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燕2号:[转贴]岳飞之死：南宋王朝的畸形成人礼 【史海钩沉】

岳飞之死：南宋王朝的畸形成人礼5471 次点击23 个回复0 次转到微评 猫眼炯炯如炬 于 2009-5-26 21:05:4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史海钩沉绍兴十一年年末，一代名将岳飞在临安府的大理寺监狱里面被拉肋而死。从此，中国知名的亭台楼阁中，又多了一个风波亭。与意境空阔的黄鹤楼或凝重贞静的岳阳楼相比，这座位于临安国家最高监狱内的小亭子，从它声名鹊起的那一刻开始，就沾染上了永远也难以洗刷的戾气。这似乎也注定了它无法以实物方式永远留存，许多年过去了，它虽始终保持着一种坚硬的存在感，但却只限于言语或者文字中。

绍兴十二年，年轻的南宋王朝完成了它的成人礼。

但这一年，世间已无岳少保。

一

岳家军空旷的校场里。

一位脸上满布恐惧的中年人的双手被人牢牢地摁在背后的墙柱上，半点儿也动弹不得。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身长七尺的彪形大汉，他手里拿着一把牛耳状的利刃―那是一把随身佩刀。

大汉的眼睛里充满怒火，把瑟瑟发抖的中年人从头到脚扫视了一遍，接着一把扯开他胸前的衣服，将手中的利刃徐徐地推入中年人的胸膛，慢慢地剖开一条裂缝。然后，大汉把手伸进那正冒着热气的胸腔里，左右捣腾，拽出了一颗尚在跳动的、血淋淋的心脏。最后，大汉蹲下来，把心脏放在地上，用牛耳尖刀一刀一刀地割，直到割成碎末为止。

这段血腥的场景出自宋代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那位惨遭剖心的中年人姓姚，名字已经不可考，史书只是简单地称之为“姚某”。而那位操刀剖心的大汉，则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岳飞。

姚某，是岳飞的亲舅父。

事情源于有百姓到岳飞处状告他的舅父姚某，但事情可能并不大，所以岳飞只是让自己的母亲将舅父责备了一番。不久后的一天，岳飞与舅父一起骑马出行，舅父突然催马超越岳飞，然后回头射了他一箭，却只射中了马鞍。岳飞挺枪驱马赶上去，把舅父擒住，随后就有了上面血腥的一幕。

当岳太夫人赶到的时候，姚某胸腔里的温度已经散失殆尽。

岳太夫人浑身发抖，责问岳飞：“何遽若此！”

岳飞回答道：“若一箭或上或下，则飞死矣……今日不杀舅，他日必为舅所害。”

二

又过了许多年。

在临安府的国家最高监狱里，蒙冤的岳飞已经绝食多日。狱卒路人甲颇有些同情心，偶尔会和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聊几句家常。

一个冬日，一个狱卒突然长叹了一口气，对岳飞说：“我平生一直认为你是个忠臣，所以恭谨服侍，不敢稍有怠慢。如今看来，却是个逆臣。”

岳飞瞠目，问：“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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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对话同样出自《三朝北盟会编》。狱卒的话貌似很有哲理，其实只说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皇帝已经把你岳飞下了大狱，也就意味着你们的君臣关系已经彻底破裂了，皇帝不会再让你出去，所以，死，是必然之事。如果换成“岳式语录”的句式，这段话可以总结为：“（在皇上看来）今日不杀岳飞，他日必为岳飞所杀。”

狱卒对岳飞说的话，和当日岳飞对母亲说的话，何其相似，犹如谶言。

当然，这不是谶言，而是命运的伏笔。

三

任何人，在达到一个道德高度之后，个人形象总难免从立体退化到平面，从错综复杂的多维退化到高、大、全的单维。岳飞也是如此。忠君爱国、民族英雄等宏大的表述，掩盖了他性格中的许多缺陷，譬如极不宽恕。

对舅父的残忍，只是岳飞缺乏宽恕的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岳飞的第一任妻子刘氏，同样也遭遇到了岳飞的不宽恕。

刘氏在战乱中与岳飞失散，为生计不得不两次改嫁。岳飞功成名就之后，韩世忠在自己军中偶然发现了刘氏，只不过此时她已嫁给了一个小吏为妻。

韩世忠写信给岳飞，让他“差人来取”刘氏，岳飞没有回音。韩世忠无奈，将此事上报给高宗，岳飞这才不得不上奏解释：“臣我当日履冰渡河，留下刘氏侍奉老母，没成想她竟两次改嫁，臣我切骨恨之。现已差人送钱五百贯，以助其不足。”

