些。我们开始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又不会作教育工作。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十三年的经验中，和过去革命时期一样，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　　

　 　

　　▲ 现代修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和平环境滋长起来的，它和老修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要和平道路，不要革命。老的修正主义者说，列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冒险分子”。 　　

　 　

　　▲ 在十九世纪时，还没有无线电，打电报也要通过海底的电线。资产阶级学得会的东西，我不相信无产阶级就学不会。 　　

　 　

　　▲ [外宾：我们还不清楚，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工人贵族，现代修正主义的基础到哪里去找？] 　　

　 　

　　我已经说过，他们的社会基础是高薪阶层，是农村中的富裕中农，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现代修正主义是战后和平环境滋长起来的思潮。　　

　 　

　　（1963年1月12日接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和巴西专家卡瓦略夫妇的谈话摘要）　　

　 　

　　注释：　　

　 　

　　1963年1月12日下午，毛主席在南昌接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和巴西专家卡瓦略夫妇。谈话在座的委方参加人：委共政治局委员埃·马查多和罗德里格斯，左派革命运动领导人萨埃斯，民主共和联盟代表纳胡尔；中方参加人：杨尚奎、李启新。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1963年9月、1964年12月）　　

　 　

　　一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一九六三年九月)
二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　孙中山　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刊印。　　

　 　

　　注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这个初稿后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本篇二是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1963年至1965年）　　

　 　

　　一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一九六三年五月)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三　　

　 　

　　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四　　

　 　

　　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八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五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2]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根据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六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3]，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　　

　 　

　　(一九六五年)　　

　 　

　　七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　　

　 　

　　(一九六五年)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稿时在第十个问题中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二是毛泽东同尼泊尔教育代表团的谈话的一部分。本篇三是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一封信的主要部分。刘少奇在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将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九月八日给他的信和他九月二十三日的复信稿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天给他写了这封信。本篇四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再阅刘少奇给江渭清的复信修改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五是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六是毛泽东重读自己的旧作《长冈乡调查》时写的一个批注。本篇七是毛泽东在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第一编第三章第一节《两种对立的发展观》旁写的一个批注。　　

　 　

　　[2]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人类的历史至少有二百万年。　　

　 　

　　[3]指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王明等人。 　　

　 　

　 　

　 　

　 　

　 　

　 　

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　　

　 　

　　（1964年1月17日）　　

　 　

　　现在，在外交上遇到两个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一个是，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第二个是，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有人说是。　　

　 　

　　(爱德乐:关于美国到底主要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这个问题，美国报刊自己是这样说的:在当前，在短期内，苏联是主要敌人；从长期来看，中国是主要敌人。)　　

　 　

　　他们是这样说的，我看到过这样的话。但是，帝国主义者是实用主义，“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因为太久了。现在他们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他们也看不起你们和其他同我们一起工作的外国同志，认为你们不过是些知识分子，只会吵吵闹闹，在《北京周报》或广播电台工作而已。他们看不起我们，这是一件好事，对我们有利。　　

　 　

　　不过，他们也在注意我们，美国驻东京的记者罗德里克就是专门研究中国的。　　

　 　

　　无论如何，苏联还是一个大工业国，是两大核强国之一。中国除了有手榴弹，只是多了几个人。在赫鲁晓夫看来，多几个人，只不过是一堆肉。而且他还说，现在中国是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喝清水汤。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讲这种话，是为了向人民说:看，我们国家多了不起，裤子不少，清水汤不多。　　

　 　

　　关于美国是否在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我们过去讲过，现在也还是那样看。可以看一看历史，美国总是要到最后才参加国际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现在美国手伸得太长，用四川人的话来说，是十个手指按住了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你们不信，自己张开十个手指去抓抓跳蚤试试!　　

　 　

　　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第一个“第三世界”中，有一个地方叫南越，美国就是没有办法把那里的人民压下去。而且这样的事以后还会不断地出现。　　

　 　

　　不能设想，美国只在两个“第三世界”遇到抵抗，而独独在苏联和东欧会不遇到抵抗。　　

　 　

　　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据统计，从苏共二十大[2]以来，苏共主席团的老人已换得剩不了几个。这个现象说明那里不稳定。东欧也是这样，例如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都是不断换领导人。有些人是在激烈反华之后下台的，而下台之后就不反华了，例如于哥夫、西罗基[3]。为什么呢?他们反华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力量和地位，所以被赶下台以后就不反了。这说明了两点:第一，有些人反对中国并不是真心的；第二，中国现在有了一个地位，能引起人家反对，刺激人家写文章和发表讲话来攻击。我们有了资格，有人要靠反华来保住自己的地位。　　

　 　

　　实际上，赫鲁晓夫现在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十三个国家[4]中，支持他的并没有占多大的多数。罗马尼亚就同他不一致，波兰也只能算半个支持。他是要控制别人，像美国人一样。他要人家搞单一经济，这行不通，罗马尼亚不干，古巴也在同他吵。　　

　 　

　　苏共二十大之后，我们已经感到赫鲁晓夫不对头，但是从那时到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我们是采取帮助他的态度，因为我们当时考虑苏联人民要换一个领袖是不容易的。　　

　 　

　　后来，在一九五八年发生了海军基地问题[5]。那年赫鲁晓夫来过北京一次。为什么来呢?苏联驻华大使同我们谈海军基地问题谈翻了，赫鲁晓夫只好自己来收拾。我对他说，把中国的海岸线都给你好了。他说，那你做什么呢?我说，我上山去打游击。他说，打游击没有用。我说，你把我的鼻子都塞住了，我不去打游击怎么办?　　

　 　

　　然后就是一九五九年的中印边界事件[6]，赫鲁晓夫在访美前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在中印边界事件上表示“中立”。访美后，他又到北京来了。这次他谈到台湾问题，要我们用苏联过去对远东共和国[7]的办法来对待台湾。我对他说，远东共和国是你们建立的，蒋介石集团可不是我们搞起来的。另外，他还要我们放那时关在监狱里的四五个美国犯人。两个问题都没谈成，他说:“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对我说过，你这次去北京一定是白跑。”　　

　 　

　　从苏共二十大到去年七月，我们比较被动。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他们的那些清规戒律，可不能完全服从!　　

　 　

　　他们骂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可是他们偏偏怕我们的“空话”。口里说我们讲的是空话，实际上是把它当成瘟疫，封锁得那么厉害，甚至把过去用来干扰美国之音的电台也用来干扰我们的广播。　　

　 　

　　现在他们要求停止公开争论，紧张得很。我去年三月间对苏联大使说，你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如果我们真是这样，那你们当然应该批评，就放手批评好了。他说这样下去不得了。我说，打打笔墨官司有什么了不起呢?第一，天不会塌下来；第二，山上草木照样长；第三，女人照样生孩子；第四，河里的鱼照样游，不信，你到河边去看看。他们最近的来信还引了我这一段话。　　

　 　

　　停止争论不是一方说了就算，而必须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协议。双方不止是两个党，而是几十个国家的党。因此，争论很难停下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美籍专家柯弗兰、爱德乐和中国籍专家爱泼斯坦等谈话的一部分。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2]苏共二十大，即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莫斯科举行。在完成会议的主要议程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向全体代表作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时期所犯的错误及其严重后果，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起了一定作用，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冲击。　　

　 　

　　[3]于哥夫（一九○四——一九九一），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任保加利亚总理。西罗基（一九○二——一九七一），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三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理。　　

　 　

　　[4]指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古巴。　　

　 　

　　[5]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国方面根据苏联军事顾问的意见，向苏联提出为发展中国海军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同年七月二十一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的建议。由于苏方的这一建议有损中国的主权，中国方面撤销了请苏方为发展中国海军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　　

　 　

　　[6]一九五九年八月，由于印度军队侵入中国西藏的朗久而发生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印边界的第一次武装冲突。此后，印度军队先后在中印边界西段和东段越过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不断挑起边界事端，并进而在中国境内建立军事据点。中国政府多次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建议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均遭拒绝。一九六二年十月，印军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大规模武装进攻，中国军队被迫实行自卫还击，击退了印军的入侵。为了进一步谋求中印边界问题和平解决，中国政府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发表声明，宣布从次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从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中国政府还主动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度人员，交还战斗中缴获的武器。　　

　 　

　　[7]远东共和国，又称赤塔共和国，是一九二○年苏俄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建立的一个名义上的独立国家。当时，苏俄在西伯利亚已经控制贝加尔湖以西的地区，而太平洋沿岸的大部分地区则被日本干涉军占领。列宁下令成立赤塔共和国，以它作为苏俄控制区和日军占领地之间的缓冲地带。一九二二年十月，日军被迫撤出西伯利亚。同年十一月，赤塔共和国并入苏俄。 　　

　 　

　 　

　 　

　 　

　 　

　 　

中法之间有共同点　　

　 　

　　（1964年1月30日）　　

　 　

　　欢迎你们。我们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就是说，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我讲得很粗。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你们国家的本钱比我们的大，你们的原子弹都已经制造出来了，可能已经成批地生产了吧?我不反对你们生产原子弹。大批大批的原子弹在美国、在苏联，它们经常拿在手上晃着吓唬人。第二，使两国间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现在卖给我们的只是些民用物资，战略物资还不卖，美国不让卖。我说，总有一天会突破这个缺口。如石油，因为是战略物资，现在还不许你们拿此做生意。粮食，生意我们已经做成了，因为它不是战略物资。英国卖给我们一些飞机，你们也可以做这生意。有些普通军火为什么不可以做点生意呢?　　

