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里面的无名:朝鲜那些事儿uyi

朝鲜核爆的瞬间，吉林延边月晴镇的村民感觉到了“一阵头晕”。

他们生活在距离核爆处大约120公里的这个中国村落，与朝鲜隔图们江相望。他们的先祖中有的就是地道的朝鲜人，清代时迁入中国。而在天灾人祸降临时，图们江两岸的人都冒着巨大的风险，跑到对岸讨生活。

200多年的融合交流，让村民习惯了这个邻居。鸭绿江畔的辽宁丹东大部分市民也对核爆以及之后联合国制裁朝鲜的行动，反应平淡。而在北京的著名朝鲜餐厅“海棠花”，来自朝鲜的服务员依然微笑面对食客，客人们习惯性把她们当作朝鲜的“非官方新闻发言人”。在北京，朝鲜人也许就和你擦肩而过。

但紧张气氛依然有迹可寻：延吉市上空，有环保部门的飞机掠过；鸭绿江大桥上，出现了戴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袖章、穿迷彩服的士兵。而对联合国的制裁，中国表示支持。

这是一个特殊的邻居，与中国有着复杂历史关系和感情纠葛的邻居。一位著名国际政治学者表示，“历史经验已反复证明，单单用中国的援助和宽容换不到朝鲜的对华友善，在朝核问题上尤其如此。”

文章导读：

丹东：我的邻居是朝鲜

中朝边境往来者：哪边能吃饱就涌向哪边

朝鲜人在北京

时殷弘：中国如何面对朝鲜

丹东：我的邻居是朝鲜

丹东——这座因抗美援朝名扬天下的边境小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角色一直略显特别。它在基础建设投入和对外贸易方面小心试探，而对于给自己带来“显赫”名声的邻邦，它的对待方式既谨小慎微，又满怀期待。

鸭绿江对岸的任何一点异动，丹东都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朝鲜宣告“第二次核试验成功”以及之后遭受的“严厉制裁”，又将这个小城推进人们的视野

本刊特约撰稿 / 张司晨(发自辽宁丹东)

在辽宁丹东——这个与朝鲜隔江相望中国地级市，6月12日显得不同以往。针对朝鲜于2009年5月25日进行的第二次核试验，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和日、韩已对制裁草案达成一致——全面禁止朝鲜的武器出口，其在公海上的船只可能遭到检查。

这份制裁是北京时间6月12日24时通过的，代号1874。而朝鲜的态度则与2006年首次核爆时如出一辙地强硬。在几小时内，这个曾被美国列入“邪恶轴心”的国家表示：将采取“将钚武器化”“开始铀浓缩”和“武力反封锁”三大措施，与美国“全面对决”。

边境的异动与平静

制裁消息传出的当天，鸭绿江大桥上依然播放着《谁是最可爱的人》——那是59年前最著名的站地通讯。歌曲《一条大河》《歌唱祖国》，以及《志愿军军歌》的伴奏曲，也会传入你的耳朵。

只是在江桥的参观入口处，出现了武警丹东边防支队的人员，虽然游客上桥并未受到限制。江桥上同时出现了戴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袖章、穿迷彩服的士兵。据接近边防部队的人士透露：沈阳军区的边防部队已经同原本负责边境防务的武警丹东边防支队进行了换防。

常行走在沿江路上的孙姓商人指着头上的飞机说，那是中方某某型号的战斗机，这阵子天天在头上转悠；熟悉边境保卫事务的龙为民(化名)也说，朝鲜直升机曾连续三天跑到这边巡查，理由是：在其境内的航行半径不够，“借贵地调个头”。

在城东的河口村，摆渡人不敢将游船驶得离对岸太近——至少保持三四十米的距离。尽管他也知道，不论多么靠近，在法理上都是安全的——根据中朝之间的约定，江水共治，上岸才算过界；而一般边境上的江河都是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

船上游客的长镜头让这位摆渡者神经紧张。他反复用手指着舱门上张贴的告示——大意是严禁拍摄、招手、投掷食品、与朝方人员对话以及挑衅朝方军警，提醒游人小心。当船驶近河口铁路桥时，摆渡人从驾驶舱里跑了出来，对着一直不听劝告执意拍照的游客发了火。十多米外，一艘朝鲜人民军的小艇清晰可见，艇上有两个穿着黄灰色军装的朝鲜战士。

“这几天，我看到对岸的军人比以前少了很多，据说都调去三八线附近了。”摆渡人说。

同样紧张的还包括太平湾电厂的守门人。这个去年全年完成发电量17.6978亿千瓦时的电厂本为中朝共用，在核爆之前，如果有熟人介绍，可以在中午或傍晚登到坝上中方主管的区域参观。但现在这种可能性已经降为零。守门人一听说“上坝”二字就直摆手：“都什么时候了！”一个未经官方证实的消息称：核爆之后，中方部队已经进驻了电厂。

