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而不宣的调解　　

解密彭宇案从诉讼到调解的扑朔细节

　　从一审第三次庭审开始进入公众视野的南京“彭宇案”，在沸沸扬扬的争议下，以另一种方式宣告终结——二审期间当事双方达成和解撤诉，此后各方三缄其口。除了依旧模糊的公车站“跌倒”真相，连事件本身的进展也成为秘密。

　　记者◎王鸿谅

　　难以复原的瞬间

　　自动投币的83路公交车从公交总公司开往白鹭花园，水西门广场差不多是这线路的中间位置。彭宇与徐寿兰在这一站相遇，时间是2006年11月20日上午9点30分左右，一个是在这站下车的年轻乘客，一个是赶着要上另一辆车的六旬老者。接下来的事情就变得扑朔迷离，徐寿兰在这里跌倒，到医院验伤，发现需要更换人造股骨头之后，咬定陪同她前往医院的彭宇是肇事者。

　　彭宇因此被徐寿兰告上法庭。2007年1月4日，66岁的徐寿兰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彭宇将其撞倒在地致其受伤为由，索赔13.6万余元。这场民事诉讼的一审经过了3次庭审，分别在2007年的4月、6月和7月。对于一场普通的民事诉讼而言，如此频繁的开庭并不多见，日益增多的民事诉讼案件，具体落到南京的一个区法院上，也是惊人的数字。根据法院系统的官方统计，一个法官每年平均审理的案件，已经高达上百起。

　　彭宇案之所以开庭3次，原因都在于证据不足。可徐寿兰跌倒的那个上午究竟发生了什么，通过3次庭审，集合各方证言与证据能复原的依旧只是断片。那一天两辆83路车前后进站。彭宇在第一辆车上，车进站，后门打开，他第一个走出车门。徐寿兰拎着保温瓶，赶着去搭乘第二辆83路车，她行至彭宇所乘坐的那辆车的后门附近位置跌倒，“脸朝着地，很痛苦的样子”。徐寿兰如何跌倒，她与彭宇是否发生相撞，没有任何第三方能提供确凿见证。

　　与两人都素不相识的路人陈二春见证的是徐寿兰跌倒后的情形。他看到从后门下来的彭宇“走了几步，上前帮忙扶起老人”，他自己也上前帮忙，一起把老人扶到路边。老人当时神志清醒，陈二春问到她儿子和侄女的电话，并打电话通知了这两名亲属。陈二春的回忆里，这过程中气氛平和，没有通常所见肇事者与受害人之间的僵持与敌对，徐寿兰对他和彭宇连连感谢，还说“不会连累你们的”。陈二春因此并不去设想彭宇有可能是撞人者，“假如是彭宇撞人，当时的气氛不可能那么平和”。

　　陈二春在徐寿兰的儿子赶到后离开，但彭宇没有走，他帮忙叫了一辆出租车。当徐寿兰的儿子要求他同去医院的时候，彭宇没有拒绝，到医院后，彭宇还垫付了200元的医疗费。这一团和气被老人的拍片检查结果所终结——胫骨骨折，医生的意见是要更换人造股骨头，费用数万元。于是情势急转而下，徐寿兰咬定彭宇是肇事者，要他承担医疗费用。双方协商未果，徐寿兰的儿子报警，事件交由南京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处理，并升级成为诉讼。

　　徐寿兰的治疗与诉讼同步，她被鉴定为8级伤残，她委托律师最后计算出来的赔偿总额包含了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伙食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项目。双方都显现出委屈，彭宇这边，是被徐寿兰赖上百口莫辩的无奈，为了应对诉讼，他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停止工作全力取证;而徐寿兰那边，是理直气壮的愤然，她面对过媒体的镜头一次，隔着她家窗户，从玻璃和铁栏杆背后露出戴黑框眼镜的大半张脸，语调高昂，坚持认为是彭宇撞倒她的。她说相撞时彭宇正扭头朝后面看，自己倒地后叫了好几声，彭宇都没有搭理她。“他不撞我，我怎么会跟他交涉？”她强调的，是她和老公“都有退休金和医保，儿子在公安局工作，不是说承担不起医药费，只是要讨回一个公道”。

　　徐寿兰的理直气壮同样呈现在法庭上。2007年7月6日14点30分，鼓楼法院第十法庭第三次开庭审理此案，被10余家媒体包围的当事双方各执一词。证人陈二春上庭作证时，徐寿兰坚持否认他当时在场，认定帮忙的人“不是他，那个人脸上有痣”。陈二春描述“至于高老太为什么倒地不清楚，但我看到了彭宇走了几步，上前扶老人”的时候，徐寿兰在原告席上大声说的是“你瞎编！你瞎编！”以至陈二春也激动地在法庭上赌咒发誓。幸好当时的通话记录清单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调取的，这是陈二春证明自己的最有力证据。即便如此，徐寿兰依旧坚持，由彭宇一方寻找来的证人陈二春是假的。徐寿兰的态度让陈二春走出法庭后依旧不能释怀，连说三遍：“太让我气愤了，做人怎么能这样呢？”他甚至激动地表态，虽然跟彭宇素不相识，但他愿意陪着彭宇一起上诉、申诉，一定要还他一个清白！“因为如果当时是我陪着徐老太去医院，那么可能成为被告的就是我！”

