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旅游攻略2016:古大存与陶铸

【图】他是“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纪略
发布时间：2011-05-05 新闻来源：广东组工网 浏览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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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延安时，曾称古大存是“一朵红玫瑰花，带刺的。”
曾担任古大存秘书，后来任广东省副省长的杨立在他的著作《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中生动地解释：毛泽东的意思说他是朵玫瑰花，很香，但是有刺，就是说革命性很强，很敢讲话，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是很形象、恰当的。一来他确是一朵玫瑰花，很香，是一个好同志；二来他是有刺、会刺人的，不好惹。毛泽东也曾对古大存过于刚直，作了婉转的批评。有一次几个人在座，毛泽东讲应当搞好团结时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古大存后来对别人说：“毛主席讲的这话，实际上是批评我的。”
古大存从参加中国共产党到逝世，经历了北伐、国共分裂、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在新中国建立后，古大存又参加了土地改革、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派、合作化、大跃进等历次政治运动。在他逝世那一年，还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古大存的一生处于长期激烈的、错误复杂的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之中；处于新旧中国交替的艰难曲折的时期。古大存的经历，是这个历史时期的缩影，是共产党内部“路线斗争”不断升级的缩影。
1956年的那场反“地方主义”像一阵寒夜的猛雨，把这朵“带剌的红玫瑰”吹落地，一阵狂风，“落红飞到秋千去！”
广东人一想起他戎马生涯和显赫战功，眼睛自然会流露出崇敬之情；想起他不忍瞩目的屈辱，眼泪会不禁地流淌出来……
红十一军长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访问时，曾经谈到过彭湃和古大存。毛泽东说：“彭湃领导的海丰苏维埃运动失败后，它的军队的一部分，在古大存指挥之下，离开那区域，与朱德和我取得了联系，后来成了红军第十一军的基本队伍。”（见斯诺《西行漫记》）
红十一军的创立，是东江革命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光辉的一页。古大存被任命为红十一军军长，这既是因为他在东江革命根据地享有巨大的声望，也反映中央对他莫大的信任。
东江组建正式红军，始于1927年红二师的建立，发展于红四师到来之后。这两支正规红军驰骋海陆惠紫，转战潮普惠，为创建东江革命根据地浴血奋战，立下卓著战功。后几经挫折，损失严重，令人痛惜。1929年春，随着东江革命的复兴，东江各地的工农革命军独立团队有了相当的发展。同年夏，省委请示中央同意，成立红军第六军，下辖五个团和一个教导大队。但由于团以上没有成立师部、军部，各团红军又分散在东江的西北、西南、东南各个区，很难集中统一指挥行动，影响了红军的战斗力。于是，同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江红军编制成立为红军第十一军的指示，并对红十一军的行动方向和补给等问题作了规定。并任命古大存为军长、颜汉章为政治委员，严凤仪为参谋长，罗欣然为政治部主任。下辖5个团，一个教导大队，一个独立营，全军约3000人。
红十一军成立后，在古大存、颜汉章等的领导下，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了军队建设。一是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二是加强连队政治思想工作；三是建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四是统一指挥和加强军事训练。这些措施，促进了东江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建设，加强了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使红军更有战斗力，成为保卫和发展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支柱。