但这个边城平民的生活并未因此被打乱。出租车司机吕师傅还是一如既往地在机场拉客，然后兜售他所经营的“边境旅游”：把游客带到与朝鲜陆路相接的地方，塞给朝鲜士兵两包烟，便可与之“握个手”——在吕的眼里，这是边境旅游的“核心项目”。

“除非有子弹飞过来，否则不会停止(做生意)。国家只要不通知你‘做不了了’，做买卖的也不受什么影响……”在平壤开服装厂的一个丹东老板说。但在核爆之后，他仍然留心收看了几期CCTV-4的《今日关注》，权当“抱抱佛脚”。

另一些“大”商人探听消息的途径不仅限于此。他们尽可能地伸展触角，打听着可能与自己生意有关的一切消息。他们给一个被称为“王姐”的人打电话。据说，王姐与朝鲜方面有不同寻常的关系。而当得到对方“打不起来”的答复后，商人们稍稍松了一口气。

邻居是永远的，谁也不可能搬家

6月8日23点19分，靠近中朝边界的黄海海域发生了4.1级的自然地震，丹东震感明显。这让不少人再次联想到核爆带来的地震——4.7级。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朝鲜的决议后，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张琏瑰提出，要防止朝鲜新的核爆地点进一步靠近中国边境，并需要严密监测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对中国环境安全构成的威胁。

但城市建设的脚步却等不及这危险性的缜密论证。丹东正在进行的新城区建设，便是紧临边境而生。

鸭绿江边，韩国一家集团投资的大商场还在热火朝天的施工中，新兴产业园区里的大起重机在已落实的项目工地上劳作着，成片被征用了的农田空出怀抱，静静观望。丹东市政府也预计在两年之内迁往此处。

随着政府的搬迁，公务员将成为新城区迎来的第一批住户。市直机关干部钱运鹏(化名)有资格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前提是他接受2060/平米的房价——这是优惠20%之后的价格。

但钱运鹏还在犹豫。他倒是不担心这房子将来能否升值——房价终归是会涨的，先占个地儿起码不会亏；但问题是，什么时候涨呢？同事们都议论5年能翻番，但总有悲观的论调在提问——配套多久能上来？新城区的产业园建设是否能按照计划兴旺起来？更重要的是：朝鲜半岛的局势会不会让房子掉价？

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们感受略有不同，丹东人并不会觉得鸭绿江对岸的朝鲜有多么神秘。多年来，临江而生的人们已经习惯有这样一个邻居，它的一些元素也点滴渗透到自己的生活中：在丹东市，路标都是用中朝双语来标注；市民们大多喜欢吃朝鲜特色的冷面、咸菜、烤肉；1950年朝鲜战争前，也有过丹东造纸厂起火，对岸的新义州消防队过江支援的例子；而且，丹东市级领导中总会有朝鲜族人士，现任的有市人大副主任姜宝罗等。

邻居是永远的，谁也不可能搬家。

在接近新城区的地方，先期建设的几座大楼已经矗立，包括丹东的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凭栏远眺，江面以及对岸的景象尽收眼底——彼岸稀疏、低矮的楼群与此岸繁华的不相称，也触动着人们心中的隐忧。

这个邻居可能会因“越境捕捞”而扣下中方的渔船和渔民，不打招呼的闭关会致使外贸商人遭受意外的损失，或者，在百十公里之外的地下突然“引爆核弹”。

这是在城市的整体建设中，丹东也不得不面对一个“地缘烦恼”。

“说实在的，丹东发展不发展都不重要，中国也不差你一个丹东。”韩永鹏说。这个30多岁的塑料技工，常往返于中朝两地的工厂，热衷于从亲身经历出发评论半岛局势。

韩永鹏的逻辑是，因为毗邻着一个总是充满变数的邻居，国家和民间对经济建设的投入一向是慎之又慎，这成了丹东经济提速慢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当一部分丹东人，认同韩永鹏的这种逻辑。

“‘边境’只能是个特点，不是优势。”曾经有人将“边境”作为丹东的优势提出，在这一点上，在丹东市招商部门工作的张国兴(化名)难以赞同。

这种归因在历史上有据可寻。

众所周知的抗美援朝战争，从打响第一天到最终签署停战协议的1014天里，丹东(时称“安东”)几乎全员疏散，民众和主要的工业都进行了疏散。橡胶厂搬到长春，纺织厂去了佳木斯，造纸厂挪至锦州，火柴厂转战营口，丝绸厂迁往海城，纸板厂落户辽阳……同时，全部疏散的私营工业292户，部分疏散的私营工业562户。

