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中国式过马路”要管人也要治路新华社记者 翟永冠

    酝酿许久，北京终于向“中国式过马路”行为动刀。5月6日，北京全面动用现场罚款的方式对行人闯红灯行为进行处罚，一天之内开出数万张罚单，可谓效果明显。但是，对几乎已成一种城市病的“中国式过马路”现象，经济处罚的“有效期”能有多长？似乎又成了个问题。
   毋庸置疑，无视交通信号的“中国式过马路”是明目张胆地违犯交通法规行为，不管是批评教育还是适当的经济处罚都不为过。从北京执法首日的情况来看，行人在遵守交通法规方面确实有了改善。
   然而，“中国式过马路”现象远不是一句行人“有规不遵”便能解释。一些城市交通信号灯、斑马线等设置不合理，道路发展更多的是为缓解机动车迅速增加带来的交通拥堵而考虑，造成了“中国式马路”的客观存在。在广州一个十字路口，长达100米的人行横道绿灯设置仅为5秒，连世界“飞人”的百米冲刺都难以及时通过。许多城市地下通道、过街天桥等立体交通设施缺位，行人过马路日益面临“无路可走”的尴尬。
   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经常能见到这样的情景：在一些交通繁忙的路口行人好不容易等到绿灯，却被一些右转车辆堵住了去路；在没有设置信号灯的路口，机动车司机无视斑马线上的行人呼啸而过。
   人多车多、过马路艰难，是纠正“中国式过马路”需要考虑的客观因素。若产生问题的环境不改变，与行人相对应的其他交通参与者行为不规范，“中国式过马路”的陋习或许很难连根拔起。在以批评教育、经济处罚手段管理行人的同时，尽快科学合理地调整城市道路交通设施，给行人按规则过马路创造条件。
   （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

公开招聘不能公开招“低”(红船观澜)

杜榕

《 人民日报 》（ 2012年04月24日   17 版）

　　最近，一则“低分门”事件将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在海南三亚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内科医师岗位的招聘中，入围面试的最低分数只有4.55分，最高分40.4分。是不是“萝卜招聘”？有没有“猫腻”？一时间，议论纷纷。而相关负责人给出的解释是，此次考试严格按照招考实施方案进行，不存在暗箱操作，主要原因是报考人数少，考生分数普遍偏低。

　　类似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几年前，河南省公务员考试也有人18分进入面试，相关部门给出的解释也差不多：“岗位没人报”、“没设最低分数线”、“按排名顺序进入面试”……或许内情并没有众人猜测的那么复杂，因为毕竟是公开招聘，而且招录的岗位也确实偏“冷”。但是不是“冷门”就意味着可以降低标准，只要经过考试程序就算数呢？

　　我们知道，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建立起权责清晰、分类科学、机制灵活、监管有力的人事管理制度。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级党委、政府和组织人事部门在事业单位招聘中大都能坚持“凡进必考、择优录用、公开透明”的原则——这种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此次事件中落实公开招聘、敢于回应质疑，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但公开只是第一步，改革的最终目标在于广开贤路、聚集人才，促进事业的健康发展。所以，要公开招人，但不能止步于此。显然此次相关部门只考虑到“招人”，忽略了“引才”，只注意到程序正义，而忽视了科学合理。这样一来，本该是选贤任能的“选择题”，最后变成了“矮子里面拔将军”的“填空题”，这显然偏离了择优录用的“公招”初衷。或许，此次身陷舆论漩涡的相关部门对招聘的“纯洁度”问心无愧，但是否也应该深入反思“引才”的态度呢？

　　过去，人们常常批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的权力挖坑、自种“萝卜”；今天，人们也不愿看到招聘中的“低分状元”屡屡出现。在招聘这件事情上，既然已经做到了公开，就不能是“考完就算”，如何吸引人报考、如何考得更科学、如何选得更合理等等，都需要组织方慎之又慎地考虑。其实，在这方面可做的探索空间很大，比如根据业务需求设置细分的专业考试、在尊重应聘者意愿的情况下进行一些调剂、适当提高艰苦岗位的待遇，或者一些“冷门”的岗位干脆不招聘，通过轮岗来解决问题，等等。

　　窥一斑而见全豹。也许，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还会出现诸多类似“尴尬”，但办法总比困难多，来自舆论场中的善意质疑其实已经给予相关部门进一步改善的契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只要坚持改革的方向，在前进中不断完善，相信不时曝光的种种“门”会越来越少。

 

注册商标岂能“傍英烈

林琳

《 人民日报 》（ 2012年04月23日   06 版）

　　未经许可将他人姓名注册为商标，涉嫌侵犯他人姓名权。而借缅怀英烈之名行牟取私利之实，则有伤害社会道德风尚之嫌

                

　　上周，注册“孟祥斌”商标的山东齐河持有人表示，愿意主动申请撤销“孟祥斌”商标，或捐献给“孟祥斌纪念馆”进行保护。另一位浙江金华的持有人方某称，自己注册“梦祥斌”是为了缅怀，仍在四处贴广告寻求出租或转卖该商标。孟祥斌的亲友对此非常不满，其生前所在部队由于与方某多次交涉未果，已向国家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撤销申请，认为“梦祥斌”商标亵渎孟祥斌精神，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去年年底，国家商标评审委员会正式受理该撤销申请，此案也成为国内首个因“傍英雄”、“傍英烈”而被依法提请撤销的商标案。

