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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决议”

今年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文简称《历史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深远影响的重要文件，也是一份期中总结，代表着那个时代领导层对于诸如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以及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问题的总结与评价。《历史决议》起草处于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的转折期，在起草过程中，我们看到保守与开放的激烈碰撞，看到新旧思想的尖锐交锋，看到人们真言与反思，也看到领导阶层起草时的用心良苦。正值三十周年之际，对于这一份极具历史意义的文件，该如何纪念？我们相信，真相就是最好的纪念。因此，我们尽力还原《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以飨读者。.STYLE3 {COLOR: #fffbf0; FONT-SIZE: 18px}

• ● 邓小平提议起草“历史决议”

.zw {MARGIN-TOP: 9px; TEXT-INDENT: 2em; FONT-SIZE: 14px} 一、叶剑英要求党校要有党史正式课程，用心研究党史 1977年10月下午，在中央党校复校后首个开学典礼上，叶剑英对党校提出“党校要有党史这个正式课程”的要求，叶在讲话中说： “如果理论不受实际的检验，算什么理论？……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准备做一件大事，就是要把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全部斗争经验加以总结，写出一部党史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指示我们说：‘要搞个党史，没有不行。’现在不知有多少党史，就是没有个正本。党校要有党史这个正式课程。但这件事没有完成，毛主席就离开我们了。……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 1977年12月，胡耀邦召开中央党校党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实施课程方案，参与者有党史和党建的负责人。现部分摘录讨论情况： 胡耀邦：“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做法就不是主席思想。普遍夺权是主席思想吗?不是。坐喷气式是主席思想吗?主席领导几十年，是这样的思想吗?主席历来不是这个思想。十几年的党史都讲歪了……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嘛，要用真正的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以哪个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胡耀邦还举粮食产量为例说说明“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破坏和危害。去年全国粮产5800亿斤，能相信吗?我们讲党史还能讲13年大丰收吗?还能讲假话吗?党史颠倒的东西多了，我们不能这样讲。 冯文彬：“文化大革命”是抢救运动的发展。 杨长春(一部主任)：比抢救运动厉害多了。 黄宣文(校务部副主任)：公安部七个副部长，只有一个没有坐牢。 二、叶剑英建国30周年国庆讲话：初步总结文革错误获好评，但党内仍有许多不满足的声音 1979年叶剑英作了建国30周年讲话。讲话旨在对过去30年作一个总结，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出一定的说明。讲话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时，讲话也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作了肯定。讲话还说道：“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 讲话受到党内外好评，据邓力群说： “叶帅的讲话发表以后，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反映都很史好。有不少同志说，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可以说没有看过这样好的讲话。这个讲话，对于统一党内的认识，现在从各方面的反映来看，已经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有不少同志说，有了这篇讲话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三十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解放以后的党史，很多问题都容易说明了。当然，也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更加具体化，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可是作为一个纲要，我们的国史也好，党史也好，有了一个轮廓了。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充实、丰富、发展，我们的国史就好写。” 同时，邓力群也谈到了当时党内对这一讲话的不满足： “现在，党内都有这样一种呼声，就是三中全会说，三十年的历史留在以后来讲不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也要等待适当的时机来作出决定。三中全会确立这个方针是对的。可是党内很多同志都希望，在开“十二大”的时候，总应该对三十年的历史，对“文化大革命”这一段，作出总结。很多同志有这个要求。过去说，“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是不是留给下一代人去作结论。在那时来讲，说不要纠缠过去的问题，我们要向前看，要前进，这个话是完全正确的。但很多人也提出相反的意见，说你们活着的知道情况的这一代都不作出结论来，反要我们不了解情况的下一代来替你们作结论，我们怎么能做得好啊!这个意见不能说没有道理。所以，十二大”对“文化大革命”，对建国三十年的历史，不能够说做很详细很具体的规定，但是起码对一些主要问题，应该做出结论。根据叶帅讲话发表后的这段时间来看，不少同志反映，这个讲话距离给“文化大革命”作结论，作总结，还不能令人满足。” 三、叶剑英国庆讲话后，邓小平认为时机成熟了，提议起草“历史决议” 叶剑英国庆讲话后，邓小平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于是，邓小平找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谈话，提出要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以供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而后，中央成立了由胡乔木负责的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小组有邓力群等20多名理论工作者。 .STYLE3 {COLOR: #fffbf0; FONT-SIZE: 18px}