在大好形势下，由于东江特委领导人执行了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致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受到严重损失。古大存在这危难关头，力挽狂澜，带领战存的红军上了大南山。从此古大存在大南山、八乡山坚持游击，在敌军的重重围困下，坚持红旗不倒。
最艰难的时刻到来了。1931年春以后，敌人加紧对八乡山进行围剿。闽西根据地陷落，中共东江特委所在地大南山等区也被上万敌军重重围困。此时，坚持在山上的红军只有100人左右。新上任的东江特委书记李崇山逃跑了。古大存带了这支和上级失去联系的部队，在丰顺桐梓孤军作战，后来转移到大埔山区。此间，他们曾多次派人到闽西找党。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也曾派人来联络，但均未接上头。八乡山革命根据地便于1931年6月全部被敌人侵占。苏区人民遭受到敌人“三光”政策的摧残，古大存的妻子等数十名干部、战士遭到杀害。
1935年，古大存的队伍只剩下17人，他继续艰苦卓绝地带领战士们坚持斗争。同年秋，他们由丰顺辗转到大埔县南部的老苏区重新发展武装……
古大存和战士们同甘苦，共命运，根据当地多种情况分析，应付敌人，又经常注意时间的重大变化，及时进行斗争策略转变，从公开转为隐蔽，在最艰苦的岁月里表现出一位共产党人的坚定意志和斗争精神。
古大存从1926年10月领导五华农会，创造五华第一支农民自卫军常备大队起，到1938年上延安止，长期在东江地区坚持革命斗争，一生身经大小数十次血战，多次受伤。在战斗中沉着果断，敌人恨之入骨。广东军阀到处贴布告：活捉古大存的赏银两万元，击毙古大存的赏银一万元。但深得群众拥护、爱戴的古大存，到处得到群众的支持、拥护。敌人见悬赏无用，就在游击队经常出没的雨亭、路口、大石上写诗劝降，进行利诱。一次，古大存路过一座大山，见大石上写着劝降诗。诗曰：
共产十年闹翻天，上山游击苦难言；
山穷水尽已无路，赶紧投降莫迟延。
古大存看后，即以木炭题诗一首在“劝降”旁以驳斥之。诗曰：
幼习兵戎马未习诗，诸君何必强留题。
终须有日分胜败，且看先生拱手时。
在长期斗争中，古大存和群众打成一片，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国民党在一本小册子中说：“古在粤东盘踞多年，妇人孺子，无不知之，亦足证其名之著也。”
执政广东
古大存他自己也料不到，在经过半世戎马生涯之后，已经被初定在北京任中国交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的他，却因叶剑英的推荐，回到广东任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而这一回来，便成为继方方之后的广东“地方主义”的头子，受到无边的打击，最后含冤而死。广东的干部，每想起这位当年坚强地在崇山峻岭中挥师与敌人周旋战斗、英勇不屈的红军军长，却在自己共产党内的无情打击中屈辱地低下头，承诺本人无中生有的冤案，表示“永远不翻案”时，都会不禁流下同情的热泪来！
叶剑英曾对当时升任国务院总理之后的赵紫阳说：“广东的问题，我说不清楚，你也说不清楚。”叶剑英一向宽容，但对他在广东的问题，仍积压在心头。他曾说他“挨了一记闷棍”。叶剑英不计较，更加没把帐算到赵紫阳头上。叶剑英不想去说清楚，也为赵紫阳开脱了。陶铸去世了，谁也说不清楚。
既然叶剑英都说不清楚的问题。我们还能说清楚吗？为了使读者了解当年古老的委屈，还是把一些重要情节记述一下吧！
古大存到广东，开初分工的是主抓政府的工作。还兼民政厅厅长。朝鲜战争开始，他负责支前工作，老区建设工作，真是日理万机。但他仍十分关注土改工作。一是土改是全党的中心，二是他曾在东北搞过土改，很有成绩，也很有经验。后来还因诸多考虑，让方方任此职。广东兴宁、龙川、揭阳三县土改试点开始后，他十分关注，后来，自己还组织省政府在英德、台山二地搞了二个点，进行土改。当陶铸、赵紫阳调任广东之后，出现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方方成为第一次反“地方主义”头子，受到处分，第三书记降为第五书记时，古大存也曾受到批判，但因他不是土改主帅，幸免处分。而后，土改便在陶铸、赵紫阳主抓下开展起来。
1953年，古大存在全省各地检查工作时，发现土改方法不对，乱抓乱斗人，甚至侵犯华侨户、工商业者的利益的违法行为比比皆是，刑讯逼供。他在惠阳县潼湖区检查时，有的干部还沾沾自喜地说：“地主不捉不怕，不打不服，不吊不出（即交出财产）。”有的村还有所谓“三吊三出”、“六吊六出”的错误经验，结果盛行村村吊打之风。
