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十大挑战//调查显示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

核心提示：人民论坛杂志发起的“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问卷调查。第一大挑战为“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第二大挑战为“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第三大挑战为“基层干群冲突”；第四大挑战为“高房价与低收入的矛盾”。

调查结果

人民网12月24日报道 未来十年，将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期。回顾国家发展历程，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前所未有的机遇，往往伴随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欲把握发展的先机，必然要对可能面临的挑战作出判断，未雨绸缪。

人民论坛杂志发起的“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问卷调查，得到专家学者、干部群众和网友的广泛关注与参与。“环境危机凸显”、“贫富差距拉大”、“基层干群冲突”等十大挑战当中，有些精确地切中了时代弊端，有些让我们感同身受，有些可能离我们的生活较远，但这些可以说都是民众真实心声的表达，是大家的共同关切。

国家的命运总是与个人的生计紧密相关。未来十年的挑战，不仅关乎中国发展全局，更关乎你我的平凡生计。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分别就调查结果撰写了分析文章，他们的战略思考高屋建瓴，不仅打开了时代的思维空间，对国家发展和公共决策也有重要参考意义，值得品鉴。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调查结果

根据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显示，未来10年10项挑战分别为：第一大挑战为“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82.3%　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第二大挑战为“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80.6%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　第三大挑战为“基层干群冲突”，63.2%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　第四大挑战为“高房价与低收入的矛盾”，62.8%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第五大挑战为“诚信危机，道德失范　”，61.7%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第六大挑战为“民主政治改革低于公众预期”，　52.3%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第七大挑战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51.6%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第八大挑战为“老龄化矛盾凸显，老无所依，老无所养　”，　44.1%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第九大挑战为“大学毕业生就业更加困难，诱发不稳定因素”，　43.4%　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第十大挑战为“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36.3%　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

为什么要关注“未来10年10大挑战”

逢10大庆，这是中国人的传统。2009年10月1日，天安门前一场盛大的国家庆典，让中国人回味了过去的辉煌，展现了国人的自信和骄傲，并对中国未来满怀期待。当人们还沉浸在60周年庆典展现出的盛世景象中时，2009年岁末已悄然而至。

“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这一重要论断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即使是在财富与实力上升最快的战略机遇期，也会遇到重重考验，越在盛世当中越要头脑清醒。人民论坛杂志09年7月下期“中国崛起何其艰难”调查显示，如果把美国“国家崛起难度系数”设定为100，比照之下，69.95%的受访者选择中国崛起难度系数在150以上，只有5.66%的人选择50以下。这说明，广大民众清醒地认识到，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崛起之路将充满艰辛，要实现中国崛起的梦想，还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欢庆过后，我们将迈开新的征程。下一个10年，中国发展将遇到哪些挑战？哪些是最严峻、最需要关注的？该如何去应对？诸如此类问题，需要未雨绸缪。为此，人民论坛杂志发起了“盛世危言：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调查。

“10大挑战”是如何得出来的？

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很多，但哪些是最为严峻的？为了科学、客观地挑选出未来10年面临的严峻难题，我们进行了两个阶段的调查。

第一阶段为询问、访谈专家学者。为此，我们在11月16日-21日，通过电话、电邮、短信的方式，请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列出未来10年中国可能面临的10个挑战，100余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意见，从专家所列问题当中，我们选取了20个排名靠前的问题，作为调查选项。

第二阶段为网络调查。自11月26日-12月8日，“盛世危言：未来10年最严峻的10个挑战”的专题调查在人民网、人民论坛网上推出。调查推出后，共有8128人参与了投票，我们按照票数的多少，列出了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十个最严峻的挑战。这三大网站受众群体各不相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调查的代表性。

多少受访者认为未来面临严峻考验？

在调查的第一部分，“对未来10年中国的发展，您比较认同哪种判断”，我们提供了5个选项，其中有4473人选择的是“各类矛盾集中爆发，执政党和民众将面临严峻考验”这一选项，百分比为55%；32%的人选择的是“各类矛盾、风险加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使发展停滞”；10%的人选择“虽然会有风险，但中国完全能平稳度过”；3%的人选择“说不清楚”，仅有1%的人选择“没有什么风险，中国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中国民众对中国的国情和积累的问题有最深切的感受，因此，他们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不会盲目乐观。55%的人选择“各类矛盾集中爆发，执政党和民众将面临严峻考验”充分说明，中国在过去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深层的社会问题不断增加，并将成为中国今后发展的桎梏。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将是中国政府未来的重头戏。