这些在战争年代出走的工厂，有的就没再回来。

硝烟弥漫已成过往，人们并不相信战争的残酷会再度来袭。他们只是急切地等待“地缘”带来的实惠。

丹东人企盼着邻邦的开放，但对岸的形势却总让丹东人雾里看花，捉摸不定。

2002年9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发布政令，设立新义州特别行政区，荷兰籍华人杨斌被任命为首任特首。这被视作朝鲜对外开放的第一步。听到这个消息，丹东边贸商人们的精神都为之一震。

可惜，杨斌的官位只坐了十几天就宣告结束——他因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等罪名在沈阳被捕，被判入狱18年；新义州的开放也进入旷日持久的纠结中。

直到将近7年后的今天，新义州的特首职位一直空缺，开放问题飘浮于各种猜测和传闻中；当量不小的的核试验，试射6枚导弹、退出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再加上安理会严厉的制裁和朝鲜的强硬回应，是否会将这种期待推向一个更大的僵局，没有人能说清。

微妙的政治生态

从2009年5月25日到6月13日，从纽约到首尔，从东京到华盛顿，从莫斯科到北京，外交官们都在为各自国家的利益博弈，丹东也在各种目光的注视下谨言慎行。

在这期间，丹东的国际海鲜节、国际马拉松大赛照常进行，当地报纸还在显著位置提及“朝鲜选手在女子比赛中夺冠”。招商引资洽谈没有中断，沈丹高铁、东港核电站等项目的筹备也没有停下来。

真正的考验在“六一”这天。按照“中朝友好年”的活动协商和去年年底制定的计划，朝鲜新义州少儿友好访问团要到丹东访问。当天，活动按计划进行。

次日的《丹东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丹东·新义州两市少儿联袂演出共庆“六一”》的报道，副标题为“市委书记薛恒会见新义州少儿友好访问团”，报道了朝鲜新义州市本部幼儿园来访丹东的概况。很多市民将此看作中朝继续交往的明确信号。

2008年底，丹东曾派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代表团访问朝鲜，当时的迎接活动也是由新义州市本部幼儿园承担。丹东媒体高调赞扬此次访问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迎春之旅’”，字里行间透露出“同饮一江水，共话两国情”的热烈气氛，《丹东日报》的报道里共提及“友谊”12处。而对此次“六一”朝鲜代表团来访的报道，“友谊”这个词汇只出现5次，而且没有了“暖流”“磐石”“鲜血缔造”等修饰词。

就在儿童节朝鲜访团消息在丹东见报的同一天，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秦刚称“中朝之间是正常的国家关系”，秦刚还说，“中朝之间一直有着正常的人员往来”；在回答其他问题时提到，“由于国内日程原因，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推迟了原定6月初对朝鲜的访问。”

截至目前，与联合国的制裁决议针锋相对，朝鲜公开批评美、日、韩，以及“受美国唆使的安理会”，对支持制裁决议的中国和俄罗斯，朝鲜尚未公开批评。海外媒体普遍认为，如果没有中国从中斡旋，安理会的制裁决议会更加强硬和严厉。实际上，制裁决议中排除武力的解决方式已经说明，通往政治途径解决朝核危机的道路依然通畅，而这正是中国主张和乐见的。

解密中朝边境往来者 生死穿越

历史证明：哪边能吃饱饭，平民们就涌向哪边

本刊记者 / 陈晓舒 (发自吉林延边)

以图们江为中轴，生活被劈为两半。

载贺(音)开着拖拉机，拉着妻子赶往江边的田地。这个32岁的男子是吉林省图们市月晴镇的一个农民，全家的生计都维系在这10亩水稻田上。

大江对面传来的鲜族歌曲已经灌进了李在赫的耳朵，那是一种曾经熟悉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感觉。和30年前李在赫的父辈们一样，天未亮，朝鲜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就开始集体种地干活。

在图们市长约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朝鲜的广播歌曲几乎都能听见。这个中国的边境城市与朝鲜咸境北道稳城郡隔江相望——“道”相当于中国的“省”。咸境北道，也正是2009年5月25日核爆的所在地。

而李在赫所在的月晴镇马牌村，是距离朝鲜最近的边境村落之一。

融合

图们江窄的地方不过几十米，这就是月晴镇与朝鲜的距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张琏瑰20世纪70年代大学毕业时，曾在图们边防工作。

“那个时候越境很容易，一抬脚就过来。”张琏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双边关系好时，朝鲜人和中国人一起在图们江里游泳或滑冰。当月晴镇放映电影时，朝鲜小孩会趟过江来观看。

江两岸的都是一口朝鲜语，连语音语调都没有区别。图们市13.5万人，朝鲜族超过了半数；李在赫所在的月晴镇，约80%是朝鲜族人。许多老人迄今不会说汉语。每户人家都有朝鲜亲戚，在中朝边境出入方便时，探亲是时常的，虽然他们已经落户中国。

