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韦德迷踪步 10大集锦:历史见证人的亲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0 20:35:03
实录：特别经历
作者：王凡 东平
采访“御医”
也许是旧史读得多的缘故，说到负责国家政权最高层人物的医疗保健者，便不由得想到已经尘封久远的“御医”一词，同时朦胧觉得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总与从医世家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
但在采访“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任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清时，笔者却得知他祖上似乎并无什么行医之人。王敏清的爷爷，是山西南部乡村的一个劳苦农民；他的父亲，是20世纪20年代初即投身革命的共产党人。
然而，20世纪初，处于外强凌辱、内政腐朽的旧中国，在一些热血爱国的青年人中，又流行着这样一句口头禅，叫做“大医医国”。如果投身救国革命，即算是对弊症群集的国家加以医治的话，王敏清的家庭，也可谓从父辈便同“行医”沾上了关系。或许这样联系有些牵强，但这的确对王敏清后来成为党和国家最高层人物的保健医生，乃至人格的塑造和一生的遭际，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
同王敏清交谈愈深，对他所受父辈风节濡染的感受也愈重。笔者以为，倘若对他的人生的叙述和阐释，没有事关他父辈的章节，那将显得残缺和乏力。正像他所说的：“我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我这不太寻常的经历，都与我的家庭、我的父亲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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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上书阻止毛泽东和江青结婚
1、他组织了对方志敏的营救/爱国将领吉鸿昌通过王世英恢复了党的关系/延安时期，风闻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他父亲领衔上书劝谏
京剧《女起解》中的苏三的一个唱段，使天下华人都知晓了山西省有个洪洞县，同时洪洞县也几乎成了冤狱的代名词。王敏清的父亲王世英，就出生在那里的一个非常贫困的庄户人家。为了摆脱受人压榨和盘剥的命运，长辈和亲戚们勒紧裤带，把王世英送进学堂。
1921年，高小毕业的王世英，考入了太原国民师范。同当时多数热血青年一样，在得现代风气吹拂之先的新式学堂，暗中传递的《新青年》、《向导》、《唯物史观浅说》等进步书刊，把王世英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学而优则仕”“衣锦还乡”，对他失去了诱惑，而涌动在襟怀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中共地下党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王世英积极投入了反对旧军阀统治的学生运动，并因此被学校开除。为逃避军警的搜捕，王世英逃到了河南开封，加入了胡景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
胡景翼是因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皇宫而赢得时誉的冯玉祥的部下，他本人也倾向反封建的革命，故而军中容留了不少中国共产党人。经刘天章、高维翰介绍，王世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可好景不长，因胡景翼突然病故，第二军中###势力嚣张，中国共产党人再难栖身军中，王世英被迫南下。在广州， 他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四期学员。“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被定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与他同在一期。
国共分裂后，王世英几度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又一次次找到了党组织。自1931`年始，王世英受中共中央委派，打入敌人营垒，在上海、南京一带，从事情报工作，并成为杰出的领导者。
1935年1月至8月间，他组织了对被捕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团领导人方志敏的营救。当时已经拟订了计划，组织了人员，准备好了从水上劫狱的木划子。可惜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方志敏就遭到了杀害。
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扰乱敌人后方和运输线，王世英亲自前往江西德安专区，商请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专员莫雄相助，并部署了炸毁南浔铁路线上的德安铁桥和南昌飞机场、油库等一系列行动。一切准备就绪后，行动人员随即到位，可中央红军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战略转移，整个行动失去了意义，遂终止了实施。
那是环境极端凶险的白色恐怖时期，可王世英仍千方百计地与国民党内部分与蒋介石有矛盾或同情共产党的将领发展关系，通过工作，使他们做一些有益于中共的事情。
王世英还使许多因形势骤变而同中共断了联系的知名人士，恢复了与中共组织的关系。例如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就是通过王世英的联系，在1934年恢复了党的关系，也是他代表中共中央局，指派吉鸿昌返回天津，筹组反帝同盟。
1935年2月，在上海的中央局遭到国民党特务毁灭性打击之际，王世英代理军委书记主持中央局的军事、情报和联络工作。3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成立，王世英任军委副书记。
1938年，王世英奉调进入延安后，听到毛泽东将与改名江青的原上海电影演员蓝苹结婚的传闻，感到非常吃惊。4年前，蓝苹在上海沪西的兆丰公园同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接头时被捕，王世英曾布置过对她的营救。
在营救过程中，王世英得知蓝苹在看守所的表现并不好。此后，上海的报端一再披露有关蓝苹的花边新闻，也给他留下了不佳印象。
已经在中国共产党内确立了领袖地位的毛泽东，与蓝苹这样的女人结婚，势必会对党的事业和领袖形象，造成负面影响。这个意念缠绕得王世英寝食难安，于是性格梗直的他，起草了一封反映江青历史情况，劝谏毛泽东不要与江青结婚的长信。
信写好后，王世英又动员了一些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知情者，在他写的信上签名按了手印。王世英的名字排在第一个，接着是陈雷、南汉宸、谢祥荫等。然后，王世英亲自把信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
在许多言及毛泽东与江青婚姻的文章和书籍中，都提到了坚决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合的代表是张闻天。
叶永烈的《江青传》中写道：“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
但他没有写明张闻天持反对态度的另外一些缘由，即江青不甚清白且非议颇多的历史，而当时提供这方面翔实证据的，就是王世英。张闻天所代表的，是包括王世英等一批中共干部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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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打牌时寥寥数语救了他
2、康生将周峻烈已经承认自己是特务的材料，给了王世英/康生质问王世英“有几个脑袋”/毛泽东打牌时的寥寥数语，使王世英免去无妄之灾
1942年的“整风运动”开始后，王世英又因为上书反对“抢救运动”，再度成为延安的知名人物。他在《关于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以逼供信方式抢救失足者，导致了大批好人受到诬陷迫害的不良后果。
在这份报告中，王世英还以自己的党性，为已经定性为特务的童陆生、余宗彦、魏巍、周峻烈等人，据实进行申诉。
他将报告交给了毛泽东、刘少奇和运动的负责人康生。康生看了报告后，立即写信给王世英，要他把自己的党票收好，不要乱保这个保那个。他还将周峻烈已经承认自己是特务的材料，附在了信后。
王世英翻开康生送来的材料，发现专案组仅仅因为周峻烈是四川安岳县人，与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康泽是同乡，就怀疑他是康泽派到延安的特务。周峻烈经不住审讯逼迫，只得承认是特务。他还招认说他在1935年，出卖了国民党肖之楚军44师中已经发展为共产党员的一位旅长和一位团长。
看罢这份材料，王世英更坚信这是个冤案。因为王世英清楚，1935年出卖44师内的中###员的叛徒叫吕渭鳌。此事发生后，就是王世英亲派张庆炎和周峻烈，火速赶往44师抢救在该师的中###员的。令人惋惜的是他们迟到了一步，几位中###员已经被捕了。
为此，王世英专门又给康生写了一封信，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指出周峻烈在此前根本就不知道44师中###组织的事，他怎么能出卖？周峻烈认罪，纯粹是逼供所致，“照你们那样的办法，什么人也受不了”。
康生对王世英坚持己见非常恼火，他在中央学习委员会上，指着王世英的鼻子大骂他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成天保这个，保那个”，“你王世英有几个脑袋？”不久，延安根据地内便传出了王世英和孔原是大特务的流言。
王世英知道这是康生搞的鬼，做好了挨整的准备，但隔了一段时日，并不见有动静。一天，毛泽###然派人来请他去打麻将。王世英怀着满腹狐疑，走进毛泽东住的窑洞，发现任弼时、康生也在座。
毛泽东一见王世英的面，就打招呼说：“我们的大老实人来了。”娱乐间，毛泽东问王世英：“听有人说你是特务？”王世英坦然答道：“主席，说什么都可以，过10年后再看。”
毛泽东说：“你这个态度很好，真金不怕火炼！”后来，还是毛泽东亲自纠正了抢救运动过火的状况，并对受迫害的干部甄别平反。
“这就是我那刚正不阿、襟怀坦荡的父亲。我们这些孩子，都受到他的强烈的熏染。”王敏清以此暂时结束了关于他父亲的故事。
5岁就参加革命的老资格
3、5岁就参加革命的老资格/“见到特务，不能看这儿，不能摸这儿……”/“你再也不用改名字了，永远叫王敏清了。”/中共中央的领导们看到照片，觉得这些娃娃太苦了
和父亲相比，王敏清“参加革命”的时候就显得年轻多了。20世纪30年代初，王世英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时，为了便于工作和掩护，他和同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李果毅扮做假夫妻。久而久之，在志同道合、生死患难的战友情谊之间，又增生一重两情依依的爱恋。后来，他们结成了真正的伴侣。
王敏清对笔者说：“每当我看《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电影时，就会想到我自己的父母，以及我亲身经历的幼年情景。”随着地下斗争环境的日益险恶，王世英觉得以夫妻身份活动，若身边有个孩子的话，更不容易引起怀疑，遂将在故乡一直由家人抚养的王敏清，接到了上海。
刚到上海时，王敏清不过是3人家庭的一分子。但没过多久，他就进入了“革命”的角色。为了安全地传递情报，王世英、李果毅有时外出，就带上王敏清，并把情报藏在他身上，以躲过街头密探、巡捕的搜查。