　　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未经本人同意，擅自以该人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或者从事不利于姓名权人、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属于侵犯公民姓名权。而将烈士名字注册为商标，也涉嫌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条“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规定。“梦祥斌”商标合法与否？是否应该撤销？我们相信相关部门会不受舆论干扰，依法作出认定。

　　抛开涉嫌违法不谈，这件事之所以引起社会热议，也与抢注者不顾商业道德，不顾英烈家属和社会公众的感受，一味企图利用名人效应谋利的心态有关。

　　其实，如果提前征得英烈家属同意，并将商标用于与英烈精神内涵相匹配的公益活动中，反而可能成为一件公众欢迎的好事。但注册者偏偏以怀念英烈之名，行个人谋利之实，这不禁引人深思，当下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和缅怀英烈？

　　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对英烈以及道德模范的态度已经越来越客观理性。我们虽然仰视英烈的精神，却可以平视英烈的人生；虽然不必再神化英烈，但也不能失去应有的尊重。有人说，把英烈名字注册成商标，看到商品就能想起英烈，岂不是更好？实在是无稽之谈。精神的感召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力量，怎能矮化为披着“缅怀”外衣的商业行为？真正的被感召，是日常生活中的潜移默化，行力所能及的小善，做益于社会的小事；是危难时刻的果断抉择，顾利国利民的大局，取兼济天下的大义。这才是彰显英烈精神的最佳途径，缅怀烈士英灵的最好方式。

　　英烈源于常人，所以不必神化；英烈又高于常人，所以值得尊重。在市场经济繁荣的今天，尽管名人效应可以带来商机，但将英烈之名作为商标牟取私利终究不妥。

　　   

别让医生变懒了（不吐不快）

白剑峰

《 人民日报 》（ 2012年04月12日   19 版）

　　●一个适宜的激励机制，让懒人变勤快；一个不适宜的激励机制，让勤快人变懒

　　

　　最近，大连的一位朋友讲述了自己的看病经历：不久前，他得了重感冒，到一家大医院开了输液单。取药之后，他来到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希望就近输液。没想到，医生互相推诿，不愿接诊。无奈，他又来到另一家社区卫生服务站。结果，这里的医生态度迥异，非常热情。

　　同样是社区医生，为何一冷一热？原来，两家机构的激励机制有所不同。第一家是公立的，医生“吃皇粮”，旱涝保收，多劳未必多得，所以医生不愿担风险；第二家是私立的，政府不保底，赚钱靠自己，所以医生愿意多收病人。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圈养的老虎。在虎园里，如果老虎养尊处优，整天躺着就有充足的肉食，很快就失去了野性和活力。为了培养老虎的野外觅食能力，饲养员总是让老虎吃个半饱，有点“饥饿感”。这样一来，老虎就会主动捕食，更有活力。

　　其实，养医生也是同理。只给“喂食”，不让“捕食”，医生就会越变越懒。过去，由于财政投入严重不足，社区卫生机构“以药养医”，医生养成了开“大处方”的坏习惯，老百姓深恶痛绝。如今，政府举办的社区卫生机构实行“收支两条线”，业务收入全部上缴财政，医生吃上了“皇粮”。然而，“财政养医”的最大弊端是“大锅饭养懒汉”。由于绩效工资差距很小，难以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原则，所以很多医生变懒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医生和教师、公务员不同，不适合采取弱激励机制。如果医生拿固定薪酬，很容易产生惰性。即便有绩效考核指标，往往也形同虚设。例如，目前政府考核社区医生的主要绩效指标有两个：一是门诊量，二是门诊次均费用。前者是正向指标，越高越好，主要是为了解决“看病难”；后者是负向指标，越低越好，主要是为了解决“看病贵”。但事实上，医生很容易操控这两个指标。例如，诱导小病病人多看门诊，建议老人两天来量一次血压。这样一来，不仅门诊量增加了，而且次均费用也降低了。与此同时，医生将很多病情并不复杂、但耗费精力的病人推到大医院。这样的做法，虽然表面上达到了考核指标，但实际上与政府激励的目标背道而驰，导致了新的“看病难、看病贵”。

　　医生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的职业，其服务人群的健康水平与医生的劳动付出密切相关。因此，在薪酬设计上，理应采取强激励机制。即劳动付出越多，技术水平越高，个人报酬越多。例如，安徽长丰县在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药品零差率销售的同时，政府对基层医疗机构的补偿大幅提高。但是，很多医生的积极性反而下降了，甚至还出现了推诿患者的现象。为此，政府出台了调整绩效工资比例和实施收支结余“二次激励”的政策。即基础性绩效工资和奖励性绩效工资的比例从过去的6∶4调整为3∶7。同时，将各基层医疗机构收支结余的30%予以返还，用于“二次激励”。此举极大地调动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技术含量高、责任风险大和工作量大的医生，年收入大幅度提升。

