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式快餐都有什么:宋林松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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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档案
一、宋林松小传
宋林松,男,1936年8月15日生,1954年毕业于苏南(省立)苏州中学。1954到195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物理专业,学号5402125。家庭出身乃引车卖浆者流,父母不识字,他们先租种田亩后进城打工。由于功课原因,本人入大学前一路享有高额奖学金,进了北大则连吃饭也不要钱。“解放”伊始就抬举我当起了学生会主席等“学生高官”。因此,我曾长期自诩为是共产党的基本群众。至于“爱国主义”更不会比肉食者们淡薄。1958年1月底,北大党委书记
二、李泰伦小传
李泰伦,1936年我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55年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毕业,同年八月被分配到京西石景山北京九中工作.当年我怀着对党的无限爱戴与忠实,兢兢业业,诚诚恳恳,全心全意投身教学工作,一心一意要为祖国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接班人而孜孜不倦地工作,在学校组织的市级观摩教学"红领巾"一课中得到各级领导及听课老师的好评,也深受学生的爱戴和欢迎.真是如日中天,却不知祸之将至矣!
1957年整风运动席卷神州,地处京西石景山小镇模(磨)石口的北京九中也大字报满校飞,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热气腾腾.我也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诱惑下在小组会上积极发言.我说:"城市有设计院,政治上为什么不能搞个设计院呢","储安平说党天下说得对","傅作义上天安门是做给台湾看的,这就是共产党的政治手腕""为什么说苏联科学发达就政治民主,美国科学发达就政治不民主","我父亲是起义将领在成都战役中立了功,后来又说他是反革命给镇压了,共产党太不讲信用,骗人!". 真是福不双降,祸不单行,我一发完言就遭到批判,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纸横幅"声讨右派分子李太(泰)伦"挂在小礼堂.我眼前一黑,心中叹了口气:完了,完了,上当了!
无尽无休地批呀,斗呀;日以继夜地反省呀,交代呀,弄得我晕头转向,迷迷糊糊,怎么越坦白,问题就越多,所有的真心话一下子都成了"坚持右派立场""顽固不化""继续向党恶毒进攻"的把柄了呢?!有谁比谎言更恶毒?真善美,假丑恶,一时面目全非!
我被送到了北苑化工厂.一进门就搜身,然后检查行李,晚上挤在如沙丁鱼罐头般的大炕上,连翻个身也要喊"报告".一周后把我又送到了良乡新都暖气机械厂当建筑小工.这年冬天我煤气中毒险些送了命.我拼命地干活,推小车上三层马道,和水泥,搬砖,搭脚手架……晚上睡觉浑身骨头像散了架,无法入睡.我相信政府说的劳教不定期,什么时候表现好了什么时候回原单位工作.为了争取早日解除教养,摆脱囹圄桎梏重获自由,所以我玩儿命地干活从不计较."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裴多斐的诗是我当年唯一的精神支柱.
1961年11月右派集中,我到了北京市南苑团河农场二大队并宣布劳教定期三年,以前两年算白搭.
残酷的事还在后边呢!
林彪1号战备疏散令下达后,1968年11月8日我们从北京茶淀清河农场遣返回乡,我和杨 路,宣文峋,周述蓉(女.公安部机要员)被遣返回四川省,在成都看守所关押18天后,除杨 路外,我和宣文峋,周述蓉三人被送四川省芦山县苗溪茶场(劳改支队),我和宣文峋既没有摘帽也没有解教而是继续接受改造,这一呆就是九年.77年解教回成都在建筑工程队做临时工,七九年返京落实政策回九中任教,调朝阳区后在劲松五中当副校长至劲松一中退休.