　 　

　　美国吓唬一些国家，不让它们跟我们做生意。美国是只纸老虎，你们不要相信它，一戳就穿了的。苏联也是纸老虎。我们不信它们那一套，我不迷信。也许你们是有神论者，我是无神论者，啥也不怕。大国来控制我们国家，那不行。法国是小国，中国是小国，只有美国和苏联才是大国，难道一切事都要照它们办，要到它们那里“朝圣”?从前我们也照办过，那是在斯大林的时候。一九五七年，我还去过一次莫斯科。那时，苏联还不是公开反对我们。现在不去了，因为它撕毁了大批合同，不讲信用，公开反对我们，同美国配合起来搞。这很好，我很赞同。美国、苏联这些大国来反对我们，总有个什么道理，我们也一定有一点东西值得它们反。现在，西哈努克[2]不吃美国这一套了。柬埔寨这个国家只有五百多万人，但敢于跟美国斗争。　　

　 　

　　你们可以在亚洲和我们合作，同美国顶一顶。美国到处不得人心。本月二十六日，日本一百多万人示威游行反美。我曾经同你们前总理　富尔　先生谈过，希望你们把欧洲的工作做好，例如，使英国、西德、比利时、意大利等等国家同美国隔开一些，同你们靠拢一些。你们不是说要建立“第三世界”吗?“第三世界”只有一个法国，那不行，太少了，要把整个欧洲团结起来。英国，我看总有一天要起变化。美国人对英国人也不那么客气。在东方，你们可以做日本的工作。如果把英国拉过来，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日本，就可以把“第三世界”扩大起来。　　

　 　

　　你们不要学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英国同我们只有一个分歧，就是它对台湾的地位不肯定。第一，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台湾，这是好的；第二，英国现在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这也是好的；第三，英国同美国都搞“两个中国”，这点上表明它是美国的代理人。我们同英国已有十来年的外交关系，它也像你们那样，要我们派个大使去，它派个大使来。我们说不行，再搞十五年，甚至几十年也可以，我们不派大使去。联合国进不了，那也不要紧。十五年没有进联合国，我们也活下来了，再让蒋介石“大元帅”在联合国呆上十五年、三十年、一百年，我们照样活下去。要我们承认“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个半中国”，那都不行。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样，搞了十几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进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事先讲个清楚。我见　富尔　先生时，也同他讲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外交部发表过声明，也在瑞士和你们打过招呼，取得了协议。你们同国内有什么密码通讯吗?在外国跑，没有个密码通讯可不方便。　　

　 　

　　你们要同英国区别开来，要痛痛快快地把话讲个清楚。我是个军人，打过二十二年仗，戴高乐[3]将军也是个军人，讲话不要弯弯曲曲，不要搞外交手腕。　　

　 　

　　法国已经不是希特勒[4]的法国，我们中国也不是日本的中国了。过去，从北京到南京，大半个中国都被日本强占。日本人被赶走后，美国人又来了，我们把美国人、蒋介石都赶走了。那时，我们啥东西也没有，也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更没有原子弹。我们就是有些步枪、手榴弹、轻炮。感谢美国人给我们运来一批重炮，当运输大队长的是蒋介石。我们没有兵工厂，也没有任何外国援助。你们没有到我们那个小地方——延安去过吗?那里很落后，只有农业，一点点手工业。那时，我们说美国和蒋介石是纸老虎。我们也说，希特勒是纸老虎，他最后倒了嘛，死了嘛。现在我们说有两个大纸老虎，就是美国和苏联。我说得灵不灵将来瞧。请你们记住，我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说过，它们是大纸老虎，但是不包括广大的苏联人民、广大的苏联党员和干部，他们对我们是友好的，美国人民有一部分人受了欺骗，总有一天他们要同我们友好的。所谓纸老虎，就是说美国、苏联脱离了群众。当年希特勒占领了几乎整个欧洲，多大的势力!这你们都经历过。　　

　 　

　　什么全面、彻底裁军，你们相信不相信?没有那回事，现在是全面彻底扩军。减少一些步兵是可能的，把省下来的钱用来制造原子弹。你们法国已经能爆炸原子弹了。我们比你们落后了一步，现在原子弹还没有爆炸，但是总有一天要爆炸的。　　

　 　

　　还有一条我们跟你们是共同的，什么三国条约[5]，我们不参加。那是一种欺骗、讹诈，是压我们的，只许它们有，不许我们有。事先我们两国并没有交换过意见，你们不参加，我们也没有参加。　　

　 　

　　有些亚洲国家的人，反对你们到亚洲来支持西哈努克；对南越，只许美国占领它，不让你们来帮助。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东京说，戴高乐将军想拿着橄榄枝打进亚洲，但是没有打进来。美国一手拿橄揽枝，一手拿剑，在越南南方打了几年，越打人民的斗争就越发展。它的剑在那里杀死了两个人，一个叫吴庭艳[6]，一个叫吴庭儒，做法很恶劣。我看你们也不高兴吧?做这样的事干什么!现在扶植起来的所谓新政府照样不行，美国的政策太错了。我们中国四川省有一句俗话，叫做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捉不到。　　

　 　

　　我们双方还可以对日本做工作。日本总有一天要把美国赶跑的。我说的不光是指日本共产党，还指日本的大资本家，现在日本有些大资本家对美国很不舒服。英国问题麻烦一点，哪一天它不当美国的代理人就好了。　　

　 　

　　我们不反对你们同美国好，对你们说来，也是又团结又斗争。我们同美国在台湾问题解决了以后，要恢复外交关系。即使恢复了外交关系，美国如果还像今天这样到处干涉、控制，我们还是要反对。我们要求美帝国主义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欧洲滚出去。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美国人去干什么?英国有个上议院议员，就是蒙哥马[7]元帅，他就反对北大西洋条约[8]中美国人来称霸。他反对加拿大同美国关系太密切。我那次同他说你去找戴高乐将军。那是在一九六一年他第二次访华时，大概他没有去，他是保守党。我问他，持你这种意见的只有你一个人吗?他说，不，还有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在欧洲称霸，他并不是共产党员。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　　

　 　

　　[2]西哈努克，即诺罗敦·西哈努克，一九二二年生，当时是柬埔寨国家元首。　　

　 　

　　[3]戴高乐，当时任法国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反抗法西斯德国的武装占领。　　

　 　

　　[4]希特勒（一八八九——一九四五），德国法西斯首领、纳粹党党魁。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一九三九年九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5]指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美、苏、英三个发起国在莫斯科签订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6]吴庭艳（一九○一——一九六三），原“越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在美国策划的军事政变中，同其弟吴庭儒一起被击毙。　　

　 　

　　[7]蒙哥马利（一八八七——一九七六），英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盟军指挥官之一。后曾任英军总参谋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最高副总司令。　　

　 　

　　[8]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九四九年四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和加拿大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同年八月二十四日公约生效，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建立。希腊和土耳其于一九五二年，联邦德国于一九五五年，西班牙于一九八二年，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于一九九九年，正式加入该组织。 　　

　 　

　 　

　 　

　 　

　 　

　 　

在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上加写的一段话　　

　 　

　　（1964年1月）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作的这个检查总结，主要是不点名地批判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自一九五六年以来在政策理论方面提出的若干意见。总结共分七个部分：　　

　 　

　　（一）关于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生过的原则性错误，主要是对于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想过早地消灭资产阶级。这种主观上想比较快、比较早地消灭资产阶级，客观上却起了保留它的作用，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二）关于人的改造问题。应当肯定十几年来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的成绩；另一方面还必须看到这种改造的长期性，即使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改造成为劳动者或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同他们在思想上有时甚至是政治上的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也还要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另外，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长期存在，小生产者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还没有消灭，必然会恢复和再生长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必须坚决予以打击。（三）关于资产阶级“左派”的问题。过去说资产阶级左派在政治立场上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已经从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这是错误的。（四）关于民主党派的性质问题。过去我们曾提出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内，把民主党派由资产阶级性的政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的政党，在民主党派从中央到基层各级组织，基本上建立起巩固的社会主义领导核心，这种提法是错误的。各民主党派怎么也不能成为科学共产主义的政党。一九六二年全国统战会议期间提出的，对民主党派今后一般不再叫它为资产阶级性的政党，模糊了民主党派的阶级性质，应当加以纠正。（五）关于统一战线的性质问题。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少数民族、宗教界、华侨和其他爱国人士的广泛的联盟。它一方面含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是阶级的联盟。不能说，统一战线已经是社会主义统一战线了。（六）关于改造右派分子的工作问题。一九六二年七月我们提出的，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分子本人或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就进行甄别的意见，是错误的。　　

　 　

　　那样做客观上必然会形成对右派分子普遍甄别平反，这势必导致否定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伟大成绩，后果是严重的。（七）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工作的估计。几年来，中央统战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执行了中央和主席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另一方面，我们在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认识上，长期存在着一些原则性的错误，主要是阶级观点不够明确，缺乏阶级斗争的长期观点和全局观点，把资产阶级人们和民主党派的社会主义改造看得过于容易和简单了。这个总结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中共中央于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三日以中发〔６４〕２６号文件批转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并中央各部委、各党组。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中央统战部在关于为李维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的复查报告中，建议撤销这个中央文件。同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了这个建议。　　

　 　

　　〔２〕　毛泽东这段话加写在徐冰作的检查总结中关于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部分以下一段话之后：“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存在，这些阴风总会不时地吹到我们国内来，不只会影响原来的资产阶级人们，甚至也会使一些共产党员变质，对于资产阶级和它的思想就不能完全彻底干净消灭之。阶级社会在我们国家存在了几千年，资产阶级的存在也有百多年，花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差别来完成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对世界也会发生伟大的影响。这并不是什么遥遥无期，还是把时间放长一点好，我们从来就有欲速则不达的谚语。”这段话中的“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是毛泽东加写的，“甚至几百年”，是毛泽东改写的，原稿为“甚至上百年”。 　　

　 　

　 　

　 　

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　　

　 　

　　（1964年2月13日）　　

　 　

　　学制可以缩短。　　

　 　

　　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　　

　 　

　　可以试试点。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　　

　 　

　　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　　

　 　

　　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２〕，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　　

　 　

　　高尔基〔３〕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　　

　 　

　　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　释　　

　 　

　　〔１〕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出版前曾经毛泽东审定。　　

　 　

　　〔２〕　祖冲之，南北朝时南朝的科学家。　　

　 　

　　〔３〕　高尔基，苏联作家。 　　

　 　

中央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　　

　 　

　　（1964年3月22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地方各地委、县委，各大、中工厂、矿山、交通部门以及企业、事业党委、党组，各大、中学校党委，科学、文化机关党委、党组，省、专区、县三级政府党委、党组：　　

　 　