　　可见，一个适宜的激励机制，让懒人变勤快；一个不适宜的激励机制，让勤快人变懒。当前，我国医疗资源的供需矛盾突出，而医疗生产力仍被僵化的体制机制束缚着，尤其是基层医生的积极性尚未被真正调动起来。因此，惟有从顶层设计入手，建立良性的激励机制，找到坚持公益性和调动积极性的平衡点，才能解放医疗生产力，最终实现医患共赢。 

环境状况不能“雾里看花”（漫笔）

刘 毅

《 人民日报 》（ 2012年04月12日   20 版）

　　今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开展细颗粒物（PM2.5）监测，2015年将覆盖所有地级以上城市。这一举措令人欣慰。不过，如果我们把目光从PM2.5上移开，更加全面地审视我国环境监测的现状，或许会发现：要让公众感到环境状况不再是“雾里看花”，还有不少难题需要面对，还有不少薄弱环节需要加强。

　　一些地方监测数据不能客观反映环境质量，群众深受污染之苦，监测数据却自说自话。例如，明明河水发黑恶臭，监测数据却说“水质合格”；明明企业排放的臭气刺鼻难闻，监测数据却说企业“排放达标”。这样的事例，近年来屡见不鲜。

　　是仪器设备不足，硬件不“硬”吗？早些年，这可能是一个理由。过去，一些地方的环保部门搞监测，缺乏必要的仪器设备，“废水靠看，废气靠闻，噪声靠听”。但最近几年，尤其是松花江事件凸显基层环境监测能力薄弱之后，中央政府加大了对基层环保部门监测设备的投入，情况大为好转。“十一五”期间，全国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投入超过百亿元，充分体现了各级政府对环境监测的重视。

　　关键还在于人。我国基层环保监测人员的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尤其是在中西部一些地区，往往要到地市一级的环保部门，环境监测人员中才有本科生。在个别地区，先进监测设备配到了县一级环保部门，却没人会用，被束之高阁，成了“聋子的耳朵”。此外，监测任务繁重人手不够、极少数监测人员工作态度不够严谨认真，这都会影响监测数据的质量。

　　更重要的是，一些地方存在行政干扰监测数据的现象，使监测数据难以客观反映环境质量状况。从“十一五”开始，主要污染物减排成为约束性硬指标，关系到地方领导的“乌纱帽”。一些地方领导或明或暗地要求环保部门把数据弄得好看些，“无过便是功”。出现污染事件时，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方环保部门直接受当地政府领导，在这样的体制下，环境执法很容易受到行政干扰的掣肘，“站得住的顶不住，顶得住的站不住”。 

　　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的眼睛，监测的科学性、客观性、准确性，是环境决策、环境管理、环境治理的前提。没有准确的数据就难以对环境质量作出客观评估，离开了监测，环保就会变成“瞎子”、“聋子”。因此，要在加强中西部地区和基层的监测能力、提升基层环境监测人员业务技术水平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国家层面的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完善网络布局，拓广覆盖范围，丰富监测技术手段，提高监测数据的可比性、公信力，为公众提供权威的环境信息。

　　环境状况如同“雾里看花”，有损政府的公信力。在加强环境监测的过程中，应通过信息公开等多种方式，鼓励公众参与，满足人民群众对环境监测数据的知情权，让人民群众尤其是受到污染之害的群众有更多发言权，成为环境监测可以信赖的“耳目”。

 

环保干部保护谁

孙秀艳

《 人民日报 》（ 2012年04月05日   20 版）

　　最近，几位地方环保部门领导的雷人雷语让人大跌眼镜。先是浙江省海盐县爆出河水污染得像橙汁之后，当地环监大队队长竟称这是天气和温度的原因，主要影响的是美观；紧接着，又有长江小南海自然保护区要建水电站，环保人士质疑这一项目有可能破坏珍贵鱼类资源，当地环保局领导回应称旧的物种灭绝了，一定有新物种再生。

　　如果这些话出自排污企业或者电站业主之口，也就罢了，毕竟屁股指挥脑袋。但是这样的话由从事环境保护的专业人士说出，的确让人匪夷所思。据称，回应小南海问题的那位环保局领导还是环境系统工程学博士，水利部长江委一位前领导愤慨地斥责“这不是专业问题是常识问题。”

　　这一斥责不无道理。但这些环保干部能脱口说出这些雷语，不在于他们不具备专业与常识，而在于他们想替某些人说话。

　　环保干部应该为绿水青山代言，为自然生态“遮风避雨”。只要一个基层环保局真正发挥作用，无论是污染企业还是无知的开发者，都惧之三分，不敢肆意妄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的环保干部不仅没有成为环境的保护者，反而沦为打着环保幌子，为污染制造者奔走游说的“公关人”，有人甚至成为污染的保护伞。

　　环境保护因为涉及相关专业领域，有一定的知识技术门槛，环保部门被称为项目审批的看门人、控制闸，不无道理，许多地方政府决策，也要向环保部门咨询，希望他们给出专业的意见。一些投机分子正是看中了环保部门的这些“功能”，动起了歪脑筋。污染项目要落户，怎么从非法变成合法，找环保部门出具审批通过的环评报告，称“项目对周围环境影响甚微”；污染企业被群众举报，找环保部门拿到相关证明，“该企业一直达标排放”。这样的闹剧已经屡见不鲜。

