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红忍无可忍:多面人

五重身份：中国情报史上最多面的情报人员

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1929年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创办《文艺新闻》。他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洪帮、日伪，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却是货真价实的特科人员。

一人身兼五重身份

1931年10月，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立即转入特科的工作。1932年春，通过表兄贾伯涛的关系，袁殊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打入了中统内部。后来他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并在期间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

当时，中日正在谈判，谈的是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这自然成了新闻界的抢手货。由于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过了一段时间，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自然，这是得到我党负责人的批准——成为了三重间谍。不久，岩井又安排袁殊到日本。

回国后，袁殊为了加强自身的保护色，开拓情报来源，于1937年4月加入了青洪帮。1937年6月，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从此，直到1946年去解放区，在潘汉年的导演下，袁殊成功地演出了一场场出色的情报战。

当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一时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又有相当的日本关系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登门拜访。袁殊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去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沉吟了一会，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

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就这样，袁殊又多了一个身份：军统，加上中统、青红帮、日伪，以及真实的身份，则是五重身份了。这在中国情报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最多面的间谍了。

他获取了日军南进情报，为苏军兵力部署提供有力支持

从此，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自然，他首先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向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置生死于度外，化装成日本学生，越过战线，深入到了日军阵地侦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使我方避免了很大损失。

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留了下来。他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和汉奸，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中最为成功的是行动小组炸毁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1937年上海沦陷后，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并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自然也成为其中一员。当然，这件事不仅潘汉年知道，军统也是知道的。后来根据潘汉年指令，事实上，是中央的具体部署并研究批准，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的本部。“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馆成立。

潘汉年借岩井之名，建立了这么一个机构，除了掩护一个电台外，更重要的则是出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考虑。当时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攻下，隐蔽战线工作的任务更为艰巨，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深入敌人内部。有袁殊进入日本人活动的圈子中，对获取情报也就更加有利。而且延安由于远离情报中心上海，正急待掌握日本大本营动向及日、汪、蒋3方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微妙关系与变化。于是袁殊利用这个机构将大量情报发往延安。

1942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袁殊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日本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是组织这一访问的主角。吉三郎向袁透露，当前日本的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部署。这一消息让袁殊为之一震。袁殊汇集和分析各方面的情报，认定南进已是日军确定不移的战略决策了。潘汉年立即将此情报报告延安。

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前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在有了确定日军南进的情报后，前苏联这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人的兵力到西线。

到解放区一年后，敌人才发觉他的真实身份

自1937年到抗战胜利，袁殊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无疑是与他的智谋与出色的活动分不开的。后来，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等。他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分。抗日战争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5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3站站长，被授予中将军衔。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双十”协定签订后，袁殊随军北撤。

时任华东组织部部长的曾山同志亲自找袁殊谈话，考虑到各种关系，让袁殊暂时改名，跟他姓曾。从此，“曾达斋”的名字一直用了几十年。后来，他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1949年，袁殊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1987年11月26日，袁殊逝世，享年76岁。

中共情报大劫难：毛人凤称“搞垮中共半壁天下”（ZT）

1947年秋，我情报工作发生一起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重大事件，遭受了一次大劫难，其危害甚至堪与当年顾顺章的叛变相比。当时我中情部直接领导的一个规模较大、涉及华北、西北、东北地区，有五部地下秘密电台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郑介民和毛人凤曾狂妄地声称搞垮了中共半壁天下。后来，我情报部门及时采取了多项善后措施加以补救。

    这次劫难与北平的一个飞贼有关

    这个飞贼名叫段云鹏，行伍出身，外号“草上飞”，横行平津从未失手，但在1946年的冬天却栽了跟头。那天晚上，北平市内规模最大的绸缎庄瑞蚨祥三楼陈列的最高级布匹竟然被偷个精光。消息传开，全城惊动。在当局震怒后的严密缉查下，小偷在几天后落网，他就是段云鹏。不过这名飞贼很快就被释放，因为当时由军统改名的保密局看中了他的特长，利用他来窃取被怀疑人的资料以判断其是否是共产党。

    当时我党北平情报小组提供的情报准确、及时、量大、机密性高而受到中央表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关于1947年解放战争华北前线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兵力、部署等资料，有很大部分来自该小组的情报。当时中共中央已离开延安，要求北平情报小组不仅提供秘密情报，还要提供公开情况，如社会舆论等。所以电台的日发报时间都在4小时以上，有时长达7小时，这样电波就很容易被发现。