　　我党从一九六三年开始的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需要几年才能完成（至少要三年到四年）。地方要学习解放军的经验，解放军也要学习地方的经验。中央的三个社会主义教育文件（五反指示，决定草案，规定草案），除五反指示限于城市及县以上机关以外，其余两个（即所谓双十条）应在几年内分几次在城乡全党全民中宣读，讲解，发问，答问，由粗到细，由浅入深，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深入调查研究，直到确实解决问题。为此要组织宣讲队伍。这种队伍，要使一切能讲（即能看懂文件）会讲（即政治水平较高，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的同志都得到机会去讲。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市委委员，与县一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读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作消极怠工分子。这样做，于己于人，好处极多，能使全党全民获得社会主义教育，首先是各级干部获得这种教育，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现将两个文件发给你们。一个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六日的报告〔２〕，一个是孔夫子故乡山东曲阜县委一九六四年二月十日的报告〔３〕。请你们研究这两个文件，从其中可以得到许多启发。　　

　 　

　　中央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１〕　本篇（一）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央以中发〔６４〕２０８号文件下发。（二）是他在这一指示稿上写的批语。　　

　 　

　　〔２〕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报告说，全军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开始宣讲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到今年二月中旬基本结束。这次教育，大体经过以下三个步骤：　　

　 　

　　（一）由高级首长和各级领导干部原原本本地向官兵进行宣讲，让党的政策不走样地同群众直接见面；（二）发动群众进行专题讨论，深入解决官兵的模糊认识和思想疙瘩；（三）总结提高，使教育落到实处。通过这次教育运动，在部队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党和毛主席在官兵中的威信更加提高；（二）增强了阶级斗争观念；（三）提高了对党的政策的认识；（四）许多人主动交代了过去从来没有暴露过的问题；（五）斗志大大增强，军心更加安定。　　

　 　

　　〔３〕　中共曲阜县委关于颜家村大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说，这个大队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日至今年二月间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历了“四清”和干部洗手洗澡、对敌斗争、组织建设、生产建设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突出抓了三个问题：　　

　 　

　　（一）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央两个十条；（二）启发干部自觉革命，满腔热情地帮助犯错误的干部解决“四不清”问题；（三）有意识地为下一阶段对敌斗争做准备。在对敌斗争阶段，采取“三步走”、“三结合”的办法：第一步准备和动员，第二步评审和斗争，第三步定案处理和落实监督改造；实行评审和斗争结合，战斗小组和大、小会结合，背靠背斗争和面对面斗争结合。在组织建设阶段，进行了三项工作：（一）解决第一阶段的遗留问题；（二）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组织处理，选举党支部和大、小队干部，建立健全各级组织；（三）建立阶级档案。进入生产建设阶段以后，正在为掀起一九六四年大生产运动的高潮做好准备。报告最后提出工作组一头扎在贫农家里，坚持与群众“四同”，是迅速打开局面的关键。 　　

　 　

　 　

毛泽东等祝贺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电报　　

　 　

　　（1964年4月16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亲爱的同志，在你七十寿辰的时候，我们向你祝贺，祝你健康和长寿。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于生长在列宁主义故乡的、具有长期革命传统的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一向怀着深厚的兄弟情谊和最大的尊敬，对他们在十月革命以来的几十年间所获得的伟大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苏两个伟大兄弟国家的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从根本上说来，只要我们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就决不会放松他们的反苏、反华、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政策。　　

　 　

　　我们坚决相信，由于我们两国人民的要求，由于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要求，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从长远看来，总是要紧密地团结起来的。　　

　 　

　　尽管目前我们同你们之间存在着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分歧，存在着不团结的状态，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　　

　 　

　　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他们总是会失败的。　　

　 　

　　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和友谊万岁！　　

　 　

　　战无不胜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　　

　 　

　　根据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革命单搞军事不行　　

　 　

　　（1964年5月25日）　　

　 　

　　革命单搞军事不行，如不建立根据地，跟群众没有密切联系，不建立正确的党，没有正确的统战工作，单有军队，单会打仗是不行的。打仗没有什么巧妙，简单说就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得赢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集中五个指头割他一个指头。割掉一个，他就少一个，事物是可以分割的，以后有机会又可以割一个，又少一个，只剩八个了，然后有机会再割一个，总之要割掉。所谓割掉指头，就是把敌人搞过来，除打死打伤之外，把官兵、枪枝、弹药都夺取过来，这就叫打得赢就打。那么打不赢呢？就走，走得远一点，使敌人不知你到哪里去了。　　

　　

　 　

　　重要的是政治、根据地、人民群众、党、统战工作，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无产阶级革命军队跟资产阶级军队不同，它是人民的军队。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注释　　

　 　

　　〔１〕　这是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谈话的节录。 　　

　 　

　 　

　 　

反对外来干涉，实行八项原则　　

　 　

　　（1964年6月14日）　　

　 　

　　现在非洲的问题是要独立，要反对外来干涉，要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独立。我们都要反对外来干涉。我国现在正在进行建设，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用几十年。对整个非洲来说，要赶上西方国家的水平，也要几十年。如果我们几十年能赶上，就算很快了。西方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都有几百年的建设历史。它们几百年建成这个样，我们几十年赶上，时间不是并不那么长吗?我们要有信心。有人说有色人种就不如白种人。我看，他们说得不对。有色人种觉醒起来之后，可能还要做得比西方更好一些。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地方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欧洲和北美洲的人民中也有很多人是不反对我们的。在美国人民中就有很多人是赞成我们这一方的，如美国专家有一些在我们这儿当编辑、翻译，也有的在我们的外国语学校帮我们教学。我们抗日战争时，就有个加拿大的医生[1]在我们这儿工作，后来牺牲了。要把他们的政府、垄断资本家同广大人民分开来看。　　

　 　

　　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一样，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第一条，你们有人民；第二条，你们在非洲是个大国，有很好的土地，可以搞农业和畜牧业；第三条，可能有很多地下矿藏。这几条中，首先一条是你们有人民，有很好的人民。　　

　 　

　　你们非洲很有希望，全世界人民都注视着你们起来。不要讲很久以前的历史，就讲十年前和十年后就大不相同。十年前，埃及在一九五二年推翻了法鲁克王朝，苏伊士运河还没有收回。十年前还没有开万隆会议[2]。世界变化相当快。　　

　 　

　　历史和未来不仅属于非洲人民和亚洲人民，而且属于所有欧洲、美洲各国人民。我讲的是人民，不是那些大资本家。　　

　 　

　　我们一定要实行八项原则[3]。如果我们不执行其中任何一项，那就不行，对你们不利，对我们也不利。到外国去剥削人家，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自己还是被压迫者，这就是说台湾还没有解放。自己还是个不发达的国家，去打外国人的主意，像话吗?如果哪个中国人在你们那儿做坏事，你们就告诉我们，我们把他撤回来。你们也可以把他赶回来。　　

　 　

　　我们派出去的人，可能有不好的。我们要检查工作，如果发现有人对外国态度不好，就必须责令他改正错误；如果他不改，就调回来。我们也有跑到资本主义国家中去的人，他们看不惯社会主义，想跑，跑一点也可以，我们人本来就太多了。　　

　 　

　　我们之间相互平等，讲真话，不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同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拉希迪·姆·卡瓦瓦谈话的主要部分。　　

　 　

　　注释：　　

　 　

　　[1]指诺尔曼·白求恩(一八九○——一九三九)。一九三七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于一九三八年初来中国，三月底到达延安，不久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由于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感染，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河北省唐县逝世。　　

　 　

　　[2]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以及阿富汗、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等二十九个亚非国家。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反殖民主义斗争、世界和平以及与会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　　

　 　

　　[3]指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时的八项原则。这八项原则是：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　　

　 　

　　（1964年6月16日）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　　

　 　

　　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２〕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　　

　 　

　　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３〕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　释　　

　 　

　　〔１〕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２〕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３〕　高，指高岗，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饶，指饶漱石，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九五三年，他们组织反党联盟，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他们进行了揭发和批判。一九五五年二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他们的党籍。　　

　 　

　　彭，指彭德怀，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黄，指黄克诚，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一九五九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他们与张闻天、周小舟被错误地定为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1964年6月23日）　　

　 　

　　打仗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要进行建设，打仗就会把我们进行的建设打烂了。国民党打内战，跟我们打了好多年。后来我们又跟日本打了八年，不是我们打到日本去，而是日本打到中国来。讲长远一点，都是外国打到中国来。中国曾和英国进行了几次战争，如一八四○年在广东开始的鸦片战争[2]，又如八国联军的战争[3]，英国等八个国家的军队占领了天津，打到北京。中日甲午战争[4]，是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五年在旅顺、大连等地打的。以后日本占领了我们东北。在那以前，沙皇俄国同日本还在中国的土地上打过仗，那是在旅顺、辽阳、沈阳一带[5]。最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几乎侵占全中国。这些都不是我们打到外国去，都是外国人打到中国来。中国人打到外国去，在古代有过，那是中国的皇帝，打到越南、朝鲜。以后日本占领了朝鲜，法国占领了越南。　　

　 　

　　一九一一年，我们推翻了清朝皇帝。接着就是各派军阀混战，那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后来经过万里长征，跑到北方来。我们的军队原有三十万人，这时只剩下两万多了。恰好是在人数少的时候，我们改正了错误，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后来我们的军队又有了发展。日本人走了之后，蒋介石再来打我们的时候，敌人就不行了，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到现在，我们搞建设只有十五年的时间。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不是很短的时间能做到的，至少要几十年的工夫。　　

　 　

　　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古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也是支持的。这些革命是他们自己搞起来的。比如古巴，不是我们叫卡斯特罗起来革命，是他自己起来革命的[6]。你们相信吗?是美国叫他革命的，是美国走狗叫他革命的。又如阿尔及利亚，是我们叫本·贝拉[7]革命的吗?以前我们认都不认识这个人，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他。是他们自己起来革命的，他们成立了临时政府，我们就承认。他们要求支持，我们就给他们支持。帝国主义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在某一点上讲也有些道理。因为我们支持卡斯特罗，支持本·贝拉，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战争。还有一次，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美国侵略朝鲜时，我们支持了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的这一方针是公开宣布的，是不会放弃它的，就是说，我们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你们知道，阿联[8]总统纳赛尔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支持过阿尔及利亚革命。他不是共产党员能支持阿尔及利亚，难道我们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支持阿尔及利亚吗?当一百八十多年以前，华盛顿[9]起来反对英国的时候，法国支持了华盛顿，难道当时法国人是共产党员吗?那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全世界都还没有共产党。共产党出世是十九世纪的事。大概我们这个“好战分子”的称号还要继续下去。　　