《建炎系年要录》中的记载与岳飞的申辩略有差异：“其妻刘氏与飞母留居相州，及飞母渡河，而刘改适。”刘氏并没有主动抛弃岳太夫人，而是在岳太夫人渡黄河南下之后，在战乱中因为无依无靠才改嫁。“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刘氏只不过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走投无路的乱离人中的一个罢了。

岳飞的人格魅力一直被神化，其实真实的岳飞毛病很多，譬如嗜酒、喜欢鞭挞同僚等。

绍兴元年（1131年），赵秉渊在洪州任职，恰好岳飞当时也驻扎在洪州。有一次岳飞喝得酩酊大醉，不知何故竟将赵秉渊打了个半死。绍兴三年，当朝廷准备把赵秉渊调拨给岳飞时，赵秉渊激动地表示宁死也不做岳飞的下属，最后利用关系，改调到了旧交刘光世的麾下。岳飞嗜酒辱人的影响很恶劣，最后竟传到了高宗的耳朵里，高宗只好下了一道谕旨，告诫他不许再酗酒。

追究岳飞的真实性格，是解读岳飞命运最重要的两把钥匙之一，另一把钥匙则是南宋王朝那场必然到来的成人礼。当这两把钥匙合在一起，也就等于开启了通往绍兴十一年那个冬天的风波亭的大门。

四

每个皇权国家的成人礼，通常都需要达成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军队的国家化，也就是将主要军事力量置于中央政府的统辖之下；另一个是财政的国家化，中央政府必须能够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

北宋的主力部队―禁军，早已在开封城下化为乌有；江南地区的财政也无从指望，宋高宗赏赐大臣时，竟然连一匹完整的马都拿不出来，最后只好折算成钱，赏赐“半匹”。所以，当南宋王朝在北宋王朝的土崩瓦解中仓皇诞生时，这两个条件它都难以具备。因此，从宋高宗的第一任宰相李纲开始，努力完成这个成人礼就一直是执政者最大的政治任务。




在军队国家化这个问题上，李纲的政策是恢复唐代的藩镇体制。他建议在宋、金前线的太原、真定、中山等地设立一些允许世袭的军事藩镇，给予藩镇将帅们自主收取租赋的特权，让他们彼此协助，共同抵御金人的进攻。

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当时宋高宗手里连一支像样的军队都没有，更没有财政收入能够支持他组建军队。所以，李纲只能寄希望于将民间的抗金武装以及流落在外成为盗匪的残余北宋部队收编起来组成国家的基本军事力量；选择恢复藩镇体制也是无奈之举，朝廷没有钱可以支持军饷，只好任由军阀们成立藩镇，自给自足。

可惜，李纲的建议与高宗发生了理念上的巨大冲突。高宗始终坚持恢复北宋的禁军体制，要求主要军事力量必须直接控制在皇帝手里，绝对不能容许藩镇的出现。所以，这个政策流产了，李纲本人也被逐出了朝廷。

无名小辈岳飞，在这期间第一次上书给皇帝，对朝政大肆批评。他洋洋洒洒地写了一份《上皇帝书》，但奏章的主旨一团乱麻，对朝廷的政治风向也是两眼一抹黑，虽极力想要说服高宗以武力恢复故土，但却连谁是政敌，谁是同盟也分不清，他竟指着当时南宋政权内最大牌的主战派李纲好一顿痛骂。

稍后于岳飞的著名史学家李心传对《上皇帝书》评论说：“不知所论何事。”然而，史学家们很轻易地原谅了岳飞，说他“作为一个偏?，不了解朝廷争议内幕”（王曾瑜《岳飞新传》）。虽然这种开脱并没有错，但也不见得客观。一个小小的偏将，对朝政一知半解，却敢于写好几千字、不知所言何物的《上皇帝书》，勇气固然可嘉，但这样浮躁、轻脱的性格，却绝非个人之福。
回复 | 引用 回帖人：猫眼炯炯如炬    影响力指数：45猫眼炯炯如炬 已收获 4489150 次点击，11 个追随者')" onmouseout="UnTip()" href="javascript:;">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9-5-26 21:12:57    第 3 楼五