后来，王世英夫妇还经常把密电码和重要文件，缝在王敏清的衣服里面。这样，即使敌特到家里搜查，翻箱倒柜，也会因王敏清在外面玩耍，而一无所获。
时间长了，王敏清也知道自己身上的分量，他会拍拍缝有密件的地方，对父母说：“见到特务，不能看这儿，不能摸这儿，要像平常一样玩。”那时，他才四五岁。父母看着这早熟的孩子，这过早承担起风险的孩子，心头便泛起极为复杂的情愫。
翻看着早年跟随父母在上海、天津拍的照片，王敏清说：“那时穿得还挺像样的，可衣服里面，就常夹有秘密文件和情报。每当有同志被捕或发现特务跟踪，我们就得搬家。而每换一处新地址，我们就要改名换姓。这种事情很平常，我甚至以为搬家就必须改名。所以，在后来去延安的路上，妈妈对我说：‘我们要回延安，回我们自己真正的家，你再也不用改名字了，以后永远叫王敏清。’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摆脱了压抑的轻松和激动。”
到延安那年，王敏清9岁，他被送进了延安保育院小学。在延安“保小”就读的，都是真假烈士的子女。所谓真烈士的子女，就是父亲或母亲已经为革命牺牲了的孩子，如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刘伯坚的儿子刘虎生等；所谓假烈士的子女，就是像王敏清这样的孩子，虽然父母在世，但有的在前线作战，有的在白区斗争，都不在身边；而且说不定哪一天，有的假烈士子女，就可能变成真烈士子女。
延安的学习生活，给王敏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从入学以后，夏季就再没有穿过袜子；衣服没有不打补丁的。上课没有教室，就在树上挂一块黑板，学生席地而坐。练字就拿个小木棍子在地上练。
讲到此，王敏清又翻出了一张1939年他们在延安白家坪拍的照片，是当时到延安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为他们拍的。照片上有百十来个孩子，在教员的带领下，排列在黄土坡上。
王敏清指点着告诉笔者：“这是罗西北，这是曾宪林，这是项英的女儿项苏云，这是贺光辉、林汉雄。当时是夏季，我们大都光着脚，只有几个穿草鞋或绑着破布鞋的。你看，白上衣、灰短裤倒还挺像样，那是为了拍照片新发的。”
这张照片后来给中共中央的领导们看到了，觉得这些娃娃太苦了，就设法弄了些营养品，给孩子们送去。“我们受到老一辈很好的照顾，延安的成年人，比我们还要艰苦得多。”王敏清说。
“保小”毕业后，王敏清又上了延安自然科学院附属的延安中学。在延中，十七岁的王敏清入了党。
笔者曾在一部回忆录中，看到一篇他在延安中学写的作文《他们把时间看得非常宝贵》，这大概是作为范文被保留下来的，可见他当年的学习成绩不错。
在这篇作文里，王敏清记述了一批延安青年，是如何从“明月，映暗了繁星，葵花也用着崇高的微笑放着芬芳的香味，我为这伟大的今天趁着晚间的太阳行走着”，成长为能写很流畅报告的革命工作者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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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向医院提出了好几个不见
4、“你是今年春季以来考试成绩最好的一个。”/被分配到了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的中央保健局/康生向医院方面提出了好几个不见，但说王大夫可以来/“要我说，他犯的纯粹是政治病。”
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延安时，王敏清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撤到了山西。到潞城时，正逢北方大学医学院(即白求恩医科大学前身)招生，当时的院长是后来出任卫生部长的钱信忠。
王敏清懂事不久，就因常看着体弱多病的妈妈为革命奔波，萌生过学医的念头。他觉得为人民服务必须掌握一些实际的技能，否则就是空谈。医学院招生时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前去投考。
刚刚考完，教务处长张润苍就问道：“你下午能来吗？”“能呵。”“那你下午就来报到吧。”“不是要等几天才发录取通知吗？”“我们已经决定录取你了，你是今年春季以来考试成绩最好的一个。”
王敏清学的是军医科，新生被编排在六区队。但没学几天，校方就通知他跳一级，直接学习专业。一年后，随着战事的发展，前线急需医务工作者，王敏清便和比他高一年级的学员同时毕业，分配到华北军区第一野战医院。
当时的华北军区第一野战医院，已经全力投入临汾战役的医护工作，王敏清被派往前线医疗所。他说：“战地医疗所紧靠着战场，受伤的战士先抬到我们这里，做些紧急处置，重伤员被送往后方医院。”
临汾战役结束不久，更炽烈的太原攻坚战又开始了。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野战医院，王敏清又随医院开赴太原前线。经过一年多解放战争战火的洗礼和磨砺，他的医术提高了，在政治方面也更加成熟。
北平刚解放，他作为军管会的成员，接收原国民党陆军总医院。这时他才20岁，是总医院最年轻的军管会成员，又是最年轻的内科医生。如此发展下去，驾轻就熟而且顺当。但王敏清觉得：自己仅在医学院受了一年多正规训练，就匆匆结业从事临床，基础太不扎实，系统学习的课一定要补上。
1950年，王敏清进入山西医学院学习。毕业那一年，他是被医学院挑选出赴卫生部报到的四名优秀生之一。
1954年8月，他由卫生部分配到了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的中央保健局，又由中央保健局分配到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的北京医院。
王敏清对笔者说：“一到医院，院长计苏华和我谈了话，然后安排我到三楼西，当住院大夫。”计苏华是医术高超的老资格，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逼疯，死得很惨。
“和我分在一起工作的有沈瑾，负责带我们的有主治大夫赵夷年，内科主任吴洁。吴洁是当时给中央领导人进行内科治疗的最高级专家，他曾任北京医院前身德国医院的院长。那天中午吃饭时，我分明地感到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并窃窃私语。我起初对此不解，后来才知道，三楼是北京医院最高级的病房。到这里的医生，都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医术和其他方面的考察；而我刚毕业就分配到这儿，因此，引起人们的各种猜测。”
王敏清初到北京医院时，康生恰好也住在医院内的七号楼养病。笔者曾听一些知情者说过，建国后一段时期，康生被毛泽东冷落，中共许多领导大多熟知其整人善变的习性，同他疏远，所以他一直称病韬晦、深居简出，好像患了很重的精神疾病。
笔者问王敏清：“你分配到北京医院是否正逢那段时间？”
“就是那个时候。当时康生的病情好像挺严重，有幻视、幻听的症状，明明窗明几净，可他偏说有壁虎在爬动；还总说书橱里的、写字台上的书在晃动……他还怕有大的动静，怕见人。当时，除了曹轶欧外，只让护士照顾，谁也不能打扰他。”
王敏清说，当时的康生向医院方面提出了好几个不见，不见医生，不会客人……但他得知王敏清到北京医院工作后，便又后加了一句：王大夫可以来。
文化革命前，王敏清的父亲从未对他透露过同康生的龃龉。因此王敏清只知道康生同他父亲共过事，很熟悉，且多次到他家中看望过他父亲。所以王敏清去七号楼看过康生。康生那时对王敏清挺客气，很关心，还为他写过几幅字。可当年王敏清对书法没什么爱好，结果都遗失了。
“我同他见面时，他的谈吐、举止都很正常，字也写得很好。所以要我说，他犯的纯粹是政治病。”王敏清这样分析当时的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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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着自行车进了中南海
5、用自行车驮着自己的全部家当，进了中南海/最初的保健对象是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舞曲终了时，王敏清发现他正好和毛泽东面对面
就在王敏清到北京医院工作的那年年底，卫生部中央保健局副局长黄树则找王敏清谈话。他对王敏清说：“组织上决定调你进中南海保健组工作，这是个很光荣又至关重要的岗位，现在征求一下你个人的意见。”
自幼年不知不觉“加入”革命行列，到上学、做军医，王敏清对面临的一切似乎从未闪现过畏难和犹豫；延安精神的熏陶，父亲人格的影响，使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患得患失；作为一个中###员，对组织的决定，也向来没说过二话。王敏清没有多加考虑，干脆地答道：“我服从组织安排。”
1955年初，王敏清就把自己的全部家当，捆在自行车上进了中南海。初进中南海时，他住在勤政殿的东边，距离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不远。中南海保健组，又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保健处，他们在中南海里就归中央办公厅警卫局领导。
王敏清刚到保健组时，保健组里共有6位医生，他们是：刘少奇的保健医生顾承敏。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周尚珏。朱德的保健医生翁永庆。毛泽东原来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刚刚离开保健组，到苏联学习去了，曾任北京医院院长的周泽昭就代管了一段毛泽东的医疗保健事宜，但他不属于中南海保健组成员。还有一位医生徐涛，他主要的任务是照顾身体不好的江青。顾英奇医生没有固定的保健对象，机动，后来他接替了翁永庆。还有一位医生是巫鸿坤，负责环境公共卫生。
王敏清刚去时也是机动。所谓机动，就是不专门负责某一个人，而是哪儿需要就去哪里。主要是重要会议(如中央政治局会议)、重要活动(如五一、十一观礼，还包括看节目)的值班；领导人外出(出巡、出访)期间的医疗保健。同时，他还负责###、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说到机动的工作，王敏清对笔者说：“那时怀仁堂时常演节目，中央领导人观看时，我们要有人跟随值班。我们在怀仁堂里有专座，一旦发生什么事情，领导人的随身警卫和工作人员很容易找到我们。”
王敏清说他对一般的演出兴趣不是很大，但他对京剧却可称得上着迷上瘾。他说那是在延安看《打渔杀家》、《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看上瘾的。他说当年头脑中甚至闪过到延安评剧院当演员的念头。恰好中南海保健组里的人对京剧都缺乏欣赏热情，甚至觉得看戏是受煎熬，所以每当演京剧时，王敏清就把值班的任务全包揽了。
“听许多前辈讲，延安时期领导和群众间等级观念是最淡薄的，所以见中央领导人，机会比较多，也比较容易。我想您在延安大概就见到过毛泽东，但那种见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见感受也许不尽相同，而且此时见面，可能会发生对话，印象会特别深。”笔者问。
“的确如你所说。在延安我就见过毛泽东，有时在一起看节目、看戏，相距都不算远。刚到中南海工作时，我首先要做的是熟悉环境，熟悉服务对象的情况。到春藕斋、怀仁堂、游泳池等处转悠，认认各位领导人的门，同各位领导人的夫人、秘书、警卫人员建立联系，了解有关情况，以便于开展医疗保健工作，并经安排见领导人。在中南海里走动，总有机会看见毛泽东，但一直没有说过话。”王敏清说。
王敏清说他到中南海后第一次和毛泽东面对面讲话，还是在一次舞会上。当时，春藕斋每周举办一两次舞会，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解除紧张工作的疲劳常常到场。保健处也要派人值班，以防万一。在春耦斋的舞会上，保健人员有时也会上场活动一下。
“有一次跳舞，我和舞伴跳到毛泽东身边时，舞曲骤然终止，我正好和毛泽东面对面。我看着他，也不知是该向他问候呢，还是离开。毛泽东先开口了，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门工作，从哪调来的。我回答说：我叫王敏清，在保健处工作，原先在北京医院，刚刚调来不久。说着话，毛泽东还和我握了握手，当时我十分激动。”
经常和毛泽东在游泳池会面