　　一直以来，清贫而弱势是公众对环保部门的印象，但是随着环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环保部门手里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一些干部不仅没有珍惜这些权力，反而将其当成谋私的手段。过去，公众为“顶得住而站不住”的环保局长扼腕，如今，在一个个污染事件的背后，牵出的往往是当地环保部门的行政不作为乃至腐败。

　　权力是一种责任，对各级环保部门的干部来说，因为所要保护的环境关乎社会和谐发展，关乎国家生态安全，关乎百姓健康福祉，关乎子孙后代的生存，这个责任更为重大。放过一个污染项目，必将贻害久远；保护一个污染企业，可能导致众多百姓的疾患。对于环保部门工作的干部来说，保护环境不仅是对工作负责，更是对百姓对历史负责。

　　但愿更多的环保干部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时时提醒自己：我要保护的对象到底是谁。

 

“爱心洗衣队”净化公众心灵
  她，与100多位孤寡老人非亲非故，却像亲闺女一样连续24年奔波在这些老人中间，无偿地为他们拆洗被褥、洗衣洗澡。她，与150多名“么婶”原本素昧平生，却连续24年带领她们一起无怨无悔地为孤寡老人服务。她，就是重庆第三棉纺厂的一名普通退休工人，街坊邻居亲切地称她为“周么婶”。她带出来的“周么婶洗衣队”，如今活跃在山城重庆的大街小巷，成为孤寡老人心中一缕温暖的阳光。她的名字叫周纪萍。（据3月4日《中国青年报》）
    “周么婶”和她的伙伴们，24年如一日，无怨无悔地为孤寡老人服务，既让孤寡老人感受到了真诚的关爱，同时，“爱心洗衣队”更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净化了广大公众的心灵。可以说，她们的爱心与善举，如同和煦春风，让我们的心中备感温暖。当然，“爱心洗衣队”无私奉献的善举，也必将会激发起更多公众向善的力量，从而让生活中涌现出更多的爱心与善举，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文明。
    其实，近年来，许多“最美草根”用他们的爱心与善举，向公众传递着人性的温暖。2011年7月2日，在杭州一住宅小区内，一位两岁女孩突然从10楼高空坠落，刹那间，刚好路过此处的吴菊萍，毫不犹豫地奋勇上前，徒手抱接了一下女孩，自己的左臂瞬间被撞成粉碎性骨折，但却挽回了小女孩的生命，吴菊萍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最美妈妈”。2011年8月12日，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69岁的农村老太柴小女，为救4名落水儿童，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柴小女被乡亲们称为“最美奶奶”。
    从“最美妈妈”到“最美奶奶”，再到如今的“爱心洗衣队”，这些“最美草根”们，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向我们传递着真善美。其实，爱心和善举，如同微笑一样，是可以相互传递和感染的。生活中的每一天，当我们以真诚的微笑面对身边的人们时，我们也自然能感受到他人的笑脸。当然，如果我们身边的人们需要帮助和关怀时，我们能毫不犹豫地伸出温暖的双手，我们的内心同样会有如沐春风之感，同时，我们的善举也能唤起更多公众的爱心与善举。
    我们坚信：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在这春意盎然的三月时节，让我们借助学雷锋活动的热潮，从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当好雷锋精神的实践者与传承人，让我们用自己的努力为时代的发展而无私奉献！
                                                                                                                                                                      陈国琴

庸懒散不仅仅是“亚健康”

范正伟

（网图）

龙年春节假期结束，一些地方的“超时放假”再度成为新闻。人们对“超时放假”颇多怨言，因为其背后反映的是一种庸懒散的习气。

关于庸懒散，群众有许多画像：“上午点个卯，下午玩电脑，等着下班了”，“平平安安占位子、舒舒服服领票子、庸庸碌碌混日子”，“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业务不精、能力不强、得过且过的“庸官”，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懒官”，重权轻责、自由散漫、谋人不谋事的“散官”，在现实中并不鲜见。

与贪污腐败不同，庸懒散看上去不那么刺目，最多被当作是“亚健康”。或许正因如此，人们对庸懒散有些忽视。在一些人那里，庸懒散有时被误看成与世无争，淡泊超脱，甚至成为某些人心照不宣的官场秘笈：盯下级，看上级，小心翼翼地守着“不出事”的逻辑，畏首畏尾地扮着“老好人”的角色，老练圆滑地成为推脱难题的“太极高手”。庸懒散的作风和贪污腐败都会对党的事业造成危害。它虽然没有后者那么刺目，却范围更广，影响面大。在其位不谋其政，留下的是无人履责；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贻误的是发展良机；当作为而不作为，丧失的是群众信任；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瓦解的是执政根基。这些年来，一些地方矛盾冲突不少，群体性事件时有所闻，一些领导干部处置不当，甚至按下葫芦浮起瓢，其中既有贪腐因素，更有庸懒散的影子。平时萎靡不振、得过且过，对中央的要求部署不认真执行，对群众的诉求推三阻四，对发展的问题茫然无知，甚至火烧眉毛的事情都不愿处置，最终导致矛盾在推诿中升级，问题在拖延中爆发，良机在敷衍中错失，不仅酿成难以预料的后果，也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这就是为何毛泽东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为何邓小平说，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新路好路；为何胡锦涛将“精神懈怠”列为党面临的“四大危险”之一。

