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道癌的病理分期:张大军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38）

——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原作者：Peter Ackerman和Jack DuVall

翻译：刘荻、张大军、任星辉、范冠萍

校对：张大军

侮辱、标识卡和罢工

随着丹麦人抗命力度的增大，希特勒开始确信，丹麦正处于叛乱的边缘。就在这个时候，英国人和美国人正准备入侵北非的最后计划，而德国元首正全力试图阻止盟军。任何潜在的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就像丹麦的情况那样-必须被预先阻止。于是，这位德国领导人决定，改变丹麦-德国关系是必要的-尽管他需要一个由头来为他的行动提供合理的借口。

1942年9月26日-这一天是克里斯蒂安国王的七十二岁生日，这个由头来了。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庆贺并祝福国王。国王冷淡且简洁地回答道：“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克里斯蒂安 雷克斯。”希特勒将这视为对他本人的冒犯和丹麦不合作的表现。他的应对办法是，召回冯 伦特费恩科，要求丹麦为德国部队提供30,000名年轻男子，并要求罢免德国政府。伦敦的每日电讯报头条是：“希特勒准备接管丹麦。盖世太保的统治对克里斯蒂安国王构成威胁。”26

德国人派出两个新的党羽，对丹麦人施加压力。赫尔曼 冯 哈纳克（Hermann von Hanneken）将军被派来接管军队指挥权。沃纳 百思特（Werner Best）博士将军是纳粹的资深官僚，成为德国在丹麦的全权代表；希特勒在一个私人会晤中指示他要“实行铁腕统治。”柏林最后的指令是要任命长期以来为纳粹党所钟爱的外交部长斯卡维纽斯为首相。他迅即让他的内阁充满亲德国的同僚。对他的蔑视已经肆无忌惮的丹麦公众到处进行抗议和示威。

沃纳 百思特决定不伤害丹麦人提供物质的意愿，并认为第一优先事项是赢得战争，而压制性措施只会促使抵抗行动发展壮大。这让他直接与冯 哈纳克发生冲突，可是百思特拥有最终的决策权，除非柏林有另外的指示。他开始与丹麦的议员们建立亲密的关系。在一份谈到他就任后最初几个月的情况的报告中，他提到，丹麦民众对战争感到“厌烦和疲倦”，德国从丹麦的进口增加，而且工业和农业生产大幅提升。柏林表扬了他的工作，然而百思特却是在粉饰局势：表象之下正涌动着反对占领者的强烈潜流。27

1943年3月23日，百思特允许丹麦举行议会选举-这是他最大的失误之一；德国想要证明，它珍视被占领国家的自主权。尽管丹麦的共产党人敦促选民投空白票，以示抗议，其他政党则试图让更多的选民投票。大部分抵抗团体都支持一个民主党派联盟。丹麦青年人合作运动分发了一百多万张带有国旗和“已投票”字样的选民标识卡。展示标识卡不仅是一个象征性举动，而且它还让潜在的弃权者感到羞耻。最后，参选率达到89.5%，是该国历史上的最高值。联盟党派获得超过94%的选票，并赢得丹麦国会中149个议席中的141个。丹麦纳粹党只保住了他们的三个议席。28

百思特将纳粹党的恶劣表现归咎于丹麦纳粹党领袖佛里茨 克劳森（Fritz Clausen）的无能。他没能明白的是，由于重新确认了人们明确地向往自己国家的民主而非外国的占领，选举是一个重大的挫败。在二十世纪，威权政府很少能认识到，举行选举会让一场民众运动获得自主性力量-以及增强反对派力量的潜在机会。

现在，抵抗活动越来越多地将其行动的理由与丹麦人影响战争的机会联系起来。英国广播公司增强了其宣传活动，敦促丹麦人与德国决裂。黑名单被制订出来，参与亲德国活动的丹麦人的名字被通过广播宣读出来-这让人想起与英国殖民当局合作的印度人所遭受的耻辱。联军的胜利-尤其是德国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得到广泛的报道，其中隐含的希望是，丹麦人会受到鼓舞，去进行抵抗。