　 　

　　主要一条还是我们国内问题。在国内，我们把美国走狗蒋介石赶走了，把美国的势力也赶走了。所以美国对我们不那么高兴。我不是指美国人民，而是指美国资本家。在北京也有一些美国人，他们对我们是友好的。　　

　 　

　　美国要把拉丁美洲变成它的殖民地，这是指在经济上，许多时候也是在政治上。比如说，巴西前总统古拉特，我见过他，他的党是工人党，不是共产党，美国都不能容忍他，把他推翻了。甚至稍微不听美国话的吴庭艳[10]，美国竟把他杀掉了。在美国国内也不是那么和平的。吴庭艳是被美国肯尼迪[11]政府杀掉的，没过一个月，肯尼迪也见上帝去了。　　

　 　

　　美国说我们是“侵略者”，我们说它是侵略者；它说我们是“好战分子”，我们说美国政府的大资本家是好战分子。究竟谁是侵略者、好战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来看。美国在中国周围市满了军事基地，而且侵占了中国的台湾。我们没有占领美国的什么岛屿，没有侵略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只“侵略”了亚洲一个国家——中国。我们跟帝国主义打了几十年仗，把它们赶走了。这件事情使美国很不高兴，其他帝国主义也不高兴。不过它们现在没有办法，总不能从地球上把我们搬走，就同不能从地球上把你们智利搬走一样。它们想把古巴搬走也不行，甚至很小的国家比如阿尔巴尼亚，它们要搬走也不行。　　

　 　

　　美国人说我们政府不是今年要倒台，就是明年要倒台，这件事恐怕不那么真实。看来今年不会倒，明年不会倒，后年呢，我说也不会倒。要把我们政府打倒，需要美国、蒋介石打到我们这里来。即使他们来了，也不一定达到目的。他们曾经来过，可是打输了。现在南越只有一千四百万人口，美国在那里进也不好，退也不好，陷在泥坑里。对拉丁美洲，美国也是感到头痛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乐观的。全世界人民总要起来，要自己做主人，不要资本家做主人。因为我们相信这一点，并且公开说出这一点，所以那些资本家对我们不是那么有好感。但是，除了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资本家跟我们做生意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干涉我们的内政。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新闻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所以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能来中国，美国记者就来不了。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来的，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因为已经过了十五年了，再加十五年就是三十年，如果还不够，就再加嘛。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谈话的主要部分。　　

　 　

　　[2]鸦片战争，是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二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一八四○年，英国政府因中国反对输入鸦片，借口保护通商，派兵侵略中国。中国军队在两广总督林则徐领导下进行了抵抗。广州人民自发地组织武装抗英团体，打击英国侵略军。福建、浙江等地人民也自发地掀起了抗英斗争。一八四二年英国军队侵入长江，迫使清政府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3]指一九○○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国家联合出兵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侵略者先后攻陷大沽、天津、北京等地，同时沙俄又单独入侵中国东北，迫使清政府于一九○一年九月七日同这些国家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　　

　 　

　　[4]中日甲午战争，指一八九四年（甲午年）发生的中日战争。这次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蓄意挑起的。日本军队先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的陆海军进行挑衅，随后大举侵入中国的东北。中国军队曾经英勇作战，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及缺乏坚决反对侵略的准备，中国方面遭到了失败。一八九五年，清朝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　　

　 　

　　[5]指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日本同沙俄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一次战争。战场主要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奉天（今沈阳市）、辽阳地区和旅顺口一带，使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的损失。沙俄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经美国调停，同日本签订《朴次茅斯和约》。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了沙俄在中国东三省南部的支配地位；日本对于朝鲜的独占地位，也在《朴次茅斯和约》中得到沙俄的承认。　　

　 　

　　[6]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古巴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推翻了巴蒂斯塔任总统的独裁政权，建立了革命政府。　　

　 　

　　[7]本·贝拉，指艾哈迈德·本·贝拉，一九一八年生，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之一。一九五六年因积极参与组织发动全国反法武装起义，被法国殖民当局监禁。一九五八年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时，被缺席推选为第一副总理。一九六二年获释回国，同年九月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成立，任政府总理。一九六三年九月当选第一任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一九六四年四月任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　　

　 　

　　[8]阿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简称。一九五八年由埃及、叙利亚合并组成。一九六一年九月叙利亚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九七一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9]华盛顿（一七三二——一七九九），美国第一任总统。一七七五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任大陆军总司令，将武装落后、组织松散的地方民军整编训练成为能与英军正面抗衡的正规军，领导美国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　　

　 　

　　[10]吴庭艳（一九○一——一九六三），原“越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在美国策划的军事政变中，同其弟吴庭儒一起被击毙。　　

　 　

　　[11]肯尼迪，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三年任美国总统。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被刺身亡。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1963年1月6日）　　

　 　

　　▲ 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本来是观念论者，接受唯心论。以后接受青年黑格尔和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学说。阶级斗争的实践使他和恩格斯一起，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把整个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改造过来。经过了哲学的革命、经济学的革命、社会学的革命，形成了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阶级社会是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以这样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就变成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就是历史唯物论。在旧社会，接受旧社会的遗产，加以改造，使唯心辩证法变成唯物辩证法，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变成辨证唯物论，唯心论的历史观变成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经济学也是如此，由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也是如此，接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好的内容，如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加以改造，变成阶级斗争的学说，即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政党。这是常识，全体共产党员都知道。但是现在几十个党的修正主义者不讲这些，讲阶级调和、和平过渡、全民的党、没有阶级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超阶级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全民政府等。哪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都说自己是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这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孙中山和蒋介石也都是这样说的。美国反动派也说自己是全民的。日本也是如此，垄断资本说他自己代表全民。 　　

　 　

　　只有共产主义者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从来不说他代表全民。他代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不代表资产阶级，甚至也不代表小资产阶级。他代表无产阶级，引导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变成农民的党或小资产阶级的党。我党在很长期间，一直被美国资产阶级认为代表农民，托派也这样说。其实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它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也只能是无产阶级的。　　

　 　

　　▲ 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绝大多数人口的是共产党，不是社会党，更不是自由民主党。 　　

　 　

　　（1963年1月6日同日共中央代表团的谈话摘要）　　

　 　

　　注释：　　

　 　

　　1963年1月6日下午五时至六时半，毛主席在杭州同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裤田里见等谈话。日方参加者有：日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伊井弥四郎、冈正芳，中央委员、日共北海道委员会委员长西馆仁，中央委员、中央宣传教育文化部副部长冈本博之，中央委员平苇信行。中方参加者有：廖承志、伍修权、赵毅敏、江华等。 　　

　 　

　 　

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批示　　

　 　

　　（1964年6月27日）　　

　 　

　　此件〔１〕送刘、周、邓、彭、康生、定一、周扬、吴冷西、陈伯达〔２〕同志阅。阅后退毛。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3〕。　　

　 　

　　毛泽东　　

　 　

　　１９６４年６月２７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六四年五月八日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给中央的报告草稿。报告说，今年二月三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迎春晚会，部分节目庸俗低级，引起了群众不满。陆定一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随后，全国文联、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电影工作者协会、曲艺工作者协会、舞蹈工作者协会、民间文艺研究会和摄影学会等十个单位的全体干部集中二十多天进行了整风。这次整风，主要检查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贯彻执行党的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问题，一是机关的革命化问题。在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有一个时期，主要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前，各单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方向模糊、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清的问题。在文艺创作方面，没有积极组织作家、艺术家创作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品，许多作品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有些协会的刊物编辑部，登了不少脱离时代、没有多少社会意义的东西，甚至还发表了一些借古讽今、发泄对现实不满情绪的坏作品。二、在文艺理论批评方面，旗帜不鲜明，战斗性不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有力的宣传。三、在文艺队伍方面，对队伍的落后的一面估计不足。忽视了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性；忽视了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的长期性；没有重视培养新生力量的工作。在机关的革命化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文联和各协会的党组织不健全，思想不革命化，缺乏无产阶级的战斗作风，机关内政治空气稀薄。二、在工作人员中，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相当严重。比较普遍和突出的是个人主义思想，不少人图名求利，对工作敷衍塞责，应付了事。三、有些单位人员复杂，队伍不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经过检查和讨论，文联和各协会准备采取以下措施：一、进一步明确文艺方向，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目前着重抓报告文学、现代剧目、曲目和革命歌曲等创作，迅速反映当前斗争；同时，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和帮助作家、艺术家长期深入群众生活，努力创作比较深刻地概括时代、创造社会主义时代的典型人物的作品。要整顿文艺队伍，大力培养青年作家、艺术家。二、改进文艺刊物，加强刊物的战斗性，使刊物真正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宣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培养青年创作队伍的坚强阵地。同时加强评论队伍。三、文联和各协会党组成员、业务骨干和所有的干部，分期分批轮流下放，参加劳动，参加基层工作，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或者参加农村文化工作队，以改造思想，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对群众的文化生活进行调查研究。四、组织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五、加强党组，调整党组成员，健全领导核心。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红旗》杂志总编辑。　　

　 　

