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之后的周恩来：嚎啕大哭 称事情还没有完

核心提示：协助周恩来处理事件的纪登奎，回忆了惊人—幕：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不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不发。后来当听我说“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经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本文来源：《中老年时报》2010年10月15日第06版，作者：李洁非，原题：《国家与革命 ——“9·13”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的不同选择》

“九一三”事件是对毛泽东一生中最苦最重的打击。不管宣传上怎样把这事件欢呼为巨大胜利，都无法回避和掩饰。毛泽东的健康变化便是直观的说明。

以“九一三”为分水岭，毛泽东判若两人。吴德于“九一三”后二十天重新见到毛泽东，发现他“满脸倦容”，说话“缓慢”，倍显“疲乏”。如此虚弱，是因刚刚生了大病。《毛泽东传（1949—197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记载：“九月中旬，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一次。”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离去时人们发现他“无法自己上车”……

毛泽东需要时间从打击中恢复过来，幸运的是身边还有一个周恩来。“九大”总共产生出五位常委，毛、林之外，是陈伯达、周恩来和康生。林彪殒命，陈伯达接受审查，康生抱病不能工作，毛泽东深居简出，凡事均由人赴内请示或由联络员报告外情。因此，入内出外、维系全局的，只有周恩来。

9月12日深夜出现异动那刻起，格局即已如此。从危机产生到消弭，都是周恩来一手处置。林彪事件把周恩来推到一个历史高点。

局势未稳之前，江青、张春桥等很少吱声，他们静观周恩来如何处理手中滚烫的山芋，伺机再动。而虽然周氏任总理职已二十二个春秋，却头一次独撑大局，匡扶其危。协助周恩来处理事件的纪登奎，回忆了惊人—幕：

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不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不发。后来当听我说“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经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事情不那么简单”，是指林彪这件事，抑或将要发生的事？抑或兼而有之？不明。

从历史高度看，“九一三”的爆发，向中国历史提出了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原本势不可挡的“文革”，这时突然出现一个停顿，一个岔路口。周恩来认为应该拐弯，毛泽东却说“继续直行”。他们为什么有此不同的选择？缘于对国家与革命的不同理解。

毛泽东对马列原著阅读有限，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却占据了极特殊的位置。他对此书的注意，早至1926年：毛泽东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中，首次提及《国家与革命》，并发表如下感想：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巴黎公社所组织的政府，其失败原因之一，即不改变旧制度……国家是一个阶级拿了压迫别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客气地压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赐以惨暴的手段，正所以巩固革命政府也。（《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毛泽东对《国家与革命》的学习并不到此止步。据《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毛在延安时期，“又认真研读了《国家与革命》这部重要著作”。尤其是1946年在准备解放战争、夺取全国政权的最后时刻，毛泽东第三次细读。《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编者，根据毛泽东所读原本面貌向我们描述：

在《国家与革命》的封面上，亲笔写上“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在扉页上注明：“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二日在延安起读”。

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画着杠扛，讲暴力革命的地方画的扛杠特别引人注目。例如，“革命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这一句，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一段，杠杠画得最粗，圈圈画得最多，“革命”、“消灭”、“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些词组和词组的旁边画了两条粗扛。

《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第一节就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理论的根本命题：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无产阶级国家的建立，不是革命的结束，相反，是革命在新的条件和层面上的新开端。

《国家与革命》对毛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当毛泽东不知疲倦、永无止境地推行“革命”时，曾经追随并拥戴他的同志们却产生困惑以至歧义。在战争年代，他们与之保持着一致，现在却越来越跟不上“思想”。1949年黄克诚与毛泽东就建国后大政不同期待的对话，绝非偶然和孤立，毋如说相当有代表性。1959年的庐山，当毛泽东发动整彭德怀的攻势后，后者曾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有什么别的想头。”简单一语，道破冲突与矛盾的实质。彭德怀毅然直谏，无非因为眼见“大跃进”的后果与“富国”愿望背道而驰。毛泽东又为何批他右倾？也无非是彭德怀将“富国”置于“革命”之上。

1962年，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的分歧，根源也在于此。当“大跃进”几乎搞垮整个经济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推出若干略具改革色彩的措施，固是应急之举，却也透露了以国计民生为重的务实态度。对此，毛泽东心中大为不满。

故尔，当纪登奎提到好好抓一下经济建设时，似乎直杵周恩来内心深处最痛的一点，致他泣不成声。为何答曰“事情不那么简单”？盖以周氏最明白不过，是否“好好抓一下经济建设”，根本不取决于林彪的在与去。而消失于省略号中的“还没有完……”，交织着更复杂的内容，可解为忧虑，可解为自儆，更可解为“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式的明志与决断。

是什么可以支撑周恩来，让他不再抑忍？一言以蔽之，“国家”而已。自十九世纪末中国羸弱以来，几代志士仁人，主张或有不一，认识或有分歧，要之皆为救国、强国奋起。“革命”不是空洞的，不能非但达不成这样的目标反而渐行渐远。当知悉革命胜利二十年后中国仍不堪比四十年代初的日本，以及海峡对岸经济呈崛起之象，周恩来的情怀回到了献身革命的起点——忧国与爱国。对他来说，“国家”是具体的，是栖息着八亿同胞、延续着华夏数千年历史的国土。至于“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这样的宏远之旨，并非当下视线可及。

国家与革命，这一困扰共和国二十多年的意识形态死结，终于不能不解、非解不可。要么以国家为革命工具、永不休止地开展阶级斗争，要么以中国的稳定、富足、福祉为重，改弦更张，将重心置于经济建设。毛泽东、周恩来各自选择了其中一项。

周恩来并不是一位历史意志的开启人，而只是选择者。但以他的身份、地位，及当时环境特殊性，他勇于作此选择，仍至为关键。由此，历史终于出现拐点。1972年，周恩来意识清晰地着手拗救“文革”路线，打开新去向，引入与毛泽东判若云泥的治国理念。不管随后反方如何施展浑身解数批周、批邓，力阻新去向，“文革”都已不能避免破产的结局。（摘自《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