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中的冰魄:“一把手依赖症”乃制度的必然

　　笔者有几十年的工作经历和生活体验，完全认同上述调查结论。

　　为什么“一把手依赖症”如此严重?一些受访者和学者提出了一些看法。例如“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常规渠道难以有效解决问题”，国人传统的“青天情结”使然，“一把手”往往更具人格魅力，保护老百姓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机制不完善，官僚体制内固有的“唯上”恶习，公共权力配置的不科学与权责失衡等。笔者基本同意这些看法，但仍觉这些看法没有深刻地反映问题的本质，找出它的最终根源。

　　首先，调查本身就有缺陷。它只停留在探究行政部门的“一把手依赖症”，没有触及整个执政体制的“一把手依赖症”。“一把手依赖症”的终极根源应该是执政党所确立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前者是果，后者是因。因此，我要谈的是行政“一把手依赖症”的总根子是执政者的政治理念和它所确立的政治体制。

　　1、众所周知，当前我国执政者的政治理念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不同于以往人类社会制度的全新的社会制度。它只能由一个具有这种坚定政治信念的政治团体或政党来领导实现;它需要对所有不具备这种信念或拒绝接受这种信念的人进行和平或强制性地改造，最终使大家都接受这种社会制度。因此，它必须实行一种单一的绝对集中的领导和执行体制，即领导权力和指导思想的绝对集中。

　　2、实现这种政治理念或理想社会目标，必然遭遇各种不同观念和利益势力的顽强抵抗和反对，因此，理念的主体必须要拥有绝对权力，统一组织和指挥自己的力量，用软硬两手来对待和制服一切反对势力，以达致目标。而这种绝对权力就体现在执政主体的自上而下的各级权力机构的主要领导者或组织者身上，即整个执政团体的“一把手”及其所有大小分支机构的“一把手”都必须拥有绝对拍板权和指挥权，以使整体和分肢、上下左右，统一步调和行动，收全攻全歼之效。第二代领导核心人物就说过：“毛主席在，毛主席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分散和分裂意味着自乱阵脚，无功而返，最终走向失败。

　　3、这样的执政团体，尽管一开始怀有某种崇高理想，要为建立更高文明社会而奋斗，但一旦取得政权，人性的自利、享乐和侵害他人利益的恶性必然暴露无遗;由于整个政权从一开始就不受外力的监督和约束，从而部分或完全放弃原有的崇高理想，迅速蜕变为一个或几个大的私利集团，来对国家和社会进行绝对统治甚至世袭统治，它就更需要绝对集中权力，抵制外部势力分享权力的企图，以便统一指挥和行动。

　　因为一旦整个统治集团对外表现软弱，内部权力分散和混乱，就等于自乱阵脚，在日益增强的外部正义力量的攻势面前，就会迅速土崩瓦解。这是既得利益统治集团绝对不愿看到和不能容忍的。这就是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存在“一党执政”和“一把手”具有绝对权力的政治体制的根本原因。

　　这种体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沉灾难和苦难，此处无法瞥述。它所以能延续这么久，至今还不思悔改，还想继续延续下去，主要在于前后当权者利用所谓追求崇高的社会目标来蒙蔽人民大众，实行史无前例的严密的信息封锁，不让人民大众获知真相，同时对一些传播真相和进步信息的先知先觉实行限制和镇压。

　　但随着人类社会的迅速发展和进步，特别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什么是人类比较理想的社会，什么是当前人类实现不了的空想的虚伪的社会目标，人们已经有了可供选择的鲜明目标;尤其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中国人已经越来越多地认识到那种崇高社会理想的宣传完全是不现实的骗人把戏，是某些政治集团为了夺取政权的骗人工具。

　　中青报的调查完全证实，“一把手依赖症”就是一把手握有绝对权力的表现。而这种体制绝对有害于人民，已经失去95.6%的民心，也可以说100%的民心。20世纪50—60年代之交的三年时间饿死了3—4千万农民，正是“一党执政”和“一把手依赖症”的最悲惨的后果，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大灾难。

