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饮图标素材:解码中国式越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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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中国式越狱
河北省深州监狱一名罪犯于9月11日脱逃后,引发媒体和社会的持续高度关注。截止9月21日,越狱犯王振轻仍未落网。
河北省深州监狱是关押重刑犯的监狱,这座能称得上破败的监狱因王振轻的越狱脱逃而备受关注。据媒体报道,王振轻逃出深州监狱时,至少突破了4道关卡(围墙或铁丝网)。
身陷高墙之内,囚犯究竟如何得以越狱?实际上,每一起越狱案件的背后,制度性因素都起着决定性作用。

2011-09-22 第 1811 期
越狱的历史与现状
王振轻越狱后 武警检查来往车辆
1951年-1981年:专政管理 越狱罕发
从1951年新中国监狱创建到1981年“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纪要”颁布,党的“政策意志”主导着监狱管理。
由于全国大气候形成的专政态势(如对于出狱的罪犯,有时会扣上顶“帽子”,继续接受管制),这一时期监狱工作取得了难以想象的成就。在监管条件极差、管理干警不足、自然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几乎没有罪犯脱逃。
1981年-1994年:制度错轨 乱象丛生
当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新的历史时期后。部分监狱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监狱工作的宗旨。当外部自由经济与计划体制下诞生的监狱接轨时,乱象立刻显现——
这一时期监狱出现的在犯人中搞生产承包、以创造的产值多少减刑期,以及九十年代初期监狱出现的在犯人及其家属中搞“捐赠”、以“捐赠”的钱物多少减刑期,事实上形成了部分罪犯“自由改造”、“囚犯不囚”的状况,造成罪犯脱逃率、违规率上升,改造质量下降。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不为人所熟知,在1979年《刑法》公布后,许多劳改农场(监狱)的主要看押对象不再是政治犯,而是刑事犯,后者的危险程度明显高于前者。
可以说,在1983年“严打”前后,罪犯的越狱率相对是比较高的。如广西省,80年代时监狱罪犯脱逃率曾经高达2.5%以上。
1994年至今:法律主导 步入正轨
以1994年“监狱法”颁布为时间节点,法律主导终于取代了“政策意志”,成为了监狱工作发展的必然选择。
2004年时,时任司法部副部长范方平透露——“中国监狱罪犯脱逃率在过去10年里下降了96.7%,监狱内发生犯罪的比率也下降了83.3%……监狱管理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2000年全国共脱逃罪犯225人,2004年下降到了46人,2005年后人数则更少了。到2007年,全国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现了犯人零越狱,有150所监狱连续10年零越狱,有550所监狱连续三年零越狱。同样是广西省,在“十五”期间的脱逃率只有0.02‰。
近年国内部分越狱事件一览表
时间地点案情细节结果
2011.2.27
浙江省第五监狱
某男子穿“警服”成功逃离。越狱者晚上7点多就已逃离,直到晚上10点左右,狱方才发觉少了人。搜索“长达一整天”,越狱者被抓回。
2010.1.31
广西北海监狱
李声荣在劳动改造时,伪装生病,就诊后趁狱警不备,越狱脱逃。在门口办理手续时,监狱生产区通道有门开着,趁狱警不备迅速冲出门外。于同年3月3日被捕,该犯逃脱长达31天。
2009.11.15
湖南德山监狱
重型犯刘宏趁看管人员不备时,用梯子架上监狱高墙上的高压电线,翻越而出。该人此前就有脱逃越狱的前科,事发监狱和工厂混居同一大院,时任监狱长向建春因受贿、徇私舞弊被查办。脱逃一年后,刘宏终于在江西南昌落网。
2009.10.17
呼和浩特第二监狱
重犯乔海强、高博、李洪斌、董佳抢夺警服,杀害民警,随之逃亡。越狱者接连突破四道大门,并利用被割下来狱警的手指指纹通过门禁。67小时后,警察擒获3名罪犯,击毙1人。
2009.5.23
安徽界首看守所