古大存对这些违法行为进行耐心的说理劝说，有的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1950年欢迎本省出席全国英模大会代表荣归留影。前排右六为古大存。
从土改、镇反开始，一桩桩牵涉到民主人士、社会贤达以及军属生命攸关的案件，接二连三地反映到古大存那里，他忍不住，亲自前去阻拦、协调、处理。在海丰，彭湃烈士的妈妈被当作“地主婆”来斗争，古大存听知后，亲自登门拜访久别重逢的老妈妈，给予安抚，指示当地领导人不能搞那一套，要保护老人家，便准备接彭老妈妈到广州，因她怕增添政府麻烦不同意。古大存便把身上带来的二百元给老妈妈，她老人家感激不已。当听知东莞厚街的农民进城要抓省政府副主席、爱国民主人士李章达回家乡接受退租时，他急忙去接待前来的东莞农民，向他们解释说理，说李章达年纪轻轻就出来读书，从青年时代就追随孙中山先生反对满清统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救过我们许多同志，是我党的好朋友，终于说服东莞农民，心诚口服地回去。
英德县有人写信给华南分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要求镇压莫雄，而且省公安厅已同意，也已报赵紫阳批准，要立即处决了。古大存一听，急坏了，连忙找陶铸说情，要刀下留人。莫雄是国民党的一位老将领，早年跟随孙中山征讨陈炯明叛军。同叶剑英在革命军第一师共过事。他对我党最大的功劳是献出蒋介石的“铁桶围剿”的秘密计划，挽救了中央红军。1934年，正是蒋介石发动对江西进行第四次围剿惨败一年多后密谋最后决战之际。蒋介石于同年10月在庐山牯岭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莫雄时任江西省德安行政督察专员兼德安地区保安司令。他以地方官身份参加了会议。会后，他立即下山把蒋在会中布置的“铁桶围剿”计划交给刘哑佛。刘当即带出南台交给党的地下组织转给党中央。中央红军接到情报后迅速做好防范措施，赶在蒋介石“铁桶围剿”包围态势完成之前，主动撤出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终于脱险到达陕北根据地。
1938年，莫雄在任南雄县长时还放出被余汉谋囚禁的几百名共产党员、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和进步群众出狱。早在广州起义中，莫雄率领一个营守卫观音山，当起义军指挥员叶庸带着一个由机关干部临时组成的连队经山脚突围时，莫雄见队伍中有不少妇女，他不忍心加以伤害，便命令部队乒乒乓乓放了几枪权作应付，让出一条路，让叶庸这支非战斗连队不费多大劲而顺利突围出去。叶庸不久便带着队伍在花县一带与徐向前等组建了红四军，为开辟海陆丰红色根据地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当时的华南分局社会部副部长田星云不知莫雄底细，不明真相，也不作调查研究，便把大笔一挥在报告中定下“批准枪决”。
报告送到省土委会主任赵紫阳那里，他也不问情由，照样批准了。
莫雄生命危在旦夕，就在这千均一发之际，古大存挺身而出，他找了陶铸，一开口就说：“莫雄不能杀，共产党决不能干过河拆桥之事。”
他陈述了莫雄为党所做的贡献：“他是我党的一位老朋友，今后还可以为党继续出力。叶剑英同志当时在香港把他叫回来，安排他的工作，还是出于对他的信任。这个人绝对不能杀，我们一定要把他保护下来。”
陶铸对莫雄的过去是有所闻的，但没有古大存他们对他那么了解。他接受了古大存的建议：“莫雄是广东民主人士的排头兵，把他杀了，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我同意你的意见，不能杀。”
莫雄终于被保下来了。他被分配到广东人民政府参事室当参事，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后来，在反右中，莫雄又因在《南方日报》发表了《社会主义孝道》一文，差点被划为右派，古大存刚好正被批斗，但为了保莫雄，他又挺身而出。莫雄虽然保下来，但古大存自己却被打倒了——打成第二次反“地方主义”的头子，即“古、冯反党集团”的头子。历经过一场空前未有的精神的痛苦折磨。
蒙冤受屈
事情的起因是冯白驹没兼海南区委书记、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后，陶铸要派省人委秘书长林克泽前去海南任区党委副书记、行署主任。并要他初拟出任党委班子名单。他因冯白驹系海南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又是现职省委书记，副省长，并把拟就名单呈给冯白驹征求意见，信未附上：古老（即古大存）向来对海南较关心，此信是否也给他看看。好心的林克泽哪里想到，这封信会是反海南“地方主义”和“冯古反党联盟”的一首前奏曲。