李在赫的祖辈和所有马牌村人一样，清末从朝鲜潜入中国开荒谋生。1885年，清政府划出图们江以北长350公里，宽20至25公里的地域为“移民专垦区”——相当于现在8个图们市的面积，给朝鲜族移民解决居住和土地使用。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东北的朝鲜民族移民共有216万人。

所以在今天的月晴镇马牌村，房子修葺得和对岸并无分别——蓝白两色是主色调，窗子很低，窗户明亮而又宽敞。屋子里没有椅子，进门席地。院子里摆放着酱缸，大酱是朝鲜族人不可或缺的食品。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逐步恶化，同处社会主义阵营的朝鲜处于夹缝中，很难协调好与两大邻国的关系，也让中朝关系摇摆不定。

到了60年代中期，苏共采取措施改善和朝鲜的关系。而这影响了中朝关系，中朝两国边境争端屡见不鲜，有关图们江、鸭绿江江心岛的划分都存在争议。

李在赫听父辈们说，当时的中朝两国渔民在图们江打渔，除了盯着鱼，更要注意两边驻防官兵的状况。

但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还是有中国人去了朝鲜。月晴镇的许多老人们都是在那个时候的夜晚，趟过图们江去朝鲜“淘金”。

“那时，朝鲜战争刚结束，百废待兴，急需人力，容易找到职业。”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金强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朝鲜战争之后，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使经济得到迅速恢复。“这归功于两方面，朝鲜一面推进经济建设计划，一面获得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金强一说。

根据朝鲜经济统计，1967年，该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比1953年增长8.6倍达到26亿美元；人均GNP达到了218美元。

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金强一在延边的副食店买的大米都是朝鲜运进来的。

1969年7月，吉林省将原延吉县的月晴人民公社行政区域划归图们市。这个时候，李英姬(音)作为知青下乡，从图们市到了月晴镇马牌村，一呆就是10年。

这段日子里，李英姬每天都跟着大队去地里干活。马牌村的水稻田紧挨着朝鲜的田地，图们江在旱期几乎没有水，村子里几乎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渡江到朝鲜去生活。

《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文件资料汇编》一书中称，1966年到1968年，朝鲜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大国主义，影射中国。中国一度在1968年关闭了中朝边界的中方信道，朝方一度召回驻华大使。两国关系处于僵持状态。

李在赫的爷爷就在这个时候带着家里人到了朝鲜，“爷爷是地主，在文革时期被批斗，后来就跑了。”李在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李在赫的父母带着他，办了探亲手续去朝鲜探望爷爷和大表哥一家人。朝鲜亲戚到边防提供近亲证明，李在赫一家人可以进朝鲜呆3个月。

那时候，国内已经开始改革开放，经济突飞猛进，GDP年均增长9.67%。李在赫在月晴镇“顿顿有米饭”。而朝鲜的经济在因为外国援助变少，开始下滑。李在赫的父母在朝鲜的市场上，已经很难买到花样繁多的食品。

随着两国人的走动频繁，程序也变得越来越简单，开始有非法越境者跑到江对面。1986年，中国和朝鲜签署《边境地区业务协议》，规定“根据情况向对方提供非法越境者的名单和相关数据。”

变迁

1990年，美国提出朝鲜核问题之后，中国除了发表原则性声明表示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一贯态度之外，反对朝核问题国际化。中国同时强调，朝核问题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并反对采取经济制裁和施加军事压力。

中央高层的字斟句酌在延边中朝边境，并没有太多反应。李在赫已经开始跟着父母下地干活，隔江对望的是朝鲜温城郡水口浦村的30公顷水稻田。干完活，两国人会一起到图们江两岸洗脚戏水。

那时候对月晴镇的人来说，还不知道什么叫“核”。

1992年中韩建交，结束了两国长期互不承认的历史。在这前后一年多内，中朝没有重要互访，而在此前的十年中，中朝重要官员互访80多次。

中朝冷冻期，也正是朝鲜在经历苏联解体和接连4年自然灾害、经济开始衰退的时期。这个只有2300万人口的半岛国家，对外部市场的依存度相当高，苏联的解体，使得朝鲜的外贸额度急剧下降，从1992年的2.92亿美元减少到1996年的0.9亿美元，减少幅度达到近70%。

开始有延吉人运来电视、收音机，到边境上往朝鲜卖——这是10年前朝鲜边境百姓做的事。更重要的买卖是粮食，朝鲜洪涝灾害下，粮食产量严重下滑，粮食分派又是公社制，一名朝鲜人告诉李在赫，在他们那“普通百姓每天定量只有450克，青黄不接时，许多平民连‘苞米碴子’都吃不上。”

