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檐走壁符石组合:毛泽东是否选择了王洪文为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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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否选择了王洪文为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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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悬而未决的历史公案

提示：文革期间，上海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被毛泽东作为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代表选进了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但是，王洪文是否就是毛泽东为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多年来党史界颇有争议，成了一段历史公案。

王洪文，这个靠“文化大革命”发迹、在中共十大上腾飞的“政治明星”，在当时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评论。中共十大，王洪文位列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三把手位置，一直被研究中共党史的中外同行认为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但是，从解密的文革文献和中央文件中，都没有看到毛泽东说过或由中共中央文件明确表明过王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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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是晚年毛泽东为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一次大检阅。毛泽东认为，这场运动，再次证明了以工人、学生为主要力量的、具有造反精神的“红卫兵”才是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和贯彻者，才是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为了表现和巩固文革的成果，也为了在中央核心层有“中坚力量”的代表，毛泽东选择了王洪文。直到最终毛泽东将权力交给华国锋，多数人才理解了毛泽东当时的政治意图。

让我们寻着王洪文“腾飞”的轨迹，还原这段历史。

王洪文出身贫寒，兼有“工农兵”经历

王洪文，四人帮主犯之一。1935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西新乡开源村一个贫农家庭，因家贫自幼给当地富裕人家放猪，念过3个月的私塾。1951年4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7军第80师，曾任警卫员、通讯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在部队入党。1952年随部队调防江苏省无锡市。1956年复员后，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担任保卫科干部。

王洪文靠打砸抢，文革中成功夺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洪文及同厂6人即起来“造反”，1966年11月王洪文与陈阿大等30余人串连发起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并被推为主席团成员（后任司令）。 11月9日工总司召开成立大会，在成立宣言中公开提出“我们要夺权”的口号。由于中共上海市委拒不承认“工总司”，王等在会后煽动和裹胁数千人，强行登车要北上“告状”，制造了上海站36趟北开列车不能出发，铁道运输被迫中断31小时34分的“安亭事件”。此后，又接连制造“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等，使上海陷入极大的混乱。

1967年1月6日在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策划下，王洪文、徐景贤等于1967年1月6日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在全市掀起了“造反夺权”的“一月风暴”。1月19日，王洪文等又在“砸烂旧工会”的口号下，篡夺了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权。

1967年8月王洪文等又一手制造了砸“联司”的全市最大的武斗事件。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王洪文当上了副主任。同年12月，在“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派会议”上当选为工代会常委，后于1973年4月第五次工代会上当选为市总工会主任。

王洪文崭露头角，得到毛泽东赏识

1967年7月，毛泽东从武汉来到上海，住到西郊顾家花园，当时正值上海“八四”事件。王洪文调动了30多万工人，砸掉了反对市革委会和“工总司”的造反组织。毛泽东深夜坐装甲保险车到外滩巡视，看见一群手持长矛、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在上海市革委会门前站岗，觉得上海的形势与武汉大不一样，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非常高兴。他对张春桥说，要重建上海民兵，指示武装十万工人。张春桥问，要不要发枪？毛泽东说，每人发一条棍子。张春桥深知毛泽东发动文革要依靠上海的工人阶级，所以就把王洪文和“工总司”当成自己的筹码，将王洪文介绍给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红色履历”后，毛泽东非常感兴趣。

1968年国庆节，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全国工人和工宣队的代表到北京观礼，王洪文作为上海代表团的领队住进中南海。深夜，周恩来看望了他们。使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在那么多代表中，毛泽东单独接见了他，并把王洪文介绍给身边的林彪。

毛泽东问王洪文，你现在是在工厂还是在“工总司”？王洪文说，在上海市革委会，也兼着“工总司”的工作，每个星期还要到厂里劳动。毛泽东满意地说，永远不要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这次谈话，王洪文给毛泽东的印象很好，后来毛泽东一再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

很多人都以为王洪文是在十大才发迹，其实在党的九大上，王洪文就“出人头地”了。国庆观礼结束后，王洪文被留在了北京，指定列席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了局势。10月31日闭幕式上，毛泽东在全体会上说，给大家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王洪文站起来。毛泽东说，他是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毛泽东说，前年“安亭事件”就是他搞的。这次会议，有年轻的同志参加，很好，但是太少了。

看到毛泽东对王洪文如此重视，张春桥马上调整上海市革委会的座次，王洪文成了“王老三”，排在张、姚之后。接下来筹备九大，王洪文担任上海筹备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并作为上海代表团的负责人出席党的九大。

1969年4月13日下午，毛泽东敲定王洪文作为九大发言人之一。4月1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宣布，王洪文同志讲话。王洪文走上讲台，代表广大工人阶级，热烈拥护毛泽东在九大的重要讲话，拥护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和新的党章。在第二天的大会公报上，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排在一起，他的发言照片也被放在报纸的显著位置。

