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色幻想莉可和可可:文革旋涡中的３８军（余汝信）

文革旋涡中的３８军  ·余汝信·

[ 2006-7-10 23 ]

    对３８军的历史，尤其这支部队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多有误传，实有予以澄清之必要。

3８军，文革期间的番号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八军”。其前身，是东北民主联军第１纵队。１纵与２纵、６纵，合称林彪“三虎”，同为公认的东野主力。追溯至更久远的历史，其１１２师３３４团的前身，为１９２８年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暴动后创建的红５军之一部，１１３师３３８团的前身，为１９３２年吴焕先等重建的红２５军７５师一部。１９３７年８月，两部分别改编为八路军１１５师的两个营。１１２师３３５团和１１３师３３７团，前身亦为以红军干部为骨干组成的１１５师一个营和一个补充团。该军１１４师，前身则为东北军１１１师，１９４２年起义投奔中共，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

“三虎”之中，１纵、２纵与林彪的渊源远不及６纵。６纵１６师，即后来的４３军１２７师，其历史可溯源至北伐战争中的国民革命军第４军独立团（即中共早年掌握的第一支正规部队——“叶挺独立团”）。１９２６年，林彪从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分配在该团当见习排长，从此与革命军事生涯结缘。

弄清历史渊源，是重要的。不要老说３８军与林彪本人如何如何。如果非要说什么林彪嫡系，真正算得上的，只有一个１２７师。说３８军是林彪嫡系，怎么不说它是彭德怀赖以起家的老底子？１纵在东北战场确实打得好，原因一是其基础好，二是林彪指挥得当，与其是否嫡系，并无必然联系。

１９５３年７－８月，３８军返国，集结于吉林省境内长白山地西南端。军领率机关驻通化市内，所辖１１２师师部，位通化市郊庙沟；１１３师师部，位山城镇；１１４师师部，位海龙。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５日，军委电令：“奉毛主席、中央命令，为了更好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加强战备”，决定对陆军第２１、６９、３８军的部署，作出调整：

２１军，由山西移驻西安、宝鸡地区，由北京军区调归兰州军区建制。驻甘肃平凉地区之陆军第６２师，归还２１军建制。

６９军，由河北保定地区移驻山西，接替２１军防务。

３８军，由吉林通化地区移驻河北保定地区，接替６９军防务，由沈阳军区调归北京军区建制。

军委又令：“以上部队接到命令后，应迅速做好行动准备，尽快开动。２１军６９军务于３月５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３８军务于３月８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

三个军的连环调动，牵动大，时间紧。据３８军军史称，２月１５日凌晨４时许，受领移防预先号令。当日，军部分主要领导即乘飞机先期到达。１６日０时１５分，受领沈阳军区转“部署调整”电令，１８日１９时１２分，先头部队第３３４团１营乘火车离开通化，从下达预先号令到第一列列车发出，中间仅有三天时间

所以，据该军军史，可以确切得知，３８军调防保定的时间，是1967年２月，而不是在“文革前夕”，时距毛泽东解决北京市委“独立王国”，已近十个月，３８军移驻保定地区后，代号改为4800部队。时军长李光军，年48岁，政委王猛，年４７岁，皆为３８军的新人。

李光军，江苏睢宁人，新四军——三野出身。１９４７年任华东野战军２纵６师１７团团长，后任由６师整编的２１军６３师师长，１９５６－５９年曾赴苏联总参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四年，回国后历任３９军副军长、６４军军长，１９６４年由大校晋少将，同年接替邓岳，任３８军军长。

王猛，河北盐山人，八路军——二野出身，在二野１６军４６师历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1954年调任长春第二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1961年任校政委，正军级。同年二政校撤销，向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要求回野战部队，未有正军职务可以安排，降任３８军副政委，在所不计。1964年与李光军同时晋升少将，１９６６年１２月，接替于敬山任军政委。

１９６８年“杨余傅事件”后批“华北山头主义”，郑维山说，３８军调防保定，是杨成武提议，得毛泽东批准。杨成武此议用心何在？是否有向林彪示好之意？笔者不好妄自揣测。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杨成武此举，却应了一句老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３８军的到来，成为杨所支持的北京军区的一大麻烦。

关于保定的军事地位，明末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有云：“重山西峙，群川东汇。宣府、大同为之屏障，倒马、紫荆为之阻隘。联络表里，翊卫京师，诚重地也。在昔河朔有难，保定恒先受之”。