而对岸的中国月晴镇是个“贡米之乡”。李在赫经常看见村里人在图们江滑冰时，开始和朝鲜人窃窃私语，约好改天拎着一小袋大米，私下交易。需求量大时，朝鲜人会在晚上趟着图们江过来取货。

这些交易在边境已经成为潜规则。李在赫和身边的村民们认为，接济是因为他们“太可怜了”。他们愿意帮助朝鲜人是因为：月晴镇人也同样经历过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那时，接济他们的就是图们江对岸的朝鲜人。

1993年3月，朝鲜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退出它于1985年底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朝美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一边反对朝鲜进行核开发，一边对朝鲜给予外交声援。在朝鲜孤立无援时，中国的帮助使得两国关系从冷却进入缓解。

“到1995年，朝鲜自己承认经济很差，发动全国范围内的‘苦难的行军’运动。”金强一说。这个时候，朝鲜人的口粮每人每天100克。每到晚上，越来越多的朝鲜人趟着河水过来找饭吃。李英姬回忆。

马牌村人对朝鲜邻居很友好。李在赫的家里，每晚都会有陌生的朝鲜客人。朝鲜人进屋，李在赫会把门窗锁好，给他们当天家里剩下的食物，也打听很多朝鲜的情况。李在赫知道大表哥这个时候已经去了平壤，但是水口浦的朝鲜人根本无法了解到平壤的灾情。

从1995年到1999年10月，中国向朝鲜提供了3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又无偿支援了52万吨粮食。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称“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近来朝鲜粮食生产减少，粮食供应遇到很大困难。有关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已向朝鲜提供了一定数量的人道主义援助。”

但饥饿使得从1996年开始，朝鲜人越境来到中国，外界称他们为“脱北者”。

越境

“1997年是脱北者最多的一年，一直到1999年。2000中国政府就开始抓得严，这和朝鲜政府的要求相关。”

金强一说。朝鲜称“脱北者”为“叛国者”。图们江朝鲜岸边，匍匐着朝鲜边防兵，除了防止有人越境，也是防范出逃的朝鲜人。

他们趁着天黑，冒着生命危险越过的图们江，到月晴镇边防边的教堂换身衣服，吃顿饱饭，休息一天再投奔亲戚借钱。但他们中许多人在中国并没有亲朋，他们会主动联系各种机构帮助，金强一在这段时期内，调查访问过许多“脱北者”的生活状况。

图们市的司机李天南就拉过“朝鲜跑来的人”，当时，他还是一个摩的司机，拉着两个女客从中朝边境往图们市区走。

有人在边上喊说：“是北朝鲜人。”李天南转头一看，两个女客“面黄肌瘦，明显就是饿了很久营养不良；而且光着脚，脚底板在淌血。”一看就是踩着图们江的冰碴子逃过来的。

李天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活就算白拉了，她们身上一分钱都没有，都是过来投靠亲戚的。那时候，我一星期要遇见好几回这样的事情。”

1998年，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和中国公安部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而进行合作的协议》，协议中再次重申“将越境者的名单和相关资料立即通报给对方”，对非法越境开始严格控制。

2002年的沈阳日本领事馆被“脱北者”冲击，也是中朝两国开始严格控制“脱北者”的节点。吉林省的公安人员开始挨家走访调查登记，这一段时间，许多“脱北者”被送回了朝鲜。

“2000年后，朝鲜对脱北者的惩罚减弱了。”金强一在月晴镇探访了多年。2000年后，“脱北者”被遣送回去需要关两周，被问及两个问题“见过韩国人没？”“进过教会没？”回答是“否”很快就能被释放。

核爆

2003年1月，朝鲜第二次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4月份，北京会谈无果而终。这一次中国开始采取措施介入，因为认识到了朝鲜核问题对中国的国家地区安全的威胁，也可能导致周边国家核竞赛。

中朝军方随后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人民武装力量部边防合作协议》。协议规定：“为统一全国陆地边界管理模式，理顺边防管理体制，中国政府于2003年9月上旬起将中朝边界防卫任务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

从2005年开始，月晴镇的边防公安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驻守，这意味着守卫开始正式化。边境拉起铁丝网，密布摄像头，夏天少有人再去图们江游泳，也没有朝鲜小孩来月晴镇看电影。

这个村子的氛围开始改变，他们排斥外来人，尤其是试图了解“朝鲜人”的外来者。李在赫说：“没人认同朝鲜的方式，但是朝鲜人真可怜。”他在家看的都是韩国电视台，了解到朝鲜时事。

也从这时开始，朝鲜过来的人在中国亲戚的帮助下，开始从边境纷纷转移到关内或国外。

2006年第一次朝鲜核爆。这一年，老知青李英姬退休后又回到了月晴镇，马牌村还是一样的景色，“但体制和管理已经和上山下乡时期完全不一样。”李英姬觉得还是月晴镇的空气好，就在镇里张罗起烧烤店。

