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丰快递到新加坡:农发行的历程:回顾与前瞻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21:48:39

农发行的历程:回顾与前瞻

农发行江津支行  周  建  撰写


第一章  “三农”的呼唤

 

本章提示:本章论述农发行诞生的经济依据。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城市。“三农”问题、城乡分割问题、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等等问题长期困绕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使农村状况有了一些好转。但随着城市改革的起步和深入,农村又被抛到了后面。城乡矛盾在积累、城乡差距在扩大,使农村极度不稳。本章回顾历史,探究农发行诞生的深刻经济根源。正是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农发行才横空出世,承担起重大的社会责任。从此,在我国金融体系中,有了农发行忙碌的身影。

 

第一节  “三农”探源

 

一、“三农”问题的历史发展

2003年,一本由夫妻作家陈桂棣、春桃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震惊中国。它披露了中国农村的种种黑暗现象以及农民沉重的负担,透视了当下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对中国的“三农”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反思。作者耗时三年,遍访安徽乡村,深入调查,访问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批致力于农村改革的有识之士、专家教授和党政要员,收集了大量的原始素材。作品依据大量第一手材料,反映了当前农民的生存状态,披露了曾惊动中央的几起重大涉农案件,揭示了农民负担过重的种种原因,展现了农村费税改革的艰难曲折过程。它先以节略版形式刊登于2003年第6期《当代》杂志;2004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单行本。一时间洛阳纸贵,该书当月销量就近十万册,成为当年的畅销书。《中国农民调查》成为当年整个中国大陆的关注热点。而“三农”问题也因此更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成为各种媒体热议的话题。也许该书的观点有些偏激,但它提出的问题的确不能回避,无法回避。

实际上,“三农”问题并非突然间从天而降,它有一个发生、发展、积累直至暴发的过程。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一种历史的眼光,从源头上审视问题。

在中国,农民历来是弱势群体,中国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民问题,就解决了80%的中国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抓住了农民问题这个核心。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前夕,于1947年9月13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会上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和乡村在土地改革以前的一切债务;以乡或村为单位统一分配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所有权归农户所有。土改前的土地契约、债约一律缴销;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他营业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生政权迅即在全国农村进行了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村的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到1952年底,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土地改革在全国农村胜利完成。加上老解放区土地改革,全国大约有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它一些生产资料。土地改革的胜利,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1952年我国农业生产总值为483.9亿元,比1949年增加了45。5%;粮食产量为3275亿斤,比1949年增加了42.8%,棉花产量为2607万担,比1949年增加了193.4%,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但随后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越来越严重的左倾急躁情绪从根本上背离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以政权的力量、政治的力量迫使农业和农村经济驶离其正常轨道,超越农业生产力水平,实行农业集体化,由互助组而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直至“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甚至想一举进入共产主义。1957年、1958年,全国形势似乎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最高决策当局甚至担心起粮食吃不完怎么办来了,似乎真是“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当时有首歌曲,其中有两句唱到:“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人民公社成了通往共产主义的捷径。

然而客观事物总有其内在发展规律,它总是依循自身的内在逻辑发生、发展和运行,它决不会理睬任何乌托邦式的狂热,而且往往会对这种狂热给予当头棒喝。正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荀子·天论》)那种违反客观规律的空想和盲动必然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这种惩罚对中国社会来得是那么迅速和暴烈。当人们还沉醉于莺歌燕舞的梦幻之中时,一场长达3年(1959年至1961年)饥荒降临华夏大地,城乡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而本来就羸弱不堪的农村和农村经济所受到的破坏就更大。几年的狂热实际上已经使农村喘不过气来了,整个农村已逞现出种种凋蔽现象;偏偏1959年后的确有一些地方又遇上了干旱和洪水等恶劣气候。所有这些因素导致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年产量又在此基础上再下降15%,中国大陆地区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当于1951年的水平。直到1962年,粮食产量才开始回升。这3年造成的国民经济困境和人民所经受的磨难己是尽人皆知,并写入了历史,在这里不必详述。