6、1955年夏季，王敏清经常和毛泽东在游泳池“会面”/哨兵立即冲进屋里，及时把他们3人救了出来/在西湖畔，王敏清受到毛泽东“表扬”
1955年夏，王敏清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多了起来。“毛泽东喜欢游泳，在北京时常常去中南海内的游泳池，我这个机动医生跟随值班的机会也自然更多些。那时的毛泽东身体好，水性也好，因此没发生过什么意外情况。我们只是做些点点眼药，处置一下耳内的积水，有时观察一下血压、心跳之类的工作。”
夏过秋来，秋去冬至，王敏清接到通知，到杭州毛泽东和江青住地做医疗保健值班。他遂前往杭州，住进了西湖之滨的汪庄。1956年初的杭州，超乎寻常的寒冷。可毛泽东的脑海里，正酝酿着推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运动更新的热潮。
这年1月，毛泽东主持编辑、并亲自写了序言和大量按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本来，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村合作化的任务相当艰巨，也许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没想到仅用了6年左右就顺利完成了合作化的过程。有着“不断革命”强烈意念的毛泽东，随之萌发了终于招致不良后果的、急于“并社升级”的进一步跃进的思想。
也是王敏清住进汪庄的那段日子，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毅、柯庆施、谭震林、廖鲁言及辽宁、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和华东五省、中南六省的省委书记，对由他起草的《农业十七条》进行补充和修改，形成了《农业四十条》的初稿，并拟出了从1956年至1967年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当时的汪庄招待所里还没暖气，气温骤降时，靠燃炭火取暖。一天，寒流袭来，加上南方的湿冷令人难以忍受，晚上王敏清和徐涛把燃着木炭的火盆端进屋里，便匆匆就寝。
护士魏琳在王敏清他们屋里的电话旁，等着罗瑞卿通知她去做治疗的电话。午夜过后，电话铃响了，魏琳刚拿起电话听筒，就因煤气中毒摔倒在地板上。
魏琳倒地时，碰翻了火盆，引起地板着火。摔倒声与满屋烟熏，惊醒了王敏清，还没清醒过来的他感觉出了事，迷迷糊糊地去推门，可门被卡住了，只推开一点小缝。然后，他把魏琳抱到另一张床上，就在这时，他也因煤气中毒支持不住昏倒了。
屋外的哨兵听见屋里连响数声，又有烟从门缝里冒出来，感觉情况有异，立即冲进屋里，及时把他们三人救了出来。
清醒之后，王敏清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天亮时，王敏清感到头痛得厉害且浑身无力，但想到早饭后例行的随毛泽东散步，便强忍着疼痛来到西湖边。
毛泽东显然已经知晓夜里发生的事故，见到王敏清走来，便操着浓浓的湖南口音，打趣他说：“两个医生煤气中毒，应该表扬。”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听了，都呵呵地笑了起来。
保健医生们没有保健好自己，造成不太好的影响，王敏清内心自责不已。毛泽东以幽默的口吻，提醒他们对此引起重视，使王敏清感到一阵温暖。
杨尚昆的茶杯里有“秘密”
7、我跟随时间最长的就是###/###的茶杯里有“秘密”/王敏清“轻慢”了陈伯达/陈伯达非要护士小宋照顾他的儿子
从进中南海，到1957年回北京医院参加“反右”运动，王敏清在中南海保健处除了机动之外，还主要负责###的医疗保健。
“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工作头绪比较多，也比较忙碌，晚上经常工作到12点多钟才能休息；而且时常因为工作过于劳累而打乱饮食规律，如外出活动、无法按时吃饭，引起低血糖症状。我有几次见到他心慌、无力，脸色煞白，快要晕倒了。”
针对###的这种病症，王敏清经常提醒他工作生活要有节奏，要注意劳逸结合，避免过度劳累。同时还对他提出饮食方面的注意事项。最初，他还建议###的秘书或警卫，随身带上一些糖块，在必要的时候给###吃，补充一些糖分。
可后来，王敏清经仔细观察发现，###并不怎么吃糖。原来不能按时吃饭往往是因为谈话或开会，有时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剥糖吃很不合适。于是王敏清又想了另一种办法，再逢开会或会谈，自己就带一包葡萄糖，必要时就冲一杯葡萄糖水，让秘书或警卫端给###。开会和谈话中间，秘书或警卫递杯茶水是很自然的，喝时也不必再有顾虑。如此一来，###低血糖症状的发生率就少多了。
回忆自己从事高层领导人医疗保健工作的生涯，王敏清说：“我跟随时间最长的，就是###。第一次进中南海，主要保健对象中就有他；第三次进中南海，虽说主要对象改为邓小平，但仍兼顾他；1964年，###下放陕西一年，我也跟着他去了一年；‘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五进中南海，还经常参与和过问他的医疗保健工作。”
王敏清说，和###长久接触，感受最深的是好相处，###接人待物，平易随和，没有一点架子。在医疗保健方面，他从不主动提什么要求，总是力求从简，尽量不麻烦医务人员。
那时，中央党政领导人，每年都要做一次全面体检；还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半年进行一次重点项目的检查。###的例行检查，包括胸部透视、心电图、胆固醇、肝功能、钡餐胃肠造影、糖耐量试验、血糖等等。每次检查前，王敏清都要与###讲述检查的项目、作用，并根据他的工作活动情况，具体安排检查的地点和时间。
每到这时，###总是说自己的身体不错，不必检查了；或说某项某项检查做过了，这次就免了吧。经王敏清再次阐述一遍检查的必要性，他才遵从医嘱。
同###的不太关注自己相反，陈伯达在医疗保健的事上显得有些斤斤计较。陈伯达那时的身体状况也不错，例行检查一直没有发现有什么病症。但他却经常要保健医生去看望他，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
有一年例行检查期间，王敏清将他负责的陈伯达等领导人的检查时间都做了安排。可不久，###的秘书通知王敏清，说###下一个星期要出国访问。一般来说，访问前需要体检。由于医院床位紧张，王敏清遂安排###提前住院检查，而将原先安排陈伯达住院检查的时间推迟了几天，因当时陈伯达也没有什么紧急情况。
不料，此事被陈伯达知道后，大发雷霆，质问王敏清为什么把他的检查挪到后头，而让###加在他前面，言下露出是对他有轻慢之意。王敏清向他解释后，他依旧耿耿于怀。
后来，###听闻了此事。他对王敏清说：“我身体挺好的，你何必让他生气呢？”王敏清说：“我这是从需要出发，问心无愧。”在对待体检一事上，两人态度反差竟如此之大，使王敏清感触颇深。
还有一次，陈伯达的孩子患麻疹，因为麻疹的治疗重点是护理和防止并发症，于是，王敏清决定调一个护士每天去料理一下。
而陈伯达非要将平日跟随王敏清、同时还负责其他领导同志保健的护士小宋留住他家，天天守护他的儿子。在陈伯达的一再坚持下，王敏清只好让小宋照顾他的孩子。
陪江青不得不一日七餐
8、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对王敏清说，为江青找保健医生很不容易/王敏清觉得父亲好像有难言之隐/江青心血来潮提议和身边工作人员共同进餐/为了陪江青吃一日三餐，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不一日七餐
1957年春，“反右”斗争日益高涨，中南海保健处医生全部被调回北京医院参加运动。但王敏清等人仍在医院的保健办公室，从事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
到了1959年冬季，中央一些老同志陆续前往温暖如春的南方休养。北京医院保健办公室副主任力伯畏通知王敏清，要他护送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去广州。
到了广州，王敏清同广东省卫生厅负责保健的人员交接完工作，正准备返京，当时一方面在广州休养，一方面又坐镇广州，主持保健工作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要王敏清去见他。
一见面，傅连暲就对他说：“徐涛大夫要调离江青同志处，而江青同志的身边仍需要保健医生，组织上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你去比较合适，江青同志也同意，希望你能承担起这项工作。江青同志现在广州，你就不要返回北京了。”
“我听后内心十分矛盾。那个时候，在我们看来，在江青身边工作，几乎等于直接为毛泽东工作。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要经过反复筛选和一定时期考验的，是很高的荣誉和极大的信任。在那个时代得到这样的荣誉和信任，内心没有几分激动那是谎话。但我毕竟在中南海保健组工作过两年，和徐涛也很熟，知道江青不好伺侯。徐涛曾几度被江青斥责、赶走，只是因无人替代又几度返回。我想徐涛比我年长，资格比我老，经验比我丰富，连他都难以胜任的话，我更不能轻松了。”
当即，王敏清婉转地谈了对担任江青保健医生有些为难的想法，傅连暲说：“你也知道，找一个适合这工作的人多不容易。你在保健处工作过，业务上胜任，人又都熟悉，还是把工作接下来吧。”王敏清仍然犹豫不决。
从傅连暲处出来，王敏清就找到也在广州休养的父亲王世英征求意见。没想到在中央苏区就当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傅连暲，同自己父亲是老相识，他早已同王世英谈过了此事。
王世英的心情，比儿子更复杂。他从内心讲是不赞成儿子做江青的保健医生的，可又不便在毫不知情的儿子面前，翻江青的老账，使党的主
王敏清隐约感到父亲讲这些话的时候，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但他实在想不到父亲当年曾上书党中央劝阻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最后，王敏清接受了组织的决定。他预想到工作可能较艰难，可能会受些委屈，但一切看在毛主席的份上，为让毛主席减轻些生活方面的负担和搅扰，自己就尽量克制吧！他抱着遇事忍三分的态度，接受了此项任务。
确定为保健医生后和江青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广东省委东山招待所小岛二号楼。初次见面，江青对王敏清很客气，她坐在沙发上，让他坐在了她旁边的沙发上，并吩咐服务员给他沏茶。后来，王敏清了解到，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能享受在江青住所中同她平坐在沙发上待遇的人极少。
“我刚接手工作时，江青身边的服务人员有七八个：殷曼丽、程美英、李强华三位护士，负责医疗护理方面的工作；李连成担任警卫，还要负责江青的生活，以及同广东省有关部门的联络；广东省委警卫处干部张荣，也整日跟着我们；还有两位服务员韩芷芬和张淑兰。”
王敏清被安排在二号楼的楼上，和李连成住在一起。楼下是江青白天通常活动的地方。这里的人一再提醒他江青怕声响。他们在室内、在地毯上走也要脱了鞋；同江青说话，声音要轻得只能对话的两个人听见；江青活动范围内的门缝，都垫了纱布或海绵。
一天，江青心血来潮，突然提议以后要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桌进餐，说这是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
所有的人都知道江青怕声响，所以和她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都尽量不发出声音，甚至吃青菜也不敢出声。为了把饭吃得悄无声息，王敏清他们只好顿顿与豆腐相伴。有的护士因为怕嚼出声响，硬把一碗米饭直接吞进腹中，结果导致肠胃患病。
不久，江青也发现，同桌人的菜总是豆腐，还问王敏清：你们怎么总吃豆腐？王敏清被问得啼笑皆非，只得说，我们喜欢吃豆腐。
和江青同桌不仅没有甘，只有苦，而且她一放筷子，大家也得“住口”。长此以往是要影响身体和工作的，于是王敏清他们在陪江青吃完饭送她走后，还得再回到餐厅补吃一顿“自由饭”。这样一来，加上晚间的夜宵，王敏清他们每天要吃七顿饭。外界人还以为他们多享福，而他们的感觉却是受洋罪。
“江青吃饭的确很斯文，她自己吃饭时确实不发出什么声响。”王敏清说：“我们当时也觉得奇怪，她对许多细小的声音反映敏感，特别挑剔，可是当她听音乐、跳舞、看戏、看电影的时候，那么大动静，她倒不怕了。”