五十一年过去了,我已是72岁高龄,青春没有了,但我仍旧要呐喊:"还我人生金色岁月"
三、杨春谱小传
杨春谱:男,四川省南充人,大约生于1936年,1955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生物系59级读书。春谱君性格比较开朗活泼,热心公务,乐于助人,读书期间被选为生物系伙食委员,负责搜集对伙食的意见并与伙食团联系。1957年6月初,西南师范学院停课大鸣长大放期间,他办油印小报《剌》(16开小报仅出版一期),刊载了一些学生对伙食的意见和建议,本与“反党”无关,但因刊头上画有一杆矛,被认定为该矛是剌向第一伙食团团长李某的,而李某是共产党员,“反对共产党员就是反对共产党”!于是杨春谱被划为右派分子。其实那杆矛不是杨春谱画的,而是同班同学吴毓民所画,杨春谱为了不连累别人,没有把吴毓民供出,代人受过当了右派分子。按当时规定右派学生政治课不及格,他补考仍不及格,因此被留级到60级读书。后来根据中央有关文件处分右派学生时,他因情节轻微,又出生贫农,从轻发落划为第四类,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免于处分。
1960年他终于读完了历时五年的大学,分配到阆中县一个边远的农村中学教书。其时正是大跃进惨败后的大饥荒时期,食物匮乏不能果腹,除上课外还有繁重的劳动改造任务,因此饥饿浮肿几成饿殍;又加居住条件很差,阴暗潮湿,落下左腿脉管炎,必须借助拐杖方能行走。就这样艰难地生活近20年才得到右派“改正”,以后被调到阆中中学教书,1996年退休。退休后一直在家养病,
四、杜高小传
杜高,湖南长沙人,1930年7月1日生。12岁即参加由田汉,欧阳予倩等领导的进步演剧活动。1950年出版第一本文艺评论集《在思想战线上》。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发表大量战地通讯,出版通。讯集《战斗在朝鲜》、话剧《向三八线前进》、文艺评论集《战斗和战斗者》等。1957年错划为右派。党的三中全会后,恢复工作。先后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当代电视》、《中国戏剧》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中国文联委员等职。出版文艺评论集《转折与前进》,近年主要从事电视剧评论工作,部分评论收入1992年出版的《电视剧评论十人集》一书。
五、
1958年3月,我到了一个全国饿死人最多的峨边沙坪农场。在那挨整挨饿的“三年大饥荒”岁月里,曾目睹数千名右派活活饿死,参与掩埋的死者 至少百人以上。1961年冬,我已周身浮肿,极度衰弱,连爬带滚走了70里山路由大堡到沙坪农场森工局礼堂集中。年底沙坪农场将我们177名行将就木的老右移交给了乐山沙湾中川劳教铁厂。我的口粮由每月12斤增加到了31斤,这才留下一条活命。同来铁厂的难友朱国干说,我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此话一点也不夸张。
几十年来,一直不知为何灾难降临头上。2007年8月回到成都探望病重的母亲,偶尔遇到团省委的车忠文。闲谈中方知我被划为右派的真实过程。原来,反右派尚未开始,团省委就物色好了右派人选,即使在鸣放中一言不发,也照样逃脱不了这场劫难。车忠文是反右派进入尾声才被揪出来,团省委书记王毓培幸灾乐祸地挖苦他:“你车忠文再狡猾也逃不出我的手板心!
死里逃生的惨痛经历,迫使我重新去认识毛泽东。正是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设下的各种圈套,(包括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于死地)彻底摧毁了我对他的信任,我无法再相信他了。
1979年改正后,又重返讲台。至今还手执教鞭向莘莘学子宣传《邓小平理论》,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摇旗呐喊。都七十几岁的人了,为何乐此不疲?前政治局常委乔石说得好:“邓小平理论就是纠正毛泽东错误思想的思想。”中国只有纠正了错误,社会才能健康发展。
友谊回声
刘利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昨天去学校借书,图书馆关门,却收到了《往事微痕》一至三期,可否多寄一两本,以便送给同室的同事。我已经浏览过其第一期上的全部文章,为你们这些为民族进步执著奉献的“老右派”们的精神感动,充满了敬意。同时也意识到,我要做的理论破立工作是其他人的必要补充。不能从理性深层上总结出中国20世纪下半叶以来所发生的历史失误的理论原因,我们的民族很难真正地走出过去的荒谬与黑暗,而明明白白地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走向未来。《往事微痕》我读过后,会送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料室,供大家借阅参考,我猜测,学院同事中有不少人会真正感兴趣,也会对他们的思想进步起推动作用,希望一定坚持寄下去!
河南刘真:贵刊的每一期以至每一篇文章都十分的珍贵,你们不仅为历史留下了自己的证言,而且更为后人留下了你们历九死而不悔的可贵精神,你们在用老当益壮的努力,使自己的晚境,真正成为了“照耀中国的霞光”。 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每一期上都有许多回忆文章,更让我们获知了许多的历史真相,获知了许多不该被历史遗忘的故事与人物。此一期上的“在死牢里与殉道者的对话”,感人至深。四十四年前就从容就义的你杨应森,以他三十三的生命,在那个众人皆醉的时代,就已具有了十分超前的意识和十分卓越的思想,他是同林昭一样具有悲悯情怀的英雄,是中国走向民主化进程中永远的圣徒,是我们这个时代仍不过时的精神体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