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女主播慧娜:巴曙松：“刘易斯拐点”是经济转型的契机

　“民工荒”、人力成本上升、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交织发生的经济现象直指中国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据此，多位学者提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随着工业化的进行开始逐渐减少，劳动力过剩为短缺所取代。也有异议者认为，这是经济的周期性调整所致，农村依然有充沛的劳动力存量。“刘易斯拐点”是否真的来临？它对中国经济究竟意味着风险还是机遇？为此本刊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

巴曙松：“刘易斯拐点”是经济转型的契机

作者：本刊记者张墨宁 发自北京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1-08-15  浏览：1699 显示全文   　　“民工荒”、人力成本上升、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交织发生的经济现象直指中国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据此，多位学者提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随着工业化的进行开始逐渐减少，劳动力过剩为短缺所取代。也有异议者认为，这是经济的周期性调整所致，农村依然有充沛的劳动力存量。“刘易斯拐点”是否真的来临？它对中国经济究竟意味着风险还是机遇？为此本刊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
　　
　　人口结构已发生变化
　　 《南风窗》：近几年来东南沿海地区和一些中部省份相继出现了“民工荒”，尤其是制造业企业普遍感觉即使涨工资也招不到人，这能否说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巴曙松：过去30多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劳动人口占比持续上升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通过高储蓄率保证了资本存量的不断增加，但是这一增长动力在 2004 年后开始弱化，中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
　　失业率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动力的供需状态，中国自 2002 年以后失业率出现下降，日本在 60 年代中后期越过“刘易斯拐点”时失业率也出现了下降。近年来，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例逐渐上升、外出务工农民虽逐年增加但增幅逐渐趋缓。同时，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在上升，作为农村劳动力输出地区的中西部省份，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农村居民转移意愿弱化。
　　从农村居民消费数据上也能看出一些趋势，2005 年之后，农村居民消费增速明显加快。2005 年之前，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速并没有显著性领先于东部。但在最近几年中，这一情况发生了逆转。劳动力输出大省如河南、四川都出现了农村居民消费增速居于全国前列的现象。收入和消费的上升导致农村劳动力向东部转移动机的弱化，劳动力“东进”的趋势可能终结。
　　 《南风窗》：也有学者认为“用工荒”是一种局部性现象，并不能反映出劳动力已经供不应求，市场短缺的是青壮年劳动力，而40岁以上的劳动力可能普遍存在就业不足，工资上涨可能是货币的泡沫推动，而非“刘易斯拐点”，您怎么看？
　　巴曙松：周期问题和结构问题往往是混在一起的，从过去30年的经验看，很多人会认为是因为经济偏快时期的表现之一，此时就业机会多，导致了“民工荒”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或者是因为通胀的压力，不得不提升劳动力工资。实际上，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情况看，这不仅是一个短期的周期波动，而且是一个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经济增长速度在回落，但没有出现明显的就业压力，这表明前几年就开始出现的“民工荒”不仅是一个周期性的现象，更多预示着人口拐点在到来。
　　据我了解，金融投资界看到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都感到惊讶，怎么人口结构变化这么快。事实上，在此之前，人口学界就已经在探讨这个问题了，但是并没有引起金融市场的太多关注。所以，未来的预期、资产的投资估值、行业估计都要做调整，让经济在这个新的人口环境下能够实现一个新的均衡平稳发展。事实上，中国不仅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而且还面临着人口红利窗口的关闭。根据世行的测算，这个时点应当在2015年，从现在的统计数据看，可能还要提前。
　　 《南风窗》：您判断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的依据之一是农村地区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但事实上，这与国家对农业的政策性补贴不无关系。而且，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在持续下降。
　　巴曙松：政策性补贴虽然与收入相关，但那只是一次性的。以粮食价格为例，过去7年粮食丰收，但去年底至今年又出现了粮价上涨的情况，这是因为粮食价格一方面与供求有关，一方面还受更大因素的影响，那就是非农产业的收入水平。工业化和产业转移使农民在城市打工的收入提高了，而如果种植农产品的收入不上升，农民就会减少农业生产的投入，这就导致了粮食、猪肉等价格的上涨。非农产业的收入上升对农产品的价格形成了带动，这进一步证实了人口结构的属性变化，说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已经接近尾声。而原来农村劳动力供应很充足，则不一定能形成带动。
　　至于劳动者报酬，我认为前几年的工资水平是一个历史性的低点，改变收入分配制度说了很多年，为什么效果不明显呢？跟人口结构不支持也有关系，在劳动力很充足的情况下，要想提高劳动者收入是没有现实经济支持的，人为缩小收入差距容易牺牲经济效率，让低收入者获得超分配、高收入阶层面临高征税，这会形成对经济效率的损害。而现在的人口结构正好支持收入分配的转型，可以借此扩大内需，让中低收入阶层成为新的消费力量。原来的经济推动力可能是城市化、工业化的规模扩张，现在则要靠提高城市化的质量，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来扩大消费，促使经济增长更为均衡。
　　
　　人力资源投资不可忽视
　　 《南风窗》：“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是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的必经阶段吗？两个拐点几乎同时到来，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
