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厂家直销代理:冯翔：与时间赛跑的母亲

　　聂树斌，1995年因“强奸杀人”被枪决时年仅21岁。

　　“也有人劝我，忘了他吧。我也想忘，可就是忘不了。我也不知道，是一点母爱呢，还是一点思念。” 张焕枝给儿子聂树斌简陋的坟头拔着草。 南都记者冯翔摄

　　“一个明摆着有冤情的案子，其查清过程为何竟如此艰难？……斯人长逝，墓草青青，‘昭雪’对死者来说已无实质意义，但对生者、对全体公民来说，却意义重大。聂树斌案真的再也拖不起了。”2011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来论《查清聂树斌案为何这么难》。

　　而聂树斌的母亲，一位67岁的农妇，还在日复一日地与时间赛跑。她既要一趟一趟地赶时间去法院催促，又要提醒自己一定要坚持到时间后面，等到再审的那一天。她明白，自己不能倒下。为死去的儿子。

　　等不及了

　　如果真有轮回转世，今天他也该过了负刑事责任的年龄了。

　　下聂家庄位于石家庄下辖的鹿泉市城西八里，是个不过千人的小村庄。跟中国所有的村庄一样，有先富起来的村民在窗户上贴着毛泽东像，道路两侧的墙壁上挂着诸如此类的标语：“见火就查，犯罪就抓。”

　　天凉入秋了。67岁的张焕枝站在一把三条腿的椅子上，颤颤巍巍地给卧室门上的小窗口糊上一层白纸。她身材矮但不瘦，有北方农妪的敦实。窗户已经好多年没有玻璃庇护了。虽说花不了几个钱，但她没心思修。“要是儿子在，这还用我一个老太太干么？”

　　另一个原因是，墙上也没钉着修玻璃匠人的电话。在客厅墙上，用图钉钉着八张纸条，每一张都写着一个手机号码，以及身份：家电维修、电话维修、煤场、律师、修电视、面粉坊……还有一张血栓药品的信誉卡。老伴聂学生每个月必须吃二百多元的药。儿子死后一年多他就得了脑血栓，直到今天说话还不利落，呜里呜噜的。肢体更不灵便，家里一切活都得张焕枝干，从种地到接受记者采访。

　　她已经知足了。儿子聂树斌被枪决那年的年底，聂学生一个人在家，把满满一瓶子降压药全吞了。张焕枝到家时，发现他僵在炕上，推也不动，喊也不醒。赶紧叫来一辆车把他送到鹿泉市医院，洗胃三个多小时。“我活得没意思，心想把这血压全降下去，就行了”。他解释。张焕枝朝他喊：“你可给家里省点儿心吧，我都要受不了啦。”

　　聂树斌于1995年4月27日被枪决。他死后，家里的生灵就逐渐多起来。现在有五只鸡、三只羊、一只猫和一条狗。老两口说，养这些动物纯粹是为了找乐儿。

　　一开始，聂家养的是一只四蹄踏雪的小狗，起名叫“白蹄儿”。2005年聂树斌案爆出“一案两凶谁是真凶”，出现重大转折后，来聂家采访的记者都看到了那只狗。又是6年过去，聂树斌一案还没有等来再审。“白蹄儿”等不及了，它死了。

　　4110元的葬仪

　　16年了。聂树斌生存过的绝大部分痕迹已从这个家里被抹去。他生前住的东屋改成了仓库，存放着玉米和麦种。这是这间屋子既不荒废，又可以平时避免进入的最好方式。床、桌子这些他用过的家具都扔掉了。

　　葬仪大约花了4110元。110元是骨灰盒的价钱。张焕枝说自己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法官的名字，“他说：你儿子都枪毙了，你还要骨灰？我说：那是我儿子，我的骨肉，你们家死了儿子不要骨灰啊？他就给我开了一封信，让我去找火葬场领。我在那买了个骨灰盒。”

　　2000元是给被害者康某的丧葬费。聂家人老实，听律师说这是判决书上白纸黑字写的，就没敢拖延。另外2000元用来给聂树斌找了一门“阴亲”，是一个十六七岁病死的女孩。家人觉得，把两人的骨灰盒埋在一起，可以算是给从来没交过女朋友的他一个慰藉。

　　由于父母尚在，聂树斌还不算正式下葬，不能入祖坟，只能在七八十米外浅浅地堆成一个简陋的坟头。张焕枝扑在上面哭得死去活来的一张照片被全国众多媒体刊登过。她说，每一年清明节都哭成这样。

　　“也有人劝我，忘了他（聂树斌）吧。我也想忘，可就是忘不了。我也不知道，是一点母爱呢，还是一点思念。”她给儿子的坟头拔着草，一把一把地，异常坚决地嘟囔着诸如在阴间要挺住、要跟坏人斗之类的话。

　　转折出现的那一天———2005年初，家里一天来了两拨记者采访，起初老两口以为是采访农村生活话题，结果发现对方的问话全部与此无关，觉得蹊跷了。接下来，他们从越来越多的记者口中，得知了一个叫王书金的囚犯。他对警察说：那起强奸杀人案是他犯的。

　　而那起案子，导致他们的儿子聂树斌被抓、被审、被枪决，已经十年了。

　　虚幻的“体制内良心”