还能让李英姬回忆起那段插队日子的，是每天早上从图们江对岸传来的广播歌声，“他们比我们还革命。”李说。

李英姬在2000年之后就再没去朝鲜看过亲戚，因为“每到一个村子就要开一张通行证，又不能到市场里随意走动”。而普通的游客进入朝鲜，必须在指定的区域内活动，不能随意拍照，不能随便接触朝鲜百姓。

2009年5月25日8点54分，第二次朝鲜核爆。地点就在马牌村望过去的山背后。

李英姬在烧烤店里，感觉头一阵晕，没反应过来。隔了一天看韩国电视台才知道，发生了4.7级地震，是核爆引起的。“离月晴镇大约120公里。”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金强一说。

和往常一样起早贪黑到水稻田干活的李在赫从韩国新闻中了解到，“问题出在朝韩边境上，和我们没关系。”李在赫从来没听说过“核污染”三个字。

张琏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前过多关注朝鲜核问题的政治影响，觉得朝鲜核武器很原始，没有多大威力，这是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问题。这两次朝鲜核试验，对中国除了有地区安全威胁，还有可能就是对中国的环境威胁。”

金强一也同样认为，环境威胁是对边境地区的最致命的伤害。但他通过各种渠道也无法了解到，中国相关政府机构是否已经监测到环境问题。

“即便朝鲜这一次的核试验不出事故，也可能会造成地下污染，地下水的污染是很现实的。这个我们以前是估计不足的。”张琏瑰补充说。

金强一的想法和张琏瑰一样：“地下水都是相通的，朝鲜地下核试验，可能造成地下水的污染。”

6月初，离图们市50公里外的延边首府延吉市上空，金强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架环保部门派来探测空气的飞机一直在飞。”

但延边的朝鲜族人丝毫没有发觉。每天晚上城市里的狗肉店依然爆满，“练歌广场”门口集结着无数哈韩少年。烤肉店里服务员们围坐着观看韩国娱乐节目。而月晴镇马牌村人依然起早贪黑“为自己”干农活。

只有在靠近图们江边，村民们变得更警觉。2009年3月17日，两名美国女记者，华裔的劳拉·凌和韩裔的尤娜·李在马牌村采访时，因为跨入搁浅的图们江拍摄，被朝鲜潜伏江边的边防军逮捕。

这在月晴镇是个家喻户晓的新闻。从这之后，李在赫在月晴镇遇见外地人，都会提醒：“离坝上远点。”

6月8日，朝鲜中央裁判所判处两名美国女记者12年劳动教化徒刑。李在赫说：“这是现在越境的代价。”

北京的海棠花饭店是人们窥视朝鲜的窗口，尽管从这个窗口传递的信息未必全然真实

本刊特约撰稿/陈君

6月12日晚上7点半，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平壤“海棠花”餐厅蓝岛店，大堂里又是“客满”。在这家被称为京城“最美丽、最地道”的朝鲜餐厅里，来自平壤的女服员们身着蓝色连衣裙，脸上始终挂着笑容，穿梭上菜，黑色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嗒嗒作响。

慕名到“海棠花”吃饭的人，总带着对朝鲜社会现状的好奇。不过，“政治话题”显然与“海棠花”的氛围格格不入。

当晚，推杯换盏的食客们似乎毫不关注，四五个小时后，又一条关于朝鲜的新闻刺激了世界：几经博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1874号决议，对朝鲜5月25日进行核试验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并要求朝鲜今后不再进行核试验或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任何发射。

近来，和很多生活在北京的朝鲜人一样，“海棠花”服务员李春姬也是从中文报纸上了解朝鲜消息的。“不能说我们和祖国发生的事没有关系，但我们的生活就是很普通的生活。”

昂贵的海棠花

“是伟大领导人金正日同志，您记住这个称呼了吗？”

“记住了，多谢。”

“那为什么，你们餐厅的电视不播出伟大领导人金正日同志的新闻节目呢？”

“电视里播出的是朝鲜民歌，画面是伟大祖国的金刚山。”

……

这段对话发生在5月30日晚上的“海棠花”。来自平壤的女服务员李春姬操着带有朝鲜味道的普通话，回答食客提问。她在中国生活两年多了，“按照工作合同，我就要回国了，但现在我还没有适应北京的气候。”

平壤海棠花餐厅在北京有三家店，设在朝阳区新源里中街的总店已有近13年的历史了，经理、厨师、服务员以及菜品原料全部来自朝鲜。

风味地道、菜价不菲、美女养眼是众多饮食网站和论坛对“海棠花”的评价，清一色女服务员和“幕后老板”的身份也成了网民猜测的对象——

“大单间都被使馆的人用于宴请，据说有很深的官方背景。”

