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饮商铺电量增容费:梁嘉彬从家族回忆到行业历史

　　梁基永

　　□中大古文献研究所博士

　　崇文家族里的历史学家

　　在研究清代广东重要的家族历史时，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不少个案是由经商转往读书功名的家族转型，并且有意味的是，由商而儒的家族，往往比较持久而且获得更佳口碑，而单纯的经商家族，通常不能维持长久。如果要我在广州行商家族中选一个最成功的家族，无疑我会选择天宝行的梁家。天宝行在十三行中，并不算是最大和最富有的家族，但是这个家族涌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崇文气息，以及流传了六代的“读书种子”，在广东清代至今的望族历史中，确实是前无古人。从第一代的梁经国以微薄的成本起家，第二代开始就成功地转型到读书治学的路子上去，代有贤人。家族的后人中，更出现了历史学家，以整理了十三行的历史而成名。这就是梁嘉彬和他的《广东十三行考》。

　　梁家籍贯在番禺黄埔（今日海珠区黄埔村），始祖梁经国，七岁丧父，从小备尝没有文化的艰苦，十几岁就跟同村的洋商学习洋务，逐渐起家，最后拥有自己的“天宝行”。梁经国很重视孩子的文化教育，其子孙中有功名者数量颇众，而且出现不少知名的教育家和学者。1910年，梁嘉彬生于北京，当时其父亲梁广照还在做刑部的小京官。辛亥以后，他们全家搬回广州西关的“京兆第”，当时梁家早已没有昔日的辉煌，却剩有满屋的书香。梁嘉彬和哥哥方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后来兄弟俩又回到北京求学，在史学家蒋廷黼门下学习经济史。清华毕业之后，他更留学东京帝国大学，并成为帝国大学的文学博士，中国学者获得帝大旧制博士的，只有梁嘉彬和柯凤荪二人而已，如今梁嘉彬兄弟二人已是史学界公认的大师级人物。

　　梁嘉彬终身以研究中国外交史为事业，他写成《广东十三行考》（以下简称《十三行考》）的时候，才27岁，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写成的研究广东清代行商制度的著作。说到“中国人写成”，那是因为之前已经有法国和日本人在研究十三行的历史，在此书之前，日本人关于十三行的书籍论文等已经有四种之多，法国人更早在1902年就写有关十三行的论文。但是梁嘉彬的《十三行考》，却有其独特的视角与奠基性的意义。用梁嘉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唯彼辈（按指之前的外国学者）多只知汇聚史实，而未暇考证异同，因之每有错误脱漏。

　　书中众多珍贵一手资料

　　研究十三行历史，不像其他清代专门史一样有丰富的史料。其难度之一，在于它涉及中国和外国的文献，先说外国文献部分。欧洲人比我们中国人更有保存档案和史料的习惯，在欧洲，可以找到完备的通商外交等文献，问题是，这些文献用的是其本国语言写成，欧洲商人来到广州，完全依靠翻译去从事运作。于是在这些记载当中，所有的事件和人物，记录上用的都是音译的名字，甚至还不是其本人的真名。辨别这些人物必须靠排比和推断，有时甚至是猜测其所指。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潘家的行商，我们现在知道第一代是潘启，第二代是潘有度等等，但是在欧洲人称谓中，他们只称为“puankhequaⅠ，Ⅱ”没有中文的区别，这样只能依靠其它史料去推敲出欧洲人的文献中所说的音译是对应于中国史料上的何许人物，本书中大量这种猜谜式的推敲非常精彩和令人信服。直到民国初年，中国的学者才开始接触到外国出版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梁嘉彬是第一代运用外国史料结合中国文献去研究历史的学者，与前代学者不同的是，这种结合必须以坚实的外语阅读能力为基础，不仅是英语，还有其他的欧洲语言，从事研究的难度可见一斑。

　　读者可能会想到，那么研究中国本身的十三行史料可能相对简单一些，实际上却大不然。我们都知道中国社会一直以来都轻视商人和商业，并且视之为社会中低级的另类。行商是奉了朝廷的命令去和外国人经商的，往往都有些品级，现在我们看起来，似乎是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可是在清代人的眼光中，这些行商都是受鄙视的一群，用书中的话说：且我国素轻商，充洋商者每不欲后人知其事，故往往不用本人真名承商而以伪名或别字报充者。