“江青喜欢听什么音乐，都看些什么电影呢？”笔者问。“她听的多是西洋音乐、轻音乐、交响乐；她那时看的影片也多是外国的，是从香港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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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突然要检查身体
9、专家们上街了，江青突然要王敏清通知下午查体/转暖还寒的初春，江青寓所周围的园工却光着脚干活
1960年元旦过后，中央保健局根据江青本人的要求，由局长史书翰带着北京医学院精神科主任、教授伍正谊、上海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上海精神病防治院院长粟宗华，聚集到广州，为江青会诊，还临时请来了内科、妇科专家为她检查身体。
毛泽东为了表示对江青的关心，到广州时，让负责自己保健的医生和护士长
“据某医生回忆录，专家聚集的检查是在1961年春。您能肯定是1960年吗？”笔者问。“肯定是1960年，否则我就不会在场了，而且有照片为证。”说着王敏清翻出了几幅1960年在广州他和几位给江青体检的专家合影的照片。“当然那位医生也在场，但他的叙述显然错了。”王敏清补充道。
他们迅速做好了检查的准备，可江青却编织出各种理由，今天有安排，明天不舒服，迟迟不能做检查，让几位重任在身、医务繁忙的权威专家，坐等了一个多月。
春节过后的一天，几位专家说，来了这么久了，成天坐守，也没看看广州，估计今天也检查不成了，便结伴上街去了。可偏偏在这天午饭时，江青突然要王敏清通知专家们，下午可以体检。
王敏清一听就急了，若告诉江青专家上街了，要她变更检查时间，她肯定会大发雷霆，不依不饶；若隐瞒真相，等她午休后不见医生，也没法交代；马上寻找吧，偌大一个广州城，谁知几位专家上哪啦！
吃罢饭送江青休息后，王敏清立即同广东省委有关方面商议联系，派人开车在广州城内寻找几位教授。结果出动了不少人，总算在江青起床前，把几位专家给找回来了，王敏清那悬在半空的心这才落了地。
体检中，有几个查血的项目。抽血一般的护士都能胜任，但给江青抽血却让所有的人却步。王敏清对在场的毛泽东保健医生说：李大夫，你经验丰富，你来吧？李大夫推脱了。王敏清又请毛泽东的护士长来抽，护士长也有些犹豫。王敏清感到只有由他来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了。
江青的血管很细，而且没有暴露在表层，很不好找。给她抽血绝对不能反复进针，或用针头在皮内探寻。王敏清凭借自己干军医的老底子和临床的经验，一针就扎中了血管，快速而顺利地抽完血，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转暖还寒的初春，不时有飘零的落叶撒落在院子里。但由于江青怕声响，负责打扫的园工不能用扫帚扫落叶，只能用手一片片地捡拾起来。有一天，王敏清清晨即起，当他推开窗户，远远望见江青住的一号楼台阶上，一位园工正光着脚，在一片片地捡拾落叶，心里很不是滋味。
王敏清到江青身边已经两月有余。最初他以为江青有病，植物神经失调，神经系统紊乱，导致脾气暴躁，心绪烦闷，产生一些乖僻的念头。后来，他渐渐感到这并非仅仅是出于病态，而是她心态扭曲和极端的个人至上的意念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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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把他们赶下飞机
10、中央保健局的郑学文处长，突然来到杭州毛泽东的住地/江青突然说：“王大夫，你太高了。”/飞机已经发动，江青突然责怪起王敏清、张仙鹏，并把他们赶下飞机
1960年3月至6月，毛泽东几度来到杭州。他这几次在杭州，都是在日理万机中匆忙度过的。
在杭州毛泽东召集了华东地区省委书记的会议；主持了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陆定一、###、柯庆施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并在此接见了来华签订中国、尼泊尔《两国边界问题协定》的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列希。
也是在这一期间，江青经上海来到了杭州。因为3月后的广州，天气开始热了，而且阴雨连绵。王敏清刚随江青到杭州不久，中央保健局的郑学文处长也来到杭州。她一到就找王敏清了解工作情况。
原来，江青向中央保健局告了几次状，说她身边的护士不好好服务，经常惹她生气。郑学文这次是专程来杭州，准备开会批评护士的。王敏清如实地向郑学文汇报了工作情况，他解释说，不是护士们不好好工作，而是江青故意刁难人，太难伺侯，护士们很辛苦。
因为两边的说辞不同，郑学文一时难下判断，就悄悄地观察了两天，看护士们如何工作。当她也耳闻目睹了江青的无理要求和对护士们有辱人格的责骂后，就对王敏清说，护士们太辛苦了，我不忍心批评她们。最后她一句批评的话也没说，就返回了北京。
在杭州，江青对护士们的态度似乎更恶劣了，特别是对殷曼丽屡屡斥责。王敏清了解到，殷曼丽已在江青身边工作多年，都二十七八岁了。她同新中国成立后就到毛泽东身边的男护士朱宝贵，恋爱谈了四五年，可平时见面的机会很少，而且几次因江青不放她，耽误了约会，以至朱宝贵怀疑她变心了，还是王敏清和其他医护人员出面证明，才消弥了他们之间的误会。他很同情小殷，工作中尽量安慰她。
有一天，王敏清又见小殷以泪洗面，而且听到了江青对她的斥骂，还高喊了一声：“你给我滚！”这使王敏清灵机一动。他对殷曼丽说：“你明天就回北京吧。”“那你如何向江青交代呢？”殷曼丽心中很高兴，可又为王敏清担忧。“医疗保健上的事我负责，这是我职权范围内的事，你放心走吧。”
王敏清立即与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联系订票，第二天殷曼丽登车北上了。从此她脱离“苦海”，与朱宝贵结了婚，还读完了医科大学。多少年后，她每每回忆起那段往事，总是对王敏清感激不尽。
江青得知王敏清竟然无视她的存在，不打招呼就让她身边的护士离开时，非常气愤。她质问王敏清：“为什么不和我商量就让殷曼丽走？”
王敏清说：“小殷最近总惹你生气，这影响你的身体恢复和治疗，所以我觉得她现在在你身边不合适，先把她调开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你想让她回来，再调她回来就是了。”
虽然江青心里依旧忿忿，但一时找不到什么反驳的理由，只得暂时咽下这口气。王敏清知道江青对此绝不会善罢甘休，自己今后的麻烦肯定少不了。
夏季又来临了，毛泽东已经前往北戴河，他让他的卫士张仙鹏，到杭州来接江青去北戴河。
飞机从杭州起飞，到济南时停了一夜。一行人在山东省委交际处安排的住所歇息。张仙鹏和王敏清是老相识，很久不见了，便海阔天空地谈笑起来。
第二天登机时，江青面带愠色地对他俩说：“你们真有本事，吵吵一夜，我觉都没睡成！”王敏清和张仙鹏认为她是故意找茬，因为他们的房间离江青住的房间隔得挺远，而且王敏清在江青身边多时，已被训练出小声说话的习惯，两人都没有搭理她。
飞机已经发动，就要起飞了。江青突然说：“你们打搅了我的休息，我不要你们送了。”王敏清考虑作为保健医生，他有责任把江青送到目的地，就说：“我们的任务是把你送到北戴河，到那儿见了主席我再走。”
“不要你们送了，你们给我下去！”江青摆出了一副决不妥协的架势。王敏清、张仙鹏只好走下了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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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邓小平的医疗保健工作
11、邓小平给王敏清的感觉是不多说话，很稳重/卓琳告诉王敏清：鸡蛋倒是每天煮了，但是邓小平不吃
王敏清从济南直接回了北京。离开江青身边，他感到难得的放松。但此事最后如何了结，还悬而未决。他在保健组等了几天，没有什么动静。突然，他接到保健局局长史书翰要他前往北戴河的通知。
毕竟是被江青赶下飞机的，而且王敏清对她善于恶人先告状的行为，已经领教，不知保健局领导如何看待此事，他估计也许还要费番口舌，向有关领导做解释。不料，他到北戴河后，史书翰什么也没向他询问，只是每天约他下海游泳，晒太阳，看电影，或打扑克。王敏清几次询问史书翰：“叫我到北戴河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史书翰总是含笑告诉他，“没什么事。”如此这般度过了一个多月。原来，慈祥、心善的史书翰局长是让王敏清来北戴河休息和散心的。老领导对他的情况很清楚、很理解，这使他感到十分的欣慰。
从北戴河又回到北京后，领导安排王敏清到阜外医院，进修心脏和心血管方面的业务。两年后，又是中央保健局办公室副主任力伯畏，找王敏清谈话，告诉他组织决定要他再次进中南海保健组，主要负责邓小平的医疗保健工作。
1962年春，王敏清第三次进入中南海。他先和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内勤卫士张宝忠见了面。在这之后，他又经
邓小平给王敏清的感觉是不多说话，很稳重，但也不是总绷着面孔，他对周围的工作人员以及医务人员都很和蔼、亲切，生活朴实，特别豁达大度，待人处事宽容，这都给王敏清留下极深的印象。
由于工作的关系，王敏清与邓小平及其家人有了较多的接触，脑海里留下了一些难以忘怀的记忆。在他的记忆中，邓小平一家的生活十分简朴。当年深秋的一天，王敏清向卓琳问及邓小平的起居情况。
卓琳在讲述了一些关于邓小平的近况后，告诉王敏清说：邓小平此刻还是盖一床薄薄的棉被，她边说着边拉开了那床已褪了色的旧被子。卓琳拎起了被子，对着窗外亮光看了看，王敏清发现这床棉被不仅很薄，而且还厚薄不均，有的地方都透亮了，可见是床盖了很久的旧棉被。
20世纪60年代的邓小平，身体状况还相当不错，他只不过有时出现轻度的低血糖、中耳炎和轻度听力障碍。
王敏清说：“偶尔患病时，邓小平很尊重和服从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嘱咐他吃什么药，就吃什么药；说打针，就趴下打。不像有的病人，你让他打针、吃药，要费很多口舌，要对为什么服药、服哪些药，有哪些作用、副作用等等，作一系列解释，要排除他的重重疑虑。可邓小平从不多问，对治疗很配合。”
有一次，邓小平中耳炎犯了，王敏清在给他滴药时，不留神滴到了他的耳朵外边。当时王敏清很过意不去，但邓小平却说没关系。“他从不因这些事而责备医务人员。”王敏清对笔者说。
时间久了，王敏清同邓家的大人、小孩都相处得十分融洽。他渐渐感觉到，在他接触的许多人家里，邓小平一家人相互间特别和睦，家庭气氛很浓。邓小平特别爱孩子，孩子们也跟他特别亲近。他的休假时间，总安排在孩子们的假期里，以便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度假。
因为当时我国经济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后的恢复期，整个国家的生活水平都还很低，王敏清考虑到邓小平有时低血糖，就建议卓琳多注意邓小平的营养，他建议每天早晨给邓小平吃一个鸡蛋。
过了些日子，王敏清到邓家探视，询问起吃鸡蛋的事。卓琳告诉他，鸡蛋倒是每天早上都煮了一个，但邓小平没有吃，都给小儿子吃了。“他说他看着小儿子吃，比他自己吃还要舒服。”卓琳也无可奈何。
“根据邓小平爱孩子的特点，有些我们不大容易办到的事情，就通过孩子来做。当时邓小平是中共中央的总书记，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非常繁忙。他每天有很长的时间，都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而他的业余爱好是打桥牌，和办公一样，也是坐着，所以他的体力活动很少。我们也劝，卓琳也说，让他多活动活动，可效果不大。后来，每当该休息的时候，我们就让邓小平的小儿子连拉带拖地把邓小平拉出室外散步，结果这一招还比较灵。”
由于邓小平的内脏没有病，所以，王敏清在负责邓小平保健医疗期间，主要是组织好邓的定期体检和外出时跟随他出差，算是医疗保驾吧！除了国内出差外，他还随邓小平出访过几次，到了朝鲜和越南。
“据我看到的一些资料，为抗美援越作战之事，叶剑英、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等曾秘密访越。你们那次访越是否也与此有关？”笔者问道。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保健医生只管保健医疗方面的事情，别的事情从不过问，人家也不会跟我们说。我们跟随领导人时，总是隔着一段距离跟着，他们谈话时，没有医疗方面的事情，我们向来不往前凑。”