二、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

灾难过后,全国上下痛定思痛,对全局进行反思。早在饥荒发生后的第二年,即1960年8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富春在主持研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就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经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这个“八字方针”得到确认。 到1962年,经济调整工作开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许多方面都出现了迅速恢复的转机。为了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从当年起,再用二三年的时间,继续实行“八字方针”。农业和农村经济当然也是落实“八字方针”的重头戏。1961年广州会议对农村政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如人民公社由“一大二公”调整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后来概括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明确提出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农民可以经营自留地,收入归农民支配;废除了将公共食堂和供给制捆绑在一起的分配制度,最后撤销公共食堂这个乌托邦怪胎,社员的口粮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等等。政策上的有限度松绑立即显现出了良好效果,它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迅速地摆脱困境,走上了复苏的道路。

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一“八字方针”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值得记述的插曲。1961年,一种叫做“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农村自发出现。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给予了热情支持,并得到刘少奇的肯定。这种责任制形式的主要内容是:集体把土地以责任田的形式分给农民,农民在完成国家征购粮、各种农产品交售任务、上缴集体各项提留后,其余产品归自己。这种形式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问世便如星火燎原,全国不少地方都出现了这种形式。据《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6年第1期记载:1961年至1962年,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约占20%,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社队甚至达80%。但好境不长,在1962年8月中央会议和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包产到户提出批评。包产到户被当作“刮资本主义单干风”、“复辟倒退”受到批判,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包产到户”被迫中止,后来又成为“文革”中刘少奇的一大罪状。虽然“包产到户”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但调整后的包括农村政策在内的一系列经济新政策仍在实施之中,这就使包括农村经济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继续向好。1963年国民经济基本恢复正常,人民生活也基本恢复到饥荒前的水平。

虽然国家通过贯彻“八字方针”,纠正了以往在经济上的一些极左政策。但这个时候,国家在政治上、理论上和思想上左的倾向仍然占据着上峰。它必然要在经济政策上反映出来。如果说对“包产到户”否决和批判就是这种反映的最直接的表现的话,不久以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则使这一切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十年文革期间,“左派”当权者们追求一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把一切有利于农村经济的个人经营活动——包括农民经营自留地,甚至包括养鸡养鸭等家庭副业——都称为小生产,然后又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歪曲地引用列宁关于“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论述,以为自己的理论依据。一时间,“割资本主义尾巴”甚嚣尘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绝于耳。其结果是,农村一潭死水,农业一蹶不振,农民一贫如洗。“文革”结束后中国农村是个什么图景呢?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可以说经过二十多年的折腾,农村经济已经到了破产的边沿。虽然当时并没有“三农”这个概念,但实际上“三农问题”已经前所未有地集聚起来,发酵起来。在中国经济整体落后的背景下,农村经济更成为中国经济中最短的短板。在中国及中国农村这张白纸上,并没有真正写上最新最美的文字,也没有真正画上最新最美的图画。

 

第二节     城乡分割

 

一、     城乡二元结构

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是城乡二元结构。主要表现在: 城市经济相对发达,而农村经济则极度贫困,不少农民甚至处于赤贫状态;城市的基础设施则远较农村完善,而许多农村连最基本的公共设施也没有。农村人口多,收入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高于农民,消费水平亦远远高于农村。这从我国城乡恩格尔系数的对比得到直观的认识。

恩格尔系数是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提出来的,它是指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它主要用来衡量居民的生活水平。恩格尔通过对统计资料研究,发现了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简言之,恩格尔系数与居民的生活水平成反比。恩格尔系数越低,说明人民的生活水平越高,恩格尔系数越高,说明人民的生活水平越低。按照国际通行的划分标准,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足;20%-30%为富裕;20%以下为极其富裕。

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笔者尚未查到。仅就笔者查到的1978年以后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化就足以说明问题。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67.7%,同期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则为57.5%。即是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处于贫困区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则处于温饱区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为43%,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为37%。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处于小康区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处于相对富足区间。由此可见,虽然30年来,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都有较大增长,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始终要低于城市居民。

