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为什么要四渡赤水？5个师打不过川军6个团

2011年09月09日 09:51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张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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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于是，他命令红一军团于28日继续北上夺取赤水城，以红三军团三个师、红五军团两个师占领土城镇以东三至四公里处的两侧有利地形，给川军以迎头痛击。……战斗中红军抓住了一批俘虏，这才得知敌人并非2个旅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

本文摘自《历史选择——长征中的红军领袖》  作者：张琦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了遵义城。

人称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衣着单薄的红军战士迎着早春的寒风，又踏上了坎坷不平的道路。

长征离不开走路，遵义会议前要走，遵义会议后还是要走。但是眼下的“走”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已不再是长征初期的退却逃跑，而是在毛泽东指挥下迂回曲折、灵活机动的运动战的必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没有骑他那匹黄骠马，而是换了一匹高头白马，精神抖擞、踌躇满志地走在军委纵队的前头，他的老战友朱德和新战友洛甫，在他的左右并肩而行，后面紧跟着周恩来、博古等。这新的行军序列，向人们展示着一个新征程的开始。

按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部署，红军兵分三路由遵义地区向赤水方向前进，准备经川南渡过长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打破敌人的围攻。红一军团为右路纵队，从松坎出发向西，直奔赤水；军委纵队和红五、九军团为中路纵队，经官店向赤水挺进；红三军团为左路纵队，从懒板凳出发，直插江安。

狡猾的蒋介石已经猜到了红军的战略部署。

当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到达遵义地区时，他判断红军的行动有三种可能：一是向东回师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二是北进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三是去金沙江西进。蒋介石认为第三种可能性不大，因为这条路线曾使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没。他的部署围绕前两种可能展开，尤其在红军北进入川方向投下重兵。

根据上述判断，蒋介石制定了“川江南岸围剿计划”，从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在中央红军周围组织了一个铁桶般的包围圈，企图阻止红军北进或东出，然后“合剿而聚歼”于川江南岸地区。他在长江边设置了两道封锁线：以泸州、叙永、毕节为第一道封锁线；以横江、盐津及安边场、宜宾间金沙江下段、宜宾与泸州间长江一线为第二道封锁线。

力量对比非常悬殊：包围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部队约有150个团40万人，中央红军只有16个团三万多人，兵力对比是10∶1。国民党军队装备精良、粮弹充足，还有飞机“保驾”，而红军只有一些破旧的迫击炮和两门山炮，缺弹少粮。敌我形势的严峻不亚于湘江之战前夕，所不同的是，红军已换了统帅。现在轮到毛泽东来指挥这场恶仗了。

不知是天公不作美，还是山路太滑，冒着淅淅沥沥小雨、拄着棍子爬娄山的毛泽东一不小心摔了一跤。雨中夹着雪，泥浆没过他的双脚，他显得很狼狈。

在遵义参军的女学生李小霞此时正走在毛泽东身后，她急忙走上前去扶毛泽东，走在后面的周恩来赶紧招呼卫生员上去包扎。

毛泽东问李小霞：“我的头磕破了没有？”

李小霞摇摇头说：“没有，主席，只出了点血。”

毛泽东一听乐了：“你这小鬼真会说话，出血不算破，是不是脑袋开花才算破呀！”

说得李小霞怪不好意思的。

一路爬坡，一路玩笑，谁也没料到这一跤还真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1月24日，右路纵队红一军团到达土城，黔敌刘翰吾部似惊弓之鸟，未加抵抗即向赤水河对岸逃窜。同一天，红九军团进抵东皇殿，奉命归入右路纵队，由红一军团指挥。红一军团占领土城后，继续北进，1月25日到达猿猴，力图迅速占领赤水县城，为全军打开向川南进军的通道。

左路纵队红三军团经仁怀向北，于1月27日进抵土城。红五军团担任后卫，紧紧跟在红三军团后面。

军委纵队于1月25日抵达东皇殿。此时，得知刘湘的模范师企图阻止红军北进，其先头部队已进至温水，距我军仅一天多路程。从东皇殿到土城的行军途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人边走边察看沿途地形，只见道路两边都是山谷地带。如果敌人孤军深入，进到土城以东一线，我军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利用两边山脊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合围歼灭敌人。

但是敌人并没有如红军的愿望那样孤军深入，军情对我十分不利，地形条件反过来也成为不利的因素。

林彪素来机警、稳健，善于绕过敌人前进，现在却遇到了麻烦。当他率领部队抵达赤水附近的黄洞陂村时，发现敌人在道路的一侧筑有坚固的碉堡，在另一侧的小山顶上修了强大的工事。原来是赤水开来的川敌章安平旅已抢先占领右侧高地，并以此为支撑点，凭借左右的堡垒对红军施行火力封锁。敌人的重机枪朝红军猛烈扫射，红军竭尽全力作战，仍冲不出敌人的火力网。林彪派出一支队伍绕到小山后寻找通路，但是没有找到。打了一整天，川敌又派来一个团增援，战斗更加激烈。由于地形对我不利，林彪坚持打到黄昏，撤过公路，无可奈何地连夜向毛泽东报告了失利的消息。