“翻看相册时，我看到好几张您和邓小平在朝鲜拍的照片，您能谈谈那次出访的情况吗？”笔者问道。
“那次是1961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访问朝鲜，团长邓小平，副团长是康生。代表团集体参观、活动时，康生不是紧随团长，而是一个人总在后面，有时拣石头、看字画，或东张西望。一次邓小平曾对朝鲜同志笑着说：‘康老呵，就是喜欢古董，爱考古，看见石头、字画就走不动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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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道出康生的劣迹真相
12、据毛泽东的一系列批示，保健局撤销了/史书翰、郑学文要王敏清四进中南海/父亲感到可能永远失去揭示真相的时机之际，才把一些真情告诉给王敏清/王敏清给周恩来写了一封揭发康生的长信，可信却落到了康生手中
1964年，毛泽东就党政高级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做了一系列的批示，其中包括撤销卫生部的保健局，取消中南海保健组。他还批评专门负责高级干部医疗保健的北京医院，应该“改名老爷医院”，要北京医院对外开放。
“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批示，中南海里保健组也撤销了，回到北京医院。我们全体保健人员撤离时，在保健组办公的院前合影留念，毕竟在此工作多年。”
正在这时，中央办公厅主任###要到陕西省咸阳的牛角村“四清”，除了他的警卫员赵雨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干部刘吉顺跟随外，组织上决定王敏清随###一起去“四清”。
在陕西乡村的“四清”生活，使王敏清重新回忆起自己青少年时在延安度过的艰苦岁月。解放15年了，中国老百姓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在物质生活方面，还远未达到理想境界。
王敏清他们所在的牛角村，是个十分贫困的村庄。这里有的老百姓甚至买不起食盐和点灯的油。王敏清他们最初每天只能吃两顿棒子面糊糊，后来陕西省委看到他们工作组又苦又累，决定让工作组另起炉灶，这才喝上了面汤。这也就算是很大的改善了。
当他们“四清”结束，回到西安市时，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曾在西安大厦款待他们吃炸馒头片。结果盘子一端上来，就被风卷残云一扫而光。因为厨房已经下班了，做不了其他花样，只得再炸馒头片。
第二盘、第三盘均很快被扫光，直到大师傅炸完第四锅，他们才打住。“那时肚子里缺油呀！不仅是我们终生难忘，在场的人都留下深刻记忆。”王敏清说。
1965年秋，卫生部副部长史书翰和负责保健工作的郑学文处长，相继找王敏清谈话，要他第四次进入中南海，担任中南海门诊部的主任。
自从撤销中南海保健组后，中南海内领导人的保健和小病的治疗，都得临时叫人来或出中南海去看病，很不方便。而原中南海门诊部并不担负领导人的保健医疗工作。史书翰、郑学文找王敏清，是希望他去后，能兼管一些原保健组的工作。
已经三进三出中南海的王敏清，一再推托不愿当官，他说当医生，治病救人足矣，从未想过担任什么职务。他推荐原保健组别的几位资格更老的医生，说他们更合适就任。可史书翰、郑学文一再找他谈，认为他曾为多位领导人服务过，相互熟悉融洽……王敏清最后答应，先由他顶着，希望领导继续物色人选，一旦物色到合适人选，他就退出来。
王敏清就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半年多，就遇着了狂飙疾雨。1966年初，于1965年年底调到广东工作的原中央办公厅主任###已经处于被批判的状态。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明确地将###列为反党集团头面人物。而王敏清长期担负###保健医疗工作，并随杨到陕西“四清”，被视为同###关系很不寻常，所以当批彭、罗、陆、杨进入高潮之际，王敏清也随之受到波及，开始受到种种诬陷。
不久，王敏清的父亲王世英因为很清楚康生、江青历史污点，也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王敏清对为革命舍生忘死的父亲也遭批判百思不得其解，他刨根问底询问，可父亲就是不讲。直到父亲感到可能永远失去揭示真相的时机之际，才把康生的劣迹和他同康生几度交锋的真情告诉给王敏清。
原来，康生曾诬陷王超北、刘雅洁等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的老党员是特务、内奸，王世英为他们和康生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父亲还给王敏清看了1962年他刻画康生嘴脸的诗：“阿谀逢迎，蚁附蜂拥。自为得计，终将败行。无耻之徒，众目难容。踏尸进阶，爬高跌重。历史自造，无法改正。”
王敏清听呆了，他感到问题严重，同时也才明白：为什么康生经常来看望父亲，表示亲近；为什么对自己客气有加，并向江青推荐自己做保健医生……实际上是想通过这些手段封住父亲的口，不揭他们的短。当他们发现这一套对刚直不阿的父亲不起作用后，便萌生祸心，乘“文化大革命”之乱置父亲于死地，杀人灭口。
与父亲禀性相近的王敏清，随即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长信，揭露康生的问题，及其迫害王世英的阴谋。不料，这封信竟辗转落到了康生的手中。结果父亲未能幸免于难，他自己也被打成了攻击康生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
王敏清自己的家多次被抄，被关、被斗，后来又下放西北劳改……他的父亲王世英则于1968年春，被康生、江青陷害而惨死。
粉碎“四人帮”后，大批受陷害的好干部陆续平反，但由于康生尚未被还以本来面目，直到1979年1月，突破重重阻力，党中央才为王世英昭雪平反，邓小平主持了追悼大会。
这年9月，蒙冤13年的王敏清也得到平反。但坚强的王敏清在自己没获平反、康生的问题未被揭发之际，就在2月冒着政治风险，写下了七千余言的长文《爸爸的眼睛——记我父亲王世英持续三十年的一场斗争》，向党、向人民揭露康生的累累罪行。
当时的《人民日报》社副总编李庄，一直为不能将康生劣迹抖落于天下，致使许多是非辨不清，民愤难平抑而耿耿于怀，收到这篇来稿，不禁大喜过望。当时还没有一篇如此翔实而有力度的揭露鞭挞康生、能言人所未言的文章。
可在当时，中央尚未对康生定性，发表这篇文章要冒一定的风险，但同时也将引起好的轰动效应。因此李庄决定独自承担责任，未与报社其他负责人商议，便拍板发稿。
文章于1979年9月24日刊出，虽然康生的名字被变通为“那个理论权威”，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矛头所向，反应很好。而且文中直言“那个‘理论权威’和叛徒江青一伙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比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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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抢救叶剑英立下军令状
13、有人跟王敏清开玩笑：“你这是五进宫啊！”/叶剑英肺炎复发/王敏清对###立下军令状/此次抢救为医疗保健史上的淮海战役/人民大会堂已经接到通知：准备布置追悼会
1983年初，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通知王敏清，组织决定要他出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当时，他呕心沥血创办的《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刚刚走上正轨，马上离开有点舍不得。他推荐了几位同志，但组织上已经决定，他只得服从。
王敏清再次拿到了中南海的出入证。这是他第五次进中南海。有人跟他开玩笑说：“你这是‘五进宫’啊！”
时隔17年，王敏清又回到他熟悉的工作岗位，但工作却与以前不尽相同了，他担负起了重大的责任。
这一年，已是86岁高龄的叶剑英身体一直不好，而且还患有神经系统病症。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叶剑英的心与肺又出现病症，而且病情复杂，医疗任务很重。为了及时向中央报告病情，王敏清每天参加医疗组专家们的会诊。
“负责叶剑英医疗的大夫都是一流的教授与专家。如邓家栋、方圻、陶寿淇、牟善初、王新德、朱玉珏、胡懋华、李家泰等。经过专家们夜以继日的会诊、治疗，半个多月后，叶帅的病情稳定了。”
汇报完后，###希望医疗组尽全力做好叶剑英的医疗抢救工作，并指派王敏清参加叶剑英的医疗组工作。王敏清受此重托，感到任务非同一般。
“作为中保办的副主任，对任何一位患病的中央领导人的诊治都必须尽职尽责，全力以赴。但对叶帅的关切，除了医生的责任感外，我还有一重特殊的关系。抗战刚刚胜利时，毛泽东同我父亲谈了一次话，要他担任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敌工部长，不久即接到了正式任命。当时的参谋长，就是叶剑英。由于共事，我父亲和叶剑英关系密切。而我在延安读书时，又和叶帅的孩子曾前后是同学。再就是我对叶帅敬仰由衷，因为他在我党历次重要历史关口，都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而且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我向杨副主席立了军令状，表示一定要努力做好工作。”
###见王敏清充满自信，又吩咐说：在医治抢救过程中，要依靠专家，要尊重专家们的意见，互相协调，通力配合。王敏清心里也清楚：叶剑英是党内、军内、全国人民乃至海外侨胞心目中非常有威望的老帅，他的生命能延续一天，对稳定时局、祖国统一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会后，王敏清即随邓家栋、汪副院长一起住进叶剑英在西山的家，同医疗组的专家们携手紧张地工作。王敏清告诉我：具体的诊断和治疗，当然主要是依靠专家们进行，他主要是了解病情及负责医务方面的联系与协调。一星期后，叶剑英的病情被控制住。
然而进入7月中旬以后，叶剑英的病情再度恶化，除心肺疾病加重外，并发多种病症，病情极其复杂，且呈恶化趋势。王敏清再次进驻西山。
据王敏清回忆：年迈的叶剑英几乎各个系统都出现了病症，治疗非常困难。“这种复杂的情况，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我们当时称此次抢救为医疗保健史上的淮海战役。”
当时的医务人员都集中在一个大厅里，对叶剑英实行昼夜监护抢救治疗。不论白天黑夜，随时根据病情的变化，及时会诊与治疗。在最紧张的几天内，24小时不离开大厅，大家在极其疲惫的情况下坚持着。实在太困倦了，就找个角落一靠，眯一会儿。
中共中央对叶剑英的抢救治疗工作非常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做指示：要尽一切力量进行抢救，各个方面都要全力以赴地支持抢救工作。
当时医疗组各方面的条件都是一流的，只要病情需要，即能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援。
有一天晚饭前，大约六点左右，专家们在会诊时认为，叶剑英目前的呼吸方面还存在问题，需要请广州的著名呼吸系统专家钟南山前来参加治疗。有关部门随即与各方面联络，部署安排飞机和车辆；王敏清同时马上给广东省卫生厅打电话，请他们迅速找到钟南山，并送他到相应的机场。当晚9点半，王敏清见到钟南山医生已经奇迹般地出现在西山的叶剑英抢救室里。
叶剑英的生命依然处在危急之中，眼看“八一”临近，根据他的病情，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通知各国驻华使馆，今年的“八一”，不举行例行的建军节庆祝活动。
人民大会堂也接到通知，近期不在此安排其他活动，并准备布置追悼会会场，预备花圈。王敏清也在此期间随时同毛泽东纪念堂管理局局长徐静保持着电话联系，要他们提前准备遗体保护工作，以防万一。