70多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党人，就发现他们身上有一种不可征服的精神和力量，并断言中国的未来就掌握在他们手中。今天，面对复杂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尤其需要“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以治庸提能力、以治懒增效率、以治散正风气，领导干部的使命职责系于此，人民群众的信任期待系于此，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系于此。（C）③

让“失德干部”失业

潘福金

连日来，人民日报发表了《领导干部要有历史担当》、《是与非不容含糊》、《公与私岂能混淆》等换届之际说政德系列文章，同时刊发了江西于都采集领导干部“家庭失德”行为信息、浙江换届中“考德”不过关44人取消提名等各地的考德的典型做法，用舆论来引导干部重德守德。

一个时期以来，干部失德现象比较突出，“裸聊门”、“微博门”、“开房门”、“短信门”、“裸照门”、“粗口门”等事件频频曝光，将官员的失德问题推到风口浪尖，严重危害着党员干部的公众形象，蚕食着党委政府的社会信任。德是为人之基和处事之纲，“缺德”就是丢掉了做人的根本，立不正、站不端、行不远，于人类和社会发展进步毫无贡献不说，反而消耗着社会资源、浪费着社会财富，成为“穿衣的架子”、“吃饭的机器”，活生生一堆行尸走肉的“碳水化合物”。普通人缺德尚且如此，党员干部缺德更甚。从社会属性来看，党员干部无论职位高低、官位大小，都不再是纯粹的自然人了，都肩负着兴党兴国的职责，每名党员干部的道德都牵连着“党德”、影射着“国德”、示范着“民德”。因此，干部的“德”不是小事，“政治品德”败坏一点点，是政治、立场和信仰问题，不能忽视；“职业道德”败坏一点点，将影响工作和事业，危害不可估量；“社会公德”败坏一点点，要败坏党的形象，影响政府的口碑；“家庭美德”败坏一点点，虽是个人行为，但影响社会和谐，左右群众对党员干部的评价。《论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荀子》“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当下，执政兴国，对官德缺失症，我们应引起高度警惕。

对于失德干部，治是必须，用则谨慎。选拔任用干部，应从“以德为先”向“以德为基”转变，把“德”作为干部选任的第一槛、第一关、第一纲，把干部的失德表现与个人官帽挂钩，对失德干部坚决实现“一票否决”，设置诸如“一言丢官”、“一餐丢官”、“一金丢官”、“一行丢官”的“霸王条款”，实行锱铢必较、斤斤计较的“零容忍”政策，发现一人清除一人，出现一起重惩一起，及时把失德干部挡在门外、清出队伍，用铁腕逼干部重德，用铁纪迫干部守德，唯有如此，才能既正本，又清源。(C)③

 
  关注“人均”背后的文章

亦荣

听到有个村汇报说，本村年人均收入已达七千多元，到群众中一问，则发现有近五分之一的农户年人均收入不到四千元；另一个村汇报说，该村年人均收入已超过八千元，但实际了解后，还有不少人缺少挣钱的门路，生活也比较困难。显而易见，尽管这些汇报的数字并非虚拟，但它并不能全面反映出真实情况，“人均”背后的文章需要关注。

“人均”的提高并不等于贫困的消失。毋庸讳言，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努力，农民生活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这种小康仍然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也很不平衡。由于历史、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个人等方面的原因，相对贫困的人口还为数不少。即使是在那些经济发达地区，也同样存在困难群体。“人均”的提高，固然可以证明经济建设的前进与发展，可以证明人民生活水平有显著改善，然而，低于“人均”生活水平的群体有什么具体困难？他们的生活状况如何？这应该是一个更值得各级党委政府关注的大问题。

现实生活中，低于“人均”生活水平的群体在人数上并不占多数，但是解决问题的难度大、影响面大、社会关注度高。他们的困难解决不好，就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他们的利益没有得到维护，就不能说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各级党委政府要着力关心和帮助那些低于“人均”生活水平的困难群众解决生产问题，改善生活条件。要把困难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努力解决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

由于各个方面的因素影响，低于“人均”生活水平的这一群体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生存能力十分脆弱，特别是遇到子女上学、家人生病、自然灾害等，极容易陷入生活困境。凡是涉及他们生产生活中的难事、急事，包括衣食住行、子女教育、社会治安、水电气供应、就医看病等等，哪怕再小也要作为大事放在心上，及时帮助群众解决；暂时解决不了的，要努力创造条件去解决。另外，还要在关心解决困难群众经济生活方面困难的同时，全面提高他们的精神生活质量。只有这样，我们所创造的“人均收入”、“人均占有”、“人均储蓄”等数字的提高，才会更有现实意义。 (C)③

