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指导工作的范文:收集流散在国外的历史档案

前年，在上海举行的《档案与城市记忆》论坛上，听到了威海市档案局局长张建国介绍走出国门收集有关威海历史档案资料的情况，还收到了张建国局长赠送的以海外收集来的档案史料为基础汇编而成的图册《米字旗下的威海卫》（2002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当时就对威海市档案局同行宽阔的思路、执着的精神、不懈的实践、丰硕的成果钦佩不已。这些天，又从威海市档案局网站上读到了张建国局长追述几年来海外查档、收集史料所经所历所感所议的长篇通讯，披露了其间跌宕起伏的历程和鲜为人知的故事。读来回肠荡气，感触良多，深深被威海同行显现出的文化自觉、历史责任和锲而不舍所打动。

由于战争等原因，中国有关城市的历史档案大量流散在国外。据国外公开出版的书刊报道，在英国不列颠图书馆、大英博物馆、英国有关公共档案馆、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档案馆等机构均收藏着中国档案资料，包括1860年9月9日英军火烧北京圆明园时抢走宫殿内的《永乐大典》等珍贵文献；1861年英国驻北京公使馆，将装有中国档案等物的体积为36×26×24立方米的木箱共77只用船从广东出口经过香港转运到英国伦敦，其中有大量中国档案交给英国公共档案馆，其馆藏编号为“外交全宗233号、682号和931号”；1954年《英中通讯》刊载了15000件中文档案目录。1975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将英国公共档案馆保存的清朝晚期钦差大臣、都统、总督、巡抚衙门和下属各机构的文件分6个专题出版一册《清代广东省档案指南》。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和许多大学图书馆和档案馆也收藏着中国档案资料，包括1840年鸦片战争后，美国首任驻华公使顾盛掠走的汉文和满文档案2500个卷宗；美国农业部图书委员会主席施永高，曾三次来华盗走中国档案资料6万余卷； 194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将上海市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机构1929～1944年共55立方英尺的档案非法运往日本，1952年美国远东军司令部又将这批档案摄成70个缩微胶卷交给美国国家档案馆，其馆藏编号为“A类263号全宗”；美国斯坦福大学档案馆收藏着宣统皇帝的文件、辛亥革命的文件、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的文件、中国救济总署的文件、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文件等；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图书馆收藏着中国地方志5572种、族谱4925种、科举名册1700种等。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的对外开放中国档案目录中，有1844～1901年16个省、市的58个案卷，其中上海16卷，北京9卷，福州4卷，天津、汉口、龙州和北海各2卷，重庆、烟台、宁波、蒙自、思茅各1卷，香港6卷，澳门4卷，台湾1卷。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等机构收藏着中国档案资料，包括曾担任过中华民国总统府顾问的乔治·欧纳斯特·莫里森收集的中国文献和地图24000卷、地方志4000部、家谱800部；东洋文库创始人岩崎久弥收集的中国古代各种公私文件和名家手迹约23700册。此外，俄罗斯、意大利、奥地利、瑞典等国家的档案馆、图书馆和研究机构中，也保存着一部分中国的历史档案遗产。（材料来自吴体乾的《关于档案遗产归还原主国的国际动向》， 该文刊载于1987年第4期《上海档案》。）

对于我国历史档案大量流散在国外的情况，早在1961年2月11日，首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在关于参加国际档案会议的报告中就提出:“我国历史档案，多年来被帝国主义者盗窃极多，我们总有一天要向外作一些调查研究工作，以便提出收回或复制的要求。”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我国档案部门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与国外有关部门进行档案工作的合作与交流，部分城市从国外收集、复制了大量涉及该城市历史的档案史料。青岛市档案馆从2004年开始远赴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开展青岛历史档案征集复制工作，共征集复制档案资料57万页、照片5400余张、地图300余份、电影320分钟，购买图书资料388件。威海从明代设卫、清末建海军、甲午海战、英国租借威海卫，到民国中央直辖特区，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也构成了独特的“城市记忆”。但因种种原因，承载这些记忆的原始档案几乎流失殆尽，鉴于此，威海市档案馆于1996年起实施流失海外档案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先后5次组团专程赴英国、南非，征集到有关威海历史的档案4万多页、缩微胶卷248米、照片3600多张。