造成这一状况的最大原因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平衡性,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从而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妨碍着全国“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阻碍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2001年全国人口中城市占37.66%,农村占62.34%。而GDP占比则颠倒了过来。笔者没有找到直接数据,但据有关学者推算,我国城市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为65%左右,农村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则为35%左右。与此相应,2010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而同期中国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8%。虽然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3.1个百分点,但二者绝对值的差距依然达13190元之巨。由此可见,改革开放30多年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实际上,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不独是中国的问题。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和一定经济活动水平时,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必然出现。在自然经济状态下,这个问题并不严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逐步地突出了起来。在西方国家,主要是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解决这个问题。英国18世纪中叶兴起大规模圈地运动,经过半个世纪,通过土地集中,小农户转变为大农场,众多农民破产,进城变为产业工人。农村则采用新农艺和新农具,刺激了农业技术和农艺学的发展,使农村经济得以发展。美国则经历了1775—1781年独立战争和1861—1865年南北战争两次战争后,没有经历过众多小农经济破产的阵痛,直接跨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西方国家完成了城市化,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才得到了根本解决。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经济在沿海和大城市得到一定发展。但分散的小农经济依然是中国农村经济的主流,城市化问题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依然并没有得到解决,中国依然是个以农民为主体,以农业和农村经济占主导的传统社会。这个时候,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是一个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土改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但契机并没有成为解决问题的起点。随着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开展,中国并没有走上世界常规的那条城市化道路,而是另劈“溪径”,通过两条途径进行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一是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堵塞农民换鞋进城的渠道。二是实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村拿走大量资金进行工业建设。

二、对农民群体实际上的不平等待遇

我国宪法历来规定全体公民一律平等。但几十年来,农民这个群体实际上并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国民待遇。

先来看户籍管理制度。以限制农民进城为特征的户籍管理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1951年,公安部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有关户籍管理的法律法规。1957年政府实行了控制户口迁移的政策。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10条第2款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做出了带约束性的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这就形成了一种户籍壁垒,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除了大中专院校录取、参军后在部队提干等少数几条渠道,农民休想进入城市成为常住居民。这就不是一种简单的城乡二元结构了,而简直是城乡分割了。与此相应,在中国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两种社会身份,两套社会福利制度等社会两张皮。

再从资源配置方面看。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中的社会资源再分配在城乡之间实行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城市教育和基础设施,由国家财政投入;国家对农村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则相当有限。在改革前,农村中小学的相当一部分开支要由人民公社或生产大队来负担。民办教师的报酬,也要由农民来承担。国家每年投入上千亿元的财政开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农村享受到的极少,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公益设施建设不得不从农村企业、农民头上摊派、集资、收费甚至罚款来解决。

从公民的社会身分方面看。虽然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但事实上城乡居民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地位,并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予以支撑。农民不得随便迁入城镇,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1953年以后,随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中国开始实行粮油计划供应制度。国家只负责城市非农业户口的粮油供应,不负责农业户口的粮油供应。在就业制度方面,国家只负责城市非农业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安置,不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寻找职业。如此等等的不公平待遇不胜枚举。简言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并没有享受到国民待遇。

从公民的社会福利方面看。城乡居民亦存在着巨大反差,城市居民社会福利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保护。1951年2月颁布,1953年修改的《劳动保险条例》,详细规定了城市国营企业职工所享有的各项劳保待遇,主要包括职工病伤后的公费医疗待遇、公费修养与疗养待遇,职工退休职后的养老金待遇,女职工的产假及独子保健待遇,职工伤残后的救济金待遇以及职工死后的丧葬、抚恤待遇等。条例甚至规定了职工供养的直系亲属享受半费医疗及死亡时的丧葬补助等。城市集体企业亦参照国营企业的办法实行劳保。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劳保待遇,国家是以病假、生育、退休、死亡等单项规定的形式逐步完善起来的。至于除上述在业人员享有劳保待遇外,50年代形成的城市社会福利制度还保证了城市人口可享有名目繁多的补贴,在业人口可享有单位近乎无偿提供的住房等。而农民生老病死伤残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土地成为农民惟一可作生存保障的资源。不仅如此,农民还有上交乡村统筹为五保户、烈军属提供补助救济等等沉重的负担。前些年农村有个顺口溜说:“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头税即指国家税收,二税指合同负担内的“三提五统”经费( “三提”即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等三项村提留;“五统”即教育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民政优抚费、民办交通费等五项乡镇统筹),三税是合同外的各种集资罚款,其名目繁多得难以统计,且变化无常。

 

第三节     输血城市

 

一、建设资金哪里来?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面对的是一穷二白的状态。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态,国家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实现工业化。毛泽东同志曾用诗一样的语言描绘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但正因为一穷二白,工业化所需要的巨额建设资金即成为其必须突破的瓶颈。