• ●起草时，邓小平定下“历史决议”起草的核心原则：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zw {MARGIN-TOP: 9px; TEXT-INDENT: 2em; FONT-SIZE: 14px}.STYLE1 {MARGIN-TOP: 9px; TEXT-INDENT: 2em; FONT-SIZE: 14px; FONT-WEIGHT: bold} 四、邓小平给“历史决议”起草定下三大原则，最核心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胡乔木等人拟出决议起草提纲后，送给邓小平审阅。邓小平约请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提出了起草历史决议的三条原则: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是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邓小平最后强调：“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五、中央组织四千人讨论“历史决议草稿” 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修改了“历史决议草稿”。此后，中央组织四千名高级干部讨论，征求意见。当时讨论的焦点，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法学家郭道晖教授参与“四千人讨论”，他作为全国人大小组的秘书,负责整理讨论简报。据他记述，“当时参与这次会的老干部普遍反映，这是一次畅所欲言的、思想解放的民主讨论会。” 此次讨论会涉及的问题也甚为尖锐，现从郭道晖教授的记述中摘录部分片段。（郭道晖完整记述见《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 1、许多人认为胡乔木的“历史决议草稿”许多评价是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 “四千人讨论会”上，第一个争论的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文革前17年。讨论情况为： “原稿提出，在17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家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因为建国后虽然在某些方面的基本建设取得可观的成就，但政治方面不断地搞运动，出了很大偏差，整了几百上千万人。1957年，反右一下子整了55万，实际上远不只此数；1958年，搞“大跃进”，实际上是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原稿还回避了建国以来出现的路线错误。大家问：文革前17年有没有路线错误？有，那么主要是 毛泽东的错误，还是草稿所笼统说的是“党的错误” ？ 这个有争议。当时大家强调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不能回避，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2、与会者不赞成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全党的错误 对17年的评价问题，实际上是对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这是讨论中第二大问题。会上讨论的情形是： “晚年的毛泽东犯了大错误，那么“毛泽东思想”是不是也应当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不是要排除他的错误思想？哪些是错误思想，怎么看？按原稿的意思，毛泽东思想只包括正确思想，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很多人反对。” “大家也不赞成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全党的错误。因为起草人要为尊者讳，所以一到某个具体问题，原稿往往说“党”没有认识到。甚至还说，当时受国际修正主义的压力，害怕中国变修，所以毛泽东才搞文革。这是把自身的错误归咎于国外原因。” 3、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 讨论会另外一个争论点就是毛泽东的为人、行事作风。 .zw {MARGIN-TOP: 9px; TEXT-INDENT: 2em; FONT-SIZE: 14px} “李颉伯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这场浩劫实际上在1956年11月一次中央会议上就种下了根。这次 会上，周总理讲话，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陈云、富春、先念都讲了类似的话，少奇还组织人写了“既要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社论。会上毛主席没有吭声。后来乘反右斗争胜利和自莫斯科参加第一次会议归来，他很得意，1958年1月，他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 你们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 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同志。黄敬同志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后来得脑血栓去世了。” 4、华国锋不宜再担任党中央军委主席 此外，会议上有人认为华国锋粉碎“四人帮”虽有功绩，但批评他和中央工作的其他几个同志工作上的指导方针，都有错误，表示华国锋不宜再担任党中央主军委主席。 5、邓小平：把毛泽东的错误写过头了会给我们党和国家抹黑 “四千人大讨论”还在进行中，邓小平看了的部分讨论简报，就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邓小平针对“四千人讨论”中提出的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 关于建国后的三十年，邓小平做如下评价： “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 关于如何评价毛泽东问题，邓小平认为这不仅是理论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写过头，会给我们党和国家抹黑：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当然，究竟怎么个写法好，还要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6、“四千人讨论会”的多数意见没有被采纳 讨论会历时一个多月就结束了。郭道晖教授总结这次讨论会道“多数人意见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所采纳”；“这次大讨论虽然过程中发扬了民主（所谓 “让人讲话” ），结果上却不是按民主原则“集中到多数人意见”，而是 “集中正确意见”；而“正确”则只是根据领导和主持起草的少数人“力排错议”的判断作出决定。” .zw {MARGIN-TOP: 9px; TEXT-INDENT: 2em; FONT-SIZE: 14px}.STYLE1 {MARGIN-TOP: 9px; TEXT-INDENT: 2em; FONT-SIZE: 14px; FONT-WEIGHT: bold} 六、政治局决定还需再召开“四千人大讨论会”讨论“历史决议草稿” “四千人讨论会”后紧接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华国锋提出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务，同时决定“历史决议稿”经政治局讨论并通过后，“将仍在四千人范圈内再讨论一次”，在再次修改后提请六中全会讨论通过。 