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河北省会、省军区、６９军军部同驻保定。１９５８年，省会、省军区搬至天津。１９６６年４月间，中央酝酿天津为直辖市，河北省会、省军区再由天津回迁保定。

１９６７年１月，河北省军区和６９军介入保定地区文革。２月１１日，宣布有三万余人的“河北省工农荣复转退军人红卫兵保定八一造反总司令部”（“八一总部”）为反动组织，出动２７个连队，以武力强行取缔了“八一总部”等多个群众性组织，逮捕１２００余人，入狱２３８人。３８军初抵新防区，于２月２４日奉命与省军区一起担负保定地区的支左任务，成立支地办公室。军党委分工，第一书记、军长李光军管“三支两军”，常委、副军长刘海清、副政委邢泽辅之，并主管保定市支左，挡在第一线。第二书记、军政委王猛管军内，对外不出面。

介入保定地区支左之初，３８军尚无一定之见。自１９６７年４月以后，以“八一总部”平反与否为导火线，保定造反派组织重新洗牌，组合成“工总派”（即“农大造反团派”）和“工筹派”（即“革命红楼派”）两大派系，较稳健、保守的“工筹派”得到省军区的支持，受省军区排斥的较为激进的“工总派”，主动对新来乍到的３８军示好，寻求支持，３８军与河北原当权势力无任何牵连，在感情上亦倾向于“工总派”，与“工总派”一拍即合。

３８军与省军区（当时称保定“两军”）在支持谁的问题上各持己见，渐行渐远，裂痕加深，终致水火不相容。与省军区荣辱与共的北京军区，对３８军颇有微词。保定两派也各恃有军队方面支持，冲突四起，武斗不断。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于1967年６月22－23日发生在保定市内的河北农业大学，两派近万人大规模混战，虽得３８军和省军区赶至现场试图平息，但未能奏效，造成７人死亡，近300人受伤（其中部队数十人）。

为解决保定问题，八月，中央通知保定两派代表进京汇报。期间，两派代表与“两军”——河北省军区马辉（司令员）、曾美（政委），３８军李光军、刘海清签订了双方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武斗稍歇，但两派矛盾未能根本消弭。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至翌年１月间，陈伯达在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等陪同下到河北各地视察，为省革委会的成立清除障碍。时驻河北各军、省军区均倾向于各地较保守一派，唯独３８军支持激进派，陈等急于稳定局势，在保定等地的讲话中，未免站在北京军区立场，对３８军支持的一派作了严厉批评。如郑维山１９６８年１月６日在邯郸炮１４师驻地接见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驻军负责人

时就说：“农造团头头崔士林，他父亲崔田民（余注：军委铁道兵第二政委），崔田民利用５０１狂派（余注：指石家庄铁道兵学院“铁道兵团”），伸向石家庄，是河北的反军罪魁祸首。崔士林利用造反团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是插到保定和各县破坏大联合的，各县大联合都被破坏了，五月份以来对付群众，对付河北省军区和北京军区……”。

“农大造反团”为“工总派”核心，是得到３８军支持的，陈等讲话虽然都没有明点３８军的名，但无形中给３８军造成了压力。

惟北京军区各人知道，３８军是毛泽东本人批准调至保定。毛泽东、林彪对３８军的态度如何，郑、李等人揣摸不透，不好太造次。与其和３８军硬顶着干，不如退一步以避其锋芒。

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８日，郑维山、李雪峰联名签发致毛泽东及中央的《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建议在省革委会成立同时，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其理由是“石家庄的文化大革命走在全省的前头，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可以形成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即发文批准郑、李的报告。

到了１９７１年１月华北会议期间，李雪峰在“我的检查”中检讨了此事经过：“在河北省革委会成立前后，陈伯达直接出面在筹备会上讲话，进一步打击三十八军，压迫另一派群众组织。他策划了省会搬家，先由他出主意，我和郑维山同志同意，两人联名写了报告，用他编造的搬家理由，欺骗了中央”。

不及两载，河北省会三易其坡，也真够折腾的了。事后有人说，这是郑、李故意让３８军难堪，此说似乎不无道理。石家庄是６３军军部所在地，河北省革委会组成人员中，６３军军长张英辉、省军区马辉、曾美同为副主任，而其他各驻军首长，包括３８军军长李光军，则只是常委，这安排本身，就很难说没有亲疏之分。