　　由此可见，要解决“一把手依赖症”这个严重问题，必须从总根子上找原因和解决问题，不能只治标不治本。而前面所提的原因和办法则都未触及根本。例如“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只是“一党执政”制的结果和表现形式之一。削弱一把手的绝对权力，就等于削弱一党执政制;废弃一把手的绝对权力，等于放弃一党执政。这可能吗?何况“一把手”握有绝对权力使他大有私利可图，因此任何“一把手”都不会让渡自己的权力。所以提出用削弱一把手的权力来治疗“一把手依赖症”是不现实的，逻辑上合理，实际行不通。批判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叫了几十年，“一把手依赖症”不仅原封未动，反而日趋严重，就是证明。

　　所谓“常规渠道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是“一把手依赖症”严重的主要原因，表面上也有道理。但这也只能是说说而已。常规渠道解决问题，意味着分权。分权不意味着每一个权力都能按总权力的意旨行事，而这是总权力所不能容忍的。如果所有分权力都按总权力意旨行事，必然脱离实际，处事不公，民众又会不满意，把怨气发在分权力身上，从而不信任和抛弃分权力，直奔总权力。

　　成千上万的上访事件本来应该而且只能通过当地行政和司法部门依法解决，这是民主国家的通则。而我国则每遇问题总是靠强势权力来裁决，始终是权大于法。例如各地党政一把手特别是党的一把手有权统管一切。下级行政和司法部门解决的问题，若不合当地一把手和上级权力部门的口味，他们可以作出新裁决，或令下级权力部门重新处理。下级权力部门明明处理得当，公平合理，若当事人不服，可以再上访上告或贿赂上级权力部门强行改变原裁决。这都是权力绝对集中的产物。这种权力绝对集中，必然否定依法治国和司法独立，一切以权力特别是总权力的意志和政治需要为转移。所以在绝对专制主义的国度，要树立常规渠道解决问题即法治原则是不可能的。这正是国人不相信司法公正的根本原因。律师的辩护是保障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律师的辩护往往又同权力特别是总权力的政治需要不相符，于是司法部长就发出命令：律师必须讲政治，服从和维护大局的利益，服从党的领导。这是专制政体不可能用常规渠道解决问题的绝妙例证。

　　至于国人的“青天情结”，迷信“一把手”的个人魅力，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机制不完善，官僚体制内固有的“唯上”恶习，的确都是构成“一把手依赖症”的诸多原因，解决或缓解这一社会病症，都需要拨除这些社会病根。但正如前面所指，这些小病根恰恰是“一党执政”的派生物，拨掉它们就等于使“一党执政”空心化，等于改变基本政治制度，等于放弃一党执政体制，向多党和多元体制转化。这是统治集团所能容许的吗?

　　有人强调“一把手依赖症”是因为公共权力配置不科学与权责失衡引起的。这是很中肯的。但要体现科学配置权力和权责均衡，就必须实行权力分立与相互制衡以及权力的大小必须与责任担当相适应。比如“要防止”一把手权力过大，就必须使其权力受另一些权力的制约特别是宪法和法律的制约，当他行使某种权力造成了重大失误或损失时，他必须承担相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责任，从解职、赔偿到刑事责任。这种权责相适应，应该适用于所有大小“一把手”，首先要应用于整个执政集团身上。这才是对“一把手依赖症”的致命一击。而这样的要求在“一党执政”体制下做得到吗?绝对做不到!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一党执政的终结，统治集团会愿意吗?

　　在民主体制下，如果因权力的过失而使百姓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不仅直接责任者要下台受罚，整个执政集团也要因此而下台，由新的执政团体取代。这是很正常的。而在我国，主要因“一把手”的专横蛮干酿成3—4千万农民被饿死的大惨剧，不仅未追究“一把手”的责任，整个执政集团也毫发未损，至今还不准公开揭露和批判这一人为灾难。而更多大大小小权责不适应的灾难事故，更是数不胜数。所以在“一党执政”体制下要实行整体上的权责相符制度更是空谈空想。因为任何政党或政治集团都不可能不犯大错误，一旦实行权责相适应，除了用暴力和欺骗手段，就绝不可能长期执政、无限期地执政。

　　综上所析，我有理由得出结论：要根治我国日益严重的“一把手依赖症”，只有从根本上改革政治体制，实行民主政治。其他一切办法都是空谈，最多只有短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