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饥荒2016新春整合版:[转载]笑不出来的笑话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18 15:03:27
[转载]笑不出来的笑话
(笑不出来的笑话
由于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全面地破坏了工农业生产力，造成了1959-1961所谓的“三年困难”。经过61-62年一段整顿，1964年刚刚有口饭吃，66年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冻土加冰山。实际上经济困难，一直持续到1988年才基本缓解。所以不是“三年困难”，应该是“三十年困难”。
那种日子，尽管想起来有些可恨、可笑、可恼，心酸，我总是忘不掉。如今的青年们已经不知道那段历史为何物了，我只有写出来才能安心。细节表现真实，我给大家讲几个小故事。
票证年代
我觉得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应该写一章“票证年代”。那时候，由于物资极端缺乏，无论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粮票、油票，鱼票、布票、鞋票、豆腐票，肥皂票、火柴票……票证达四、五十余种。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票可以买到什么东西。你到商店去，只要见人排队，不要问卖什么，先排上队再问。如果排队迟了，你就是有票，也买不到商品。
你进饭店，住宾馆，只有钱不行，吃饭得有粮票。交款时得同时交粮票。粮票面额小到一两，布票小到一寸。有一次我在某宾馆开会，按每人每天九两的标准交粮票，可是每饨饭端上来的米饭只有小半碗。面条一小箸。俗语说：一斤粮做成饭后是“干三、稠四、稀八碗”。按常识估计，他们做的也就是一两多粮食。全体与会者，都认为宾馆贪污了会议的粮票。反映到宾馆领导，进行集体交涉。宾馆不承认，吵吵了好半天。最后宾馆的厨师说：“你们不相信我们，你们自己来做做看……”不了了之。
那时分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如果要拉关系、走后门，30斤全国粮票。走后门就能办成一件大事。
有一次我的一双鞋坏了，拿到掌鞋的小铺修理。因为1956年，在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公私合营”了，他们都按时上下班。那修鞋师傅铁着脸说：“九点再来！”
我怀着一肚子怨气，到了商店，一见有人排队，赶紧站在后面，问：“卖什么？”前面的人说：“布鞋！”我暗自高兴：真是心想事成！
可是排到我时，我先交了款，售货员说：“鞋票呢？”
我一愣：“还要票呀！”
售货员认为我没有常识，很不高兴地说：“没有票排什么队！——下一个！”
我生了一肚子气，也不知道向谁发泄。
高级水果，高级糖
那时，农民种点菜，养个鸡下了蛋，冒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危险，拿到市场去卖。他们也需要点零钱买针头线脑呀！商店有“高级商品”，但价格高得不可思议：一斤鸡蛋15元，一捆大葱20元，一双袜子12元，一条被单50元。那时候一个普通职工的工资一个月才三十来元，科级干部四十来元。所以才有民间谚语：“科级干部八级工，不如一只母鸡两捆葱”。
由于物资极端缺乏，国家发出去的货币收不回来。领导人想出来一个“以高价对高价”的政策。限定某些商品不要票证，一律高价。你到商店去，到处插着“高级商品”的牌子。其实都是普通商品。你只要有钱，这里不要票证，也不必排队。国家用这种办法回笼了一些货币。因为“高级商品”特别多，当时人们编了一个顺口溜：
高级水果高级糖，
高级老头进厨房
厨房没有高级饭，
气得老头住医院，
医院没有高级药，
气得老头要上吊，
上吊没有高级绳，
气得老头肚子痛。
……
自由市场虽然并没有取消，但没有东西可卖。由于“资本主义恐惧症”，农民养鸡下几个蛋到到市场偷偷去卖，市场管理人员便抓、罚，所以，自由市场只有卖废电线，生锈的锣丝钉，谷糠，高粮皮、干柴等物品。
那时早已经批判属于“资本主义”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了。有一次我到自由市场想买点什么。有一个小贩端着一筐玻璃叉子，叫喊着：“玻璃叉子！玻璃叉子！高级玻璃叉子，快来买吧！”市场管理人员说他丑化社会主义市场，把他带走了。
哈尔套大集
三年困难时，觉得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经过批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对政策进行了调整，刚刚喘了口气，1966年伟大领袖又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了“文化大革命”。到1967年，应该说国营商店货架空空，自由市场已经没有什么物品了。