　　〔3〕　中国剧协于1964年2月3日在政协礼堂举办了一场“迎春晚会”，北京和外地来京的戏剧工作者约2000人参加。从晚会所安排的活动来看，晚会的组织者——剧协代理秘书长李超是动了一番脑筋的。晚会会场上分别设有“朝阳沟电影院”、“远方餐厅”、“祝您健康茶社”、“三人行游艺室”、“向阳诗文协”、“芦荡灯谜阁”、“巧遇照相馆”、“双双舞会”等娱乐活动场所，还安排了文艺节目演出。晚会上演出的一些文艺节目，被指责为“大部分是庸俗、恶劣、低级趣味的东西”。比如空军文工团表演的《兄妹开荒》，用京剧中的老生、小生、花脸和昆曲的各种曲调来唱，“怪声怪调”；铁路文工团表演的《梁祝哀史》，用真人学木偶动作，有时女的一下扑倒在男的怀中，“既糟蹋了演员，也糟蹋了剧本”；哈尔滨话剧院演出男扮女装的《天鹅湖》，一个男演员脱得赤条条的，只穿一条三角裤，披着薄纱，胸前安了两个假乳房，“乱蹦乱跳”。报幕员还对观众赞叹地说：“你们看，那腿是多么富有弹性啊！”晚会过后，当即有一个部队文艺工作者写信反映晚会的情况，说晚会乌七八糟，对组织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剧协的一部分人已经腐败；所有各协会工作人员都应该轮流下放锻炼和加强政治学习，批示剧协进行调查。刘少奇专门对此事作了批示，江青也参与了对这次晚会事件所进行的调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调查之后，写了关于“迎春晚会”的检查。3月下旬，以“迎春晚会”事件的发生为由，中宣部召集文联和各协会党组成员，总支和支部书记50多人，连续开了3次会进行讨论，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整风学习。5月，中宣部就全国文联和各协会的整风情况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已经在中宣部的“内部情况”上了解到这次事件的详细情况，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文艺界的恶劣印象。6月27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草稿上作了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教育制度要改革　　

　 　

　　（1964年7月5日）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　　

　 　

　　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　释　　

　 　

　　〔１〕　这是毛泽东同他的侄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生毛远新谈话纪要的节录。 　　

　 　

　 　

　 　

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　　

　 　

　　（1964年7月9日）　　

　 　

　　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几年的历史来看，就知道亚非拉人民将来的前途。比如中国吧，在十九年以前，日本军国主义霸占了我们大半个国家，我们同它打了八年仗。抗战胜利后美国人来了，他们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我们在解放前要对付的敌人，有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还有它们的走狗汪精卫[2]、“满洲国”的康德皇帝[3]、蒋介石。我们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4]，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三十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人。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这个忙不是日本共产党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帮的。因为日本共产党没有侵略我们，而是日本垄断资本和它的军国主义政府侵略我们。我们的第二个教员，帮了我们忙的是美帝国主义。第三个帮了我们忙的教员是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有四百多万军队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军队同他打了四年仗，从过去一百二十万发展到五百多万。蒋介石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军队统统被我们消灭，只剩下百分之五不到的军队跑到台湾去了。中国得到的教训是这样: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反抗。帝国主义，不管是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或其他帝国主义，都是可以打倒的。国内反动派，如蒋介石，不管多么强大，也都是可以打倒的。这就是中国的历史情况。　　

　 　

　　现在日本人民有很大的觉悟，发动了很大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本国垄断资本的运动。是谁使他们起来的呢?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压迫和剥削把他们教育出来的，而不是中国共产党教他们这样做的。我说，日本垄断资本也不是完全赞成美帝国主义占领日本的，有一部分日本垄断资本家不满意这种占领，因为在美帝占领下，日本不仅丧失了殖民地，而且自己也受美国控制。现在不仅日本人民，而且一部分日本垄断资本家也开始反对美帝国主义。　　

　 　

　　讲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历史，近十几年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是非洲，就有三十几个国家独立了。一九五八年前，我很少见到非洲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四年，每年经常看到非洲朋友。非洲有一个很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风暴。比如埃及，一九五六年发生了苏伊士运河事件[5]，是英、法联军强大些，还是埃及军队强大些?英国、法国那样强大，为什么一打就跑了呢?现在苏伊士运河究竟在埃及人手里，还是在英、法帝国主义手里呢?再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打了八年仗，法国在战争后期出动了八十万军队，民族解放军只有三四万军队，究竟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强大些，还是法国帝国主义强大些?再讲讲古巴，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巴蒂斯塔[6]强大些，还是卡斯特罗[7]强大些?卡斯特罗军队八十多人从国外乘船回古巴登岸，激战后剩下的十二人，躲在农民家里，后来又起来搞游击战争，他们经过两年多，就取得了胜利。至于对越南反对法国的侵略，对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的侵略，我们都是公开支持的，这样岂不要得罪法国政府吗?不，胡志明[8]胜利了，本·贝拉[9]胜利了，法国却承认了中国。所以说，世界上的事情在发生变化。现在法国人在教训美国人，叫美国接受法国的教训，不要在越南南方打仗了:“我们法国人失败了，你们美国人要打，也要像我们一样失败的。”美国大概会接受法国的教训，已经打了三年打不赢，再打下去也不行，它不走是不行的。你们看吧!三年也好，再长一些时间也好，美国总是要从越南走的。美国从泰国、老挝、菲律宾、南朝鲜、日本等地也都要走的，还有从台湾也是要走的。它走的时间算不准，但一定要走的。所以凡是压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总有一天要走的，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斗争。它走，也可以文明一点走。请它走它不走，怎么办?那就学卡斯特罗的办法，学本·贝拉的办法，学胡志明的办法，也可以学中国的办法。所以，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　　

　 　

　　讲到人民，不是讲反动派，是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压迫、剥削另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比如你们在座的亚非各国人民的代表，你们压迫中国人民了吗?你们剥削中国人民了吗?我们没有感觉到。中国人民能压迫你们吗?能剥削你们吗?如果中国政府这么干，那末中国政府就是帝国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了。如果有的中国人不尊重你们，不讲平等，在你们国家捣鬼，那末你们可以把这样的中国人赶走。这就是亚非拉人民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最根本原则。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关系，不是老子对儿子的关系。要巩固团结，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管什么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都应该团结，只不包括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内的走狗。　　

　 　

　　至于如何打败国内反动派的问题，我认为或者用文的办法，或者用武的办法。有些国家要号召广大人民起来用武力反对反动派，因为反动派手里有武器。这就要按照各国情况，利用适当时机，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有人说，武器是第一，人是第二。我们反过来说，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武器同机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长而已。是人拿在武器手里，还是武器拿在人手里?当然是后者，因为武器没有手，哪个武器有手?我打了二十五年仗，包括朝鲜战争三年。我原来是不会打仗的，不知道怎样打，是通过二十五年的战争过程学会打的。我从没有看见过武器有手，只看见人有手，而人用手掌握武器。　　

　 　

　　我们的“名誉”很不好，美帝国主义者说我们是侵略者。他们说我们侵略了中国，这确实是“侵略”了蒋介石，但那是蒋介石先侵略了我们嘛!又说我们侵略了朝鲜，那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打到了鸭绿江边，我们才不得不出兵抗美援朝。还说我们侵略了印度，那是因为印度打进了我国几十公里，它打了好几年，我们才自卫还击。一打就打回了老国境。在几千公里的老国境线，印度人跑光了，没有军队，那我们就撤回来了，撤到帝国主义规定的所谓新国境线[10]这条线我们是不承认的。我们从这里后退二十公里，设立了缓冲地区。帝国主义者还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原因是我们过去帮助胡志明打法国人，现在又支援越南南方打美国人，我们也支持过本·贝拉打法国人。哪个地方需要支持，我们就支持，因此就“名誉”不好，当了“好战分子”　　

　 　

　　安哥拉朋友问，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要防止哪些幻想和危险?由于安哥拉现在还没有解放，仍要搞武装斗争，你们现在只能搞革命，经济建设只能在根据地搞一些。葡萄牙是不会帮助你们的。美国的帮助是别有用心的。如果说要防止幻想，我想要防止对美国的幻想。至于建设过程中会出现哪些危险，现在很难说。如果要说防止危险，就是防止从帝国主义方面来的危险。至于实际工作犯些错误，那是难免的。哪个政党都要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就犯过很多错误，犯过重大错误。犯了错误，改正就是了。错误能帮助人头脑清醒。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在朝鲜平壤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后访华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谈话的主要部分。　　

　 　

　　[2]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一九二五年在广州任国民党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七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主张对日妥协，是国民党内亲日派首领。一九三八年三月任国民党副总裁，同年十二月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任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　　

　 　

　　[3]康德皇帝，即爱新觉罗·溥仪（一九○六——一九六七），北京人，清朝末代皇帝。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被迫退位。一九三二年在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下出任伪满洲国“执政”。一九三四年改称“满洲帝国皇帝”，年号康德。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被苏军俘虏，一九五○年八月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被特赦释放。一九六四年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4]南乡三郎，一九五五年出任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一九五六年曾两次访问中国。一九五八年作为日本通商使节团代表来华参加签订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　　

　 　

　　[5]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的东北部，是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国际通航运河。它处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地带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八六九年正式通航后，英、法两国垄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每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英国还在运河地区建立了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人民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中国政府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发表声明，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同年十月，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妄图重新夺取运河，结果遭到失败。　　

　 　

　　[6]巴蒂斯塔（一九○一——一九七三），古巴前总统。执政期间实行独裁统治，使古巴完全从属于美国。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其政权被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推翻。　　

　 　

　　[7]菲德尔·卡斯特罗，一九二六年生，一九五九年起任古巴总理。　　

　 　

　　[8]胡志明（一八九○——一九六九），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9]本·贝拉，指艾哈迈德·本·贝拉，一九一八年生，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之一。一九五六年因积极参与组织发动全国反法武装起义，被法国殖民当局监禁。一九五八年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时，被缺席推选为第一副总理。一九六二年获释回国，同年九月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成立，任政府总理。一九六三年九月当选第一任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一九六四年四月任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　　

　 　

　　[10]指麦克马洪线。它是一九一四年三月英国殖民主义者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同西藏地方当局以秘密换文方式制造的一条非法边界线。该线将位于中印边界东段历来属于中国的九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当时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中国政府从未批准或承认这条边界线。一九五三年，印度基本上侵占了该线以南的中国领土。 　　

　 　

　 　

世界人民是反对用原子弹杀人的　　

　 　

　　（1964年8月22日）　　

　 　