这封信，古大存一直没有看过，也没有交给冯白驹的手。而是被冯白驹的郭秘书转到了陶铸手里。

这可不得了，本来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时，陶铸就把古大存、冯白驹列为“地方主义”分子，只因那时还没成火候，而今叶剑英已走，方方也被打倒后调离了，广东的地方干部“领袖人物”就是古大存和冯白驹，他俩而今竟结成联盟，这封信就是证据。于是陶铸以这封信作为突破口，把古大存、冯白驹列为“冯、古反党联盟”，发动“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对其进行猛烈的批判。
在会议上，古大存气愤地作了辩解：“我不知道这封信，更没有看过这封信，与我何干！”但都无济于事，古、冯反党联盟这个结论早在这个会议之前的广东省委第八次（扩大）会议上便已作出了的。会上一致通过《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决定》。古大存被撤去了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常委、广东省副省长之职，并决定他下放增城县去任县委副书记。1962年2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的正反经验教训，要求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踏踏实实、做好调整工作。七千人大会之后，广东省委在从化温泉召开省一级干部谈心会，即所谓“神仙会”。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会上保证“三不”：即一不抓辫子，二不打棍子，三不戴帽子……这一番话说得信誓旦旦，许多人信以为真，至少是古大存把它当成真言，以致又一次上当受骗。
古大存在会上袒露了心曲，谈了自己受委屈的内心世界，最后希望党能对他1957年所犯的错误予以复查。但古大存还是白费口舌，而且带来了新的麻烦。
古大存没想到，这竟是一场“引蛇出洞”的大骗局。在古大存、冯白驹发言之后，陶铸迫不及待到从化拿了他们的发言稿，匆匆忙忙把它刊在一个会议简报上，目的是要将它作为他们翻案的铁证。陶铸掌握了这些“罪证”后，立即召开会议，草拟了一份“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不予平反”的意见书，上报中央，得到批准后，他讨到这支令箭后，便决定对冯白驹、古大存大动干戈。
现摘录《峭壁苍松——古大存传》的一段令人扼腕的记述：“那天，省委礼堂密密麻麻坐满省直处以上赴会干部。会议一开始，台上台下便有人大声鼓噪：‘不准古大存翻案，要古大存低头认罪。’许多不知情的与会者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刺耳的鼓噪，不知所以，目瞪口呆。坐在主席台上一侧的古大存也被闹得不知其所以然，他忍受着人格上的凌辱，铁青着脸，沉思着。这时，坐在主席台上的陶铸站起身，疾步冲到古大存的眼前，气势汹汹地质问：
“‘古老，你在从化谈心会上提出要翻案，现在还翻不翻？要翻就像冯白驹那样立案审查。’
“到此刻，古大存才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顿时怒火直冲脑门，他想臭骂陶铸一顿，是他花言巧语要人向党交心，倾吐苦水的，又是他信誓旦旦，提出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又是他要大家不计前嫌，同舟共济，踏踏实实做好调整工作……原来这都是骗人的谎言，是一个阴谋。他怒目圆睁，盯住陶铸，忍不住就要发火了，但他环视一下周围，看见台下那一双双傻愣愣不知所措的眼睛，他又不得不把怒火压了下来。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现在你们操着大权，我要翻案，又翻得了吗？在大庭广众中来争吵，太没意思了。过去省委领导核心之间的不团结，已经给工作带来了损失。现在再这么争争吵吵，干部会怎么看，影响会有多坏？为了党的利益，个人的凌辱又算什么？’于是他坦然地答道：
“‘不翻案！’
“‘不翻案，那好，你必须具结。’陶铸步步进迫。“‘具什么结？’
“‘写份保证书，’陶铸气焰迫人地说：‘马上就写。’“古大存找不到纸，就从自己的笔记本上撕下一页，伏首挥动那千斤重的钢笔，歪歪斜斜地写下这样一行字：“‘我今后决不翻案。’
“陶铸接过古大存交来的那张保证书，洋洋自得地走回主席台自己的位置，口对麦克风向全体与会者朗读起来：
“‘我今后永不翻案，古大存’
“读罢，又交给在座的省委委员传阅。