为了表现市场繁荣，在辽宁主持工作的毛远新，发明了“赶社会主义大集”。就是由政府下令，规定每家农户分担任务：谁家出多少斤鸡蛋，谁家分摊几只鸡，哪个生产队分摊几头羊，几头猪……大家敲锣打鼓，披红带花地到市场上去卖。此“发明”来源于辽西的哈尔套，所以叫“哈尔套大集”。在赶“哈尔套大集”时，真是人山人海。可是你不要以为你可以买到什么商品，甚至国家也不收购。因为毛远新指示要普遍开展“哈尔套大集运动”，各个公社都没有东西，事前大家协商好：这些商品和人群在哈尔套表演后，还要赶“李家哈尔套大集”“张家哈尔套大集”表演，所以商品是不可以买卖的。
可是表演的人们饿着肚子东走西奔不说，游行的牲畜们，受不了。它们是公家的，谁有草料饲养？有的牲畜饿了几天草，跑了许多路，被游死了。
“套哈尔大集”曾经被拍成电影《到处莺歌燕舞》，在全国放映了好久。
感谢大救星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应该是“大革文化命”）到了1968年冬天，各级党政机关都被造反派搞瘫痪了。正常工作基本停摆。辽宁省直机关的干部们——打倒人的，被打倒的有好几千，在沈阳呆着也是呆着。于是赶到盘锦的大苇塘去修坝。说来荒唐可笑。我在大伙房水库体验生活五年，知道修水库时对于土坝的质量要求是很严格的。可是在三九严寒，用炸药炸出冻土块垒成坝，凭常识也能明白：来年春天一化冻，大水一冲，岂不是人为制造一场洪水大灾吗？可是当时就是这么荒唐，没有谁敢向“红色政权”的决定提意见。那时我就在这里担任炸冻土的放炮手。
我想说的是，69年春季有一天，我们这支省委的“劳改”队伍，被拉到一个村子的大广场上开大会。因为农村搞了这几年“革命”，土地没有好好耕种，打的粮食大部被征、购，农村闹春荒了。也不知道哪里下的命令：粮站加工时剩下一些谷糠，打扫粮仓时有些带土的杂粮，发给老百姓渡春荒。按照当时的风习，无论搞什么活动，要先做“三忠于”活动，欢呼多次“万岁”之后，唱歌：“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接着是一个村干部讲话，感谢毛主席对广大贫下中农的关心，在我们挨饿的时候救济我们……
当时那个主持会议的干部说：现在请老贫农忆苦思甜。接着对一个五、六十岁胡子拉茬的老人说：“老人家，你说说，在旧社会你给地主抗大活时受苦的情形……”
看来这个老贫农没有文化，也不懂当前的政治。一看在这种场合要他讲话，非常兴奋，说：“那时候……那……时候，给地主抗大活，铲地也很累，粘豆包……可劲造……”东北话的“造”字，在这里当“吃”，就是“可劲”吃的意思。
主持会议的人赶忙制止他，说：“你讲讲当时的苦……”
老农还是不懂：“苦？不苦，不苦，粘豆包不苦……”
会议主持人赶忙让他下台。
后来我给许多同志讲这个老农忆苦思甜的笑话，不少人也遇到老农忆苦思甜时说“粘豆包可劲造”的故事。
荒唐而可笑的是：在“发糠”时还要做“三忠于”表示感谢！……
0918部队
要找人办什么事，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在50年代就有了。可是那时候因为大家都很穷，不是送几、几百万元，而是送一条烟，两瓶酒就可以了。
哈尔滨有一个企业，要到上海采购。过了一些日子，任务完成，两个采购员给领导打电报说：事已成，要不要冒沫？大冒？中冒？小冒？要不要出动0918部队？
原来是这样：哈尔滨请客吃饭：因为必须喝啤酒，叫“冒沫”，“大冒”每桌200元，“中冒”每桌150元，“小冒”每桌100元。要不要出动090918部队？，是按其形状是送礼品的代号：0-鸡蛋，9-酒，1-烟卷，8-花生。是他们请示领导，怎么感谢对方的电报。
后来是不是对两个采购员刑讯逼供，造成冤案，不得而知。
八千里路五十斤
我这个少年参加革命的老革命，在“大革文化命”中，忽然被革命派打成了反革命，在1968年年底，被流放到康平县农村，当了农民（名曰“走五七道路”）。这对我倒是没有什么想不开的。因为离开政治斗争的旋涡，别人忘记你，你就安全了。再者我来自农民，回到农民，反朴归真，却也心安理得。
但是，从城市户口，变成农村户口，没有了一个月三两油，半斤肉的待遇，日子却很难过。有时，我骑自行车到县城饭店，买个带肉的菜（不要肉票和油票）拿回家里，分几次炒菜，每次都有点肉味儿；没有细粮，买几斤挂面（不要细粮票），泡成糊糊，加点苞米面，做成发糕，也可以对付……。
我忽然想起来，多年没有回滑县老家了，何不回乡一趟。这几年，因为我成了“敌人”，个个造反派看着我都是“怒目金刚”，回乡可以体验一下亲情的温暖；其次，也可买点农副产品，改善一下生活。就是这个主意，走！
从康平县坐车到铁岭——沈阳——北京——安阳——滑县，大约有八千里路。回乡后，我在亲人的温暖气氛中度过了一个星期，又回康平。尽管他们也很困难，但这家送二斤小米，那家送二斤小豆，这家送一斤花生……特别值得高兴的是，我一个外甥当小队长，棉籽不属于国家统购物资，他用棉籽压了些油，给了我三十斤。现买了个铁筒装好，让我带回康平。棉籽油不太香，但如今有三十斤油，按每月三两的供应量算，我就有了三年的油了。好不快活！
