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网店: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经验（中）

张文木
2011-09-22
草根简介

1957年生于陕西，1975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锻炼，自1979年起，相继在西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学习。1997年获法学博士学位，2000－2001年年度国家公派赴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政治系访问学者，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stronautics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著有 《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科技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中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2010年版）、《论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09年、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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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解决
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即工农联盟的巩固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当前仍在农村。
今天中国农村经济已有使普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土地永久分离的危险，有些地方官员连同一些学者，为了一点“房地产”或某些资本集团的利益无视劳动者的长远利益，用所谓“城市户口”“城市房产权”，在没有充分就业的前提下，使进城农民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从而与集体所有制相分离[13]。更有报纸发表推波助澜的“调查文章”，说“郊区农民不想种地盼拆迁致富”[14]。这样舆论引导的后果显然是危险的，因为这些流入城市的人口如不能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而又在农村“无立锥之地”的话，当年他们养不起耕地的困境就会迅速转化为养不起用地权换来的房权的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今天卖掉房子的速度比当年卖掉土地（经营权）的速度要快得多。
与失去土地相比，没有或失去住房的人群对社会稳定会形成更直接的破坏力，而目前中国城市中的天价商品房反过来又会使已涌入城市却又不能再回到农村的“市民”退为城乡地带的流民。而流民历来就是社会大动乱的温床。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同样面临并研究过这个问题。他在1887年1月10日为《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写的序言中说：
当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短缺”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铺到市里。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缺乏现象。在一开始就作为工业中心而产生的城市中，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几乎不存在。[15]
恩格斯接着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在于建立起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后消灭城乡差别。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差别还将长期存在。由此产生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些负面因素，如果控制不好也同样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国家不利的后果。那么，上述住宅问题的不利后果是什么呢？恩格斯以德国为例说：
农村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被机器和工厂生产所消灭，在德国就意味着千百万农村生产者的生计被断绝，几乎一半德国小农被剥夺，不只是家庭工业转化为工厂生产，而且农民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小地产转化为领主的大农场——也就是意味着一场牺牲农民而有利于资本和大地产的工业和农业革命。如果德国注定连这个变革也要在旧的社会条件下完成，那末这样的变革毫无疑问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如果那时其他任何一国的工人阶级都还没有首先发动，那么德国一定会开始攻击，而形成“光荣战斗军”的农民子弟一定会给予英勇援助。
这样，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给每个工人一幢归他所有的小屋子，从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缚在他的资本家那里——现在就变成完全另一个样子了。实现这种空想，就是把一切农村房主变成工业的家庭工人，结束那些被卷入“社会旋涡”的小农的旧日的闭塞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上极其低下的状况；就是使工业革命推广到农业地区，从而把居民中最不活动最保守的阶级变成革命的苗圃，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被机器剥夺，被机器强制地推上起义的道路。[16]
综上论述，若再结合中国目前的日益严峻的“住宅短缺”问题来看，我们便会认识到，它是现代国家——不管其性质如何——社会转型中不可避免的规律性现象。现在需要我们考虑的是如何避免越来越多的被住房短缺抛弃的流民转化为“光荣战斗军”，“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被机器剥夺，被机器强制地推上起义的道路”的历史结果发生在当代中国。
当时恩格斯提出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是“消灭城乡对立”[17]。目前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的时间内都做不到这一点。但资本主义国家却用转移危机的方式将本国内部的“城乡对立”转变为外部世界的“南北对立”。以南北世界日益深刻的对立缓和了本国城乡对立及由此引发的日益严重的阶级对立。但这条道路对后发国家，尤其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已不可重复。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只有依靠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而不是什么“社区花园”、慈善式的“社区服务”和言不及义的“改革”——来解决我们面临的“住宅短缺”及由此可能引发的政治稳定问题。
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是保证而不是剥夺，更不是否定由人民掌握着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目前在中国是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是中国工农联盟的基础。只有发展、壮大和不断巩固这种所有制形式，才能使城乡间的人口形成双向即自由来回的而不是今天这样为资本驱使的主要流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只有农民工的生活在城乡之间来回都有可靠即制度性的保障时，社会才能稳定，城市商品住房经营才能成为兼顾资本与消费者利益平衡的即社会主义的商品经营。而能保证进城务工人员自愿回流农村的因素，在现阶段不仅仅是家庭土地承包权，而是保证农民土地权利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和保障城市工人权利的国家所有制。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会有稳定的工农联盟，从而就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基础和政治稳定。
改革在任何国家都是一种有阶级属性的行为，言不及义的“改革”是要不得的。毛泽东曾批评这样的政策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18]。中国的改革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人民的标准。我们知道改革能解放生产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产力。如果改革将中国生产力改到需要革命来进一步解放，那中国的改革就失去了历史进步作用。中国改革的底线就是不能把共产党改到人民的对立面；国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罢工”。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不能基于资本财团——这是蒋介石走过且失败的道路，而应该基于工农联盟——这是共产党由此已经获得巨大成就的道路。工农联盟的基础是国家和集体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部分。没有它，人民就不能保住手中的生产资料，而失去了生产资料，我们的人民就会转化为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形容的“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19]的贫民和流民，这样党的执政基础也就名存实亡。而建立在流民基础上的国家政权，就会象目前中东一些国家，一遇外来压力即刻崩溃。
历史反复表明，国家政权的政治生命周期的长短及其相应的抗压能力的强弱，与其所依靠的社会基础的大小为正比，而社会基础的大小又与其所依赖的所有制形式所容纳和解放的劳动力的广泛程度为正比。1927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战略能力的差距，是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明。此前，国共合作开展北伐，实现中国统一，大得人心，这时蒋介石手头几乎有无限的人才和人力资源可供调配，北伐战场上也是捷报频传。1927年始，他向工农开刀，转靠买办封建势力，这便失去工农支持，以至在1948年国共两党进行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国民党靠“发红包”和“抓壮丁”补充军事编制，但重赏之下已无勇夫；蒋介石方面已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共产党方面则有源源不断且自觉参加的人力资源可随时投入战场。这为毛泽东的战略方针的顺利实施和共产党在全国战场取得胜利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同样，也是由于我们用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别的什么制度团结了全国人民，才使新中国冲破国际国内的重重恶浪，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