　　连自己的真名都羞于向外国人呈报，这种心态我们今天实在难以体会，今日我们研究十三行的历史，往往还会碰到这样的史料缺乏的难题：在行商的家谱中，有关商人的事业和生平等都是一笔带过，甚至还是忽略过去：这是一个轻视商人和商业的时代。梁嘉彬生在行商世家，对于行商的事业，可以说没有人比他更拥有优越的条件去研究，此书中很多珍贵的第一手原始材料，如当时的总督写给行商的信函等，都是源自于其家族的收藏。更因为家族联姻的关系，他能更多地向其他行商的后人，也就是他们家族的姻亲去了解其先世的史料，在此书写成后的将近一个世纪中，这些对家族略有了解的后人们也先后星散了，这也使得本书的学术价值拥有无可代替的地位。

　　打破对行商的两个偏见

　　由于这书中大量的历史考据和表格等等都比较专业，在这里我就不一一阐述，只举两点以打破一直以来普通读者对行商的偏见。其一是认为行商是社会的剥削富有阶层，这是我们通常的认识，实际上行商是很吃苦的工作。他们不仅要承受经商成败的风险，社会的歧视，而且更大的压力来自于总督与朝廷，官方视行商为肆意鱼肉的对象，摊派与横征是家常便饭，连造兵船铸大炮也向行商伸手。最要命的是，行商还充当了洋人的担保者角色，洋人有什么意外情况，一定拿行商事问，破产和抄家只不过是家常便饭，还有被关押以致毙命的。如书中尾编第八节就有《行商被政府禁锢之事例》，列举了几个突出的例子，如乾隆六十年（1795），而益行行商石中和兄弟因为欠了粤海关的沉重税金，弟弟被发配伊犁，哥哥多番求情，不获宽大，最后竟在狱中被折磨至死。同章第八节名为《海关之勒索》，粤海关向来由内务府派满洲大员充任要职，是朝廷重要的小钱柜，粤海关随意摊派伸手的款项无所不有。这一节中列举的摊派项目，从贡品到皇上万寿等，几乎是无法预料的意外支出都会出现在行商面前，所以众多的行商在高峰时期都想尽办法“退办”，也就是申请退休。令我们难以想象的是，行商申请退办，还得贿赂粤海关，比如我们所熟悉的伍浩官（怡和行商），道光六年欲求歇业，行贿高达五十万元之巨。而道光七年，梁嘉彬的先人梁经国以年老多病，请求让第三子代理行务（并非歇业），也花了三万余元，并且被行内视为“奇迹”。而且这种来之不易的退休，很可能又被更高级的官员所撤回，甚至嘉庆皇帝本人也曾亲自点名让某位曾经叱咤商场的行商复出。可见行商实在是一份我们所难以想象的差事。

　　另外一个长期的偏见认为行商与鸦片贸易有关系，尤其是电影《林则徐》等媒介中出现的行商几乎成了包庇烟商的黑手。实际上行商对于鸦片的态度都是很坚决的，这倒不是什么出于民族大义，而是清廷对于鸦片的态度渐趋坚决，而行商本身都是依靠丝绸茶叶等大宗商品致富，和鸦片没有什么感情。此书中有《行商与鸦片》一节，其中就有介绍到道光元年（1821），同泰行所担保的船只中有夹带鸦片者，被海关处以鸦片总值五十倍的五千元罚金。因此“行商共同致函英国公司选委会，求其不再运入鸦片，并通知公司及印度各鸦片市场。”由此可见，行商对鸦片是敬而远之的态度，将鸦片输入中国和行商挂钩实在是误解。

　　除了学术价值之外，此书的文字也很通达流畅，用的是民国初年很流行的浅白文言，有些笔墨甚至还带有浓厚的活泼色彩，如《序编》中提到研究中国文献中的行商名号难度时所举的：粤俗每喜锡（即赐）人诨号，如呼伍秉鉴（怡和行商）为“伍穿鳃”，以其有一齿穿露于颊外，同顺行吴天垣为“卖鸡爽”（吴商名为爽官），以其曾市鸡为业。不知者究亦莫明所谓“伍穿鳃”，所谓“卖鸡爽”为何如人也。

　　这段文字风趣而明白，而且其中所提到的粤俗至今不衰，读来特别觉得亲近。

　　此书从1937年由国立编译馆出版，当时已经获得美国，日本等学者的好评，又1960年在台湾修订再版，台湾史学界的专家如王尔敏等都高度评价此书的学术地位。直到1999年，始由《岭南文库》将其在故乡广东重新印行，最近更欣闻此书的新版又将面世。笔者有幸认识梁嘉彬的侄子梁承邺教授，他慷慨地提供大量梁氏家族的史料，我的家族也在十三行年代从事对外贸易，因此在读本书的过程中，感觉往往是亲切而熟悉，即使以非经济史学专门的读者而言，《十三行考》也是一本了解清代中期广东社会风貌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