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造成更多的破坏活动。7月份有93起事件，8月份有220起事件。名为丹麦人霍尔格的团体是一个主要的煽动者-它以一位传奇式丹麦英雄命名，每当丹麦处于危险之中时，这位英雄就会从沉睡中苏醒。“我憎恶并厌倦于看到大街上充斥着德国人，”简斯 理路伦德（Jens Lillulund）在解释他为何帮助成立该团体时说道。“我正沿着哈罗德斯歌德地区骑车前行......这时，一群士兵过来将我围住，我暴怒了......我下定决心，如果我再次被捕，那将是因为做了什么让德国人受伤的事。”可是，让入侵者更为受伤的是破坏活动之外的事。29

在其他积极抵抗的迹象的激励下，工人们开始罢工。丹麦人对这种抗议形式并不陌生：1920年，劳工领袖们呼吁进行全国性的总罢工，要求宪政改革（这导致内阁和议会拥有更多的决策权）。现在的目标是一个外部的敌人。在一艘维修中的德国巡洋舰受到破坏性攻击后，奥顿斯（Odense）市的德国指挥官将士兵派到造船厂，这时，该市船厂的工人就停工了。与鲁尔区的德国工人非常相似的是，对于丹麦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比被迫为外国人工作更让人难堪的了。当有关此事的消息传到该市的其他工厂时，工人们团结一致地停工了。

罢工从奥顿斯蔓延到埃斯波吉格（Esbjerg）。埃斯波吉格是加特兰（Jutland）西海岸的一个港口，那里的一个储存鱼的仓库的停工发展成全市范围的“民众罢工。”所有人-包括渔夫、警察、消防队员、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及公务员-都停止工作，关上大门，并一起来到市中心。愤怒的德国人实行起严格的宵禁，可是宵禁受到人们的蔑视。民众涌上大街，拒绝回去工作，直到宵禁被取消。五天之后，德国人反悔了。两天后，奥顿斯爆发了另一处罢工，而且抵抗活动似乎扩散到更大的城市，包括阿尔伯格（Aalborg）和阿哈斯（Aarhus）。在奥顿斯市，部委官员、市长、乃至工会领袖都哀求工人回去工作。可是，工人们已经明白，罢工是如何让德国士兵和管理者感到不安的。如果德国需要一个正常运转的丹麦经济，那么工人们就会尽其所能地让经济活动戛然而止。

奥顿斯的罢工开始具有暴力性质了。一群愤怒的民众一度挑衅一位士兵，该名士兵拿出枪，向人群开了很多枪，打伤了四人，包括一位年幼的男孩。愤怒的民众制服那名士兵，将他打死。希特勒在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对该市课以一百万克朗的罚款，罚款要交付给德国军队。宵禁也要强制推行，同时，剧院和电影院被关闭，而且如果不交出那些“犯下虐待德国军官之罪”的民众，有人就有被逮捕的危险。30

对于沃纳 百思特来说，罢工极其让人尴尬，他无数次地请求丹麦政府控制住罢工活动。然而，无人理睬丹麦内阁和议会发出的要求回归“平静与秩序”的呼吁，因为工人们支持抵抗行动的领袖们。百思特被召到柏林，因正在发生的事而被追究责任。他建议继续采用温和手段，并指出，罢工只是一次性的事件。可是，这次他被冯 哈纳克将军占了上风，而后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采用军事解决办法。由于罢工和破坏活动的蔓延无法被控制住，而且战争正发生危险的转变，希特勒最后同意了将军的意见。除非丹麦人同意严厉的新条件，否则会宣布实行军事紧急状态，而冯 哈纳克将军则将接管这一国家。

“这是一个转折点”

1943年8月28日，德国人向丹麦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并采取八项具体措施：禁止罢工、超过五人的公开集会、以及在关着的房间或公开场所中的私人会晤；在晚上实行宵禁；收走所有的武器；将审查工作转交给德国人；建立简易审判厅以处理所有违反这些规则的行为；并对破坏活动、违抗德国军队以及拥有武器的行为处以死刑。简言之，丹麦会被噤声和阉割。