七、胡耀邦提出第二个《历史决议》方案，邓小平不赞成 按照政治局的决定，起草小组改又搞出一稿送往常委审阅。 胡耀邦看过搞后，认为稿子太长太细，很烦琐，会引起争论。于是他提出修改《决议》的新方案：决议可考虑改变一种写法，着重联系历史经验，写当前的任务和今后的做法，不算细账，不搞条条，一气呵成。文件要高屋建银，有神气，能鼓舞人心。 邓力群即把胡耀邦的新方案报告邓小平和胡乔木。胡乔木不赞成这个方案，认为历史决议既要总结经验教训，又要对历史重大事件的是非作出判断，按胡耀邦的这个方案，可能会写成总结经验的报告或宣传鼓动的文章。 邓小平跟邓力群谈“历史决议稿”时说：胡耀邦第二个方案不要考虑了。他对这一稿提出修改意见：总的讲，决议稿对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鼓舞人们提高信心、提高勇气的力量不够。……中心是叶老人家的评价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错误讲过分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争取早一点修改好，早一点召开六中全会。对历史问题的评价定下来了，有了统一的认识.就可以集中精力向前看。 八、邓小平确定“历史决议”的轮廓 “四千人讨论会”过后，邓小平当面向邓力群，吴冷西指示说，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了。邓小平提出的意见是：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这一点，他曾经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这些事情写清楚了，再写“左”的思想的发展，以至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胡乔木同志的意见，我是赞成的。“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但是，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九、胡耀邦提议“历史决议”起草还要多听老干部的意见 邓小平定下“历史决议”的轮廓后，胡耀邦提议“历史决议”的起草要多听听老干部意见，在政治局、书记处、在四十人左右的范围内讨论。 .zw {MARGIN-TOP: 9px; TEXT-INDENT: 2em; FONT-SIZE: 14px} 1、陈云：提议写党的六十年，毛泽东的功绩就更全面 邓小平找陈云征求意见： “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2、胡乔木：如何防止“文革”可以写，但不能展开 在政治局讨论中，对要不要写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十条基本经验有不同意见。讨论的情况是： 胡耀邦：稿子不要太长，十条写得不精彩。 邓小平表示：可以不写，留给十二大。 胡乔木坚持要写：这部分很重要。有十条可以给人以信心。可以回答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当然要很扼要，不能展开讲。 听胡乔木这么一说，邓小平也改变了态度，说:可以。一条两主行。前面还可以短些。 邓小平采纳了胡乔木的意见。 这次讨论还着重注意的另一个问题，即胡乔木提出的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如何讲? 胡耀邦认为:三项原则概括得不行，不如讲学哲学。 胡乔木不同意，说:不讲三项原则更被动。毛泽东系统讲哲学不多。《实践论》主要用于实际，特别是战争实践。《矛盾论》如说它系统，很难说，主要是将唯物主义用于党的实际工作方面很突出。 胡乔木接着说:走群众路线世界上的党没有这样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毛主席的创造。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发展。 3、黄克诚：纠正毛泽东错误经验时，应抱着爱护尊敬的心情 时任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对《历史决议》中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也说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错误，在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时，应抱着爱护尊敬的心情。“在中央来说，只要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事情，如果错了，中央都应该来承担责任。当然，毛主席作为中央主席要负领导的责任。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如果把错误都算到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 .zw {MARGIN-TOP: 9px; TEXT-INDENT: 2em; FONT-SIZE: 14px} 十 、邓小平说：不需要再经“四千人讨论了” 在政治局、书记处和老干部四十多人讨论后，胡乔木又修改出新稿，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1、邓小平解释为何有些意见没有吸纳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时，邓小平就《历史决议》讲话： 他在讲话时说明为何没有吸纳某些意见： “大家一看就晓得哪些是根据大家提的意见修改的。当然，也有些意见没有接受……总之，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2、邓小平：稿子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邓小平还针对不急于搞《历史决议》，强调稿子的迫切，称稿子符合原先他定的三项原则。 “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当然，需要一个好的稿子。现在这个稿子，在我看来，起码是有一个好的基础。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 3、同时，他也认为不需要再经“四千人讨论了” 按照政治局原先的决定，“历史决议稿”还要经过再一次“四千人讨论”，但邓小平认为不需要了： “为了要早一点拿出去，再搞四千人讨论不行了，也不需要，因为四千人的意见已经充分发表出来了，而且现在的修改稿子也充分吸收了他们的意见。现在的方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十几个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定了以后，提到六中全会。设想就在党的六十周年发表。” 十一、邓小平认为“历史决议”是好决议，总结经验，统一了思想   对于这个决议，邓小平认为是一个“好决议”，他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STYLE3 {COLOR: #fffbf0; FONT-SIZE: 18px}