尽管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但参加抢救的全体医务人员，仍竭尽全力地为挽救叶剑英的生命而努力。终于，在紧张的气氛中，平稳地度过了“八一”建军节。
到
两个月后，叶剑英的病情保持稳定，中央对抢救叶剑英的工作很满意。胡耀邦来西山探望，他对医疗组说：“你们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
在这次抢救之后，叶剑英的生命又延续了两年多。
班禅突发心肌梗塞
14.兼任中央保健局恢复后的第一任局长/###果断地说：“不行，直飞拉萨，要强行降落。”/医生们运用一切可能奏效的方法，竭尽全力/在班禅遗体告别仪式上，中央抢救小组的医生均未出席
从1984年年底，卫生部就在酝酿恢复保健局。1985年5月，中央保健局正式恢复时，身任中保委办公室主任的王敏清兼任局长。
31年前，他成为保健领域的新兵时，还那样年轻。如今他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导，已经两鬓飞霜了。他的压力和责任更重了。
作为保健局的局长，他有一项例行的公事，就是每个星期六的上午9点，到北京医院北楼，听取有关住院的高层领导人病情的汇报。
刚进办公室，就有电话找王敏清局长。他拿起电话才知是从西藏日喀则打来的，打电话的人叫张建纪，是全国人大陪同班禅赴西藏日喀则参加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典礼活动的干部。
张建纪告诉王敏清：班禅今晨4点多发生心肌梗塞，我们在当地立即组织了抢救，现在班禅的呼吸已经停止，抢救仍在进行中。王敏清听后感到事出意外，因为班禅在离京前没有任何会突发心血管疾病的征兆。尽管如此，北京医院还是派了内科医生和护士陪班禅赴藏。
了解了基本情况后，王敏清立即打电话通知了中央保健委员会主任杨德中。很快，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办公室、中央办公厅主任###都打回了电话，内容都是要尽快组织抢救组。
###在电话里说得更具体一些：“要组织最好的班子、带上最好的抢救医疗器械、以最快的速度赶赴西藏抢救。”
王敏清和北京医院院长蒋葆生、副院长陈曼丽经紧急商议，十分钟后便决定，王敏清亲自带队，内科心脏病专家沈瑾、北京医院副院长心脏病专家刘元恕，以及有急诊抢救经验的护士李秋红、魏东组成抢救小组。与此同时，迅速准备好抢救药品与器械。
王敏清给杨德中打电话，告诉他准备的情况及抢救的人员。杨德中关心地问：“你亲自去身体行吗？”王敏清这才想到自己已经年届花甲，但他毫不犹豫地说：“没问题。”因为他的身体一向很好，4年前还曾陪同当时是副总理的###去过西藏；特别是作为领导，关键时刻，自己应该带头上。
当他们准备得差不多时，中央办公厅派来接他们去飞机场的车也到了。他们直奔北京南苑机场。王敏清下车时发现，中央办公厅主任、这次赴藏抢救班禅工作的总领导###身穿军大衣，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他们鱼贯登机，同行的还有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武连元、全国人大的副秘书长许孔让、班禅的亲属等十余人。在这些人中，王敏清是年纪最大的。
王敏清上了飞机才得知，他们乘坐的大飞机不能在日喀则降落，必须在拉萨换乘直升飞机。当飞机快到重庆时，飞行员报告说接到拉萨机场的消息，拉萨气候不好，机场不能降落。他向###请示，是否在重庆降落。
###听后果断地说：“不行，直飞拉萨，要强行降落。”王敏清回忆说，他当时非常赞赏###的这一决断，因为他们是去救人的，如果在重庆等候天气变化，延误了时间，他们还去西藏干什么呢？
下午5点20分，飞机在拉萨迫降时，果然是狂风呼啸。机场上有两架直升飞机已经发动起来了，王敏清和抢救组人员急忙登上了第一架直升飞机，###也上了这架飞机。
飞机沿着雅鲁藏布江峡谷飞行，两岸峭壁似乎伸手就能触摸到，在狂风中匍匐在地的野草清晰在目。由于气候恶劣，飞机颠簸得厉害，飞机里没有座位，所有的人都坐着小马扎，机上的人像摇煤球一样被颠过来倒过去。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呕吐不止，连一名机组人员也吐了。
6点20分，飞机降落在日喀则的班禅行宫附近。王敏清提着手包，跳下飞机便朝抢救现场奔去。可他走了几步发现居然没人跟上，他边嘟囔边回头望了一眼，发现刘元恕大夫正被两个人搀扶着，踉跄而行；沈瑾大夫则由《民族画报》社的一位记者背着。
王敏清这才意识到：他们毫无过渡地一下从海拔几十米的北京，直达海拔
王敏清还清晰的记得，他们进入抢救现场是6点30分，当时屋子里已有五十多人。有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医院的专家和医护人员，正在进行着紧张的抢救工作。有的在操纵人工呼吸机，有的在轮流做心脏按摩，班禅的病榻边竖着输液的吊瓶。
在听了抢救情况的简单说明后，为了及时了解班禅的真实病情，王敏清果断地下令：一切抢救工作暂停五至六秒。因为当时无法判断呼吸和心跳，究竟是班禅自动的，还是人工呼吸机和按摩在起作用。
经过短暂的观察，王敏清和在场的专家们确认，此刻班禅的呼吸已完全停止，全靠人工呼吸；但他的心室有极微弱的、不规则的蠕动。这就是说仍可能有转机的一线希望，他遂下令恢复抢救。
沈瑾大夫一面吸着氧气，一面和刘元恕大夫商议，决定实施心脏直接穿刺心内起搏。沈瑾大夫监视着心电图，进行指挥；由刘元恕大夫亲自操作，护士们配合。第一次穿刺，做得非常准确、到位。但班禅的心脏没有被带动起搏。
他们决定换第二台起搏机，进行第二次穿刺。操作依然准确、到位，可班禅的心脏依然没有被带动起搏。起搏机都是事前经过检查的，显然，可以排除是机器有故障。
抢救在继续着，王敏清、沈瑾、刘元恕，运用一切可能奏效的方法，竭尽全力……一切该做的都做了，班禅始终没有恢复呼吸，心脏的蠕动也越来越弱了。晚8点16分，心电图呈现水平线状态。这说明班禅的心脏已经完全停止跳动。
从班禅病发实施抢救，至此已近16个小时，他的呼吸始终没有恢复。最可能奏效的心脏两次直接穿刺心内起搏，依然无能为力，起死回生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已黯然。王敏清向###报告：班禅的心脏于8点16分停止跳动。
此后，王敏清吩咐抢救停止，收拾抢救现场。没有人对抢救组所采取的措施提出异议；也没有人认为王敏清的指挥有丝毫不当之处。
快到晚间10点时，当地安排医疗组去吃晚饭。王敏清这才记起从早晨离家到现在，他还没吃饭呢！可他此刻只感到撑持不住的困倦，吃饭时嘴里究竟嚼了些什么，根本不知道。
饭后，###对他说：“我已经向北京汇报，中央认为抢救组尽了最大的努力，决定新华社发报道，你们的名字要见报。”王敏清说：“这是很高的荣誉，可我当时听了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当时的意识大概都停止了，唯一的欲望就是躺倒睡觉！当时不仅是劳累，更主要的是缺氧。”
王敏清回到休息的房间里，还没有来得及脱衣服和鞋子，已经酣然入梦。第二天，向班禅遗体告别的仪式上，人们发现抢救组的医生一个也没有到场。他们，全都病倒了。
当王敏清他们离西藏返京时，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热地代表藏族同胞，对中央派遣的抢救组的工作表示感谢，并赠献了哈达。班禅的家属们也再三表示感谢，并说：抢救组所付出的极大努力，他们都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
王敏清回首此事，感慨尤长：“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成为受到世界关注的敏感地区。所以我们抢救过程中一举一动，每一细节，都不能有丝毫差错。不光是实际工作的差错，就连可能引起旁观者感觉的差错也不行。任何一点差错，都可能引发事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挑起民族纠纷，给党和政府造成极大的政治麻烦。仅就班禅大师逝世没有引发什么波澜而言，就足以让我们感到欣慰。”
胡耀邦突然昏倒在怀仁堂
15.胡耀邦突然昏倒在怀仁堂/在海南，王敏清从广播中听到令他惊异的噩耗/王敏清赶回北京，立即去北京医院了解胡耀邦逝世的情况
1989年，实在是个不寻常的多事之秋，而且几件事都出乎意料。班禅副委员长辞世没过多久，又一位精力充沛身体一直很好的中央领导人骤发病变，他就是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而王敏清则又一次成为现场抢救的组织指挥者。
笔者恰在前不久刚刚看到一篇发表于2005年9月的文章，这篇题为《胡耀邦最后的瞬间》（以下简称“最后”）文章，也记述了胡耀邦那次发病和抢救的过程，而且还写得相当生动和详细。因那篇文章与王敏清的叙述有很大差异，很有必要对当时真实的情况加以辨析澄清，故笔者将其文相关部分先摘录如下：
会议于9点钟开始。主持会议的###告诉委员们，这个文件草案（即《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已经是第四次修改稿了，今天政治局讨论后，拟将这个决定草案在党内外更大范围内征求意见，适当时候，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予以审议。
###讲话后，工作人员开始宣读决定草案，共念了40分钟。接着，李铁映发言，向大家介绍这个决定草案的起草修改经过。
这时，胡耀邦站起来说：“我胸闷，难受。”他边说边想迈步离开会场。同志们见他脸色苍白，额头渗出汗珠，知道他生病了。时值9时48分。
###问：“是不是心脏病啊？千万不要动，赶快坐下。”这时胡耀邦旁边的秦基伟扶他在原位坐下。
“快叫医生！”周围的同志们说。
怀仁堂的多部电话机同时拨通，三部警卫车同时开动，以最快的速度去接医生。
这时，胡耀邦双眼紧闭，已经不能说话。大家万分着急，慌乱中有人问了一句：“谁带了保险盒？”恰好###随身带了，就给胡耀邦口服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后来，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很好的作用。
不到10分钟，中南海保健处的医护人员赶到。又过了5分钟，北京医院的医生带着全套急救设备赶来，临时抬来一张床，就地开始了对胡耀邦的抢救工作。
根据医生的意见，胡耀邦的身体不允许移动。因此，政治局会议挪到其他会议室开，###嘱咐###和中办副主任杨德中留在怀仁堂现场照料。怀仁堂成了抢救胡耀邦的临时病房。
为了抢救胡耀邦，北京医院的主
下午4点20分，专家们认为胡耀邦病情初步稳定下来，可以上救护车，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
据王敏清回忆，
他放下电话，立即丢下碗筷，叫来中央保健局的车就直奔中南海。当时中央保健局有一部最高级的轿车，装有车载电话，就是供这种紧急情况时使用的。王敏清在车上给北京医院打电话，要他们派医生紧急赶往中南海怀仁堂。北京医院方面告诉王敏清，救护车和医生已经从医院出发。
当王敏清下车走进怀仁堂时，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原来也曾在中南海里当过保健大夫的钱贻简，已经在他到达之前赶到这里。胡耀邦此刻在怀仁堂后面的一个小厅，他躺在担架床上，一面输着液，一面做心电图等检查。
当时情况紧急，胡耀邦面色苍白，闭着眼睛，显得非常痛苦。钱贻简见到王敏清过来，指着心电图的显示悄声对王敏清说，胡耀邦的心脏有问题。按照通常的惯例，当患者患的是相当严重的病症或绝症时，例如心肌梗塞、癌症等，不能把病情直接告诉病人，只能悄悄地告知患者的家属。因为考虑到他和王敏清说话胡耀邦可能听到，所以他才指着心电图含混地说胡耀邦“心脏有问题”。
谁知胡耀邦听到了钱贻简的话，马上睁开眼睛说：“不对，我不是心脏病，我的胃部疼痛，是胃病。” 显然，胡耀邦此刻处于清醒的状态，他说这话时，流露出对医生判断的不信服，情绪也有些躁动。
此刻王敏清通过观看心电图，已经注意到分明地显示着心肌梗塞的线象。他用很严肃、很郑重的口吻对胡耀邦说：“您确实是心脏病，是心肌梗塞，而且很重，需要住院治疗。”
王敏清说他和胡耀邦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父亲和胡耀邦在延安时期就相识，自己在担任中央保健局局长后以及在自己父亲的平反问题上与胡耀邦有多次接触，相互间已经很熟悉。他知道胡耀邦的脾气跟自己父亲差不多，梗直爽快、忘我奉公。同时也了解胡耀邦一向自以为身体不错，平时不太注意休息，也不太在意医生的劝告，经常违背医嘱连续紧张工作。