    保密局的电台侦测车当时已经大致确定了秘密电台在方圆一平方公里以内，我情报人员也已经有所察觉。但情报小组与电台相互独立没有隶属关系，两者是靠专门的联系人发生关系的。也就是说，情报人员无权改变电台的运行，因为北平电台隶属于西安总台，即使发现危险也无法及时通知。

    敌人进一步缩小范围，确定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间约五百米方圆内有一架电台，每日早上六点钟起发报。保密局颇感棘手，这一范围有百来家住户，如果挨家挨户搜查，一定会惊动电台，失去这条线索。于是他们启用了段云鹏。

    当时段云鹏的任务是每天清晨五点登上可疑地区内的最高点，凡是六点钟准时开灯的住户都必须仔细观察。几天后段云鹏就有了发现，说他在一所豪宅看见一个年轻人，每天大约在六点十分开灯，刷牙洗脸，冲饮牛奶后，从床底下提出一只木箱，把它摆到桌上，然后戴上耳机。不过因为他背对窗户，无法看清他的双手在桌上做些什么，大约在七点钟又把箱子放回床底下。我地下党的秘密电台就这样暴露了。

    敌特抓了“活电台”，最终导致总台台长王石坚的被捕

    9月24日凌晨，狡猾的敌特在我报务员刚刚发报完毕，正在收拾器材和文件之际冲进了屋内。这种方式敌特称之为抓“活电台”，因为收报方不会知道发报台已被破获。也有回忆录说该台的负责人早有叛变准备，竟然保存了他所发电报的底稿。于是敌特就利用被捕的叛变人员继续与西安的地下总台保持联系，结果导致总台台长王石坚的被捕。

    随着被捕人员的招供，案情迅速扩大。1947年9月27日的《上海时代日报》上有一条爆炸性新闻：“合众社北平27日电：河北孙连仲部下政治部主任余兴钦(译音)与人事组主任谢子延(译音)在27日黎明前被此间中央政府当局逮捕，政治观察家认为此事乃在加强中央政府对华北内战区之控制，剪除未能热心支持南京作战分子。”此新闻中提到的二人实为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作战处长谢士炎、高参室主任余心清两名中将，此外还有十七名少将，另外北平行辕、东北行辕、傅作义部队各有一名少将，总计两名中将、二十名少将被捕。

    10月1日，合众社又报道蒋介石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与其丈夫被捕。陈琏就是那座豪宅的主人。10月3日，周恩来得知陈琏被捕消息，立即致电李克农：“此案为军统局发动，似牵涉范围甚广，有扩大可能。望克农告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波及其他两处。陈琏系秘密党员，与学运有关，望罗迈告钱瑛严防牵连上海学运。并请另电冯文彬，注意到解放区受训的学生回去后有无牵连危险，望其慎重处理。”

    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因为王石坚情报系统极为庞大，遍布东北、华北、西北，通报的电台有六七部。而这些秘密据点又无法及时切断横向联系，致使敌人在破坏北平地下组织后，能够进一步追踪我党在这三大地区的情报组织。

周恩来连续致电杨尚昆、李克农、李维汉等采取紧急措施

    10月5日，蒋介石飞抵北平，亲自部署后续行动。随后在郑介民、毛人凤的直接指挥下，不仅北平和上海，我党的西安总台，以及保定、兰州、热河、沈阳等地下电台均遭破坏。

    10月6日，周恩来又连续致电杨尚昆、李克农、李维汉并告中共中央工委及康生：“平沪大捕人，牵连我情报机关。”应“杜绝一切可能牵连的漏洞，立即割断各种横的关系，并研究教训，给其他情报系统与地下党的组织以更严格的指示。”并请中工委告诉杜理卿(许建国)、冯文彬：“利用他们关系追究此案破坏真相，并研究有无营救可能和办法。对西安第二台请考虑有无办法撤退。”又致电康生、李克农：“王石坚遇险，凶多吉少，有无其他营救的办法，望告。”

    但王石坚被捕后供出了我华北、西北、东北的情报组织，导致一百数十人被捕。蒋介石对此案评价甚高，郑介民和毛人凤更是狂妄地声称搞垮了中共半壁天下。王石坚也因有用被送到保密局特种问题研究组工作。

    台湾《传记文学》1991年二月号和三月号在全文转载熊向晖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时，特于注释9中写道：“熊文中一关键人物即王石坚，熊之一切情报均经王传送，其重要性可想而知。王石坚后为当局侦破将之拘捕，王乃投降随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