“10大挑战”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通过网络投票统计，我们按照百分比从高到低，列出了10个严峻挑战(如图)。政治领域受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腐败、干群矛盾及政治改革，如分别为第一、第三、第六大挑战的是“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基层干群冲突”以及“政治民主改革低于民众预期”。但从数量来看，民生问题居多，如分别为第二、第四、第八、第九大挑战的是“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高房价与低收入的矛盾不断积累并爆发”，“老龄化矛盾凸显，老无所依，老无所养”，　以及“大学毕业生就业更加困难，诱发不稳定因素”。

“环境危机”为第七大挑战。位居第五、第十大挑战的是“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和“西方价值观主流化与主流价值观边缘化的矛盾”。可见，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经济问题已经不是人们关心的首要问题，由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社会、道德问题才是我们的政府和社会所应该反思的。针对每个挑战，我们约请专家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的精到见解切中问题的要害，值得品读。(执笔：高源 马静)

文章导读：

挑战一：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

6688位受访者认为“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是未来10年的严峻挑战，占受访人数的82.3%

编者引言 虽然惩治腐败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和方针，而且惩治腐败的力度逐年加大，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无须讳言的是，腐败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在某些时期、某些地方、某些领域甚至还呈蔓延之势，主要表现在犯罪的人数越来越多，职务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腐败的“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苏共解体和东欧剧变的事实证明，即使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也没有对政权更替的“历史周期率”获得终身免疫力。相反，腐败现象的蔓延却是加速政权更替的催化剂。

因此，胡锦涛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历史任务。”将反腐败提高到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足见党中央对反腐败的紧迫感和腐败危害的危机感。

拨开历史迷雾，我们发现，导致苏联剧变的原因有许多，但有一个被我们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苏共领导层中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即他们所攫取的特权和社会财富之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经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鲸吞更多的国家财富。可以说，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由腐败导致民心丧失，最终丧失政权。

科学制度反腐的最佳时期

未来10年，在我们党正处在历史上最兴旺发达的时候惩治腐败顽症，无疑是选择了最佳的手术期

王明高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颁布的制度可以说不胜枚举，为什么腐败仍屡禁不止？

惩治腐败是一项世界性的严峻课题。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面对腐败的严重挑战，世界各国政党、政府都在研究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对策。

制度反腐是人类反腐的经验总结和历史选择，在人类几千年的反腐实践中，历朝历代也制定过许多制度，为什么最终都因腐败而亡？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颁布的制度可以说不胜枚举，为什么腐败仍如此猖獗？

改革开放以来颁布的法律制度，之所以对惩治腐败的效果不佳，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制度设计不科学；二是制度执行没有刚性；三是反腐败工作没有一部统一的纲领性法律。

要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的执行力，必须提高制度的质量和执行的刚性。一是制度设计必须持定“无赖原则”。在制度设计时，应有这样一个假设，就是每个人都是“无赖”，只有以硬性的制度制约，才能让其规规矩矩服从公共利益。英格兰著名思想家休谟提出，制度设计要从“最坏”情形出发，不能对人的“觉悟”心存侥幸。

二是制度操作必须具有可行性。制度是运用于实践的，不是用来装饰的。它必须具体、可操作，具有内在逻辑性。既有实体性要求，又有程序性规定；既有宏观架构，又有微观措施。要在实际工作中行得通、用得上。凡是具有“不可行性”或“低度效益性”的制度，都是可行性不强的制度，除了造成资源浪费和信誉流失外，没有任何正面效益。

三是好的制度应该上升为法律。只有把制度变为法律，上升为国家意志，才能强化制度的权威性和惩治性。让遵纪守法者在全社会畅通无阻，使破坏法律者在全社会无路可逃。这样的制度才称得上科学的反腐制度。

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腐败的发生有其特殊原因，因而惩治腐败的措施和对策也就有所差异。中国的反腐败有中国的特殊性，因此，中国应走中国特色的反腐败之路。经过长达十多年的认真研究，笔者认为，当腐败现象在中国尚未取代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前，采取措施遏制和惩治腐败，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既是现实之需，更是历史之举。

借鉴世界各国的反腐成果，中国特色的科学反腐制度，主要应包括家庭财产申报制度、金融实名制度、遗产税和赠与税制度、公民信用保障号码制度、反腐败国际合作制度五种，并以此为核心内容，制定和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只有科学设计和强力推行上述五项制度，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使之互相配合、互相衔接、互相支撑，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多发、高发的态势，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和经济保障。

毋庸置疑，随着以阳光法案——家庭财产申报制为代表的反腐制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的出台，中国社会将面临一场深刻的变革。