1月27日，军委纵队到达土城镇。土城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小镇，说是“土”城，不如称它为“石”城。因为顺着山坡与小河之间的小路走进镇里，你会发现所有的街巷几乎全用石板铺路。毛泽东到达土城以后，住在一家绸缎铺后面的一孔大石洞里。在土城，毛泽东得知川军两个旅四个团正向土城方向前进，遂决定集中红三、五军团和干部团，在青杠坡地区歼灭尾追之敌郭勋祺师，打通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通道。在中革军委部署战斗的会议上，毛泽东形象地说：现在敌人有几路来追击我们，我们要消灭他们，但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我们吃东西要一口一口地吃，先吃少的，后吃多的。想一口吃下是不行的。于是，他命令红一军团于28日继续北上夺取赤水城，以红三军团三个师、红五军团两个师占领土城镇以东三至四公里处的两侧有利地形，给川军以迎头痛击。为打好这一仗，红军总司令朱德亲往红三军团前卫第四师指挥，参谋长刘伯承到红五军团指挥。

1月28日凌晨，红三、五军团奉命在土城镇东侧数里之遥的青杠坡阻击川军郭勋祺师。川军抢先占领了青杠坡东西两侧的一些制高点，红军处于仰攻的不利位置。与敌激战三四个小时，敌人遭到重大打击，阵地几不能守；红军也付出不小代价，未能扩大战果。

战斗中红军抓住了一批俘虏，这才得知敌人并非2个旅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而且增援部队还源源不断。对敌情的判断严重失误。川军也并不是不堪一击的“双枪兵”黔军，刘湘手下的精锐部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指挥有方，有较强的战斗力。而我军战前又分散了兵力，令红一军团北上奔袭赤水城，没有集中优势兵力，捏成打歼灭战的拳头。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临危不乱乃人间豪杰。毛泽东意识到战局的严重性后，立即派人通知红一军团急返增援，但红一军团距此约10公里，返回需要一定时间。此时战斗愈益激烈，红五军团阵地一度被敌军突破，敌人抢占了有利地形，步步向土城进逼。前面面对的是强敌，后面背靠的是赤水河，我军背水一战，局势岌岌可危。

朱总司令决定亲临火线最紧张地段指挥作战。毛泽东面对朝夕相伴、戎马同行的战友没有立即表态。朱德诚恳地说：“得啰，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只要遵义会议开出新天地，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朱德来到了前沿阵地亲自指挥，红军指战员士气大振。

炮火无情人有情，毛泽东等担心、惦记着在火线英勇作战的同志们。

28日下午，敌人向红五军团阵地轮番进攻。敌人依仗兵力优势，武器精良，采取小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战术，企图动摇红五军团阵地。激战愈酣，我军子弹和手榴弹快用完了，为节省子弹而用石头砸敌人，石头所剩也不多了。敌人发起的四次冲锋都被打退了，第五次冲锋一度突破我军阵地，又被红军战士用刺刀、石头杀退了。第六次冲锋，敌人以一团兵力向红军阵地蜂拥而来，红军指战员挥舞大刀向敌人冲去，砍得敌人血肉横飞。石头砸完了，战士们就同敌人肉搏，鲜血染红了阵地。红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阵地仍难保住。

毛泽东命令精锐的干部团立即发起反冲锋。朱总司令又赶到干部团亲自指挥。干部团的成员多数是富有战斗经验的年轻连排干部，战术思想明确，战斗作风过硬，军事技术好，战斗力强。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的指挥下，干部团如猛虎下山，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向敌人。

下午2时过后，红一军团二师跑步返回增援，到达白马山阵地，立即投入战斗，与干部团协同作战。经过连续反击，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巩固了阵地。

这次反击作战，干部团立了大功。一直在前沿观察的毛泽东，高兴地称赞说：“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稍微稳住阵地，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一下战局，然后当机立断：“土城不能打了：一、地形不利于我们，河流多；二、敌人援军已快要赶到，敌人的兵力都集中到我们这里来了；三、这一仗再打下去，就是一个消耗战，会使我军损失太大。”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当天下午，毛泽东紧急召集政治局主要领导开会，讨论战场形势。这是红军在战斗中召开的唯一的一次紧急会议。可见这绝非一次普通的战斗。会上决定我军的行动。毛泽东认为：根据当前敌情，原计划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方案已不可行。因此，他在会上果断提出：“为了打乱敌人尾击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不应与郭(勋祺)师继续恋战，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应立即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政治局同志一致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并按他提出的意见进行如下分工：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在第二天天亮前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