王洪文从此被选进了九大的中央委员会。因为张、姚进了中央政治局，他们指定上海的工作由王洪文和徐景贤主持。

王洪文进中央，坐上第三把交椅

1972年9月，张春桥打电话通知王洪文移交工作，调他到北京学习一段，带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带一名秘书。

周恩来安排王洪文住进钓鱼台九号楼。王洪文搞不清中央调他的意图，但重用他是肯定的了。毛泽东多次找王洪文谈话，详细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取他的看法。毛泽东也对他开导和帮助，并特意关照周恩来“传帮带”。中央政治局的小型会议，中央处理七机部问题的会议，解决河南两派的会议，甚至包括绝密的讨论……总之，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都通知王洪文参加，并让他发表意见。

中央办公厅给王洪文送来完整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开始，王洪文小心谨慎，认真学习。还把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主力肖木调来当他的学习辅导员，帮他制定了学习计划，每天读两个小时的书。但渐渐就没了兴趣。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好感逐日增加。1973年5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十大准备工作。周恩来宣布，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列席政治局会议。还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并提出新的党章草案。

　　8月20日，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开会，毛泽东让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要重视提拔新生力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任副主任。周恩来宣布完，立即从主持人的位置下来，让王洪文接下去主持。

　　1973年8月24日，十大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8月28日开闭幕式时，毛泽东因身体不适缺席。周恩来宣布，今天大会，毛主席请假，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王洪文投下毛泽东的选票时，全场热烈鼓掌。这样，王洪文名正言顺地坐到了党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上。

王洪文才疏学浅，渐得毛泽东厌烦

十大前，王洪文到上海调研，对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复旦大学教师）说，毛主席让他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古文他读不懂，要朱永嘉给他讲讲。朱很为难，就用白话文讲解了一遍，王洪文的政治嗅觉很灵，已心领神会,默不作声。

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大有用意。西汉末年，放牛娃出身的刘盆子，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15岁时摸彩摸到皇帝的宝座。当了皇帝，仍与一班放牛娃玩在一起。王洪文的经历与刘盆子相似，显然，毛泽东借刘盆子提醒王洪文，按刘盆子的资历、能力和社会地位，是没有资格当皇帝的，只是侥幸依仗了刘氏宗室。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学习，结果也会像刘盆子一样，最后狼狈地卷起铺盖走人。

王洪文驻进了钓鱼台16号楼，在八大处还给他新建了一座高级别墅。还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工作和服务班子，先后配备四名秘书，还有专门的保健医生和护士。王洪文打羽毛球上，又专门设置了一个羽毛球馆。

　　王洪文酒量不算太大但贪杯。顿顿少不了酒。酒足饭饱后就开始玩，打扑克、打麻将、打球、打猎、钓鱼、看电影，经常忙得连轴转。钓鱼到中南海，打猎到军用机场，基本不读书不看报，只要不开会，时间自己支配。

毛泽东很想培养王洪文，无奈王洪文根基太浅，是扶不起的阿斗。王的秘书肖木说，有一次毛泽东讲起张勋复辟的事，可以想见老人家当时是忧心忡忡，担心“文革”夭折，而王洪文竟连张勋是谁也不知道，问毛辫子兵是怎么回事，毛让他自己去查。

　　毛泽东16次会见重要外宾，都由周恩来和王洪文陪同。王洪文和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后，毛泽东当面批评他们，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0月，“四人帮”决定派王洪文飞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王洪文，再次说，你们不要搞上海帮。自此以后，毛泽东明显冷淡了王洪文。

周恩来病重后，毛泽东逐步把权力转移到邓小平身上。1975年1月8日，在十届二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增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讨论国务院人选时，确定邓小平仅次于周恩来，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虽说由王洪文主持工作，但只是抓中央读书班，实权全在邓小平手里。1975年8月，王洪文被毛泽东派到上海“蹲点”，一蹲就是几个月，个中滋味，王洪文自然品得出来。直到毛泽东去世，王洪文也没有等到继位的机会。

王洪文仕途终结，“四人帮”被逮捕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逮捕。虽然王洪文的职务在“四人帮”中最高，但实际上，到中央以后，他只是一个政治玩偶,本人没有任何政治主张。所以，他的主要罪行是1966年12月、1967年8月参与制造武斗，1976年伙同张、江、姚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策动上海武装叛乱。庭审中，王洪文没有请律师为其辩护。

　　终审判决，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王洪文在北京病亡。

作为大政治家的毛泽东，绝对不会把千秋大业让王洪文这样的庸碌之辈来继承。以毛泽东的雄才大略，王洪文只不过是当时政治布局上的一个棋子罢了。毛泽东把王洪文安排进中央,主要还是为了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王洪文作为一个象征性人物,仅是为了在中央领导核心中，显现“革命造反力量”的存在。决不是象有人意断的，是毛泽东为自己选定的接班人,那样认为的话，就是低估和诋毁了毛泽东的政治智慧。如果说王洪文是文革中崛起的“政治明星”，充其量算是一颗曾经划过天际的“政治流星”。王洪文绝不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这段公案到了应该了结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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