既然以家庭财产申报制为代表的反腐制度如此高效，那中国为什么不用？

以家庭财产申报制为代表的反腐制度，实践证明是目前世界上最有效的科学制度，而中国惩治腐败的方略，应该是建立在以家庭财产申报制为代表的科学制度上。对此，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以家庭财产申报制为代表的反腐制度如此高效，那中国为什么现在还不用？这里面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更有复杂的现实原因。

历史原因是：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伦理型政治，在中国占统治地位并长期延续。数千年来，人们可以对现存的政治状况进行激烈的批判，主张各种政治改革甚至进行政治“革命”，但很少有人对这种以人治为基本特征的君主政治的根本点发生怀疑。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官僚网络等等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即使存在着政治腐败现象，也不过是帝王、官僚的道德品质问题，关键在于使统治者——权力握有者保持或恢复他们内在的贤明、善良。之所以产生如此认识，都是基于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和思想信念——人性本善。恰恰相反，在地球另一端的发达国家，为防止政治权力的扩张、垄断和专制，却进行着另一种探索，即建立法理型政治体制，全力谋求对政治权力的外部制约。所以如此认识，也是基于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和思想信念——人性本恶。

显而易见，发达国家与中国在防范权力异化、政治腐败上所走的路线是有所不同的。但如何评价这两种路线的社会效果呢？无疑，这两种路线在其历史发展中都有过自己的光荣，但从历史必然性和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看，应该说，伦理型路线过于理想化，它将希望寄托在某些领袖的重视与官吏的自律上，因而往往只能在某些时期或某些个人身上发生作用。中国古代的太平盛世大多出现在王朝之初，而其清官又寥若晨星便是最好的说明。

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法理型路线则以其突出的稳定性、常规性而更贴近于实际。世界上所有清廉国家在近现代，几乎无一例外地建立了一整套相关的法律制度，来防止、消除政府官员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其中诸多成功经验足以证明廉政制度化的必要和可行。当然，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也有过政治黑暗和官员腐败，但其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的不完善与制度未得到切实执行。而这又从事物的另一面向我们昭示：建立制度必须科学有效，执行制度必须具有刚性。

现实原因是：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和金融实名制为代表的几项制度，将使党和国家面临三大风险。

一是政治风险。任何政治改革都是为政权巩固服务的，但政治改革常常容易加速政权的丧失，这样的例子在当今世界不胜枚举。如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实行的金融实名制，导致两位前总统的身败名裂和自身的垮台；意大利、日本的反腐举措使得政府内阁象走马灯似地频繁更迭等。

二是经济风险。家庭财产申报制、金融实名制等制度的实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的出台，使腐败成为一种“风险极大”而“收效甚微”的事情，使原有巨额的腐败资金成为“烫手山芋”。　俗话说，“狗急跳墙”。腐败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必然想方设法掩盖事实、转移财产，势必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国民经济由此面临重大风险。

三是社会风险。历史上许多动乱最初都是以反腐败的名义发动的。腐败现象的曝光和查处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执政党的决心和勇气，同时也使执政党的公信力面临巨大的考验，容易引发民众不满和社会骚乱，造成执政基础动摇。

上述三大风险，对于一个正处于上升期的发展中国家，尽管有着不可确定的因素，但仍属“刮骨疗伤”之痛。正如一个身患重病的人，采取积极的手术治疗可能有生命危险，但不动手术几乎没有希望。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在身体免疫力较强的时候冒险救治，其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同样的道理，未来10年，在我们党正处在历史上最兴旺发达的时候惩治腐败顽症，无疑是选择了最佳的手术期。

笔者最近出版的新著《科学制度反腐论》，对未来10年如何构建反腐格局进行了系统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或许会有所启发。(作者为著名反腐问题专家)

挑战二：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

6555名受访者认为“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是未来10年 的严峻挑战，占受访人数的　　80.6%

编者引言 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均存在着不平衡问题。尤其是关系民生的收入分配，其差距的拉大不仅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导致仇富心态的产生、官民对立，严重危及和谐社会关系的构建。因此，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事关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战略问题。

分配制度改革不能小打小闹了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教授谈未来挑战

收入分配问题不解决会产生一系列后果

人民论坛记者：未来10年，中国发展将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可能是什么？

王占阳：今后10年的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制度问题。讨论今后10年的问题要比讨论今后30年的问题要实在得多。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至关紧要的十字路口上，当前最紧迫的就是要讨论面对这个十字路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走。