"坐像秦桧”是历史和文化底线的后移

《工人日报》（2011年12月19日 05版）朱四倍

有媒体报道称，秦桧在家乡南京江宁有了博物馆，其中还有一尊坐着的雕像，一时间引来网友无数质疑。有记者前往江宁实地调查发现，所谓“秦桧博物馆”并不存在，但坐像秦桧确实有，是陈列在江宁区博物馆的“江宁千秋”展览单元的，同时展览的还有岳飞抗金的巨幅油画。

古人语，“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但是，在当下的现实中，我们不仅有了明目张胆的《跪了492年，我们想站起来歇歇了》的秦桧夫妻塑像，更有了让秦桧坐起来的“创举”，难免让舆论议论纷纷。尽管调查称所谓“秦桧博物馆”并不存在，博物馆方面还认为，“只是出于对江宁通史展览的完整性考虑，并未对用坐像还是跪像考虑太多，也毫无为秦桧平反之意”，但是，这一切真的是“巧合”吗？或者说，能让公众信服吗？

此前，在“福建莆田准备花巨资修复蔡京的墓”的信息出笼时，就有人说，“修复秦桧墓看来为期不远了”，而“坐像秦桧”显然更进一步，不仅打破了公众心目中的“秦桧”形象，甚至有了为“秦桧”平反之意。就笔者的看法，用“江宁通史展览的完整性”来作为“坐像秦桧”的正当性依据，显然是欲盖弥彰。

说穿了，这无非是把历史当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甚至是在肢解历史，把历史当成了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奴婢”，在折射着今人短视和浅薄的同时，更是揭开了功利和投机的意味。严重地说，“坐像秦桧”意味着对历史肢解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发挥作用的开始，隐藏其后的破坏效果不可不正视。

多米诺骨牌效应常指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就可能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人们就把它们称为多米诺效应。一般的推理是，第一棵树的砍伐，最后导致了森林的消失；一日的荒废，可能是一生荒废的开始；第一场强权战争的出现，可能是使整个世界文明化为灰烬的力量。这些预言或许有些危言耸听，但是在未来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它们的准确性，或许我们惟一难以预见的是从第一块骨牌到最后一块骨牌的传递过程会有多久。就“坐像秦桧”来说，会不会导致更大面积的粉饰历史的开始？会不会成为混淆视听的开始？

或许“应该客观地看待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而且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应该多一点宽容的态度”，但是，在立场和是非问题上的宽容真的适合吗？能成为“坐像秦桧”进入当下的“通行证”吗？这实在是一个值得科学研究和严肃对待的问题。

对“博物馆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并不存在商业利益，我们让秦桧也进入博物馆，不回避江宁籍的奸臣，只是想在忠奸对比中更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之类的说辞，笔者是半信半疑的。因为就现实语境来说，不少历史人物能否进入当下，完全取决于各方的利益偏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否带来利益的兑现才是唯一的选择标准。

正因为如此，附着在“坐像秦桧”身上的多米诺效应应警惕。因为其可怕逻辑是，历史在我们的眼中已经不是历史，文化传承已经不是发扬光大，因为在一些人眼中，任何有噱头和炒作价值的古人，都成了一门利益学：历史早已成了一种可以被用来获利的行业，如果历史不能与利益结盟，乃至不能带来更多的金钱，那么，所谓的历史就不能进入当下。而与之相关的历史和道德、文化的底线被有意抛弃了。

“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坐像秦桧”是最后的例证吗？ 

校车安全
关键在人

杨明方

《 人民日报 》（ 2011年12月16日   18 版）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甘肃庆阳校车事故的阴影尚未散去，江苏徐州又传来令人痛心的消息：12月12日傍晚，丰县一辆校车因避让人力三轮车发生侧翻，坠入河中。截至13日凌晨，已有15名学生遇难。

　　跟甘肃省正宁县那辆核载9人、实载64人、在大雾中高速逆行的“流动地雷”有所不同，丰县这辆校车尚算“规矩”：该车核载52人，实载47名学生，事发前已有18名学生下车回家，事发时车上有29名学生。

　　庆阳校车事故发生后，丰县也曾在全县开展校车专项整治，有关部门还在早晨上学时间和下午放学时间，采用定点执勤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对校车车辆集中的路段展开检查，为学生安全“保驾护航”。

　　尽管如此，悲剧还是发生了。这不由得让人们沉思：“校车”到底是什么？校车安全靠谁来保证？

　　就在这次事故发生前两天，国务院法制办于12月11日公布《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引起广泛关注。但社会舆论大都把目光集中在所谓校车享有“特权”上，如对校车赋予通行优先权，不避让校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500元以下罚款等。

　　其实，归根到底，校车也是车，是车就要遵守行车规则。同时，只要车在路上跑，就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对于任何车辆而言，这些基本准则均属“概莫能外”。

　　笔者也算个“菜鸟”司机，驾龄超过7年，深知“路上有风险，驾车须谨慎”的道理。平时只要驾车出门，基本不会超速，更是鲜有超车。正因如此，7年来几乎没因违规行驶而发生过摩擦和事故，几乎没被交警扣过分。