　　欢迎各位朋友。很感谢你们来到我们国家访问。这是头一次见到你们，但是我们的思想有共同点。民族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也可能不同，但我们根本的共同点是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我们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是没有原子弹、氢弹的。法国是有原子弹的，但是在座的法国朋友是反对发动核战争的，是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使用。既然不准备使用，为什么要生产呢?我们是用它作为防御的武器。现在一些核大国，特别是美国，拿原子弹吓唬人。美国有这么多原子弹，也只使用过两次，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了两个原子弹，损害了日本人民。因此使美国在世界大部分人民中间的名声不好。世界人民是反对用原子弹杀人的，反对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反对在越南南方的外国军队干涉别人内政，打“特种战争”。法国政府说，法国过去在越南是打败了的，现在美国又在打，照他们看来，美国也要打败的。因此，法国反对用战争办法解决越南问题、老挝问题，主张和平谈判。法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资格来讲话。日本也取得了一定的资格来讲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政府是强迫日本人民进行侵略战争的，但后来起了变化，遭到了美国的原子弹之害，所以日本人民，包括某些政府人士也反对核战争。在座大多数朋友的国家同我们一样，是没有原子弹的。我们跟法国有外交关系，在反对美国侵略这一点上，我们有共同点，不但跟在座的法国朋友有共同点，跟戴高乐[1]也有。这就是说，世界已经起了变化，不再允许侵略和干涉别的国家，侵略干涉别国是要失败的。在座的各位朋友代表了人类大多数人口，你们的理想是要实现的。当然我讲的还未成事实，是不是会实现，要靠斗争。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人民总是要胜利的。我就不相信人民不能胜利，我看你们也不相信你们不能胜利。我们要的是全世界人民的解放。　　

　 　

　　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同参加在日本召开的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的外宾谈话的一部分。　　

　 　

　　注释：　　

　 　

　　[1]戴高乐(一八九○——一九七○)，法国军人、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反抗法西斯德国的武装占领。曾任法国临时政府主席。一九五八年六月出任法国总理，十二月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当选法国总统。

我们很欣赏法国这种独立政策　　

　 　

　　（1964年9月10日）　　

　 　

　　戴高乐总统七月二十三日批评了西德[1]。我看这个批评相当好，也让西德考虑一下，就是听美国话太多啦。还有英国，我看也值得批评一下，它跟美国太靠拢了。　　

　 　

　　几个大国手里拿着核武器，口里也讲和平。你们也有了核武器，但不多，刚开始有。我们还没有核武器，但谁吓唬我们是不行的，我们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不接受这样的威胁，在我们力量再小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们很欣赏法国这种独立政策。不能跟着少数大国转，它们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把英国算在美国那边也可以，但是英国保守党里也有人不赞成英国政府的政策。世界在变化，不是一两个大国所能管住的。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来管，不能允许任何外国人干涉。你们说我们也参加了对东南亚的干涉，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用“空话”来干涉，就是鼓励和支持那里反美的游击战争。这不是秘密，是公开的。全世界任何地方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以及那里的压迫者的游击战争，我们都毫不掩饰地支持。　　

　 　

　　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同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谈话的一部分。　　

　 　

　　注释：　　

　 　

　　[1]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指责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干涉印度支那事务，并批评联邦德国政府当时奉行的外交政策不是“欧洲的和独立的政策”。 　　

　 　

　 　

　 　

我们希望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　　

　 　

　　（1965年3月23日）　　

　 　

　　亚洲所有的革命者和政党应当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一两个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团结起来，力量就大了。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在同帝国主义对抗，我们希望你们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　　

　 　

　　美国的手比我们长，到处侵略。一九五八年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登陆，英国军队在约旦登陆，造成局势紧张。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美、英军队才被迫撤走。后来，黎巴嫩还发生了内战。在你们地中海有美国的第六舰队，在我们周围有美国的第七舰队。美国总共有四个舰队：第七舰队最大；其次是第六舰队；第二舰队分布在美国西海岸，是第七舰队的后备；第一舰队在美国东海岸，是第六舰队的后备。另外，美国在摩洛哥和利比亚等地有军事基地，英国在亚丁和波斯湾也有军事基地。　　

　 　

　　打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我们是同美、英、法合作的。日本降后，美国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打我们，当时英、法已经没有力量来管我们的事情了。美国没有直接参战，它在中国沿海港口驻扎了一些军队，当我们消灭了蒋介石数百万军队，快要解放那些港口时，它的军队撤走了。后来，我们在朝鲜战场上遇见了美国军队，打了三年。现在，越南人民也遇见了美国军队。看来，美国是喜欢打仗的。朝鲜和越南离美国那么远，它还要派兵来。　　

　 　

　　我们两国都受过殖民主义的压迫。你们过去是法国管的，我们过去是受好几个帝国主义管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法国一块，英国一块，日本一块，后来都被我们赶走了。日本同我们在中国东北打了十四年，在中国其他地方打了八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有帮助，使中国团结起来反对它，促进了中国的革命。现在美国军队占领我们的台湾，还占领南朝鲜和日本的许多地方，并在越南打仗，美国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教育我们亚洲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斗争。比如越南人民，从前不知道怎么打仗，现在学会了。这就是帝国主义给我们的好处。帝国主义也会有好处，你们信不信?　　

　 　

　　帝国主义有时通过它的走狗教育人民，如中国的蒋介石。我们这些人就是受过蒋介石教育的，他用内战的办法教会我们打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现在，非洲正在发生战争，如刚果[1]、安哥拉和葡属几内亚[2]等地。阿尔及利亚打了八年仗，才取得独立。在苏伊士运河也打过仗[3]。你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法国人被迫退却而取得了独立的，是这样的吗?　　

　 　

　　我们在外表上样子不同，宗教信仰也不一样。我应当说明我是不信教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合作。我小时候信过多神教，长大后就不信了。中国也有上帝，但是同你们的上帝不同，穿的是中国服装。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不损害对方。我们不颠覆你们，你们也不颠覆我们。我们是友好国家，有共同目标，第一是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国家。　　

　 　

　　哪个地方发生革命，我们就支持。帝国主义非常恨我们，说我们好战。其实，任何国家的问题，只有当地人民起来革命，才能解决。外界支持是必要的，但是它只占第二位。比如南越，人口只有一千四百万，可是人民打得很好。　　

　 　

　　阿拉伯民族是有战斗性的，如果你们团结起来，帝国主义的阴谋就不可能得逞。应当说，各个民族都是有战斗性的，团结斗争，就能胜利，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国家革命胜利经历了二十二年战争，先同国内敌人作战，并进行了长征，后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最后同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反动派作战。这期间，我们自己也犯错误，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纠正了错误，我们就胜利。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一个政党同一个人一样，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许多例子证明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革命是可以胜利的。　　

　 　

　　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同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谈话的主要部分。　　

　 　

　　注释：　　

　 　

　　[1]刚果，今扎伊尔。　　

　 　

　　[2]葡属几内亚，今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3]指苏伊士运河事件。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的东北部，是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国际通航运河。它处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地带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八六九年正式通航后，英、法两国垄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每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英国还在运河地区建立了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人民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中国政府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发表声明，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同年十月，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妄图重新夺取运河，结果遭到失败。 　　

　 　

　 　

　 　

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1965年6月26日）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有结束呀！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卫生部党委在1965年8月11日呈送给毛泽东并中央《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的报告》。其中统计：1964年，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县及县以下，下同），其中县以下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57%，农村占43%，其中县以下占27%。全年卫生事业费9.3亿元，其中用于公费医疗2.8亿元，占30%；用于农村2.5亿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占16%。也就是说830万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农民的还多。《报告》说，今后要作到经常保持三分之一的城市医药卫生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到农村，大力加强农村卫生工作。1965年9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社论。） 　　

　 　

　 　

关于办好学校问题的意见　　

　 　

　　（1965年8月8日）　　

　 　

　　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　　

　 　

　　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　释　　

　 　

　　〔１〕　这是毛泽东接见以教育部长贡特·塞拉为首的几内亚教育代表团和几内亚总检察长法迪亚拉及夫人时谈话的一部分。 　　

　 　

　 　

胜利的信念是从斗争中得来的　　

　 　

　　（1965年10月20日）　　

　 　

　　你们的仗打得很好，南方和北方都打得很好。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包括那些已经觉悟的人和一部分尚未觉悟的人。现在的世界是个不太平的世界。这并不是你们越南人到美国去进行侵略，也不是中国人到美国去进行侵略。　　

　 　

　　不久前，日本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登载了日本记者从南越发回来的几篇报道，美国报纸说这些报道不公正，于是展开了一场争论。我说的不是日本共产党的《赤旗报》，而是日本资产阶级的报纸。这就可见舆论的方向是不利于美国的。最近，美国人民反对美国政府对越南政策的示威发展起来了。目前主要是美国的知识分子在闹。　　

　 　

　　不过，这些都是外部条件。实际上，解决问题还是靠你们打仗，当然也可以谈判。过去在日内瓦曾经谈过，但是谈了以后，美国人可以不算数。我们和蒋介石、美国都谈过。腊斯克[2]就说，美国和中国谈判的次数最多。可是，我们要啃住一条，它一定要从台湾撤走，其他问题都好解决。这条它不答应。中、美两国已经谈判十年了[3]，还是重复老话。这一条，我们放松不得。美国曾想和我们交换新闻代表团。它说，从小事情开始，大的问题好解决。我们说，要从大的问题开始，小的问题才好解决。　　

　 　

　　原来你们曾按照日内瓦协议[4]，把在南方的武装力量都撤出来。结果，敌人就在那里杀人，你们又重新搞起武装斗争来。一开始，你们是以政治斗争为主，武装斗争为辅，我们赞成。到了第二阶段，你们是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同时进行，我们也赞成。第三阶段，你们是以武装斗争为主，政治斗争为辅，我们又赞成了。依我看，敌人在逐步升级，你们也逐步升级。在今后两三年内你们可能会困难一些，但也难说，也可能不是这样，可是应该把这点估计进去。做好了一切准备，即使发生最困难的情况，也不会离原来的估计相差太远，这不是很好吗?所以，根本的就是这两条:一是争取最有利的局面；二是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　　

　 　