• ●十年后，邓小平认为“历史决议”受到当时形势局限，部分历史不实

.zw {MARGIN-TOP: 9px; TEXT-INDENT: 2em; FONT-SIZE: 14px}.STYLE1 {MARGIN-TOP: 9px; TEXT-INDENT: 2em; FONT-SIZE: 14px; FONT-WEIGHT: bold} 十二、邓小平认为“历史决议”受到当时形势局限，部分历史不实 十年后（1991年），邓小平对于“历史决议”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样评是违心、唯心！”。他要求“再过十年八年重新评价，时间不够，再拖一点时间。” 两年之后（1993年1月15日），邓小平谈到评价毛泽东问题时透露：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附加:

1979年叶剑英作建国30周年讲话。讲话旨在总结过去30年，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出一定的说明。讲话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时，讲话也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作了肯定。讲话还说道：“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
叶剑英国庆讲话后，邓小平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他主持“历史决议”起草并定下三大原则，最核心一条就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法学家郭道晖。在起草《历史决议》时，中央组织四千名高级干部讨论，征求意见。郭道晖教授参与这次大讨论，他作为全国人大小组的秘书,负责整理讨论简报。据他记述，“当时参与这次会的老干部普遍反映，这是一次畅所欲言的、思想解放的民主讨论会。”，但是郭道晖教授也认为，这次讨论会“多数人意见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所采纳”；“这次大讨论虽然过程中发扬了民主（所谓 “让人讲话” ），结果上却不是按民主原则“集中到多数人意见”，而是 “集中正确意见”；而“正确”则只是根据领导和主持起草的少数人“力排错议”的判断作出决定。”
胡耀邦提出有别于胡乔木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方案，胡乔木和邓小平不赞成。胡乔木认为历史决议既要总结经验教训，又要对历史重大事件的是非作出判断，按胡耀邦的方案，可能会写成总结经验的报告或宣传鼓动的文章。
陈云。邓小平找陈云征求对《历史决议》起草意见，据邓小平讲述，“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1981年6月2日，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获得通过。对于这个决议，邓小平认为是一个“好决议”，他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1993年1月15日，邓小平谈到评价毛泽东问题时透露：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