　　因此，关注校车问题，保障学生安全，其中最要紧的一环，要从校车司机做起：不超载、不超速、不超车，应成为校车司机的基本职责要求；敬畏生命、注意安全，应成为校车司机的起码职业准则。惟其如此，最终出台的“校车安全条例”无论包含什么内容，恐怕都不能替代校车司机的责任意识和职业操守。

可怕的“变形记”

赵婀娜

《 人民日报 》（ 2011年12月16日   18 版） 

　　最近，总是忍不住回忆这样的故事情节：主人公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巨大的甲虫”，惊慌而忧郁，尽管他始终爱着自己的家人，但仍旧渐渐失去了家人的爱，并最终成为家人的累赘而在绝望中死去。家里的亲人面对格里高尔的变形，起初是惊慌，后逐渐心生厌恶，最后希望“把他弄走”。

　　这是卡夫卡的《变形记》。无奈的“变形”，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异化”。

　　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存在着大量的“异化”，令人心痛又无奈的“异化”。

　　近日，“希望杯”在北京市上演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闹剧”：先是被主管部门叫停，后该消息又被辟谣。几番来回，个中原因是“希望杯”已经背离了1990年初创时“激发广大中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他们的自信，不断提高他们的能力和素质”的初衷，而演变成中学招揽优质生源的手段。这，无疑是一场“异化”。

　　与“希望杯”的命运类似，“奥数”也曾经历了被人“由爱到恨”的全过程。“奥数”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并不是很热，自1998年以后，“奥数”却突然变热，最直接的原因是初中入学考试取消，不少中学为招揽优秀生源，将其作为选拔的重要手段，进而衍生了一场“全民皆奥数”的“悲剧”。这，又何尝不是一场“异化”？

　　“希望杯”与“奥数”的命运，如同《变形记》的主人公格里高尔，他们本身没有错，只是现实环境的残酷让他们“身不由己”，最终变了味道。

　　因此，正如卡夫卡笔下有千千万万个同格里高尔命运相仿的年轻人一样，如果现实环境没有改善，一定还会有下一个“希望杯”和“奥数”的“变形记”出现。从这个角度讲，叫停“希望杯”并没有错，但却并未治本；让“奥数”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并非良策，因为，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让奥数成为“老鼠”的深层原因。

　　诚然，导致“变形记”一再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与义务教育尚不均衡的现状有关，与不均衡导致的“择校热”有关，与片面追求升学率、不科学的“教育观”有关，与“望子成龙”的心态有关，与“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观念尚未建立有关……

　　如此复杂的原因，催生了家长的无奈与盲目，催生了学校选才时的片面与单一，催生了学生的负担与无助。最终催生了整个社会的教育“功利性”。

　　去除功利，让教育回归本质，回到释放人自由心灵的原点，那将是多么美好。

　　经常在电影里看到这样的情景，让人神往：某国外高等学府内，走廊里到处是黑板，老师、学生、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在黑板上解方程式，探寻数学的奥妙。那样的求知过程是自由的、平等的、快乐的、本真的。

　　远离教育功利，需要全社会做的还有很多、很难，但总要去做。

　　因为，我们都不希望可怕的“变形记”再度重演，都希望快乐的教育回到我们身边。

 

“血溅白衣”的悲剧不能重演

白剑峰

《 人民日报 》（ 2011年09月22日   18 版） 

　　●医生频频被害，“小概率事件”逐渐演变成“大概率事件”。医患双方都应深刻反思，避免“血溅白衣”的悲剧重演

　　

　　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发生一起令人震惊的血案。耳鼻咽喉科主任徐文被一名患者连砍十多刀，身负重伤。日前，卫生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伤害医务人员的暴力犯罪行为。

　　淋漓的鲜血，喷溅着圣洁的白衣，令人不寒而栗！作为一名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没有倒在山崩地裂中，没有倒在枪林弹雨里，却倒在自己亲手救治的患者刀下。其伤何深，其痛何如！这是文明社会的“返祖”、法治国家的耻辱。如果医生人人自危，今后谁还愿意学医？

　　近年来，医生频频被害，“小概率事件”逐渐演变成“大概率事件”。虽然凶手都受到了严惩，但医生的心灵创伤并未治愈，医患暴力冲突的社会根源也未消除。因此，在此次医生被害事件之后，医患双方都应深刻反思，避免“血溅白衣”的悲剧重演。

　　从患方来说，需要正确认识医学的风险性和局限性，降低对疾病治疗的期望值。近百年来，现代医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学科，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仍处于“婴儿时期”。即便是对于很多常见病，医生也往往束手无策，徒唤奈何，更不必说恶性肿瘤等不治之症。目前，现代医学已经命名的疾病有7000多种，但能够彻底治愈的仅有少数几种。因此，在大多数时候，医生只是帮助患者缓解病痛，而非治愈疾病。况且，任何治疗都是“双刃剑”，有一利必有一弊，医生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同时，由于人体千差万别，再成熟的治疗技术，都有发生意外的可能。所以，患者不能对现代医学有过高奢望。