    另据国民党特务系统原重要领导人文强在铁岭文史资料第七辑“我所知道的项乃光”一文中回忆：所谓特研组又称特情组，是保密局直接收容和控制中共重要叛徒的机构，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考核新来的叛徒，并作出结论。他还指出：“1947年秋，保密局在北平破获了中共潜伏活动的要案时，在西安潜伏活动多年的赵耀斌被捕，经查实此人是中共要员，押解南京后就叛投国民党。保密局认为赵耀斌资深，乃任命为特研组少将组长。”

    李克农全力调查组织遭受破坏的原因和经过，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李克农像大病了一场

    由于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等几个最重要的、打入西安国民党军政上层核心的情报人员都由王石坚领导，周恩来自然非常担心。其实王石坚早已供出了熊向晖等人的真实身份，只是特务们投鼠忌器，顾虑重重。对此，熊向晖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周恩来当时非常精辟的分析：“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重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结果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的所料。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熊向晖等三人，在收到李克农的紧急通知后一直到解放后才安全回国。

    王石坚案发生之际，中央社会部正驻在晋西北临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刘王沟。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李克农像大病了一场，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努力使损失减到最小。李克农一一听取了从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紧急撤回根据地情报人员的汇报，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指示各地组织要接受教训，割断横的关系，割断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秘密电台要采取措施，防止敌人测向的破坏，要特别注意情报组织和情报人员的安全。李克农还想方设法寻找一些在转移中失散了的情报人员，并全力调查组织遭受破坏的原因和经过。

    1947年11月23日，李克农向中央写出检查报告并请求处分。李克农说：秘密工作虽难免遭受破坏，但如没有这些缺点和错误，即使部分组织发生问题，亦不致牵连如此之广，破坏如此之大。周恩来看了报告后说:“有这样的检查报告和善后措施很好，就照这样办。我们进行武装斗争还有打败仗的时候，何况是秘密战线呢!”周恩来还说：“反正我们把胡宗南斗垮了。有此检讨即可，不必议处。”以此来勉励李克农。

    1949年北平解放后, 李克农查到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写给蒋介石关于破获此案的详细报告，并提审了几个当时直接参与此案的被捕敌特人员，才知道敌人不仅是通过无线电测向，而且还配以飞贼侦察才得手的。于是李克农就在北京西郊主持召开了有百十人参加的总结会议。李克农在会上讲了北平电台被破坏的经过，讲了谢士炎等5人被捕后解到南京，英勇就义于雨花台。李克农还在会上大骂了北平电台的叛徒，也再次对此案暴露出的问题作了检讨。最后李克农还表扬了一位东北的情报员，在出事后仍然不顾危险带着一份关于陈诚作战命令的重要情报进入解放区。

    王石坚情报系统的挫折并没有影响这一时期我情报工作的辉煌，毛泽东评价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孙中山与民国海军（原创）

这个话题很大。本虾米很是怯手。这主要是由于民国初年的海军派系林立、纷繁复杂、叛舰喋血的事情每每如家常便饭，很难清理出准确的脉络。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本虾米以前说过，偶对中山先生还是非常敬仰的，无论笔下怎样把握，怕总有一些为尊者讳的地方（说到这里又想起了小巧以前曾让本虾米弄一个毛的帖子。本虾米始终不敢为之，也是因为自己的心态使然）。

民国海军的历史，如果从萨镇冰交出指挥权离开舰队，武汉各舰随即易帜之日起观之，无论怎么看，这个自晚清以来被无数人寄予无数热望的兵种，几十年间更多的是在奏响一曲让人不忍卒听的挽歌。数不清次数的分裂与内耗，一度几使中国海军成为历史名词。在这几十年间，无论对内对外，海军几乎没有进行过一场真正意义的海战。即便是在抗战中，满腔热血的官兵除了沉船阻塞航道外，就是在日机铺天盖地的轰炸下战至最后，舰毁人亡。而当年在南京、镇江、武汉等地揭竿首义，意气风发的少年军官，以后被称为“屠夫”、万人唾骂者有之（汤芗铭等），堕落成为鱼肉百姓的地方军阀者有之（杨砥中等），随波逐流、寂寂无闻者有之（陈复等），拼力挣扎、却终究无力回天者更有之（杜锡珪等），他们的抱负和才华更多的用于对付自己的同袍。那真的是一段让人眼中流泪、心中滴血的历史。不要说写，想想都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