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制厂利润:李开复：我为什么说西方的好话？

针对目前的伦敦骚乱，我写了一篇博文《中国可以从伦敦骚乱中悟到什么》，被凤凰博报推荐到头条。由于其中谈了一些英国政府处理骚乱值得中国借鉴之处，如媒体公开、慎用武力等，而归根到底是权力受到制约。这一分析有人支持，但也遭到了许多网友的反对，甚至有人说笔者“拿美分”，批判曰“英国打个屁都是香的”。对于这些不加分析只给结论式的批评，笔者其实并不愿回应。但一想到这些批评至少代表着一种社会心态，而且是一种危险的社会心态，还是觉得有必要敲起键盘说几句。

任何社会都会有其不足，英国自也不例外。就以此次伦敦骚乱为例，种族矛盾、社会不公甚至是问题少年、极端个人主义思潮等问题都有所反映。我之所以主要谈英国的优点，谈西方社会的优点，是因为它们虽然问题重重，但较中国而言仍要进步许多。特别是在制度层面，西方社会已通过民主选举、三权分立、舆论自由等制度比较好地建立了一种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纠错机制。一个社会不怕有错误，就怕纠正不了错误。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种族歧视问题导致社会动荡，但最终仍获解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反映了一种健全民主体制下的社会活力与弹性。反之，苏联就是在诸多错误迟迟无法纠正、最终积重难返之后垮台的。

而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不但面临着经济结构迟迟难以调整、腐败问题迟迟难以解决、民生问题迟迟难以落实、教育改革迟迟难以推进等具体问题，而且缺乏一整套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体制。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制度是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否则就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的发展与进步。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初步建立起来了，但相应的政治体制并没有改革与调整，除了一些具体的机构变化外，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水平，甚至还有退步。这又怎么能够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需要了，更不用说去调整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了。你如果去探究当前中国的许多具体问题，就会发现一环扣一环，最终发现根子在体制上，不从体制入手，甚至连表层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正由于如此，我希望我们国家、我们中国人能够更加清醒地认识西方文明中既有的制度成果，大胆地为我所用、为我所有。西方的东西绝非尽善尽美，有赞美，也要有批判。但自私点说，批判应该主要是西方人自己做的事情，因为那些缺点与不足是他们自己在实实在在地承担着。而肯定与吸收则应主要是中国人做的事情，因为那些长处与优点正是我们所需要、所借鉴的东西。打个比喻，如果自己只有五六十分的成绩，就要学会好好欣赏并学习别人的80分是怎么来的，而不只是带着一种不健康的嫉妒心理说：看啊，他的学习还不够努力，离满分还差得远呢！

所以，真正的爱国者绝不会是那些老是维护自己、批评别国的人。相反，我们看到许多西方的知名人士出于爱国热忱和危机感，对西方社会多有批评、而对中国等后进国家反而多有赞美。别看美国在很多场合批评中国人权，但奥巴马总统在国内的各种演说中，老是提及中国又提高研发投资了，又搞高铁建设了，其言下之意很明显，那就是美国应该迎头赶上。而一部分中国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对国内只许赞美，对西方只许批评。这到底是爱自己国家呢？还是在害自己的国家？我想只要稍微思考就不难得出真正的答案。

有人可能说：自我批评多了，对西方的赞扬多了，未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不利于民族自豪感的培养。其实，民族自豪感绝不是“培养”出来的，它来自于对本民族的内心热爱，来自于本民族切切实实的成就。如果现实世界中问题丛生，但在舆论上却要高歌“形势一片大好”，这样“培育”出来的民族自豪感是虚假的、脆弱的。一旦出了点成绩，这样的自豪就很容易发展成自大，一旦出了点问题，这样的自豪就会迅速转化为自卑，不是一个民族应有的成熟心态。

当然，我也能够理解。一些人很难接受目前西方比中国好这一判断，更耻于提向西方学习这一口号，不但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也由于历史上以及现实中的中西对抗或摩擦使他们不愿意给自己的敌人或对手说好话。其实，内政与外交是两回事。我们不必因为外交上的交恶就否定西方内政上的善，亦不要因西方内政上的善而无视它在外交上对我的打压与遏制。成熟的民族心态要求我们辩证地看问题，而不是内政外交“一根筋”。归根到底，赞美西方、学习西方最终是为了超过西方，在外交上也不必受其掣肘。写到了这里，我发现自己讲了半天，不过讲了一个半世纪以前魏源早就提出的一个论断“师夷长技以制夷”，虽然这里“技”已从当时的“器物”提高到了现在的“制度”层面。这么多年过去了，许多中国人仍然接受不了这一句无数经验与鲜血证明的一句话，仍然停留在一种自我为大的天朝心态之中，想来真是一件不乏悲哀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