从经济角度讲，最大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制度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不解决会产生一系列的致命后果。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后，仍然依靠国际市场维系年均10%以上的超高增长已经不可能了。但我国经济的发展空间仍然非常大，我们仍然能够争取年均6%–8%的经济增长率。然而，历史和现实表明，这种增长率也不是能够自然实现的。二战后，西方各国实行了大规模的分配制度改革，内需随之大幅扩大，以致从原先70%依靠外需转变为了70%依靠内需，这才实现了这种高增长。现在我们能够保八，主要依靠的是超强力度的财政、信贷及其所形成的投资拉动的，但这种特殊的反危机措施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今后的发展必然要转向大幅度地扩大内需，而这又只有依靠收入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才能实现。所以说，如果没有收入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的话，中国经济就会在若干年后再次严重失速，即使是年均6%–8%左右的增长率，也将无法保证。

从政治角度看，按照我们现有的分配格局，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5%，就会影响到稳定。因为，在我国的财政分配中，政府行政支出所占份额非常大，而老百姓要求增加民生支出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在这样一个大盘子里面，如果经济增长率严重下降，财政收入随之大幅减少，“蛋糕”也就小了许多，再要同时照顾到这两个方面，还要拿出巨资维稳，那就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仍然保持政府的高支出，同时大幅压低民生支出，或者是继续保持以至提高民生支出，同时大幅度压低官员支出，或者是同时压低双方支出，或者是实行重税政策，这些都会导致许多严重问题，特别是使官民矛盾越来越尖锐。

经济增长严重下滑后，还会出现另外一个影响稳定的因素，这就是人心向背。低增长意味着经济状况很不好，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如果坚持依靠投资拉动，以至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那就更危险了。

所以，今后10年内，特别是今后数年内，如果不在分配制度上实施重大改革的话，经济增长速度就将大幅度下滑，社会稳定和政权合法性更将开始受到严重威胁。分配制度改革已经不能再是小打小闹、不痛不痒了，而是到了必须动真格的时候了。否则，经济、政治都会出现大挑战。

今后10年已是决定中国改革命运的关键期

人民论坛记者：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积极稳妥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您看来，目前这一领域还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王占阳：从总体上看，大部分人的收入都程度不同地增加了，分配制度改革也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一种重要因素。但这种增加只是绝对值的增加，并不等于收入分配格局有了改善。有限的分配制度改革未能扭转整个分配格局继续恶化的危险趋势，只是在这种恶化中百姓收入的绝对值还在增加，公共财政还是给老百姓花了一些钱。基尼系数最能反映收入分配格局。我国的基尼系数现在已经高达0.5以上。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趋势在现实当中不仅没有得到遏制，而且还在继续扩大中。

这里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特殊利益集团在过去10年间迅速扩大。作为这种过程的一种社会表现，10年前，党政机关干部下海经商还是一个热潮，而现在考公务员却成了大热门，因为，权力可以变成钱，已经完全是公开的秘密了。

所以，现在突出的问题是，分配制度弊端丛生，收入差距继续扩大，贫富分化异常严重，中产阶级遭到掠夺(特别是在股市、房市中)，官民矛盾、劳资矛盾急剧上升，所有这些，不仅现在已经导致了大量恶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而且孕育着更大的危险和危机。

人民论坛记者：深化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统筹兼顾，配套进行。您认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措施有哪些？

王占阳：我们都知道，扩大内需是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中心环节，因而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中心环节。但扩大内需不能依靠增加高收入阶层的高消费，而只能依靠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这就要做两件事，一是大幅度地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从而使之有钱花；二是大幅度地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从而使之敢于把增加的收入花出去。要做到这两件事，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分配制度问题，特别是解决国富民穷的问题。

目前，初次分配的问题已经很大，二次分配的问题就更大了，三次分配暂时还提不到日程上来。二次分配严重不公的集中体现就是国富民穷。导致国富民穷的根本原因就是分配制度改革不到位，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公共财政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我们现在确实应该对于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腐败现象广泛蔓延、特殊利益集团逐步形成、改革道路日趋艰难、社会不满日益加深、社会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严重流失、干群矛盾日益深化、党群关系也已愈益疏离等等危险现象引起高度重视了。这些现象表明，深化改革已是当务之急，今后10年已是决定中国改革命运的关键期。如果没有关键性的改革措施及时遏制和扭转目前这种恶化趋势的话，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化和人心的流失将会对社会稳定构成致命伤。(人民论坛记者周晓燕采访整理)

挑战三：基层干群冲突

5140名受访者认为“基层干群冲突”是未来10年的严峻挑战，占受访人数的63.2%。

编者引言 现阶段，我国社会基本稳定，各种主要社会关系总体上较和谐，但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里提到，在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出现的问题中，干群关系冲突最大。