往回走时，从我家村后背着这加起来有50多斤重的行囊，上汽车到安阳，到北京（住在老战友家里），到沈阳（住在朋友家里），到铁岭，到康平，有八千里路。在安阳换火车时，是人们把我挤上车的，站到石家庄才找到坐位。从铁岭到康平时，当天刮着北风，还飘着雪花。回到农村家里，因为劳累，过门槛时摔了一跤，行囊摔在地上，棉籽油有些损失，好不心痛！
北京市民和外地市民买肉
我从故乡回康平路过北京时，住在老战友家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必须讲讲。
北京是首都，首善之区。为了对外影响，供应品比外地优厚一些：北京市民凭户口本，每次可以买二斤肉。
我的老战友说：“你拿着我家的户口本，到副食店凭本站一次排，可以买二斤肉。你要多站几次排呢，还可以多买几斤。”
那天我拿着老战友的户口本到了副食店。站排的大多是买肉的。我也站到排尾。有一个人在前面买了二斤肉，又回到排尾，再站排，再买。如此反复。有一个人喊；“我说那个同志，你怎么了，你要买多少呀？”显然是北京市民。
那个人回答：“我买多少，你管得着吗？！”
北京市民说：“我们北京的肉全让你们外地人买走了。”
外地人说：“我提醒你，你们北京的肉，都是从我们外地调来的！我不相信你们北京人的肠肚比我们金贵！”
北京人说：“你有本事也把户口调到北京呀！”
外地人生气了说：“屁话！你给我办北京户口呀！”
北京人说他骂人，扯着外地人的衣服要和他理论。旁边人说：“别吵了，有什么意思？等哪一天，我办个万头养养猪场，一个人白送给你们一头……”
又有人插嘴：“你养万头猪？等你养到十头，就割你的资本主义尾巴了，做梦吧！”
这话把大家说笑了。两人不再纠缠，矛盾缓和了。我笑不出来，带着两斤肉回到老战友家里。
订奶
在困难年月,有一种名不见经传的商品,就是牛奶。无论是普通商品，“高级商品”，要票证的和不要票证的，都没有它的名字。那时因为营养不良，大多产妇生了孩子，奶水不足。我邻居的夫人，生了一个儿子，全家人高兴的不得了。朋友找我说：“老韶，你是高干，关系广而多，能不能想法帮我给孩子订购份牛奶？”
这个忙我可真得帮。我想了半天，想起来了：有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同志，在财贸局当领导。虽然只是认识，称不上朋友，但求求他该不至于不给面子。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他。邻居拿着我的信，去找那位局长。过了几天，朋友告诉我说：“你那位局长很热情，看了你的信说连好好好，我想办法，想办法……”随即在我的信上批了几句话，要他去找财贸办，财贸办批到副食科，副食科批到一个“特供商店”。所谓“特供商店”，是困难年月对高级干部供应主副食商品的。商店经理看了经过许多人批了字的条子，然后批了十包奶粉。
过了几天，邻居买回奶粉，用开水一冲，粘糊糊的，不像是奶粉，好像是淀粉。给孩子，孩子不喝。大人品了味，也觉得不是奶粉的味道……
我知道后，忙向邻居道歉。邻居说：“你已经尽到责任了。麻烦你，感谢还来不进呢……”
巧逛外供商店的笑话
在困难年月，我国同胞买什么商品，要票证和出高价。但接待外宾的像北京饭店那样的大宾馆，外国友人则很宽松。
我的两个文艺界的朋友，去北京饭店看望海归亲友。告别后偶而去“外供”商店一游。一看那琳琅满目商品，实在眼馋。也不知道他们是事前有预谋，还是临场发挥。两位朋友中的一个用外国人说中国话的腔调说：“你的，这个的，东西，怎么，卖？”
另一个帮助解释：“他问你，这个商品多少钱……”
售货员介绍之后，其中一个朋友掏出人民币，买了好几样东西。一回头，也许他们过于兴奋，也许得意忘形，还没有走远，一个人就说：“我说这个法儿灵吧，怎么样？你认罚吧！”
这话让售货员听见了，马上走过来说：“你们开什么玩笑！”
结果是把到手的东西退回去了！
他们自嘲笑地向我讲他们的故事，我也笑了半天。
一家人分吃
在困难岁月，每人每月28斤粮，每天合九两，每饨合三两。做出一锅饭，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哥哥，妹妹，舀饭时难免有先有后，有多有少。为此,不少家庭吵得不和。
有些家庭为了避免矛盾，煮饭时先量好份量，用纱布口袋包起来，一起煮，分开吃……避免了矛盾，割裂了亲情，悲哀！
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
在困难的年月，每人每月三两油，半斤肉。上面传下话来：说是伟大领袖要和群众甘共苦，不吃肉了。是每天都不吃，还是一个月不吃，一年不吃？传言没有讲。我们现在想，如果领袖不是老搞政治运动，搞人整人的瞎折腾，把重点放在发展生产上，即使领袖每天吃九头猪，岂不是“拉动内需”的爱国行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