正是鉴于对胡耀邦性格习性的了解，王敏清感到倘若不把问题的严重性向他挑明，就不可能引起他的重视，遵照医嘱配合治疗。因此，王敏清一变通常不向患者透露病情严重信息的做法，一反常态地向胡耀邦挑明了实情。
胡耀邦坚信自己是胃病，连医生的话都怀疑，自以为是胃病，他怎么可能像“最后”一文中写的那样，听从###等关于“心脏病”的推测，并吃下###随身带的硝酸甘油片，并嗅亚硝酸异戊脂？而且在中央领导人开会的场合，这些领导人们会在不待医生出现、诊断就自己掏药给患者吃的情景，是不可能发生的，吃出了问题谁负责？这样描写实在是一种主观臆想。“最后”一文还写道：“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很好的作用。”王敏清说他在现场组织抢救，根本就没人提到曾经给胡耀邦吃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一事，那位做出“起了很好的作用”结论的医生不知究竟是哪一位，又究竟据何得出如是结论？
听王敏清出语很重，又见他神态严峻，胡耀邦大概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遂安静了下来，轻声问道：“住哪个医院？”
王敏清想：北京医院一直是负责中央党政领导人医疗诊治的医院，且今来现场急救的也是北京医院的专家钱贻简，他已经在进行检查和治疗工作了，不宜再换医院、换人，否则，辗转交接，再检查介绍病情将会延误治疗，就说道：“要住院就住北京医院。”
胡耀邦听罢，又闭上眼睛，未再做声，显然是认可了。王敏清又对他说：“您现在需要安静，待到血压好转后，再送您去医院。”就这样一边诊治，一边观察，直到下午4点左右，血压好转，病情稍显稳定，才将胡耀邦抬上车，送往北京医院。
对“最后”一文中有关“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的文字，王敏清说：“急症抢救现场，完全由医生根据病情做决断，哪有跟家属商量的？医疗救治的事医生和家属商量，这医生是干什么吃的？而且当时胡耀邦的家属根本不在现场，他的孩子们更不在北京，跟哪位家属商量？”
另外，王敏清说：“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在抢救现场的医生，只有北京医院的、中南海保健处的和我这个中央保健局的，再没有别的单位的。我可以负责地说，‘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们也很快被接来了’的说法是根本就没有的事。对此，除了我之外，当时在场的钱贻简大夫也可以作证。”
王敏清跟着胡耀邦乘的救护车，一起到了北京医院。他亲自把胡耀邦送进了病房，并和医院方面共同做了安顿医护的部署。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后，他又在胡耀邦的病房逗留到临近晚上7点，才离开医院。
在此后的
心肌梗塞抢救过来后，连续三天病情稳定，按说短期内就没什么危险了。三天后，王敏清因有公务，离开了北京前往广东、海南出差。然而就在
听着广播，王敏清感到非常的震惊和突然。在他的印象里，胡耀邦是那样的精力充沛、富有活力。在此次抢救之前，王敏清就从未听说他住院治疗过什么病症。特别是在王敏清离京时，他病情似乎已经稳定，不存在什么危险了，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
王敏清怀着极度不安的心情立刻购买机票，赶回了北京。到京后，他随即去北京医院了解胡耀邦逝世的情况，医生们告诉他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没能绝对地卧床静养。这和胡耀邦的性情习惯有关，他不容易静下来。心肌梗塞患者，下床走动，大便用力，甚至在床上翻身用力，都可能发生意外。所以，医生们要求他大、小便不要下床。但胡耀邦总想下床，特别是他对在床上由别人帮助解手极度不习惯，非要上卫生间大、小便，结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当胡耀邦遗体化妆完毕，进行火化之前，王敏清专门来到北京医院的太平间，久久伫立在胡耀邦遗体旁，阵阵哀思涌过心头。在他的家中，笔者看到那张他和化妆师，俯身在胡耀邦身边致哀的照片。
1990年春，61岁的王敏清从保健局局长位置上离休。回溯走过的历程，胸襟恬静而坦然。他一字一板地对笔者说：“我很明白，在这个特殊的位置上，并不是我有多么了不起。我仅仅是个内科大夫，能力有限。做保健工作数十年，主要靠组织上的支持与信任，靠专家、教授以及同事们的帮助与配合。而我自己则是始终堂堂正正地做人，实实在在地做事。无论顺境、逆境之途，荣辱、压力加身，我从不做愧疚之事。所以我做事让人放心，自己也甚感欣慰。”
几十年过去了，经历了坎坷、经历了动荡、经历了荣誉，他的心境依旧平静如水，无怨无悔。“这是不是好人一生平安？”王敏清如是说。
一些熟悉王敏清的人对他说：“你从25岁开始，就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医疗保健工作，这一辈子尽为大官们服务了。现在下来了，也该为老百姓服务服务吧！”于是，人们经常可以在有益于社会保健事业的各项活动中，看见王敏清那依然充满活力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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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认的党内农业和农民问题专家
毛泽东曾评价说：王观澜在我们党内是懂得农民与土地问题的。
综观王观澜一生，自幼出身于贫苦农家，从青年时代起，便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到农村和农民当中搞调查研究，撰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多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农###动和土地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他长期深入农村实际，调查研究，参与了党的许多重大土地和农村政策的制定，尤其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土地和农村政策的制定做出过巨大贡献。
建国后，王观澜一直在党和国家的农业领导岗位上工作，后又任国家权威农业教学和研究机构——中国农业大学的领导职位。数十年间，他以发展中国农业为己任，深入调查研究，讲求事实求是，从不跟风看人，一心只为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和农民寻找可持续发展、致富的理论和光明出路。他在农业领域有许多理论和实践的建树，被公认为党内的农业和农民问题专家。
边办报边从事农民运动
1、一边主办《红旗报》，一边从事农###动
王观澜1906年出生在浙江临海县的一个贫苦家庭，很小就在外放牛，做农活，9岁才读私塾启蒙，16岁以优异成绩考取临海县第六师范学校，在校读书时不满社会的黑暗，接受进步思想，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转为中###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王观澜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开始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军政班学习军事，1929年初，王观澜由组织决定，转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大”）学习，担任特别二班班长，他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积极参与斗争，王明怀恨在心，污蔑他为“托派嫌疑”，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清党后“中大”停办，王观澜被分配到莫斯科的列宁学院学习，不久，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选派一部分学员学医，周恩来亲自决定了学医人员，王观澜是其中之一。王观澜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后，又到莫斯科的红军医院学习。4个月后，他又被派去学习印刷技术，成为有多种技能的人。
1930年12月，王观澜奉党组织召唤，秘密回国，到上海与党中央接上了关系后，前往中央苏区工作。1931年初王观澜来到闽西苏区永定的虎岗乡，被任命为闽粤赣特委代理宣传部长，兼任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机关党委书记，《红旗报》编委会主任，主编特委的机关报《红旗报》。
《红旗报》的驻地在永定的虎岗乡，是闽西苏区政治、军事中心。四周山峦环抱，数十里的平坝上，散落着几个自然村，虎岗是其中一个较大的村落，约有300多户农家。
王观澜除了负责主编《红旗报》外，还经常到虎岗的村庄里了解情况，当他发现一些乡村政权仍把持在地主豪绅手中，农民敢怒不敢言时，便向特委做了汇报，经研究决定，帮助农民，进一步发动土地革命。
王观澜和几位同志一起来到虎岗乡村，继续发动贫苦农民，让他们切实分得土地和财产，掌握政权，同时还帮助新得到土地的农民，开展犁牛合作和劳动互助。在他主编的《红旗报》上，曾对闽西农村的土地革命斗争情况，作了真实而生动的报道。
正是由于王观澜能深入到农民中间，了解农民的疾苦和实际需求，因此他总能反映农民的心声，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爱戴。王观澜深知农民问题是事关革命成败的大事，解决好农民问题直接关系到革命政权的稳固。因此，他愈发对农民问题感兴趣，给予了不同于常人的关注，写下更多的报道。王观澜的这些报道，受到了同样关注农民问题的毛泽东的注意，他看后给予了赞扬。
在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围剿”中，敌人从三面包围了虎岗，根据地后方又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形势很危急，特委派王观澜带领一排武装，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很快控制了局面，为首的坏人闻风而逃，被蒙蔽的群众才被唤醒。在王观澜的领导下，紧急改组了县游击大队，后方根据地方转危为安。为此，他7天7夜没能安睡。
王观澜在闽西期间，恰是闽西特委在“左”倾思潮影响下，“肃反”达到了狂热化的地步，大批党内同志被打成了“社会民主党”分子，被抓或遭杀害。《红旗报》编辑部除王观澜外，其余人都被逮捕，他也被列为怀疑对象。
对“肃反”的扩大化，王观澜始终持有自己的看法，当他奉命押解30多名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分子到后方接受处理的过程中，他和其中多人进行了个别谈话，了解实情，细致甄别。最后他认为，这些人中间，大部分是我党的好同志，还有的是党的优秀骨干。因此当其中一些“犯人”逃跑时，王观澜下令不要追赶。那些没有逃跑的“犯人”，后随部队转移，经再次甄别后，陆续得到了释放。
闽粤赣特委退出虎岗后，王观澜先后任福建苏区杭武(上杭、武平)、汀连（长汀、连城）县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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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一墙之隔
2、九个乡的党员和群众，联名写信，要求释放王观澜
1931年9月中旬，红12军打下汀州。成立了中共汀州市委，特委任命王观澜首任汀州市委书记。此时，闽西苏区与江西苏区已连成一片。随后，调王观澜到江西瑞金，参与编辑中共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王观澜在瑞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
当时，王观澜和毛泽东的住处仅一墙之隔。一向重视宣传工作的毛泽东，经常到《红色中华》编辑部去看望大家，指导工作，同王观澜促膝谈心，交换意见，两人成了知心朋友。由于“红中社”办得有声有色，毛泽东还常把一些重要客人介绍到编辑部来座谈。赵博生、董振堂等率国民党第十六路军一万多人举行了“宁都暴动”后，毛泽东曾陪同他们一起参观访问了王观澜主持的中央苏区“红中社”。