　　阿尔及利亚的经验可以供你们参考。大概是当他们打到第四五个年头时，有些领导人就有点忧愁了。那时他们的总理阿巴斯来和我们谈。他们说，阿尔及利亚的人口很少，只有一千万，已经死了一百万；敌人的军队有八十万，而他们的正规军只有三四万，连游击队算在一起不到十万。我当时对他们说，敌人一定要垮台，坚持到胜利之后，人口会增加起来的。后来经过谈判，法国撤了军，现在已撤完，只留下一点海军基地。阿尔及利亚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你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共产党，对于发动群众和进行人民战争的问题，你们和我们同阿尔及利亚有所不同。　　

　　

　　我在文章中讲的人民战争，有些属于具体问题，是一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你们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情况，你们的很多方法和我们过去的不同了，应该有所不同。我们打仗也是逐步学会的，开始时打了些败仗，不像你们这样顺利。　　

　 　

　　你们和美国谈些什么问题，我还没有留意到。我只注意如何打美国人，怎样把美国人赶出去。到一定时候也可以谈判，但总是不要把调子降下来，要把调子提得高一点。要准备敌人欺骗你们。　　

　 　

　　我们支持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要打破那种美国人不可打、不可以打败的神话。我们都有很多经验。你们和我们都打过日本人，你们还打过法国人，现在你们正同美国人打。　　

　 　

　　美国人训练和教育了越南人，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依我看，没有美国人就是不好，这个教员不可少。要打败美国人，就要跟美国人学。马克思的著作里没有教我们怎么打美国人，列宁的书里也没有写。这主要是靠我们向美国人学。　　

　 　

　　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支持你们。朋友愈多愈好。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谈话的主要部分。　　

　 　

　　[2]腊斯克，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3]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就举行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并于八月一日在瑞士日内瓦进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对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恢复会谈。迄至一九七ˉ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4]日内瓦会议，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苏、美、英、法五国参加所有两项议题的讨论。朝鲜北南双方及美、英、法以外的其他十二个侵略朝鲜北方的国家参加了朝鲜问题的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政权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分别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 　　

　 　

　 　

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　　

　 　

　　（1965年11月25日）　　

　 　

　　现在世界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不仅是日本的广大群众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反动派，美国本身也有广大的青年群众起来反对美国政府侵略越南的政策。这个事情是从今年二月美国的空军轰炸北越开始的，搞了几个月后，最近美国进行了规模比较大的群众斗争，有十万青年学生上街游行，反对侵略越南。　　

　 　

　　像日本和美国这样的国家，青年学生上街游行，这是一种征兆，它预示着广大阶层要起来作斗争。特别是大学生，他们家里总是不那么很穷的，甚至他们也都反对本国的反动派。他们的斗争会影响广大群众，会影响其他阶层，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中国革命的过程也是如此，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是学生运动，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以北京大学的学生为首组织示威游行，火烧了那时的政府部长的房子。革命开始时并不要多少人。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几乎全部是知识分子。就在那一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十二个代表参加。在这以前，我也不是共产党人，可能比你们现在的知识还要差。原来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知道有马克思主义，有列宁，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在这一点上，日本是比较先进的，在十月革命以前日本就翻译过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运动，一种是像你们跟我们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的运动；一种是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朋友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运动。所谓反对我们，就是不仅反对中国人民，也反对日本人民。所谓“三矢计划”[2]是日本的一些教授揭露的。美国在日本的基地搞什么细菌武器的秘密，也是日本的教授揭露的。可　能那些　教授也并不是什么共产党员，他们是出于良心，来揭露美帝国主义的黑暗面。　　

　 　

　　我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只是限于反对帝国主义分子，一定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这个观点在我们中国长期搞不清楚，是闹了几十年才逐步搞清楚的。在这以前，总认为侵略中国的国家的人都是坏的，这就产生所谓排外的政策。要讲搞清楚，还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共产党成立以后，读了一点马克思主义，我们才闹清楚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才知道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所以，现在美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政府的侵略政策，我们表示高兴，表示欢迎。可是美国还没有像你们一样有几百人到我们中国来看一看，你们是经过三个月的斗争的嘛，美国还没有这种情况发生。美国的青年学生要到中国来，美国政府阻止他们来，他们还没有达到经过三个月的斗争来中国看一看的程度。美国的青年学生要来中国，我们欢迎。但是，他们的新闻记者要到中国来我们就不欢迎，或者说我们对大部分的不欢迎，只对个别的欢迎。在这一点上同日本跟我们的关系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同日本相互派了新闻记者，相互派了贸易办事处。说你们的政府那么坏，我看比美国政府稍微好一点，也比我的老朋友蒋介石好一点。我们跟蒋介石没有经济往来，也没有人员往来，当然他不是什么外国人。　　

　 　

　　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同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各代表团团长和其他日本朋友谈话的主要部分。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以及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大会讨论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关于党的任务的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这次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2]“三矢计划”是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由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冈田春夫在日本众议院揭露的一项秘密军事作战计划。该计划是一九六三年日本“防卫厅”经过周密策划后秘密制定的。这个计划设想在“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日本和南朝鲜三方军队共同对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作战。同时在日本国内实行“国家总动员体制”，制定“战时立法”，以镇压爱国民主力量。 　　

　 　

　 　

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　　

　 　

　　（1937年6月5日）　　

　 　

　　关于党的路线　　

　 　

　　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呢？我以为必须承认下面的论断:　　

　 　

　　党在十五年中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有了它的伟大的成绩。这是第一点。　　

　 　

　　党在今后还要并且能够继续与发展过去的英勇坚决的精神，领导中国革命走到胜利的目标，我们有此自信心。这是第二点。　　

　 　

　　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这是第一方面。但还有另一方面，从这一方面说，第一不是全体都是错误的。党员群众与广大干部始终没有犯过总路线上的错误，这是没有使党受致命伤及能够迅速纠正错误的最主要的原因。总路线错误只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生与推行出去，有部分的干部与党员真心附和着，其他都是被纪律强迫去做的。就在最高领导机关中，也只是占了统治地位的人员负主要的责任，其他人员则不负主要责任（半被迫的），或不负责任（完全被迫的）。第二只在几个极短的时期中犯过总路线的错误。在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大革命末期与立三时代）〔2〕，就是说我们把错误迅速地纠正了。这是第三点。　　

　 　

　　党在领导革命中获得伟大成绩的原因，第一是党的领导机关，党的大多数干部与大多数党员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马克思列宁的政治路线，并在国际的指导下英勇坚决地实行了。没有这个条件是根本不成功的。第二是领导机关大多数干部与党员还学习了学会了为实现上述任务起见而需要的党与党员率领群众同敌人作战的战术，这包括斗争策略、宣传教育方法、党内关系等等，没有这个条件，也不能说到成绩。这是第四点。　　

　 　

　　党除在个别时期犯了“左”右倾路线错误之外，还在差不多一切时期中犯了若干个别问题的“左”右倾原则上的错误，这在斗争策略问题、宣传教育问题、党内关系问题上都有过，有些并在现在还存在着，在将来也会不能免。这些错误不断地发生，也不断地被克服，有些则至今还没有彻底克服。党就从历来有过的各种“左”右倾原则错误的发生与克服的斗争中锻炼出来，成长壮大起来，也因此得到革命的成绩。如果没有（这是不可能的）或少些（这是可能的）大的小的带原则性的错误，成绩当然不只今天这样，这是以后的殷鉴。而这些错误都是不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要纠正或要避免，必须借助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革命的科学之真正深刻的了解。这是第五点。　　

　 　

　　总起来说，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并且得到伟大的成绩，今后还要领导革命达于彻底的胜利，这是由于党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与斗争方法而得来的。党在过去犯过许多大的、小的、“左”的、右的、不合于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错误，党也从对这些错误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强些，革命成绩也从克服错误的斗争中得出来。现在还存在着的将来也会要发生的错误，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给以解决与给以防止。这就是我们党的理论与实际的发展观。　　

　 　

　　关于党的传统　　

　 　

　　党内是否有某种错误的传统？两种答案:（甲）没有（只是“表面上看来好像有”）；（乙）有，三个人〔3〕说法不同，但都承认是有的。　　

　 　

　　我是同意后者的，理由如次:　　

　 　

　　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包括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工作作风上的一切好的东西，这是不能否认的。没有这个传统，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能够维持党，团结党，巩固党，克服党内错误，并同敌人作坚决战斗而得到革命的成绩，造成阶级及人民信任的大政党的地位。　　

　 　

　　但是还有若干不良的习惯。这表现在群众斗争战术上的“左”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也还表现在宣传教育上的高傲态度、不深刻与普遍地联结于实际、党八股等等的作风上；再则还表现在党内关系上，也存在着高傲态度、里手主义、风头主义、派别观点、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作风。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党内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良习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否认这种事实是不妥当的，说党毫无不良习惯是不应该的，也不可能的，事实依旧是事实。这就是所谓“某种错误的传统”。在这一点，我是同少奇、凯丰、罗迈、伯渠〔4〕同志的意见大体相同的。　　

　 　

　　为什么只是“左”的传统？这是由于几种原因:（一）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的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迫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观点的来源）。（二）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分的存在且占大的数目。（三）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四）在克服错误路线时（主要在克服立三路线时），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有些一时是进步，过后又发作起来。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在一个长时期中没有彻底地提出并解决过。由于这四个原因，所以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若干表现“左”的不良的习惯或传统。至于右的东西，则因为环境不容许这种东西的存在，又克服得比较彻底，所以不成其为错误传统或不良习惯。　　

　 　

　　有了正确的传统习惯，是否还容许有若干问题上的错误的传统习惯呢？这是容许的。正确的东西中间可能包含错误的东西，只是多一些少一些之别罢了，因为社会有黑暗面，党内往往也有黑暗面。　　

　 　

　　会要长期如此吗？不会长期如此的。随着环境与任务的变更，随着对唯物辩证法了解的进步，已有的黑暗的东西会被驱逐出去，基本上去掉这三个问题上的“左”的传统。将来又会有新的错误东西发生，但可以不使它成为传统。　　

　 　