接替李纲，继续促成这场成人礼的，是黄潜善和汪伯彦这两个日后遭人唾骂的“奸臣”。

黄、汪二人采取的措施与李纲完全不同。他们和宋高宗一样对藩镇体制有着深深的恐惧，所以极力主张建立直属于皇帝的中央军。他们决定解散那些抗金的民间军队，也不再招降盗贼，而是从这些民间军队和盗贼军团当中挑选出优秀的士兵，来组建由皇帝直接指挥的中央军，即所谓的“御营军”（在御营军之前，南宋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有两支：一支是常年在西北抗金的陕西军，后演变成四川军团；另一支是老将宗泽统帅的开封军团）。

结果御营军没有组建成功，其编制经过频繁变动，到建炎三年（1129年）终于彻底分裂为三股力量：一是刘光世的御营副使军，二是韩世忠的御前左军，三是张俊的御前右军。这三股力量脱离出去之后，御营军虽然继续存在，但基本上已名存实亡。

刘光世、韩世忠和张俊所统领的这三支军队，后来都发展成了南宋的主力军团，三人也和岳飞一起被视作南宋的“中兴四将”。值得注意的是，在张、韩、刘、岳这四支军团中，唯有岳家军不是从宋高宗的御营军中演变而来的。岳飞军团的前身，是宗泽开封军团瓦解后的残余小部队。这种独树一帜的出身，与岳飞日后的命运也难免有些关系。

在岳飞部队独立成军的过程中，也不难见到其性格中的那些不和谐因子。

建炎元年，岳飞隶属于著名的“八字军”领袖王彦。王彦受命率所部七千人渡黄河北进，岳飞部也在其中。渡河之后，王彦军迅速攻占了新乡城，金军误以为是宋军主力来犯，遂调集重兵围截王彦军，王彦不得不退守共城。在共城，岳飞与主帅王彦在作战方针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岳飞一气之下竟脱离主帅，独自率军离去。






《三朝北盟会编》如此记载：“及飞为镇抚使，恃法严肃，尤不可犯，而（傅）庆不改其常。飞待之异，庆颇觉之，不喜。”岳飞对傅庆的态度发生了不友好的改变，傅庆为此很不高兴。恰逢刘光世派部将王德前往高邮抵挡金军，岳飞也派了傅庆前去支援。傅庆以前曾是刘光世的部下，便在军前对王德表示自己有再回到刘光世麾下的愿望。岳飞的心腹张宪探听到这个事情，密告给了岳飞，岳飞则叮嘱他不要漏言。

随后，岳飞开始部署处理傅庆的计划。他召集了麾下所有的统制官，让他们比试弓箭的射程。傅庆连射三箭，全超出了170步，其他统制官都不过150步而已。在赏赐的时候，岳飞却故意把战袍、金带赏赐给了自己的另一心腹王贵。

《三朝北盟会编》中详细记载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傅庆抗议：“当赏有功者！”

岳飞问道：“有功者为谁？”

傅庆回答：“傅庆在清水亭有功，当赏傅庆！”

岳飞大怒，“叱庆下阶，取战袍焚之，褪毁其金带”，并向众人宣布：“不斩傅庆，何以示众！”

傅庆的死是一桩冤案。当年岳飞擅自脱离王彦，按军法当斩，最后宗泽怜惜他是一员将才，留而不杀；傅庆不过发了一番想离岳飞而去的牢骚，并没有真的擅自脱离编制，岳飞却容不下这位立下诸多汗马功劳的猛将，一定要设计将其杀掉。岳飞的狭隘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岳飞杀傅庆最重要的原因，其实缘于当时南宋各军团之间强烈的排外情绪。韩世忠的“韩家军”、张俊的“张家军”、刘光世的“刘家军”、岳飞的“岳家军”之间，用当时宰相赵鼎的话来说，是“相视如仇雠，相防如盗贼”，军队私人化的程度相当严重。傅庆的跳槽言论，理所当然不为岳飞原谅。

凡事对比之后才能看得更加清晰。绍兴四年十一月，岳飞的幕僚刘康年假冒岳飞的名义，向朝廷请求对其家人加恩赏赐，后来岳母受封为“国夫人”。事后，岳飞极力向朝廷辨明此事，并力求朝廷收回成命。但为了安抚岳飞，朝廷还是决定另外加封岳母为“福国太夫人”，而且由高宗御笔书写这五个字，并亲自颁赐。