4名在押人员假装斗殴,趁监管人员打开监室门时逃脱。由于没有坚持检查,一名重点嫌犯手铐被私自打开,另一名脚镣被打开。1人在逃脱时死亡,其余3人5天后落网。
2009.3.1
陕西省汉中监狱
重刑犯李保华、张国显从下水道中钻出监狱,二人扒乘火车逃离汉中。李保华利用晚上加班劳动的机会,分两次撬开下水道井盖。3月4日、7月6日,两人先后被抓获归案。
2007.11.23
江西兴国县看守所
8名犯罪嫌疑人袭警后集体越狱。罪犯借“加班劳动”之名骗来民警,逐个击倒后直接走出看守所。20天内8名越狱人员全部落网。
中国监狱“四大漏洞”
围捕呼市越狱犯时 警方出动大批警力
中国监狱制度设立之初便埋下隐患
新中国的监狱创建期,一穷二白,条件极差,只能画地为牢。当时,干部的来源主要是部队官兵和地方干部,囚犯形形色色,成分复杂。考虑到防止越狱和传统惯例,考虑到战备的需要,监管场所都是建在偏远的地方。这种定位,后来形成中国监狱以农场、林场居多的格局。
当时,中央下令“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各地本着“就地取材,自力更生”的原则,开始组织劳改。
于是,在偏僻乡村和荒野中,在交通不便、信息不通、经济落后、生存环境恶劣的条件下,劳改活动开始了,一个个监狱企业建立了起来,而安全隐患亦就此埋下。
观念漏洞:重视经济效益 轻视监狱安全
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效率并不重要,质量也没那么高标准,销路也不用愁,所以监狱企业一直搞得有声有色。中央也乐见其成:在监企合一的体制下,监狱大都兼备企业职能,监狱生产的收入是监狱经费的重要来源,而生产经营也成为狱政的主要职责之一。
即便是上级管理部门,在考核监狱长业绩时,只要监狱没有严重的监管安全事故,也往往以经济效益的好坏定优劣。曾经有一位监狱干部在某次监狱长表彰大会后说:“我们这是在表彰优秀企业家,而不是表彰优秀监狱长。”。
在“谋生”的压力之下,监狱产生“重生产、轻管教,重经济效益、轻监狱安全”的倾向,不难理解。“当时,监狱的大量精力要花在生产组织计划和产品生产销售上”、“一个监狱七八个领导只有一个是管监管改造的;二三十个科室大多数是管生产经营的”。
虽然2009年时,国家“初步建立”了监狱经费全额保障制度,但因为历史欠账过多、政策推行需要时间等因素,经济问题依然是部分监狱上空的阴霾。
制度漏洞:劳动改造,正是越狱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
由于监狱初创时都建在偏远之处,所以犯人经常在室外进行劳动改造,这就为越狱提供了可能。
于是,当“专政管理时代”结束时,缺乏必要条件保障的劳动改造,便成为一个漏洞百出的政策。有的囚犯“拉着货就跑了”,有的“劳动时一弯腰就溜了”,还有的“在田里干着活就失踪了”。
即便在“法律主导”的当代,劳动改造依然在为越狱创造条件,在上方“近年部分越狱事件一览表”的7个案例中,有6个案例都或多或少与劳动改造有关联。比如借劳改之名蒙骗民警,或在劳改过程中寻机逃跑,或是借劳改之机筹备越狱工具。
硬件漏洞:设备环境先天不足 增加风险
中国的监狱大多数是老监狱,这些老监狱多是在解放初期就已定型。多年来,监狱的经费都是靠劳动所得弥补,在基本建设方面的投入零打碎敲,警戒设施也是高墙、电网的基本配置。如2004年时,四川全省监狱监管区的近15万米围墙中,安全不达标的有14万米。
监狱的老建筑警戒功能不全,狱内布局人为随意性大,狱墙及监舍建筑质量标准低,警戒设施陈旧落后。部分罪犯越狱成功,与监狱硬件档次低,标准低有直接的关系。
人为漏洞:监管方渎职亦是越狱问题的重要根源
在劳改“室外转室内”,经济“国家全额保障”的变革过程中,越狱事件不再单纯由劳改或经济的因素造成,监管方渎职的现象几乎存在于每一起越狱事件中,并可能成为今后的主要因素。
天津市原司法局长刘广炬曾说过:“我市脱逃犯的伎俩无非两种: 空中——攀越监墙的占76%;地上——费尽心机混出监门的占23.4%。而无论何种方式都是制度不落实、有章不循造成的恶果。”
最令人惊叹的例子,莫过于2009年呼市监狱四名重犯杀警后越狱。其实,哪怕在四道门禁中配备一位民警,被尾随的民警多问一句话,库房钥匙不在囚犯掌控中……恶性事件也许就不会发生。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从湖南德山监狱逃脱的刘宏曾在两年内两次越狱,居然都成功了,他的第一次越狱方式居然是混在新狱警中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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