　　徐寿兰与彭宇在城中派出所分别做了一份笔录，蹊跷的是，这两份笔录都遗失了。彭宇在第二次庭审后才聘请了律师，要求调取原始询问笔录，而时任派出所所长卢昌斌给他的答复是，派出所装修，笔录遗失，他找了至少6次都找不到。至于装修为什么会导致笔录遗失，卢昌斌的答复也显得很无辜，“我要知道怎么会找不到，我就找到了”。更蹊跷的是，2007年7月6日的第三次庭审，徐寿兰的律师向法庭呈交了一份证据，一张电子照片和据此整理出来的文本，原告方坚持这张照片就是已经遗失了的彭宇原始笔录的电子照片。按照这张照片上文本整理出来的内容，彭宇曾经在笔录时承认他与徐寿兰发生相撞，不过是徐寿兰撞的他。

　　这张由手机拍摄的电子照片生成日期是2006年11月21日，笔录后第二天。面对彭宇和记者的询问，卢昌斌一开始坚持说是自己用手机拍摄的，原因是“那天早上想看看材料知道事情多严重”，可从事通讯技术工作的彭宇很快发现了破绽。他用实证方式，证明了卢昌斌所出示的这张电子照片，不可能是用他的摩托罗拉A780手机拍摄而来。面对摄像机，卢昌斌又转变了说法，承认图片并非他拍摄，而是徐寿兰的儿子所拍。卢昌斌给出的说法是，徐的儿子也是警察，他看到了原始笔录，用手机拍摄，被派出所的警察发现，予以制止，并把照片保留下来。做笔录的沈富根警官则表示，这张照片曾经唤醒了他的记忆，他论证照片上的笔迹是自己的，接着回忆起那天彭宇说过，下车后左手被人撞了一下。虽然这份证据疑点诸多，但最终被一审主审法官所采信。彭宇针对此证据的抗辩没有被法院采纳，理由是“被告虽对此持有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

　　彭宇案的前两次庭审并没有引发关注，直到第三次开庭前几天，彭宇根据“西祠胡同·南京零距离版”上留下的电话号码找到版主周桂华，讲述了自己好心没好报的故事。曾在媒体工作过的新闻科班毕业生周桂华，凭直觉认为这是一个好选题，“在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类似的事，能引起共鸣”。于是在彭宇案第三次庭审前，周桂华用短信形式给南京10多家平面媒体和几家电视台的相关记者、编导群发了简单信息，短信内容大致是:去年一个小伙子把一个老太扶起，送到医院，后被老太起诉，已经经历两次开庭，7月6日在鼓楼法院将第三次开庭。南京本地几家介入此事的媒体证实了这一说法。

　　对于舆论介入，鼓楼区法院最初并没在意，这家市区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中，有20%的案件媒体都会介入，记者的采访已经是一种常态。而且放到法律层面，这只是一起非常普通的民事诉讼。主审法官王浩是中文系毕业的在职法律硕士，从开庭次数以及判决书的长度来看，这名法官已经在这个案件中竭尽所能，试图让法律真实更接近事件真相。他的一审判决书长达9页，进行了事无巨细的冗长说理。法院系统内部的人评价这份判决因此情绪复杂，一方面是说理长度显现出来的细致与认真，另一方面，麻烦的是牵强说理并不能使人信服。

　　王浩做出的一审判决，认为“从常理上分析，其(彭宇)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到原告的人，而不是仅仅好心相扶。如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做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由此认定彭宇与徐寿兰相撞，虽然双方均无过错，但应按照公平责任合理分担损失，彭宇补偿徐寿兰损失的40%，共计4.5万多元。“法律是经验，而不是逻辑。”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的这句话一直为许多法官所推崇，可在彭宇案的一审判决书中，我们既看不到经验，也没看出逻辑。判决书被公布在网上，王浩连同他的判决书一起成为被攻击的靶子。他的个人品质与职业素养都遭到质疑与攻击，甚至包括他的中文系出身。

　　一审判决引发了沸沸扬扬的讨论，彭宇上诉，案件进入二审，成为更受关注的焦点。当舆论漩涡波及面越来越大的时候，反差的是漩涡中心的当事各方却越来越平静，或者说封闭。彭宇与他的律师，徐寿兰与她的家人都不再发表观点。整个事件里，当事双方的个人信息，我们至今仍知之甚少。原告和被告做了同样的屏蔽选择，仅有的信息是碎片:彭宇是南京的外来从业者，从事通讯技术工作，至于徐寿兰那边，只有她儿子是警察而已。

　　鼓楼区法院这边同样如此，没人愿意解答关于判决本身的疑惑——现代民事诉讼制度在分配证明责任方面的基本标准是“谁主张，谁举证”，由负责举证的那一方来承担无法查清真相的不利后果。在本案里，作为原告的徐寿兰有义务证明彭宇存在侵权的客观过失。可从当庭质证的证据看，除了那份有疑点的笔录，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证明彭宇与徐寿兰的相撞。抛开一审判决是否会彻底打击人们见义勇为的热情，使得世风日下的讨论不说，单单回到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本身，类似彭宇案这样真假难辨的民事纠纷其实不胜枚举，如果审理侵权诉讼时过于拘泥举证责任和过失责任，就会在不同程度上面临原告证明成本过高，败者赔偿能力欠缺的困境。诚如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季卫东所说，“无论彭宇案的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判决书显示了审判人员在运用推理技术时不仅犯有低级错误，还碰到了一个公平责任并不公平的道德悖论”。

　　舆论影响力最终还是成为法院系统的某种压力，公众翘首期待着二审判决，而调解成为司法机关的选择。2007年10月，“十七大”后的各省分组讨论中，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就以彭宇案为例，介绍了江苏的“大调解”机制。他还指出，很多不安因素都是从小问题引起，很多案件只是因为利益冲突引起，而通过“大调解”机制把这些矛盾在最初阶段就解决，则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2008年3月“两会”期间，江苏高院院长公丕祥同样被记者追问关于彭宇案的进展，公丕祥的答复是已经通过调解，双方和解撤诉。至于调解内容，他拒绝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