幕僚冒充主帅与傅庆那番并未兑现的牢骚，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岳飞对刘康年的处分，是抽了他500鞭子，尽管也很重，但比起将傅庆直接杀掉就轻很多了。

类似的事件并不是特例。绍兴元年十二月，岳飞的外甥女婿高泽民同样假冒岳飞的名义向枢密院投状，要求获得都统制或者总管一类的任命。朝廷答应了他的要求，升迁岳飞为都统制。

这两件事情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岳飞事后再次向朝廷辨明了真相，要求朝廷收回成命，并严惩高泽民。高宗则回复说，“岳飞勇于战斗，驭众有方”，这次任命完全“出自朕意”，让岳飞不要胡思乱想，好好工作。并且下令，要为岳飞铸造一款特别的官印。

若严格按照军法，刘康年和高泽民的举动都应该处斩。岳飞不斩他们，却设计斩掉了傅庆，其中那种自己人和非自己人区别对待的况味，很值得咀嚼。

八

家军体制的形成，不是岳飞个人的罪过，甚至连罪过都算不上―虽然朝廷一直对此很不高兴。

在朝廷无力供养、更无力制约军队的时候，若想让一支军队具备凝聚力和战斗力，家军体制自然是不错的选择。南宋初年所有重量级的军队，以淮东楚州为大本营的韩世忠军，以池州和庐州为大本营的刘光世军，以建康府为大本营的张俊军，以鄂州为大本营的岳飞军，以及远在四川的吴?军，最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组建家军，个中原因，有着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烙印。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岳飞对傅庆的极端惩罚，似乎也可以谅解。毕竟，在中央政府有名无实的形势下，维持家军体制的稳定性与维持部队的战斗力，基本上是一个同义词。

从遍地狼烟到经过一连串的洗牌后只剩下主要的五大家军，南宋的军事力量迈上了一个大大的台阶。五大家军正式成型之后，对金的防御可以说已绰绰有余，但弊端也很严重。家军之间严格划分界限，彼此猜忌，联合作战时常常互拖后腿，正所谓“相视如仇雠，相防如盗贼”；而以朝廷之力，也无法自由地指挥五大家军。

绍兴六年，宋军与金军支持下的伪齐军队在淮南会战。主战派宰相张浚的作战计划是让张家军、刘家军和御营杨沂中军三军联合出击，但刘光世却以没有粮草为借口，拒不合作。张浚从大局着想，以最快的速度给他送去了粮草。可是，当杨沂中的军队抵达指定位置时，刘光世却早就从前线撤了下来，而且还准备向南渡过长江。所谓三军联合作战，自然也完全成了空谈。

岳飞同样也被当时的主流舆论认为不愿意与朝廷合作。《三朝北盟会编》中载，绍兴六、七年间，张浚曾打算征讨伪齐，因此与四大将―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在龟山举行最高军事会议。其间，家军大将们的态度各不相同，刘光世主张防守，韩世忠则极力建议进兵，资格最老的张俊态度模棱两可，对张浚说：“都督你说要打，咱就打；你说要守，那咱就守。”

张浚最后求助于家军当中兵力最强盛的岳飞。结果，“惟岳飞独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岳飞的态度让张浚非常意外。所以，张浚对岳飞的看法大变，认为他是在“养寇自重”。岳飞是不是真的养寇自重先弃而不论，但至少他的态度已经引发了南宋朝廷对他的极大猜忌。

这次会议的最终结果是，除了韩世忠之外，没有一支家军愿意与南宋中央政府的代表张浚合作。而韩世忠之所以愿意合作，恐怕也和张浚一直以来都希望把韩家军打造成北伐的绝对主力有关。

九

龟山的最高军事会议，可看作是南宋政府对家军集团态度的分水岭。

绍兴七年二月，南宋朝廷在考虑良久之后，终于决定对家军采取措施。宋高宗和宰相张浚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罢免刘光世的兵权，解体刘家军。

在“中兴四大将”中，刘光世是真正的战争厌恶者。这位将门之子的全部精力，早已转移到了房宇田产和珍宝古玩上面，高宗赏赐的古玩，他可以从早晨开始，把玩到四更天。出现战事，他也从不亲临前线，只派遣偏将前往。所以，解除刘光世的兵权，很轻易就获得了朝廷上下的一致同意。