　　从医方来说，需要深切体察患者的痛苦，走出“技术崇拜”的误区，让治疗更符合人性。任何一个病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生命，而不是一堆机器零件，或者一个疾病载体。因此，医生理应慎重对待每一个决策。在本次事件中，患者5年前身患喉癌，先后接受了两次手术。患者认为，医生不仅没有治好病，反而致其失声，“每天生不如死”，“变成一个口哑身残的废物”。可以想见，一个人在长期痛苦的折磨中，是很容易产生偏执行为的。这从一个侧面警示医生，手术刀事关性命，重若千钧。做手术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一个好医生，不仅要让病人活下来，还要让病人活得好。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屠规益教授曾对学生说过：“是病人需要做手术，不是医生需要，所以一定要根据病情决定做不做，做大还是做小”、“不能只讲切切切！外科医生只知道怎么做手术是不行的，应该知道怎么不做手术”。这说明，任何治疗都要“以人为本”，不能“见病不见人”。尤其是当患者无法承受治疗的不利后果时，“少做”也许比“多做”更有益。

　　当然，解决暴力冲突，仅靠医患双方的努力是不够的。当前，维权渠道不畅、维权成本过高，是医患矛盾升级的重要原因。在本起血案中，患者起诉已经三年，却迟迟没有结果。一纸诉状，几年苦等，谁能经得起漫长的煎熬？打官司旷日持久，医疗事故鉴定关卡林立，第三方调解难觅影踪。当医疗维权渠道严重不畅时，患者自然就会采取暴力手段自救，这是“逼上梁山”。因此，在医患纠纷日益增多的现实下，急需开辟医疗诉讼“绿色通道”，改革医疗事故鉴定办法，增强第三方调解的公信力，从而减少暴力维权事件的发生。

　　医生的血流得太多了，但愿这是最后一次“血溅白衣”。此次事件，倘能引发全社会对医患关系的重新思考，促使医患之间增加理解信任，促使有关部门疏通医疗维权渠道，让人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的大环境得到根本扭转，这血就不算白流。 

　　

 

莫让“零容忍”变成“零作为”

柏木钉

《 人民日报 》（ 2011年09月22日   20 版） 

　　■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因为当事人是院士、是校长，就视而不见、不了了之，其危害更大

　　■刮骨方能疗毒，惩前才可毖后。在科研经费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更需要把“零容忍”真正落到实处

　　

　　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是国际科学界遵循的共同准则。然而，在近来被热议的“王志国论文”事件上，中外有关方面的态度和做法却大相径庭，发人深省。

　　“千人计划”入选者、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王志国，是加拿大资深科学家、蒙特利尔大学教授、蒙特利尔心脏研究所某实验室负责人。今年6月，他在得知自己发表在《生物化学期刊》的两篇论文有“图像问题”后，主动要求撤销这两篇文章。而这两篇论文的另一名共同通讯作者（通常指研究课题的负责人——作者注），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其参与单位，按排序分别为蒙特利尔心脏研究所、蒙特利尔大学药学系，哈尔滨医科大学药理学系、心脏血管研究所；其经费来源，一部分来自加拿大一方，另一部分来自中国，分别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月底，蒙特利尔心脏研究所在收到两篇文章撤稿消息后，立刻启动调查。9月2日调查结束后，蒙特利尔心脏研究所认为：依据蒙特利尔心脏研究所研究机构方针以及科学研究的最高道德标准，王志国偏离了蒙特利尔心脏研究所开展科学研究的道德标准，也偏离了他作为研究人员的职责。为此研究所决定，取消王志国的科研权利和他的研究者身份，关闭其实验室；另外，建议王志国同时将另外3篇已发表的论文撤稿。

　　与蒙特利尔心脏研究所的行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相关单位的表态。哈尔滨医科大学称：我们这块没有问题，是加拿大那边的事。教育部科技委学风建设委员会主任吴常信称，并没有接到相关的举报信，根据程序是要先有揭发资料，教育部委托进行调查，根据实际情况再考虑如何处理。

　　“王志国论文事件”再次说明，“零容忍”原则在我国科学界并没有落到实处，许多部门和单位甚至是“零作为”。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就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教育管理部门对学术腐败问题处理几乎是“零作为”，致使学术腐败现象在中国内地愈演愈烈。

　　对于包括论文造假在内的学术不端行为，相关部门和单位不可谓不重视，都设有所谓的“学术道德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科研诚信办公室”等学术监督机构，“零容忍”的宣示也不绝于耳。但人们看到的，却是雷声大、雨点小，特别当遇到当事人是院士、校长时，更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此前广受诟病的中科院院士魏于全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涉嫌“论文造假”事件，莫不如此。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因为当事人是院士、是校长，就视而不见、不了了之，其危害更大。

　　刮骨方能疗毒，惩前才可毖后。在当前科研经费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更需要把“零容忍”真正落到实处，对学术不端事件严格惩处。否则，只会助长不正之风的蔓延，糟蹋更多的科研经费。

　　“王志国论文事件”发生后，他本人已郑重道歉，并表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作为课题的合作研究单位和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哈尔滨医科大学和杨宝峰怎么可能一点责任都没有？而支持这两项课题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部门，又岂能“民不告官不究”？

　　据报道，中国工程院科学道德办公室称：已经对王志国论文事件有所了解，将会做进一步的调查。人们期待着，相关部门能本着“零容忍”的原则，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