事实证明，干群关系的好坏、干群矛盾的积聚与解决直接关系着社会稳定和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尤其对于基层政权来说，人民是政权的基础，民心向背关乎政权兴衰存亡。根基不稳，势必将造成整个国家大厦的坍塌。

受访者认为，未来10年，基层政权中的干群冲突将成为严峻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如何有效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抗拒风险的能力，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历史课题，迫切需要我们不断解放思想，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开拓创新的勇气，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巩固执政基础需要注意两大问题

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必须构建科学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科学、规范、透明的税收机制和财政转移支付机制

王海光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坚持改革创新精神，对在新的形势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进一步的战略部署。应对基层干群矛盾带来的新情况新考验，需要着重把握好下面两个问题。

如何构建科学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需要选派自己的优秀干部，通过法定程序进入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执掌国家政权。国家体现的是代表全体国民利益的社会公共权力。作为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所作所为必须要体现全体国民的利益，为全体国民负责，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所以，执政党应拥有比革命党时代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既要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也要重视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既要发挥社会精英的栋梁作用，也要调动普通民众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极性；既要讲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也要讲国家利益的公共性。

在执政前后，政党的政治代表性是不同的。执政前，政党争取国家权力的活动，是作为特定阶级和社会阶层利益的代表来进行的。在成为执政党以后，代表的则是全体民众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决定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是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决定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巩固与否，是民众基础和社会基础。这是国家权力的公共性质所决定的。因此，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善于从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协调社会各方面的不同利益冲突，特别要关注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因为工人阶级利益的实现，具有社会大多数成员普遍受惠的意义，执政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更多地是体现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方面。我们党讲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最要紧的就是要体现最大多数人特别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的利益要求。这是我们观察和处理当今中国问题的基本原则。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阶层、集团和群体越来越复杂化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在扩大，其内部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产业工人的科技文化素质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一部分农民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管理阶层、知识分子阶层、产业工人阶层的工作方式、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特别是社会上出现了少数高收入的富裕群体和大量的失业、下岗、低收入的弱势群体，这些问题导致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层出不断，甚至引发不安定的因素，需要引起高度的警惕。

如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目前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极其重大而迫切的战略问题。农民的不稳定性最大，收入增长过慢，生活水平很低，大量的农民长期进城务工，还有3000万贫困的农民。所以，执政党如何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解决好　“三农”问题，已成为巩固执政基础重大课题。

另外，我国现已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特别是个体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已成为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他们的工作方式、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其他阶级、阶层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具有特殊性，我们党如何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是执政基础巩固和扩大的新问题。

总之，进入21世纪，我们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特别是GDP人均已超过3000美元以后，各种利益冲突加剧，主要表现为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阶级、阶层、集团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剧，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的要求满足程度的不平衡加剧，在这种复杂的利益格局面前，传统的利益协调机制失灵了，新的利益协调机制正在建设中，极容易引发社会危机。所以，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必须构建科学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科学、规范、透明的税收机制和财政转移支付机制，以国家的力量维护社会成员平等发展的权利，抑制住社会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就是建立起一个维护起点公平的社会机制。

如何在法治和民主的制度框架下重新构建党的执政方式问题

当前，体制性弊端造成的一些问题，已经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是影响我们党执政合法性的根本性因素。应当看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巨大进步，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党在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了。人民群众要求当家作主、参与国家管理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如果我们党不能顺乎人民的意愿，加快民主建设的步伐，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就不能代表和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所以，我们党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使人民群众能够享受政治文明的成果，自觉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领导。加大决策制度的改革力度，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使党的决策真正反映、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扩大干部人事选拔工作中的民主权利，让我们党组织推荐的人选，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让我们的干部通过民主程序，得到群众的认可非常重要。这是巩固执政基础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不断推进民主的同时，还需要大力进行精兵简政，调整党组织的领导职能和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减少国家机器运作和党执政的成本；另外，还要加强权力制衡的制度建设，加强党和政府政务活动的透明度，使人民能够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这是防止和减少腐败现象的不二法门。可以说，党能够做到公共权力真正为民所用，以廉洁公正的形象取信于民，是党巩固执政基础的一项根本措施。(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本文来源：人民网 )

挑战一：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

挑战二：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

挑战三：基层干群冲突

挑战四：高房价与低收入矛盾

挑战五：信任危机 

挑战六：民主 政治改革低于公众预期 

挑战七：环境危机凸显

挑战八：人口老龄化矛盾凸显 

挑战九：大学毕业生就业困局 

挑战十：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