　　供出那起导致聂树斌被枪决的强奸杀人案时，王书金还背着另外数起同类案件，一审被判处死刑。

　　王提起了上诉。他本人讲，这是因为当地检察院未起诉他犯下的这起案子，“死要死得良心无愧”、“不想让好人替自己背黑锅”。据内部人士透露，王记忆力极强，对十年前自己强奸杀人的细节记得极其清晰，甚至一串钥匙的摆放位置，都记得清清楚楚。

　　如果不是这个恶人最后的良心发现和超强的记忆力，聂树斌一案将与聂树斌本人一起，就此死去，被世间遗忘。正如他被枪决后12年，母亲才第一次看到判决书。

　　判决书的缺失，让法院从2005年-2007年里，多次理直气壮地拒绝过张焕枝的上诉。这让她气结梗喉：当初聂树斌被一审、二审判处死刑后，石家庄市中法、河北省高法根本就没有给过她判决书。

　　聂案之所以有今天成功上诉的局面，核心的程序因素就在于这两份判决书的神奇出现。

　　时为2007年4月，《南方周末》对此曾有如下描写：

　　“如有神助，今年4月的一天中午，为寻得判决书精神近乎崩溃的张焕枝拿到一封特快专递，没有寄件人信息。撕开一看，‘判决书！’这是1995年3月15日石家庄中院对聂树斌作出的一审判决。张焕枝惊喜又悲凉———这是儿子被处决12年后，她第一次看到判决书的模样，这也是她奔走两年经受无数屈辱苦求不得的东西……一个多月之后，张焕枝又以同样神秘的方式收到了河北高院的终审判决书。”

　　这个寄来判决书的神秘人物，马上被众多媒体评价为“体制内良心”的一点微弱仅存，并为他画出一副相貌：工作于河北尤其是石家庄的政法系统，与聂案有直接或间接关联，职位不会太高……

　　当着南都记者的面与老伴激烈争论后，张焕枝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应该不至于有人因此受到侵害。“你写吧，没事。”

　　这个曾温暖无数人内心的真相，事实上异常冷酷：两份判决书，是她家当时委托的律师去被害女子康某的父亲手里借来，复印的。那一点微弱的“体制内良心”，纯属子虚乌有。

　　张焕枝回忆，起初她去要，康父常以此话回应：“这个东西（判决书）我没有义务给你，你应该去朝河北高院要”。她推测，康父是对给“杀女凶手”平反，有本能的反感。

　　之后，律师多次上门苦口婆心做工作，终于如愿。至于当初为何隐瞒，张焕枝透露，是她自己要求《南方周末》保密的，怕给律师找麻烦。“毕竟，他还要在河北做律师。”

　　南都记者从可靠渠道证实了此事。

　　这么多年来，从省、市、县、乡直至村，各级行政和政法机关没有给过她任何一点物质帮助，或精神鼓励。正因为帮助太少，她才对律师，对那些帮助过她而素昧平生的记者、学者记得清清楚楚。

　　坚持到时间后面

　　张焕枝、律师和全国舆论所苦苦求索的，不过是一个程序正义———争取再审，重新审视16年前那起杀人案。事实上这种再审的难度极大。1994年，河北省还没有D N A检验等先进刑侦技术，认定聂树斌为凶手的依据主要是口供。基本上，再审就等于要用王书金本人的口供，去推翻聂树斌当年在公安机关作出的口供。

　　而王书金本人，则为这种最后的良心发现，而多活了4年。早在2007年他就被河北高院二审，但4年后的今天，他仍然被拘押在看守所内。在聂树斌案尚未重新盖棺论定之前，他这个信息的源头暂时是安全的。“我佩服他这个勇气”，张焕枝思索了一会儿，“可要不是他干下这起事，我儿子也不会冤死……”

　　每个月，张焕枝都要步行两公里，再坐两个小时的车去一趟河北高院，问儿子的案件何时能够再审。女儿聂树慧在石家庄做小学教师，女婿是个司机，都忙。这桩活儿只有落在她身上。

　　每一次都是千篇一律的信访大厅、一个法官会见，态度非常和蔼。“你回去吧，再等等”。至今，为张焕枝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都没有得到该院的许可，翻阅聂树斌案当年的案卷。

　　她只能日复一日地与时间赛跑。既要一趟一趟地赶时间去法院催促，又要提醒自己一定要坚持到时间后面———再审的那一天。她明白，自己是为儿子洗冤的主力，不能倒下。时间既是她的敌人，又是她的珍宝。接待来访的记者，她表现得极其专业，几分钟就能进入话题讲述，不浪费一点时间。尽管这种讲述———讲述儿子如何被抓、被杀、被烧掉，甚或还要带他们去看儿子的墓，在墓前哭上一场，对一个母亲而言，是世间最大的残忍。

　　讲述也曾经惹来麻烦。有一年，来了三个人，自称“检察院的”。他们问她：知不知道凤凰卫视能放到半个地球？你怎么能接受他们的采访，这样影响太大了！

　　“我当时真是气昏了。”眼泪再一次从张焕枝颤动的脸上滑下来。“他们要是再敢来，我一定问问他们：那我儿子被冤死了，这影响大不大？你们怎么就不管管呢？”

　　每年的年三十，她都要在桌上摆一双筷子、一个空碗，在里面放几个饺子。聂学生问起，她就说：这是多余的。她既希望儿子的灵魂能回到家中团聚，又不敢刺激到老伴的病情。她已经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男人，不敢再因此失去另一个。

　　“您相信人死后有轮回转世吗？”

　　这个问题，张焕枝反应极快，显然已想过无数遍。她的脸立刻扭曲出一个温暖的笑容，抬头望向阳光：“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