“来这里工作的都是朝鲜大学毕业生，很多人还是高官子女。”

“在饭店里，气氛也还融洽，但忌讳谈论韩国。”

“听说她们被管得挺严：集体行动，集中居住，不准谈恋爱，不准使用手机，不准上网。”

海棠花几乎成了人们窥视朝鲜的窗口，尽管从“窗口”传递的信息未必全然真实。而在李春姬看来，这些议论是“好玩而可笑的”。

“我们住在使馆旁边，是集体宿舍，也是集体管理。但我们有自己的休息时间，能用手机，也能上网。”她介绍说，“按照公司规定，我们在北京只能工作三年，然后必须回国工作，所以，怎么可能交男朋友。”

李春姬服务的公司全称叫 “平壤海棠花食品总公司”，领军人物是军人出身的柳在官。许多朝鲜人都知道，柳在官上衣左胸处总是佩戴一枚精致的金日成像章，对朝鲜经济建设做出贡献者才能有此殊荣，“像章越小越精致，级别越高”。

1997年11月，柳在官把“将朝鲜料理和泡菜开到中国”的设想向朝鲜政府报告，获得大力支持。朝鲜有关部门给他派出优秀的食品专家、厨师和服务员，帮助柳在官在中国组建北京水晶峰餐饮公司。他由此成为首批到中国创业的朝鲜人。

创业初期，柳在官对中国国情和法规不太了解，遇到很多困难。

“我们国家是没有税收的，想来很好笑，我们以为在中国也是不用缴税的。还好，非常感谢中国北京政府的支持，我们企业很快走上正轨，还被评为优秀企业。”

海棠花蓝岛餐厅一位公关负责人说。推销装修考究的两个大宴会厅是她的主要工作。“驻华使馆外交官和企业老总是这里的常客。”

据说，“海棠花”的厨师全部来自著名的平壤高丽饭店和羊角岛饭店。一份朝鲜特产东海海鲜火锅1198元，一只奶酪烤大虾138元，一份炒牛骨髓185元。

“我们的菜品原料全都从平壤空运过来，保证正宗的朝鲜美味。所以成本就很高。”服务员介绍道。

如此“美味”在朝鲜国内难得有人能承受。

据英国媒体报道，2008年底平壤的大米价格为每公斤2000朝鲜元，猪肉价为每公斤5500朝鲜元，朝鲜人均月工资约为6000朝鲜元(按2008年底汇率折算，1元人民币等于312.5朝鲜元)。

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说，世界粮食计划署曾对375户朝鲜家庭进行过调查，发现超过70%的家庭吃野菜，作为对粮食不足的补充。这种野生植物很难消化，对儿童和老人来说尤其如此。调查还发现，大部分朝鲜成年人开始省略午餐，每天只吃两顿。

“看着海棠花的菜单，对照媒体报道的朝鲜情况，真不知道哪个是真实的。”

常在蓝岛店用餐的李先生颇有感慨。他就在附近写字楼上班，2006年的时候曾去朝鲜旅游。“当时就想找找70年代的感觉。在平壤外国人只能住高级酒店，很多事情并不了解。”

“人在这里，我的心在平壤”

很多韩国人也习惯在这里聚餐或解决午饭问题，“他们都穿西装，头发弄得很亮、很……”李春姬比划了一个“僵硬”的动作。3年前，2006年的11月，她到“海棠花”工作，才开始真正接触韩国人。

当年，就在她来北京前的一个月，朝鲜宣布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表了措辞格外强硬的声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无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悍然实施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李春姬对“核爆”和“悍然”没有什么印象。“我当时正在很努力地学汉语，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考核的，学不好怎么工作呢，我记得刚来那一阵子简直焦头烂额了。”对这个20出头的小姑娘而言，也许考试不过关，才是真正的“核爆”。

“上我们国家的网，听我们国家的广播，看我们国家的电视，关心祖国的事情，没什么奇怪的。人在这里，我的心在平壤。”她一字一顿地用汉语表达着。

常在“海棠花”用餐的日本记者大田藤一不会说朝鲜语，刚来北京时中文表达也有困难，“好在这里服务员有的英语说得还不错”。中国朋友第一次带他来“海棠花”后，大田就决定把这里当成一个“新闻据点”。

5月25日8点54分，朝鲜按计划第二次“核爆成功”。当天中午，他又来到“海棠花”，点上一碗冷面，“我很想观察，大的政治事件的影响是否会投射到这里。”但他失望了，“客人们你来我往，卡拉OK还是歌声嘹亮，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大田还记得，三年前，朝鲜“悍然”的那天晚上，他也和中国朋友特意来“海棠花”吃饭。“那次真的把世界惊着了。在我们前后桌，人们都在议论朝鲜，但美丽的平壤女孩还是微笑着倒茶，上菜，和你寒暄。”