最后通牒被立即拒绝。“满足德国人的要求将会减弱政府让民众保持克制的可能性，”政府回答道。合作政策完了。斯卡维纽斯和他的内阁辞职。第二天，德国军队占领了火车站、电厂、工厂和其他关键设施。士兵走进居民区，逮捕富有影响力的大学教授、报纸编辑、议员和商人。每一个主要建筑物和设施都派驻有德国哨兵。丹麦人打开收音机听新闻时会首先听到冯 哈纳克的声明：“公务员应继续工作，遵守德国当局所下发的命令......所有的罢工都是不允许的，而且可能会受到死刑的处罚。”另外还有一件事：所有的电话都被弄得无法使用，而且邮政服务也被关闭。

军队的接管让沃纳 百思特处于被冷落的地位，他急于为他自己的失败找到替罪羊。与二十世纪的其他固执己见的政治失意者一样，他认为媒体要负责任，指责它们无视他关于不要激怒德国人的警告。“在这个荒谬的小国家，媒体散播了一种德国是虚弱的信念，”他对一群正在开会的著名媒体人这么说道。“昨天晚上，你们获得了自己的奖赏。”对于丹麦的抵抗行动来说，这确实如此。镇压让抵抗的使命变得清晰。“当然，这是一个转折点，”地下报纸自由丹麦如是说。“可是，事实上，这只意味着一种缓慢演变的事态......现在得到了公开的证实。”八月的罢工显示丹麦人会对抗德国人；街道上的士兵现在提醒人们：他们是一场更大的战争的一部分。31

然而，对丹麦全体民众来说，个人风险正成为公开抵抗的伴生物。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尽管其合作政策遭人鄙视，他们的政府在普通丹麦人和德国人之间却起到缓冲作用。虽然各部委部门在内阁辞职后仍旧照常运转，以维持公共和社会服务的运营，那个挡箭牌现在却差不多消失了，而且人们无法得知冯 哈纳克将军会做出什么事。

对于丹麦的8,000名犹太人来说，对未知之事的恐惧更甚。从占领一开始，丹麦政府就保障他们拥有平等的权利。希望防止骚乱的德国人在丹麦犹太人问题上降低了调门。在初次入侵后仅仅六天，冯 伦特费恩科就警告柏林说，“如果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所做的事情超出非常必要的范围的话，那就会导致政治与经济生活的瘫痪或者很大的动荡。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不应该被低估。”32

当沃纳 百思特在发号施令时，他继续这种不干涉策略，他的上级-外交部长约西姆 冯 里宾特洛夫（Joachim von Ribbentrop）-从未迫使他改变政策，尽管有来自阿道夫 艾希曼（Adolf Eichmann）和海因里希 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压力。可是，当罢工和破坏活动于1943年8月达到顶点时，总是能够觉察到政治风向变化的百思特改变了他的策略。他于9月8日起草了一份发给柏林的长长的电报，建议逮捕丹麦所有的犹太人。他知道这会取悦于艾希曼、希姆莱，以及最为重要的希特勒。他还要求执行这些逮捕任务的警察人员。

9月15日，党卫军营队和安全官员开始抵达哥本哈根。两天后，百思特得到希特勒正式的批准。到这时，让百思特再次担心的是，逮捕犹太人会导致太多的骚乱。他向其在哥本哈根最为亲密的朋友之一乔治 达客维茨（Georg Duckwitz）讲述了他的保留看法。后者是德国的货运专员，自青少年时期就参与到纳粹党的活动中来。他反对逮捕行动，因为这会损害德国-丹麦的关系。在他看到希特勒给百思特的答复的那个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知道我必须做什么。”33

百思特意识到，他仍旧必须遵守命令，执行计划。由于犹太新年开始于9月30日星期四，犹太人家庭会在星期四以及10月1日星期五在他们的家中庆祝新年。于是，他建议逮捕行动于星期五晚上十点钟开始，并持续到星期六早晨。如果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的话，犹太人将会大吃一惊，在他们的家中被抓获，并且相对来说，这不会引起多大的动静。可是，没有德国人-甚至沃纳 百思特也没有-预计到乔治 达客维茨会做些什么。

9月28日星期四，在与百思特会谈之后，达客维茨打电话给汉斯 海德托福特（Hans Hedtoft），要求见他以及他的社会民主党同僚。后者是丹麦的一位政治人物，也是达客维茨的私人朋友。当他们在那天下午碰面时，达客维茨显得毫不忌讳，因为他将德国人的计划告诉了他们，并督促他们开始向犹太人发出警告。他们立即与犹太人社区最重要的男子联系，包括拉比马库斯 梅尔希尔（Marcus Melchior）-他是大拉比-和朱利斯 马格林斯基（Julius Margolinsky）-他组织人们送信，告诉犹太人躲藏起来。