“台下那些首先高喊‘决不让古大存翻案’的鼓噪者们，露出得意的微笑，为他们的发难所取得的成果而沾沾自喜。
“这场特殊的表演，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它在干部中引起强烈的非议：
“‘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手段来对待一位老同志，这太不合情理了。’
“‘早知道开这么个会，我就不来。’
……
这是一场耐人寻味的活幕剧，但归根到底还是一场催人泪下的悲剧。
此后，古大存就闲赋在家，或看报读书，或吹吹萧解闷，或住院治高血压、糖尿病。
转眼“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又受到人生一次致命的打击。
一天，他拿起《中南通讯》第一期，很觉新鲜，突然他看到里面出现了一行触目的文字：《评古大存<齐王求将>一诗中的反毛泽东思想》。文章批判作者假以歌颂后无盐的爱国精神，攻击齐宣王的昏聩无能，以此来影射毛泽东，攻击毛主席昏庸。
古大存一见，不觉大为光火：
“我反对毛主席？放你的狗屁。我对他老人家从来都是尊敬的，我在哪里反对他呀！”
那是1962年8月的事，珠江电影制片厂放映曲艺片《齐王求将》（汉剧），古大存应邀和著名戏剧家田汉前往观看。当时，台湾国民党正大肆叫嚣要反攻大陆，这个时候，放映《齐王求将》正是时候，以教育国民要提高警惕，不能有和平麻痹思想。他很喜欢这出戏，便和田汉当场各写了一首七律，赞扬这出戏。古老的诗这样写道：
齐王昏聩七年中，
犯境秦兵一振聋。
爱国无盐终未死，
匡君田相为先容。
惊惶失措与求将，
忠愤高怀许整戎。
舞态歌神传妙肖，
现身心与古人通。
古大存写此诗的心迹，是告诫国民不能有刀枪入库、放马南山的思想，要紧握手中的枪，随时准备反击来犯之敌。哪有想到有人蓄意篡改他的原意，诬说这是一首影射攻击毛主席的黑诗！他止不住的两行泪从他那苍老浑厚的脸庞上缓缓地流下来。
他痛心地哭了。
这位在枪林弹雨中闯荡过来的刚强铁汉，在他遭受两次党内“左”倾路线迫害，险些丧命时，他也从没有在人前流过泪，这次他竟然痛心地哭了。的确，对这位一贯追随共产党、追随毛主席的忠心耿耿的老人，还有什么诬陷他反对自己的领袖更令他痛心呢？
……
1966年11月4日下午4时，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古大存同志，终于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历程，含恨离开人世，享年69岁。
雨过天晴
历史是公正的。当“文化大革命”中广州北京路街头贴了大字报，争论“古大存的骨头是红的还是黑的”，周恩来来广州路过，红卫兵要他回答，他意味深长地说：“古大存的骨头是红是黑，由历史来作结论吧。”
1986年，胡耀邦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在叶剑英同志的悼词中说：“……他在领导广东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相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1983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广东省委1957年《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地方主义反党联盟》一案进行了复查，弄清了真相。大量的事实证明，古大存、冯白驹只是在党内某些方针、政策上以及在处理干部之间的关系上与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等人有不同的看法和分争，这是党所容许的，并没有组成什么联盟来反党，反对广东省委，更没有一个反党集团存在。所谓古、冯地方主义联盟是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中纪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广东省委1957年对冯白驹、古大存的处分决定是错误的，应予撤销，恢复他们的名誉。中共中央批准了中纪委的报告，并发出了恢复古大存、冯白驹名誉的通知。通知还指出：“冯白驹、古大存都是我党的老党员，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对党和人民有重大贡献。”
我党是英明伟大的，我党的眼睛是雪亮的，广东人民也是英明伟大的，广东人民的眼睛也是雪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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