问题是：谁来接管刘光世这支军队？

在这个问题上宋高宗和张浚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一个月前，金国派来使者，向南宋通报了宋徽宗的死讯。父亲的去世极大地刺激了宋高宗，恰好此时，他又一次召见了岳飞。岳飞希望高宗能够给自己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军队，去直捣黄龙府。沉浸在丧父之痛中的高宗，立即将岳飞升职为太尉、宣抚使兼营田大使。从此，岳飞的官爵正式与韩、张、刘三大将平行。

三月，宋高宗移驾建康府。韩世忠此时正率自己的贴身亲兵在建康护驾，但高宗却撇开他，在寝宫里再次单独召见了岳飞。

在这次交心中，高宗给了岳飞一个天大的许诺：“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金佗续编》）“节制”的意思是暂时指挥或间接指挥。也就是说，高宗不但把刘光世的5万多部队交给了岳飞，还把川陕的6万多吴家军以及其他一些小军团，总计约17万之多的军队一并交给了岳飞指挥。再加上10多万岳家军，归入岳飞指挥的部队总计达到了近30万，而不受岳飞指挥的韩家军和张家军加起来也不过10万左右。






他告诉张浚，他不同意让吕祉和王德去接收刘家军。因为王德和其他刘家军将领素来不和，别人不会服从他；而吕祉只会纸上谈兵。他们去接收，一定会出乱子，所以，“必择诸大将之可任者付之，然后可定”。

接下来的谈话越来越僵。

张浚问：“那么张宣抚（张俊）如何？”

岳飞说：“张宣抚是老将，也是我的老领导，但为人暴而寡谋，不能让刘家军的将领们信服，恐怕不行。”

张浚再问：“杨沂中应该可以吧？”

岳飞说：“杨沂中与王德是一个档次的，怎么统帅得了一支大军！”

因为上一次的军事会议，张浚对岳飞本来就没多少好感。话谈到这里，他的火气也上来了，怒道：“我就知道，除了太尉你，其他人都不行！”

岳飞也不示弱，愤然回击道：“都督既然询问我，我就不敢不说实话、尽愚忠。我岂是为了得到淮西的军队！”

事情正朝着宋高宗最担心的方向发展。

在岳飞的一生里，很容易看到许多彼此呼应的事情，如他诛杀舅父时的那句“今日不杀舅，他日必为舅所害”，和日后临安监狱里狱卒的那句“少保若不死，出狱，则复疑于君，安得不反！”

许多年以前，无名小辈岳飞因不赞同大名鼎鼎的“八字军”领袖王彦的战术方针，而置军法于不顾，怒而脱离部队，以至于王彦终生不愿再和他共事。

许多年以后，声威赫赫的岳太尉再次将类似的冲动复制了一遍。从张浚的都督府出来，他立即给高宗写了一封辞官的奏折，没等高宗批准就冒着“擅离职守者斩”的风险，连驻地都没回，就跑到江州庐山的东林寺，为老母“持余服”，扫墓守孝去了。

冲突继续升级。张浚得知岳飞根本没回驻地，怒不可遏，接二连三地上奏宋高宗，说“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简直是赤裸裸地要挟朝廷，建议朝廷干脆将岳飞的兵权也一起收掉。高宗也很懊恼，屡次对着大臣严厉指责岳飞骄横跋扈。

尽管高宗最终仍然不得不派人去敦促岳飞复出，但他心里那扇一度对岳飞敞开到了极限的大门，却从此悄无声息地完全关上了。当岳飞终于被劝下庐山，前往建康府请罪时，高宗说了一番似软实硬的话：“卿家前些日子的奏折很轻率，但朕并不恼怒。若是恼怒了，怎么会没有谴责卿家呢？太祖皇帝说过，谁犯了我的法度，我用来招呼他的就唯有刀剑。如今让卿家继续执掌军队，寄托恢复的重任，可见朕确实没有怪罪卿家的意思。”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君臣彼此都把这层隔膜深深地埋在心里，彼此都不再折腾，也许最后的结局还不会那么坏。可是，岳飞性格中的狭隘像一条毒蛇般纠缠着他的命运。回到鄂州后，他马上又给高宗上了一道折子，仍旧不依不饶地在折子里说什么“陛下比者寝?之命，圣断已坚；咸谓恢复之功，指日可冀。何至今日，尚未决策北向……”所谓的“寝?之命”，就是他们君臣当日在寝宫里的那番赏识与承诺。

岳飞不断地提醒着高宗曾有过的那个“寝?之命”，其实就等同于在不断地提醒高宗，他从未释怀这件事情，也将自己脖子上命运的吊索越拉越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