部分地是由于许多非犹太人的丹麦人，这一消息像闪电般散播开来。救护车司机约根 纳德森（Jorgen Knudsen）翻遍当地的电话薄，寻找有着“听起来像犹太人的名字”的家庭的住址。接着，他开着他的救护车去警告他们，而且如果他们没有藏身之处，他就把他们带到医院或者积极进行抵抗的医生的家中。其他的犹太人在大街上被全然不相识的人主动接近，而且这些人要将他们公寓或者房子的钥匙交给犹太人。正如海法大学研究犹太人当代史的教授莱尼 亚西尔（Leni Yahil）所说，“这里的情况是艾希曼及其手下人所不习惯的。”丹麦的犹太人已经溜掉，“躲在丹麦人在一夜之间所堆起的生命墙的后面。”一位丹麦人写道：“......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经历，因为我们看到，由于对德国的力量的敬畏，一直对自己说‘我能怎么办呢？’的同一群人是如何突然同心协力地站起来对抗德国人，并向他们无辜的弟兄积极提供帮助的。”34

对犹太人的救助震动了整个国家，驱使很多丹麦人展开有力的抵抗行动。自由丹麦报宣布丹麦人不能屈服于德国人的威胁，即便“如果我们帮助我们的犹太同胞，严厉的处罚在等着我们，而且我们有被带到德国的可能性......我们也应该继续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对我们而言，过去两个晚上的经历已成为丹麦命运的一部分，而且如果我们在这一危难的时刻抛弃犹太人，我们就是抛弃了我们自己的祖国。”35

代表丹麦社会各个层面的组织几乎都谴责了德国人的举动。哥本哈根大学和阿哈斯大学关闭了一周，以示抗议。丹麦宗教部向沃纳 百思特发出一封抗议信，并将此信转发给神职人员，以便他们在讲道中采用。（从此以后，教会帮助建立了地下网络，而且信徒们也大量加入现有的抵抗团体。）最后，新近组建的自由委员会-一个七人小组，代表不同的抵抗团体-发出一份声明，谴责“德国人发动的大屠杀。”36

然而，犹太人仍未获得安全。德国人10月2日的一个命令要求所有的非犹太人把他们交给当局-因此，他们绝无可能再继续安全地躲藏在丹麦了。他们必须找到一条去中立国瑞典的途径。为将犹太人从内陆地区的藏身之处运送到海岸，几十个团体涌现了出来。在海边上，犹太人可以被装进渔船、橡皮艇救生船、乃至单人皮艇。那个名为丹麦人霍尔格（Holger）的破坏团体现在倾全力救助犹太人，他们在哥本哈根港口地区的家中躲藏起来，直到傍晚时分，那时犹太人会被该团体的十二艘渔船带到瑞典。

阿恩塞吉尔及其在学生信息服务中心的同事收集有关犹太人逃亡路线上德国军队活动的信息-这是一个付出了惨重代价的无法估量的贡献：五位学生在一次收集情报的活动中被杀害。国民时报的记者们与抵抗团体和地下救助小组保持着联系，提供有关逃亡路线和德国军队数量的信息。代号“土豆”被用来指代逃亡的犹太人。一位记者记得曾这么报道过：“今天，十八包土豆卖给了爱吉（Ege）太太......二十包土豆通过林格比（Lyngby）的中间商卖掉......将土豆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是个好主意。”37

每当一船的犹太难民向瑞典驶去时，丹麦的抵抗活动就会尝到另一次胜利的滋味，而且每一次的胜利都有助于增强其决心并扩大其队伍。尽管德国士兵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继续搜捕丹麦的犹太人，他们的努力基本上是徒劳的，因为7,200名犹太人成功地逃到了瑞典。在10月1日和2日的袭击中，只有472名犹太人被抓获。让上述行动成为可能的国民的团结使得丹麦更为坚决地反抗德国人，而且它向盟军和持怀疑态度的丹麦人证明，一个有着具体和现实的目标、组织良好的抵抗行动是能够颠覆第三帝国的权力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