　　这个传统是一切领导机关与一切干部、党员都有的吗？不是的。一般说来它是部分领导机关（主要由中央负责），部分干部与党员的。为什么某些不良习惯相当普遍呢？这是由于部分的人一定要这样做（而这些人在第一领导机关中占多数），其他的人也被迫着或半被迫着这样做。有些则知道错误并发生不满，又说不出充足的理由来，或竟不准他们说，因此他们就不敢说。这是实在的情形。部分的人中间也有他的变化，在某一时期不犯这种错误的（如在大革命），在另一时期（如在国民党反动时期）他就变得犯错误了；在某一时期他不满意人家的高慢态度，在另一时期他又以高慢态度对付人家了；在失败时容易变得谨慎小心，在成功时容易变得骄傲放纵。这是常见的事。路线正确是可能犯个别错误的，遵义会议的一篇，就是证据。一个好人是可能同时带着病的，害疥疮、伤风就是证据。　　

　 　

　　为洛甫指出党在四中全会后犯了六个个别原则问题上的错误：（一）没有估计部分资产阶级的变动；（二）对革命持久性、复杂性、不平衡性估计不充分；(三）战争中“左”的及右的错误；（四）群众斗争中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及对此错误斗争的不够；（五）不会利用敌人的间隙；（六）思想斗争与干部政策上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在全党内，就在今天说还是没有全部彻底去掉的，其中有些也不只中央犯了，而是许多地方机关与许多干部、党员都犯了的，其中有些错误（例如不完全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也不是原在四中全会后犯了，而是以前也犯了的。这是由于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党内还没有普及与深入的原故。试问有了这些错误的存在,怎能不形成“左”倾习惯?又怎能彻底地克服“左”倾习惯？要克服这个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要指出，洛甫分析的六个错误，在现在的中央业已是基本上纠正了的。　　

　 　

　　结论:我们党内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问题上，宣传教育问题上，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全党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地提出来解决。新的环境与任务迫切要求对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的转变，我们也正在转变它。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群众工作问题》发言的一部分。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总结报告。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对过去工作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作出明确的系统的结论，一些同志还未能摆脱过去那种“左”的思想影响，以致讨论刘少奇报告时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同年六月五日和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些问题，毛泽东的上述发言和张闻天代表中央作的总结报告，都从总的方面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2〕毛泽东在这里讲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犯总路线错误时没有提到以王明（陈绍禹）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进行批评和总结。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首先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四十年代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地批评了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并作出正式的结论。　　

　 　

　　〔3〕三人，指刘少奇、何凯丰和李维汉。何凯丰,即何克全(一九○六──一九五五)，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维汉(一八九六──一九八四)，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　　

　 　

　　他们三人均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发言。　　

　 　

　　〔4〕伯渠，即林伯渠(一八八六──一九六○)，湖南临澧人。当时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工作。　　

　 　

　　〔5〕洛甫，即张闻天。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　　

　 　

　　（1941年）　　

　 　

　　一　　

　 　

　　据我们历来的想法，所谓对于情况的估计，就是根据我们对于客观地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们脑子中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它有利于我们也好，不利于我们也好，能够动员群众也好，不能动员也好，我们都不得不调查它，考虑它，注意它。如果我们还想改变客观情况的话，那就可以根据这种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内部联系的估计，规定行动方针，转过去影响客观情况，把它加以改造。这时，如果客观情况是有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前进吧！如果是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暂停吧（近乎“等待主义”），或说：你们退却吧（大有“机会主义”嫌疑）！据我想，这就叫做马克思主义的起码观点呢！　　

　 　

　　二　　

　 　

　　必须明白,在日本人与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一切地方（这种地方占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区域），绝对不能采取流血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争形式。　　

　 　

　　和平斗争也有两种，一种是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又一种是非法的秘密的斗争，但都是不流血的、不暴动的、非武装的斗争形式，二者统一起来，就是在敌人统治区域的策略路线。　　

　 　

　　一切日本人及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区域都必须采取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形式。中国虽然不是民主的法治的国家，人民没有政治自由，尤其在日本统治区域对人民压迫得更厉害；但是政府的法律、社会的习惯，依然有很多地方可以利用，有很多矛盾、间隙、漏洞是可以被我们利用的。必须采取合法的能够公开的各种各色的斗争形式，才有人来，才能一般地避免政府的逮捕与解散，才能保全力量与积蓄力量。临时中央〔１〕却是拼命反对这种形式。有许多本来是非法的斗争，也要采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才有胜利可能。例如罢工，是非法的，如果我们要争取胜利，避免失败，就必须利用当时当地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条件，可罢则罢之，不可罢则已之，罢而不胜则停之。做得入情入理，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能存在与胜利。而临时中央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是下令“用一切力量组织反日罢工”。又如反日，是非法的，但亦可以利用社会的舆论与各种政治间隙去进行某些工作。临时中央却只是高叫一顿，乱撞一顿，结果是任何稍为广大的、稍为持久的反日运动也做不起来。　　

　 　

　　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没有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敌人统治区域的，公开工作也失了灵魂。临时中央则不但不愿意进行公开合法工作，也不愿意认真进行秘密工作，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结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敌人统治区域把党闹个精光，一点群众力量也闹个精光。　　

　 　

　　由此看来，临时中央的所谓“各种形式”，只是一句空话，其实他们只有一种形式，就是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又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这是极复杂的政治科学的一整套，中国共产党人如不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是无法胜利的。照临时中央的单纯的片面的冒险的干法，怎么能够“使工人阶级成为反日运动的骨干”，“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呢？不，是使工人阶级成为无用的长物，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解放的空唤者与束手无策者。为什么有些同志连民族二字都不敢提呢？老爷〔2〕们既然提倡打倒一切，采取极端狭隘的关门主义与极端冒险的盲动主义，还吹什么民族呢？提了民族二字又有什么用处呢？　　

　 　

　　三　　

　 　

　　请问老爷们：为什么分配一切土地给一切人,就叫做“十足机会主义的观点”，叫做“完全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呢？咳，我倒要叫老爷们听训了！你们一点什么都不懂，根本脱离农民群众，硬把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路线强迫推行于苏区，自封为“明确的阶级路线”，而把南方如像江西等地的农民群众所赞成所拥护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法，名之曰“富农路线”，“十足机会主义”，强迫取消，是何道理呢？你们也知道吗？地主不分田者，肉体上消灭地主之谓也，这是出于哪一条马列主义的？你们在理论上，既不主张破坏地主们的消化器，就得让他们吃饭。听说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把一些地主送到西伯利亚搬木头，给他们以劳动与吃饭的机会，这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我们的“列宁主义者”则不然，既无木头叫地主搬，又不给地主一份土地去耕种，其结果，便是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这有什么好处呢？富农分坏田，把富农降到赤贫，让这一部分农民也反对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民主革命还未胜利时期，在强大敌人进攻、革命谁胜谁负还未决定时期，就要用不分田、分坏田的政策对待地主富农，这是属于哪一条列宁主义的呢？你们的这一套，就可以叫做领导权吗？否！这是毁灭权，这是毁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办法，这是毁灭革命的办法啊！　　

　 　

　　在土地问题上，六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在有很多失业和贫苦的农民的地方，必然发生‘平分土地’的运动，如果这一口号为大多数农民群众所拥护时，共产党应加以赞助，因为这是彻底肃清一切封建余孽的口号，并且是直接动摇私有制度的。”这些话大部分是正确的，因为它适合中国这类地少人多的情况（在北方每人平均只有三亩地，在南方每人平均只有一亩地）。这一段话里，只有最后一句不妥当，因为“平分土地”的结果，并没有动摇全部私有制，只动摇了封建主义的私有制，使之变为农民的私有制，而且在农村中仍然摆着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走社会主义道路两个前途，更不要说没有动摇城市中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了。六大决议又说，要向农民说明在现时条件下没有实行真正平等的可能，因此不要把农民引向绝对平均主义（例如侵犯中农利益，分田后不允许土地买卖，即不允许新富农产生）。临时中央违反六次大会，发明一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连同政治、军事、组织路线的错误，结果闹出一场革命的失败，其亦可谓“完全正确”也已矣。　　

　 　

　　四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3〕,这一方面，我们的老爷是茫然了。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4〕,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5〕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6〕。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胡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五　　

　 　

　　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拿了衡量一切的他们自己的路线，是不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胡乱制造出来的。以机会主义的思想去衡量别人的思想，于是到处都发现“机会主义”，正如有鬼论者到处见鬼一样。第二，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既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于是对于凡不合他们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于事既不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对于人自然也不用这种方法。而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如果离开了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就会只是胡闹一顿，决无好结果可言。第三，他们连什么叫做“两条战线斗争”也是一点不懂得。他们不知道两条战线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对于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着的一定事物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状态加以分析与综合，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暂时安定性（即该事物的本质及其属性）的一种方法。例如为要认识中国现存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对中国社会的过去状况与现在状况加以科学的具体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独立的封建社会（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它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独立的）半封建的社会。又如要认识现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从中国社会是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点出发，加以科学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没有民族压迫只有封建压迫而无产阶级又未觉悟的国家，如像二百年前的法兰西那样，是由资产阶级领导推翻封建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由于无产阶级觉悟而在推翻封建阶级之后社会条件与政治条件容许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如像十月革命时的俄国那样，是由无产阶级领导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现时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对于每一件具体的事，每一个具体的人，如果要认识它的性质，就必须使用这种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加以具体的分析与综合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出肯定的结论。稍一离开这种方法，稍一不合该事该人的实际，就没有法子做出正确的结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们主观地狂妄地采取所谓两条战线的方法，完全离开了具体的科学的研究工作，故其结论不能不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把党内对于这个方法的思想弄得极其混乱与模糊起来了。许多人都晓得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但许多人都不晓得究竟如何做法，成了一句不值钱的口头禅。第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亦即他们的乱斗法，自然就不能如《联共党史》〔7〕在其结束语中所说的，既要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经济主义者’，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民族主义倾向者”作斗争，并将他们加以粉碎（结束语第四条）；又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党与党员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结束语第五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乱斗法，没有可能将这二者（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而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了同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这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乱斗法，如果不肃清，党要达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是不可能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指一九三一年九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2〕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　　

　 　

　　〔3〕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４１页）。　　

　 　

　　〔4〕指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等。　　

　 　

　　〔5〕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６—１９页）和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一节《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５４页）。　　

　 　

　　〔6〕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原文是：“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０２页）。　　

　 　

　　〔7〕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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