钱从哪里来?建国后,我国长期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于敌对状态,甚至在朝鲜兵戎相见,打得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至今不堪回首,哀叹“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他们不可能为新中国的建设提供资金。至于“老大哥”苏联,虽然中国对其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其对中国的援助并非如公开宣传那样“无私”。建国后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仅得到3亿美元贷款,甚至少于其对波兰的贷款,且条件极为苛刻。这就注定了我国的工业化要走一条艰辛的道路。为了筹措建设资金,当然要多措并举。其中一条隐蔽的渠道就是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使农村资金隐蔽流入城市。

二、“剪刀差”探源

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是指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因用图表表示呈剪刀张开形态而得名。它表明工农业产品价值的不等价交换。如果价格背离价值的差额越来越大,叫扩大剪刀差;反之,叫缩小剪刀差。

这个词源于上世纪20年代的苏联。托洛茨基在1919年俄共8大上发言首先使用这个词。1923年苏共中央针对农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降低引起的社会矛盾,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会议在斯大林的主持下第一次把农业流入工业的超额税正式称作“剪刀差”,并且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立了剪刀差委员会,专门从事研究和调整剪刀差的工作。从此,“剪刀差”这一名词便流传开来。

剪刀差这个词的产生和使用虽然源于上世纪20年代的苏联,但从历史的发展看,它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占有先进生产技术的工业资本家在与生产技术落后的农民交换工农业产品时,抬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利用剪刀差来剥削农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剪刀差还反映着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掠夺,即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先进技术和在世界市场的主导力,高价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倾销工业品,低价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掠夺原材料和农产品。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剪刀差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由于工农生产在战争中遭受的破坏程度不一样,恢复的速度不一样,以及恢复发展工业所需资金和人力资源的短缺,使得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十几年间扩大了很多,1950年工农产品比价与抗日战争前的1930年至1936年相比,扩大了34.4%,农民在交换中吃亏很多。因此不少人就采用“剪刀差”这个词来形容工农产品比价扩大的现状,但是此时中国使用的“剪刀差”已经与当年苏联的“剪刀差”概念有所不同了,它是指工农产品比价的不合理状态。

三、“剪刀差”是抽血机

随着国家工业化进程,资金的需求巨大,而上世纪50年代国家聚集建设资金的能力的确有限。一是建国初期,共产党接收的是个烂摊子,国家财力本来就极其有限;二是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封锁,我国工业化建设资金来源的国际渠道很窄;三是金融业不发达,国家通过金融系统筹集建设资金的余地不大;四是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已经基本上不存在具有一定规模的私人资本,民间农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的渠道基本上被切断;五是1953年我国农业税的税率已达11.9%,提高农业税增加国家财力的空间不大。在这种背景下,由农业向国家工业化提供积累就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剪刀差就像一台抽血机,具有自动从农业向其他产业抽取资金的功能。农村大量资金通过剪刀差这台抽血机,流入了工业,流入了城市。
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国家利用剪刀差积累建设资金是不得不为之的事情,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其程度不能过大,时间不能过长。在积累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后,国家应该反过来由工业反哺农业,增强农业的造血功能。但这一抽血过程在我国却是长期的,在相当长时期内甚至是无节制的。直至2004年,党中央通过当年“一号文件”的形式,宣布了农村新政策:用五年的时间逐步取消农业税,取消烟叶以外的农林特产税,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实施直接补贴政策,逐步扩大对农民的补贴范围。2006年,提前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了农业税。这个问题才得到根本解决。但几十年来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村抽走了大量资金。据知名经济观察家、社会评论家仲大军推算,从1952年到1986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资金5823.74亿元,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34年间国家从农业抽走了资金6868.12亿元,约占这些年农业所创造价值的18.5%。我国的剪刀差政策通过对农业资金的过度抽取,在一定时期内加速了工业化进程,使我国在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实现了较高工业化水平。但大量农村资金的流走,在加快了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指出:“积累就是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过度剪刀差使农业丧失了自我积累能力,农业不但不能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造成了农民的赤贫,使我国“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有动摇国脉根基的趋势。

 

第四节 穷则思变

 

一、一位“芝麻官”勇气

本世纪初,中国发生了一件亦大亦小的事情,——一位基层小干部给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写了一封人民来信,提出了“三农”问题,并最终引发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密切关注。