分工明确，部署既定，红军领袖们立即分头行动。

红一方面军二师四团奉命到青杠坡阻击气势汹汹的川敌模范师的尾追，以掩护红军主力安全渡过赤水河。朱总司令来到了红四团前沿阵地。他仔细观察敌情，见撤退时机已到，果断下令后撤。红四团以一个营坚守阵地两个营相继后撤。敌人的子弹飞来飞去，情况相当危险。萧华等同志一再请求朱总司令先走一步，他每次都回答说：“不行！”部队全部从前沿撤下来了，朱总司令依然留在阵地上观察敌情，稳健沉着，不动声色。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又带上20余人，重新冲上山坡，顶住追上来的敌人，保卫朱总司令。红六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也来到阵地，盼望朱总司令快点回到安全地方去。只见朱总司令仍如钉子似地站在那里，手持望远镜继续观察敌情。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收拾地图、望远镜，从容地撤到阵地后面。他一回到阵地后面，杨成武就开了口：“总司令，我们在掩护你，你怎么走得这么慢啊？”王开湘和朱水秋也紧跟着说：“我们急得心都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朱总司令开心地摸摸下巴说：“急什么，诸葛亮还唱空城计哩！”

周恩来承担着组织在赤水河上架设浮桥的紧迫任务。他迅速召集各军团工兵连干部开会，下达架桥任务。

赤水河是川黔滇交界地区的一条重要水道，是长江的一条支流，源出云贵高原乌蒙山区的镇雄县，经贵州赤水县，在四川合江县汇入长江，全长420公里。赤水河河道曲折蜿蜒，水流奔腾湍急。土城位于赤水河东岸。途经这一带的河面窄处一二百米，宽处三四百米，水深10余米。而架设浮桥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水流平稳，河面不宽，两岸有整齐的道路和阻敌尾追的有利地形；二是要有船只；三是要有木板、门板、竹竿和绳索等。要在一夜之间在这条桀骜不驯的河上架设能渡过三万多人的浮桥，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周恩来规定了完成任务的时间，命令各部队工兵连立即到赤水河上下游沿岸收集船只，收买架桥器材。周恩来亲自带领作战参谋和有经验的工兵干部到赤水河畔勘察架桥点。最后，选定在土城西南不远的一处河滩架设一座浮桥。

在工兵部队紧张架设浮桥的同时，朱总司令又指挥部队在浑溪渡口夺得了敌人的一座浮桥。

这两座浮桥的架成和夺取，保证了中路纵队和左路纵队的及时顺利渡河。正是“一桥飞架东西，天堑变通途”。

右路纵队红一军团前卫红五团二营在猿猴渡河，经过激战，强渡成功，为右路纵队渡河打开了通道。

陈云也紧张细致地投入了工作。他带领卫生、供给部门的同志，奋不顾身地从阵地上抢运下全部伤员，逐个进行安置。在他的督促下，红军把仅剩的两门山炮及其他笨重物资机器投入赤水河，使部队减轻了负担。凌晨4点，他向毛泽东报告了部队轻装渡河的准备情况。

1月29日拂晓前，各路纵队开始西渡赤水河，晌午前，三万余红军全部渡到赤水河西岸。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所有架桥材料全部作价付款后，随即烧毁了浮桥。汹涌的赤水河，成了阻断尾追敌人的天然屏障。这就是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中的“一渡赤水”。

土城战役双方伤亡惨重，毛泽东重掌兵权后的第一仗留给人们慰藉，也留给人们遗憾。慰藉的是，毙伤川敌1000余人，俘敌一部，粉碎了敌人妄图将红军“一网打尽”的恶毒计划。遗憾的是，在这场战斗中红军也受到较大损失，得不偿失。红一军团团政委赵云龙、红三军团团长欧阳鑫不幸壮烈牺牲。按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说法是：“这一仗实际伤亡数字没有记载。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些材料看，双方伤亡均十分惨重。国民党的统计材料认为，共产党方面伤亡了两千多人。共产党方面现在无人敢于估计当时的伤亡情况，甚至也不愿提到国民党的数字，因为数字‘太高，容易造成错觉’。”“毛在掌握领导权后的第一仗中幸免于难。青杠坡这一仗不会载入史册。”

红军领袖们是如何评价这一仗的呢？

刘伯承说：“土城一仗，未能消灭郭师，敌人又大军奔集。我乃放弃北渡长江意图。”

聂荣臻说：“1月28日和敌人在土城北的丰村坝、青杠坡一带打了一场恶仗。由于我们指挥存在缺点等等原因，这一仗没有打好，部队受挫。”

毛泽东自己怎么说的呢？他在后来的扎西会议上总结道：“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教训有三：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上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

毛泽东又说：“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如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了。”

这正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聪明的指挥员不在于不吃败仗，而在于吃了败仗后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变得更聪明。正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审时度势，敌变我变，适时调整作战计划，变被动为主动，化消极为积极。他果断地提出放弃从泸州到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西渡赤水，终于暂时摆脱了敌人，为以后三渡赤水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后来红军在回师进取遵义途中，有的敌军俘虏曾不服气地说，“你们要在那里(指泸州至宜宾间)过江，早叫我们吃掉了。”红军战士则说：“你们当了俘虏也没变得聪明些，中国这样大，路这么多，我们哪里走不得，为什么一定要往你们的乌龟壳上碰！”

历史有时往往会改写现实的结论。土城战役从当时看确实不是一个成功的战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作为毛泽东变不利为有利，扭失败为胜利，弃被动为主动的卓越指挥范例，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