１９６８年３月，“杨余傅事件”发生。杨成武是郑维山的老上级，现突被撤职，无疑打了郑一记闷棍。郑自顾不暇，稍舒缓了３８军的压力。３－８月，中央在北京举办保定两派代表、两军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保定班，学习班长达五个月，在中央的督促下，由改组后的军委办事组出面做两军工作，两军、两派都各作了一些让步，通过协商，８月中，成立了保定地、市革委会，地区革委会主任，由３８军副军长刘海清担任。

１０月，李光军突接调令，平调至武汉军区任副参谋长。李的调动过于匆促，显得有点不大正常。据张云生说，调离李光军是杨成武当军委办事组负责人时提议的，杨并提议由６３军副军长徐信遗补空缺。报至林彪处，林不同意徐信到３８军，有意在本军提拔刘海清升任军长，压下了此事，并由此对杨成武产生戒心。李光军的正式调动，已是在杨成武被撤职大半年之后，内情究竟是否如张云生所言，今天已难以考证。但北京军区不喜欢李光军，应是事实，是刘海清而不是徐信接替李光军任军长，亦是事实。

１１月，省军区机关最终随省会搬迁由保定移驻石家庄，３８军压力再大减。

１９６９年，是３８军翻身的一年。

２月间，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召王猛到京，当着郑维山的面宣布：保定问题，由３８军负全责，北京军区不要介入，河北省革委会不要介入，河北省军区更不要介入。今后，保定问题直接报告谢富治。谢没有说明，这是那一方面的决定，但王猛可以感觉到，不可能仅是北京军区层次的，应该是中央的决定。

这一决定由谢富治来传达，颇为微妙。其时，北京军区政委共三位：李雪峰、

谢富治、刘格平。李为兼任，刘常驻山西，实权已向谢转移。同年１２月，中央对

北京军区党委作了调整，谢富治、李雪峰、郑维山、陈先瑞四人为军区党委书记，

谢排名于首。谢对３８军较为放手、支持，处事似比郑、李公道，事情在向对３８

军有利的方向发展。

保定成了３８军一家天下后，王猛对两派都采取了严厉的高压政策。７月，３

８军和保定地区革委会联合发出“七二二”布告，提出了两派制止武斗、上交武器

，无条件回厂、回校，按系统、行业、班组搞大联合，坚决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强

制性措施，８月１０日，地区公检法机关军管会在保定市体育场召开“坚决镇压反

革命分子宣判大会”，十万多人参加，３８军、北京军区和保定地、市革委会的负

责人到会讲话，会上宣判，对抗“三个布告”的两名“行凶杀人犯”死刑。高压态

势之下，８月底，保定地市实现了“三结合”，到１０月，收缴武器工作基本结束

，武斗工事全部拆除，武斗人员全部返回原单位，武斗停歇。

军事工作方面，３８军此时也受到军委的格外青睐。１９６９年２月２４日，

军委电示称，经毛泽东批准，决定将３８军组编为摩托化军。编成：军辖三个摩托

化师和军直炮兵团、火箭炮团、高炮团各一个。师辖三个摩托化团和坦克团、炮兵

团、高炮团各一个。翌年１０月，全部完成组编任务，３８军成为全军首个摩托化

军。

１９６９年１０－１２月，６３军从河北移驻山西，军领率机关从石家庄移驻

太原。原被北京军区视为“刺头”、“骄傲自满”的３８军没有被撵出河北，反而

，“华北山头”的“老大”６３军离开了河北，这真有点儿讽刺意味。翌年３月，

３８军党委第一书记、政委王猛增补为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３８军负责人首次进入河北省核心领导层，这在前两年也是不可能的事。

１９７０年８月，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翻车，李雪峰、郑维山均受

牵连。１２月１０日，３８军党委报告军委办事组并中共中央，“检举揭发陈伯达

反党罪行”。３８军党委的报告，意在借批陈一吐自调防华北后所受的乌气，今天

看来，报告一如当时的众多揭发批判材料，不乏牵强附会、言过其实之词。惟毛泽

东正愁没有攻陈的炮弹，３８军报告正中下怀，即于１２月１６日批示：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

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

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

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

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

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毛泽东口头常言“实事求是”，这个批示，就十分不“实事求是”。其一，陈