2000年3月,湖北省监利县一位名叫李昌平的有经济学硕士学位头衔的乡党委书记,以他过人的胆量和深厚的学识,致信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反映农村突出的问题,提出了振聋发聩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并呼吁给农民平等的国民待遇。说它小,是因为如果有关领导对这位基层小人物的意见不予重视,只作为一般基层来信处理,那就会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说它大,是因为这封信引起了朱镕基总理的关注,并予以深情批示。“三农问题”在实际存在了几十年之后,终于由此形成了一个理论概念,引起国家和社会对“三农问题”的关注。

“三农问题”作为农村的现实和明确的理性概括,从李昌平这封信开始引起了社会舆论和中央高层的高度关注。而“三农问题”作为农村的一个现实问题,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人们的视线。从根本上说,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国家即不断地在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只不过在改革开放前,并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解决途径,甚至误入歧途,使“三农问题”积重难返。改革开放后,国家似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穷则思变,中国改革滥觞于农村,改革几十年来几乎每年都有涉农新政出台,但农业的弱势和“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使这条并不道路平坦,有时甚至“山重水复疑无路”;以至那振聋发聩的三句话终于放到了国务院总总理的办公桌上。这就使我们有必要把镜头拉回到改革开放之初,看看改革开放几十年我国农村是怎样走过来的。

二、改革“破茧”

说到改革开放,就不能不说农村,说农村改革,就不能不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30多年前,神州的雾霾刚刚散去,小岗村20户115位村民,过着“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生活。无论老幼,大多出远门讨过饭。正是因为极度的贫穷,使这个偏僻的小村庄的村民们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当那18户村民秘密集会,决定冒险实行“包干到户”后,他们注定要载入史册,其盖有18个鲜红手印的契约已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不过有的研究者认为,当时并没有这个文字契约,这个契约是为了增强这一事件的戏剧性而后造的。不管真相如何,这个契约的真假已经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事件是真实地发生过,并引发农村改革乃至全国改革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从此走上了一条改革的不归路,中国农村看到了摆脱赤贫状态的希望。

包干到户真的一包就灵。承包大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极大地激发了农村的生产积极性。包干到户后的小岗村一年越过温饱线,大包干第一年,人均年收入以火箭般的速度蹿升,从22元突变为400元;全村粮食总产量,相当于承包前5年的总和。

三、突破后的瓶颈

然而突破以后小岗村发展遇上了瓶颈。很长一段时间,小岗村仍然是扶贫对象。大包干只解决的小岗村村民的温饱问题,却无法解决他们走向小康、走向富裕的问题。“一年跨出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坎。”通向富裕的道路对于小岗人来说何其漫长!

其实小岗村的困惑也是整个中国农村的困惑。小岗村的道路随后成为全国农村的道路。其成效也非常迅速,广大农民很快就脱离了赤贫,获得了温饱。广大农村同样遇到了包干到户温饱易致富难的困境。显然,单纯依靠一种责任制形式要想使农民脱贫致富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包干这种责任制形式能够解决的是解放被所谓“一大二公”体制严重束缚起来的生产力,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它不能解决城乡分割、城乡二元结构等深层次的问题。当大包干的能量释放出来以后,那些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的深层次的问题就开始阻碍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阻碍农民脱贫致富。城乡差别问题依然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改革初期的1982年到1986年,随着农村大包干产生效果,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平均1比2.32,比此前的1比2.42缩小了4.1%。但是,从1987年到1996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平均迅速扩大到1比3.12,比改革初期扩大34.5%。1997年以后,国家统计局取消了这个统计口径,但据学者们推算,1997到2003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呈扩大趋势,其中2003年达到1比4.3的高峰。

由此可见,农村改革的进程并没有解决农民、农业、农村问题,而是在新的基础上使问题更加突出、更加复杂;“三农”问题在新的基础上继续积累、发酵。实践已经证明,大包干不能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我们必须在更深层次上多措并举。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废除一切城乡分割陋规;进一步调整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大力发展劳务产业;加快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等措施外,还必须加大农村资金投入。资金是经济发展的血液,没有资金持续有效的投入,就没有农村的高速发展,也就没有“三农”根本解决。增加农村的资金投入有两条渠道:一是国家财政的财政投入,二是金融体系的信贷资金投入。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对“三农问题”的深度参与将有利于的解决。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中国金融体系闪亮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