　　巴曙松：并非所有的国家都会经过“刘易斯拐点”，它更多涉及人口存量结构的改变，而人口红利拐点关注人口年龄分布结构的变化，是所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必须经过的，其更多涉及人口增量结构的改变。具有二元经济的国家，一般首先经过“刘易斯拐点”，但是经过“人口红利拐点”的时间则有所差异。
　　日本在上世纪60 年代末通过“刘易斯拐点”，90 年代遭遇人口红利拐点；韩国在 80 年代通过“刘易斯拐点”，至今仍在享受人口红利，预期在 2015 年通过“人口红利拐点”。而中国经过“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的时间颇为接近，前后相差10 年，因此面临的劳动力供给压力更大；不同于日韩收入分配缩小之后才遭遇“人口红利拐点”，中国是先到达“人口红利拐点”，也就是未富先老。
　　“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对经济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二者都将抬高劳动力供给价格，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将推动价格中枢的上升，劳动力供给充分条件下的低通胀、高增长态势将不可持续；第二，劳动力供给的紧张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越过拐点后经济增长中枢将出现系统性下降；第三，劳动力供给约束将改善国民收入的分配形式，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从而带动消费兴起；第四，消费上升将导致储蓄下降，投资增速将出现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由投资转向消费；第五，收入分配将更趋合理，贫富差距缩小。 前两个是越过拐点可能面临的风险，简单来说就是高通胀、低增长的风险；后三个则是可能面临的机会，在越过拐点后，经济内生增长的激励将增强，消费带动的经济增长将扩大服务业需求，从而有效带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持续。
　　 《南风窗》：从理论上来说，“刘易斯拐点”之后是工作找人，而不是人找工作，为什么还会出现很多大学毕业生无法就业的问题呢？
　　巴曙松：这正需要政策的引导，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表明我们的服务业发展不充分、高端服务业发展还很缓慢，教育结构也有问题。所以一方面要放松服务业管制，发展医疗、教育、通信、金融等高端服务领域；另一方面，教育结构要适应转型的需求和升级，现在的教育结构和经济结构是错置的。此外，还要防止教育的负向激励，在劳动力供应充足的时候，低端劳动力收入低，受高等教育的人才就很稀缺。这段时间低端劳动力工资上升很快，读书、上大学的机会成本上升，而正当劳动力需要去学习和接受培训的时候，如果教育是不激励他去学习的，这个问题会很严重。所以，今后应该考虑将义务教育实行到高中阶段，并提供读书补贴，或者是在工人上技术学校阶段的时候，再对他进行义务教育的补充和扶持。
　　只有加大人力资源投资，才能适应人口结构的调整。这个情况在日韩的转型时期都碰到过，但他们的义务教育实行得比较好，所以能够平稳过渡。而我们的义务教育还远远不够，现在好多小孩不上学了，这是很可怕的，受教育水平低，将来的产业升级就无法完成，国家难以摆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抽象的，从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力资源投资角度看，是很实际地在我们身边。
　　
　　投资型经济将无以为继
　　 《南风窗》：短期内，拐点带来的风险是不是更大一些，消费型的经济还未建立，而投资驱动的经济已经趋于瓦解？
　　巴曙松：人口结构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跨越“刘易斯拐点”、从“人口红利”走向“人口负债”，短期内会增加融资风险，特别是面临短期的宏观紧缩政策时，这种潜在风险暴露和释放的可能性会明显加大。首先，如果不存在明显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升，未来劳动者报酬在收入分配的占比将逐步上升，而政府和企业收入将面临下降。虽然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可以部分对冲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风险，但是如果把产业链条拉得更长一些，人口结构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并非体现在用工成本上，而且还会通过对整体产业链的影响，对原材料价格、甚至农产品和大宗商品价格都会产生冲击，这才是企业利润率下降和企业收入下降的最大风险。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其经历“刘易斯拐点”之后，工业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利润率也曾出现系统性下移；其次，FDI留驻中国的投资收益可能逐步呈递减趋势，如果未来几年的城市化进程和中西部产业转移速度低于预期、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降低、房地产价格下滑，那么FDI存量资金存在重新配置、其中小部分资金流出的可能性。
　　第三，中国“人口红利”的一个最重要结果就是高储蓄率、低利率与高投资率，然而随着“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变，中国低利率的格局必将逐步发生改变，融资成本会整体上升。资金配置于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房地产的效率已经不可避免地有所降低，这种情况下，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模式代价则会更大。
　　人口约束使得经济体内部的腾挪空间变小，既容易出现过热，也容易出现“硬着陆”，两者之间的切换频度会明显增多。在新的投资渠道或新的投资收益增长点、负债渠道产生以前，经济过热与“硬着陆”的双重担忧可能会成为一种过渡中的常态。
　　 《南风窗》：可能发生的政策频繁切换会不会给中小企业造成致命打击？
　　巴曙松：频繁变化会对企业形成干扰，如果对人口结构的变化认识不足，还是按照原来的期望去刺激经济，很快就会发现有物价压力。我们的增长速度应更均衡一点，质量更好一些，给劳动者更高一点的待遇，真正的消费经济不可能是类似投资和出口主导时期那么高速增长的。
　　 《南风窗》：房地产泡沫也是近期的担忧，在人口老龄化的经济体中，资产购买者减少，而资产出售者增多，从而使资产价格出现下降，甚至使资产泡沫破灭，那么中国的房地产资产是否会出现类似的结果？
　　巴曙松：从趋势来看，肯定是回落的，参照日本的情况，人口结构变化之后，刚性需求肯定不再是主要的需求，刚性需求在减弱，投资需求是主要的，人口结构变化，我们需要不了那么多的房子了，所以对房地产的调控很可能中期化，不再是个短期的行为，要防止它出泡沫、对金融市场形成冲击，在房地产金融和银行金融之间也会有严格的监控措施。所以人口拐点来了之后，对房地产商也会是一个转型的驱动，要考虑到底做什么样的地产。当然，刚性需求只是一个因素，如果货币宽松，在投资需求推动下，房地产价格还会有起有落，但不会像过去10年那样狂飙突进式地增长，在平稳的经济环境下，可能跟GDP速度保持相差不多的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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