伯达以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去河北各地协助解决两派纷争，并非

越权。平息地方两派纷争，不是北京军区的“军政问题”，北京军区也绝无可能去

阻止一位政治局常委的所为，何况，陈的所为符合当时“大方向”。其二，毛泽东

一句“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将原与此事无关的林

彪扯了进来。林彪是否真的对毛说过这样的话，大有疑问。对３８军，对北京军区

各军的矛盾，林彪其实十分注意避嫌，从不表态。根据目前根据目前已知的材料，

自３８军调至保定，林彪从未到过该军，从未召见过该军的任何干部，该军的负责

人，亦从未单独求见过林彪。这也是“⒐１３事件”后３８军各负责人能安然摆脱

干系的重要原因（至于《５７１工程纪要》将３８军列入“借用力量”，仅是林立

果一厢情愿，与３８军本身无关）。

无论如何，３８军的批陈报告，使毛泽东找到了一块“石头”，砸向了陈伯达

郑维山、李雪峰。毛批示当月，王猛获提升为北京军区副政委。次年７月，经毛

林同意，中央调王猛任国务院国家体委革命委员会主任，并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王在任期间，对江青等插手体委渐生反感，有所抵制，江也不悦王，欲借“四届

人大”之机提拔庄则栋取代之，王乐得离开体委，“四届人大”前夕，调回部队任

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粉碎“四人帮”后，应国务院有关负责人要求，于

１９７７年２月，重返国家体委任主任（军内职务保留），１９８１年７月，再回

部队，升任广州军区政委，１９８５年以大军区正职待遇离休。

文革奉行体育外交，王猛对外以国家体委主任身份几乎天天露面，闻名于世。

知情者言，以王猛的才干，８０年代本可更上一个台阶。惟以笔者愚见，王虽不满

陈伯达、顶过江青，在国家体委亦做了不少好事，却也支持过保定地区造反派。就

因为这后一条（这本是文革客观环境所致），在主军的邓小平心目中就大打折扣。

王猛能以大军区正职“安全降落”，相对于他的同侪，已属万幸。这些，已是后话

１９７２年８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根据《通知》所附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军队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陆续撤销“三支两军”机构，撤回人员。前

于１９７１年接替刘海清任保定地区革委会主任的３８军副政委徐炜，亦于中央《

通知》发出后的翌年３月调回部队。在军队主政的高峰时期，３８军除２２个团分

管保定地区２３个市、县的“三支两军”外，还抽调干部战士到京中央国家机关、

大专院校“军管”、“军训”，如当时的军参谋长朱月华，就曾奉命到京任国务院

对外文委军管小组组长。

１９７４年，全国“批林批孔”。江青要抓“批林批孔”、批所谓林彪军事路

线的典型，抓到了３８军。江青派工作组到３８军１１３师３３８团８连进行“批

林批孔”试点，给８连送“批林批孔”材料，形势所迫，３８军也不得不派人到８

连“总结经验”，这些“经验”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多次发表，８连闻

名全国。当年７月２８日，王洪文、江青请北京军区三位负责人和３８军的四位领

导到北京北海仿膳堂吃饭，第二天，王洪文、江青、陈锡联、纪登奎等到３８军呆

了一个晚上，召开河北省及驻保军、地主要领导及３３８团８连全连参加的接见会

，王、江讲话、赠书，江青又作“顺口溜”夸３８军，折腾了好一阵子。但以后的

事实证明，江青等所为，徒劳无功。表面虚与委蛇，是没有办法的事，关键时刻，

军队不可能与他们走到一块。

１９７４－７６年，“批林批孔”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保定地

区武斗、混乱再起，河北省委、省军区难以遏制，中央不得不再次动用早已脱离地

方“三支两军”的３８军。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５日，以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秦基伟

为组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３８军政委王丕礼为副组长，北京军区副政委

兼政治部主任吴岱、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３８军副军长李连秀为成员的“中央

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进驻保定。３８军奉命于１１月１６日对全区各武斗据点

实行武装包围，之后，收缴枪支、拆除工事、解散武斗班子，１２月１３日，保定

集中５００余人赴京参加由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举办的“学习班”，同时，由省

委、３８军组建的联合工作组进驻保定，配合地、市委工作，形势迅速好转，保定

此一文革的“重灾区”，方根本结束了十年的反复动荡。（２００４年２月）

附：文革期间３８军正军职领导人更迭名录

军长：李光军（１９６６。５－１９６８。１０）

刘海清（１９６８。１０－１９７２。５）

朱月华（１９７２。５－１９７６。１０）

政委：于敬山（１９６６。５－１９６６。１２）

王　猛（１９６６。１２－１９７０。１２）

邢　泽（１９７０。１２－１９７２。１２）

王丕礼（１９７３。１１－１９７６。１０）

主要参考书目：

１、陆军第３８集团军军史（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

２、纪念李光军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保定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陈先瑞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