“城市记忆”不能割离、不能残缺。威海、青岛等城市收集流散在国外的历史档案的思路和做法，值得其他有关城市档案部门借鉴。

前年，在上海举行的《档案与城市记忆》论坛上，听到了威海市档案局局长张建国介绍走出国门收集有关威海历史档案资料的情况，还收到了张建国局长赠送的以海外收集来的档案史料为基础汇编而成的图册《米字旗下的威海卫》（2002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当时就对威海市档案局同行宽阔的思路、执着的精神、不懈的实践、丰硕的成果钦佩不已。这些天，又从威海市档案局网站上读到了张建国局长追述几年来海外查档、收集史料所经所历所感所议的长篇通讯，披露了其间跌宕起伏的历程和鲜为人知的故事。读来回肠荡气，感触良多，深深被威海同行显现出的文化自觉、历史责任和锲而不舍所打动。

由于战争等原因，中国有关城市的历史档案大量流散在国外。据国外公开出版的书刊报道，在英国不列颠图书馆、大英博物馆、英国有关公共档案馆、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档案馆等机构均收藏着中国档案资料，包括1860年9月9日英军火烧北京圆明园时抢走宫殿内的《永乐大典》等珍贵文献；1861年英国驻北京公使馆，将装有中国档案等物的体积为36×26×24立方米的木箱共77只用船从广东出口经过香港转运到英国伦敦，其中有大量中国档案交给英国公共档案馆，其馆藏编号为“外交全宗233号、682号和931号”；1954年《英中通讯》刊载了15000件中文档案目录。1975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将英国公共档案馆保存的清朝晚期钦差大臣、都统、总督、巡抚衙门和下属各机构的文件分6个专题出版一册《清代广东省档案指南》。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和许多大学图书馆和档案馆也收藏着中国档案资料，包括1840年鸦片战争后，美国首任驻华公使顾盛掠走的汉文和满文档案2500个卷宗；美国农业部图书委员会主席施永高，曾三次来华盗走中国档案资料6万余卷； 194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将上海市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机构1929～1944年共55立方英尺的档案非法运往日本，1952年美国远东军司令部又将这批档案摄成70个缩微胶卷交给美国国家档案馆，其馆藏编号为“A类263号全宗”；美国斯坦福大学档案馆收藏着宣统皇帝的文件、辛亥革命的文件、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的文件、中国救济总署的文件、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文件等；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图书馆收藏着中国地方志5572种、族谱4925种、科举名册1700种等。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的对外开放中国档案目录中，有1844～1901年16个省、市的58个案卷，其中上海16卷，北京9卷，福州4卷，天津、汉口、龙州和北海各2卷，重庆、烟台、宁波、蒙自、思茅各1卷，香港6卷，澳门4卷，台湾1卷。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等机构收藏着中国档案资料，包括曾担任过中华民国总统府顾问的乔治·欧纳斯特·莫里森收集的中国文献和地图24000卷、地方志4000部、家谱800部；东洋文库创始人岩崎久弥收集的中国古代各种公私文件和名家手迹约23700册。此外，俄罗斯、意大利、奥地利、瑞典等国家的档案馆、图书馆和研究机构中，也保存着一部分中国的历史档案遗产。（材料来自吴体乾的《关于档案遗产归还原主国的国际动向》， 该文刊载于1987年第4期《上海档案》。）

对于我国历史档案大量流散在国外的情况，早在1961年2月11日，首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在关于参加国际档案会议的报告中就提出:“我国历史档案，多年来被帝国主义者盗窃极多，我们总有一天要向外作一些调查研究工作，以便提出收回或复制的要求。”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我国档案部门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与国外有关部门进行档案工作的合作与交流，部分城市从国外收集、复制了大量涉及该城市历史的档案史料。青岛市档案馆从2004年开始远赴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开展青岛历史档案征集复制工作，共征集复制档案资料57万页、照片5400余张、地图300余份、电影320分钟，购买图书资料388件。威海从明代设卫、清末建海军、甲午海战、英国租借威海卫，到民国中央直辖特区，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也构成了独特的“城市记忆”。但因种种原因，承载这些记忆的原始档案几乎流失殆尽，鉴于此，威海市档案馆于1996年起实施流失海外档案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先后5次组团专程赴英国、南非，征集到有关威海历史的档案4万多页、缩微胶卷248米、照片3600多张。

“城市记忆”不能割离、不能残缺。威海、青岛等城市收集流散在国外的历史档案的思路和做法，值得其他有关城市档案部门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