每次大田想把话题转到政治上时，她们就突然说出一串朝鲜话，然后笑着走开。

李春姬一直无法适应，一些用餐客人把她当作“朝鲜发言人”。

“他们就拿着报纸给我们看，我们看得懂中文，但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这么关心(我们国家的事)。”李春姬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她指着记者手中展开的《新京报》，当天国际新闻版头条题目是《面临制裁朝鲜威胁安理会》。

“都不说自己是朝鲜人”

“海棠花”蓝岛店有近30名朝鲜服务员，都在“北京劳动力市场服务大厅”(俗称“劳动力大厦”)办理了相关证件。这是所有在京工作的外籍人士都要办的手续。

6月13日上午，北京“劳动力大厦”门口，等活儿的出租车司机李师傅正在翻看当天《环球时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是《朝鲜面临空前严厉制裁》。

“知道吗，朝鲜人一般都不说自己是朝鲜人。”李师傅指着自己的鼻子，“我就住望京，一眼就能看出来，打北边来的，好像都挺瘦的，又黄又瘦，穿的衣服颜色也很暗淡。”

望京，位于北京东北部，原有“望见北京城”之意。在李师傅印象中，十几年前，望京到处是庄稼地，现在成了北京规模最大的新兴社区。而它另一称呼叫“韩国城”。据说，十来平方公里的望京最多时住着七八万韩国人(一说10万人)。

在“韩国城”里找朝鲜人并不容易。

不过，“海棠花”望京店倒是在“阳光下”做着相当兴隆的生意。金融危机对它几乎没有产生影响。当然，“安理会最严厉的制裁”也没有影响人们的食欲。

在望京西园三区开房产中介公司的李老板就是这儿的常客。

“在我周围，‘疑似朝鲜人’有不少，他们都说自己是朝鲜族的，大都给韩国人或者中国人打工，租住在地下室里。”李老板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因为业务关系，不少韩国人成了李老板的朋友，批发韩国泡菜的金名兆就是一个。金名兆的企业里就有“朝鲜族人”打工。“语言通，工作就好找，不过要知道对方真是从平壤来的，心里总会有一点儿别扭。毕竟，生活环境太不同了。”

他曾和几个朝鲜工人交流过。他们在中国有两个担心，一是不知道自己国家的政策怎么变，在那边的家人如何，另一个，总担心中国对朝鲜的政策有变化。

金名兆说，他有一位朋友打算下半年到平壤投资，但因为朝鲜进行核试验要暂缓计划。“他挺担心朝鲜形势会进一步恶化，影响生意。我就跟他说，其实也没那么厉害，经历了2006年那次，大家就都清楚那边要的是什么了，谁都不想真的恶化。”

具体数字不掌握

我们还是不知道，有多少朝鲜人居住在北京。

6月5日，朝鲜驻华使馆一位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的数字是“大概几千人”，此后又称“具体数字不掌握”，“还是问问中国的公安机关吧”。

“到底有多少人，恐怕谁都不知道确切数字。朝鲜人、朝鲜族人、韩国人，都在北京生活，在整个中国的活动范围也很大。”一位研究朝鲜半岛问题的专家说，“有关方面对这一数字的敏感也情有可原。毕竟，一些朝鲜人想借道中国去韩国，一些谁都不掌握的朝鲜人会突然出现在使馆区。”

他指的是“闯馆事件”。

2001年以来，从19岁的“政治活动家”朝鲜人张吉洙带领全家人到北京寻求政治避难开始，北京各个使馆区最紧张时，几乎每个月都要发生“朝鲜人闯馆”事件。

2002年到2004年间，“闯馆”成为令中国警方和各国使馆都头疼的“政治事件”。在那些曾经被闯过的使馆前面，会拉起警备线，安排便衣执勤。韩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国使馆和学校受到格外关照——隔离护栏长期不撤，警车常驻门口。使馆区还不时被禁行，导致周边交通不畅。

“近两年，尤其从奥运会前后到现在，情况好多了。”一位德国驻华前外交官对记者说，“也许朝鲜人在中国的生存选择更多了，也许政治这根弦在普通朝鲜人心中绷得不那么紧了。”

6月6日是个周末，韩国商人金名兆又约上李老板等朋友，到“海棠花”望京店聚餐。他们包了一个大一些的“榻榻米”，“最低消费2800元”，席间身着传统民族服装的朝鲜姑娘跳起舞蹈，唱起《卖花姑娘》，出色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

在地球另一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说，鉴于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和导弹发射，美国正在考虑将朝鲜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而《朝鲜日报》等韩国媒体正忙于捕捉各种“战前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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