1932年夏，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在江西中央苏区加紧推行，一场“肃反”、“肃托”的斗争开始了。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的误导下，肃反扩大化，一些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央局某些人以《红色中华》报道了揭露国民党飞机轰炸根据地的消息为由，向王观澜发难，污蔑他为敌人吹喇叭抬轿子，吓唬根据地人民。后来又提出王观澜在莫斯科反对王明为首的支部局，有“托派嫌疑”，主张开除他的党籍，并把他关进了中央政治保卫局。
听闻这一消息，瑞金的云集区有9个乡的基层党支部和广大农民群众，联名写信给党中央，要求释放王观澜，反对开除他的党籍。由此可见他在群众中的声誉。后来，在中央政治保卫局副局长李克农的批准下，他才恢复了自由。
这时候，中央苏区领导层在斗争方针上出现的分歧越来越突出，而当时居于党内最高领导地位的博古等人，坚持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排斥毛泽东的领导。
王观澜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此举引起了坚持“左”倾错误的领导人的不满，他们不顾党员和基层组织的强烈反对，在1933年1月，强令开除了王观澜的党籍，并撤销了其《红色中华》总编辑的职务。
对这一强加在自己身上的错误决定，王观澜始终予以抵制，坚持不在处理意见上签字。毛泽东将王观澜留在中央政府土地部担任秘书工作。后来，毛泽东用中央政府的介绍信，派王观澜作为中央政府代表到各地检查工作，同时还让他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叶坪乡，进行“查田”的试点工作。
和毛泽东同去农民会场
3、他和毛泽东提着马灯，沿田埂小路，来到农民会场
1933年初春的一天，王观澜拿着草拟的《春耕运动指示》到叶坪乡政府，满怀热情地想找几个乡干部征求意见，出乎意料是，连去了四次，乡政府的大门都紧锁着。有一次，碰上乡苏维埃主席，约好时间开会，可到时没有一个人来。这些情况，引起了王观澜的沉思。
他想，为何这里的农民群众如此情绪低落呢？他去问乡苏维埃主席，得到的回答也是含含糊糊。于是，王观澜又直接访问了村里的贫雇农，他们反映，“土地分配不公平，农民的粮食不够吃，过去收租放债、不干活的人，如今又钻进了农会，摇身变成了“贫苦农工”，而真正的贫农，分到的田地少而差，逃亡的地主却还保留了田地。所以农民的情绪低落，没有生产积极性。
王观澜把他在叶坪乡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非常重视。他支持王观澜继续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并鼓励他要依靠和发动群众，并把群众组织起来，支持革命战争。
在毛泽东的鼓励支持下，王观澜干脆把铺盖搬到了村子里，和农民群众朝夕相处，促膝谈心，并组织了村里30多人参加的贫农团。
一天晚上，王观澜告诉毛泽东贫农团要开会的消息，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好！我和你一起去看看。”
他们两人提着马灯，沿着田埂小路，边走边说，来到了村会场外，听到农民们正在热烈争论“如何划分地主、富农”的问题。毛泽东很高兴地说，“这就好了，群众发动起来了，查田运动的成功就有了保证。”
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当道的时期，毛泽东也受到严重的排挤和打击，在中央的处境很困难，但他依然支持王观澜的农村调查，并和他患难与共，经常相互切磋，相互鼓励。
王观澜在叶坪乡组织贫农团的基础上，又成立了“查田委员会”。动员农民通过查田，评议不同阶级，再由上一级组织综合群众提供材料，审批确定成分的划定。
“查田运动”给叶坪乡的面貌带来了变化，农民兴修水利、大搞生产的积极性高涨。乡里的扩大红军、征集粮食、做军鞋的工作也开展的很有起色。
叶坪乡查田试点的成果，在苏区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受到广泛欢迎。许多乡村都要求中央派人去指导、帮助开展查田运动。
与此同时，王观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抓紧时间，认真总结了叶坪乡查田的经验，起草了一份怎样划分农村阶级的意见。毛泽东看了很高兴，他以原稿为基础，进一步加工修改，定名为《怎样分析阶级》。
由于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和王观澜在政治逆境中患难与共、密切配合、合作完成的，所以毛泽东总是念念不忘，经常向人介绍，《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是他“和王观澜同志合作写成的”。
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由于毛泽东、叶剑英、李富春等人据理力争，王观澜的党籍终于得到了恢复，他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部副部长、中央土地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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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毛泽东送的布鞋长征
4、脚穿毛泽东送的布鞋，走路像坐飞机一样轻快
1934年10月，王观澜在顺利完成了党交付的为红军筹集粮食的重任后，跟随红军一方面军踏上了长征路。在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时，他经常行进在红军先头部队里，率领工作队为发动群众打土豪和筹粮、筹款、扩大红军而日夜奔忙。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被重新确定，中共中央任命王观澜为中央工作团主任。红军到达四川彝族聚居的越西地区后，遵照刘少奇的指示，他在当地帮助红三军团发动彝族群众组建游击大队。
不久，因国民党大批军队逼近越西，王观澜带领部队主动撤出县城。此时，一位彝族士兵奉毛泽东之命，挥鞭策马匆匆赶到，给王观澜送来一封信。
那是毛泽东的亲笔信，指示他率领部队北上追赶中央大部队，信中说红二团将在大渡河的富林渡口接应他。
他了解毛泽东的意图，随即快马加鞭，火速赶往泸定桥。在何长工所率的后卫部队接应下，他们深夜顺利通过铁索桥，及时追上了中央部队。
1935年6月，王观澜随先头部队翻越长征路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在同四方面军会合后，又翻越了两座雪山，向毛儿盖地区前进。这时，红军部队要穿过茫茫的大草地，北上抗日。筹集足够的粮食就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王观澜奉命筹粮，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四处奔跑，衣服和鞋子都磨破了，脚趾头露在外边，严重影响走路。
一次他在带队外出筹粮的途中，工作队的口粮却断绝了。他只得把身边的一匹病马杀掉，煮食充饥，不料却感染上了痢疾，一昼夜连拉50多次，人也虚脱了。但为了完成任务，他带病翻山越岭，日行百余里，三天后到达了目的地。他没有吃药，只是稍加休息，拉痢就自行停止了。
可此后，他却患上了严重的肠胃病，身体虚弱无力，行进的步履也异常艰难。幸好途中巧遇了毛泽东、林伯渠、徐特立等人，毛泽东将自己从江西苏区带来的一双新布鞋送给王观澜，徐特立和林伯渠则分别送给他一条裤子和一块油布。
长征后期，王观澜正是身披林伯渠送的油布，腿穿徐特立送的裤子，脚蹬毛泽东送的布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陕北的革命根据地。
后来，王观澜提起这段经历时，常说，“我和主席的脚一般大，长征时我穿上他送的鞋子，感觉像坐上飞机一样，走起路来特别轻快。”
深入陕北农村调查
5、深入陕北农村调查，和大家挤在一个土炕上
红军到达陕北后，于
王观澜上任后，把机关工作稍作安排，就带着有关人员深入到安定县的两个乡，了解经过土地革命后的农村实情，以及贫雇农的生活状况。王观澜仍像在闽赣苏区一样，走家串户，访问座谈，了解农村的第一手资料。
在调查中他了解到，有的乡村受“左”的影响，把地主“扫地出门”，富农只分给坏的土地的情况，还有的地方，把富裕中农错划为富农，扩大了打击面。他向农村干部们指出，对地主富农，也要给以生活出路，要让他们自食其力，得到改造。对错划问题要合理纠正，同时在农村中广泛宣传和贯彻中央关于《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文件的政策精神。
不久后，王观澜又参与了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的制定和公布，有效纠正了农村土地革命中一些“左”倾行为。1936年2月，王观澜又进一步写出了《纠正土地斗争中的极“左”错误》一文，发表在中共西北局的机关刊物《斗争》上。
但随后农村中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有的地方把豪绅地主轻划为富农，富农改为中农，有的地主恶霸还造谣说：“过去一切都搞错了”，企图向共产党领导的农民群众反攻倒算。
针对这种情况，王观澜为《红色中华》写了一篇社论，社论强调说：“正确决定各个不同阶级的成分，与正确处理各个不同阶级成分的土地财产，是苏维埃的重要工作。” 社论还论述了正确区分土地斗争中“左”与“右”的界限，及其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和做法，以引导农村土地斗争走向正确的方向。
1936年6月，王观澜随同中央机关迁往保安县，（今志丹县）并兼任土地部和中央工作团两方面的工作，但他仍经常抽时间到农村去做调查。当时保安农村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区乡政府没有空余的窑洞和被褥，他常和大家挤在土炕上和衣而卧，没有菜吃，就在饭上洒点盐。
有一次，他到了保安县（今志丹县）李家洼村，发现有一个叫李成奎的贫农，妻子病重没钱医治，自己地里的庄稼也顾不上种，他立即找来乡干部商量，发动互助社帮忙，突击三天，帮李成奎把庄稼种上了，使老百姓更加拥护共产党、毛主席。
这期间，王观澜对抗日统一战线形势下的农村阶级关系又作了全面调查和研究，参与起草了《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文件明确指出，“土地政策的新规定，首先是没收一切汉奸卖国贼的土地财产，而一切抗日军人及一切献身抗日事业者的土地均不在没收之列”，同时还指出，“党的新土地政策，不但给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群众解除了封建剥削，而且同时推动了农民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壮大了民族力量。”
文件下达时，王观澜还为红军大学学员和机关干部作了有关宣讲报告，并在中央机关刊物《党的工作》上，发表了《关于土地政策中几个问题的答复》文章，对这一时期党的土地政策作了具体而明确的阐述。
在参与制定和贯彻党在新时期土地政策的同时，王观澜还为发展陕北苏区的农业生产做出了许多努力，他不仅随时关心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是否被调动起来，还对农业生产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如耕畜、农具、种子、肥料和劳动力等，花费了许多心血，认真研究解决。
与王明、康生的冲突
6、“观澜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统战委员会，王观澜担任常委，同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和统战部部长。
1937年末的一天，那时王观澜和徐明清刚刚结婚不久，毛泽东把王观澜找去，要他带上一封写给国民党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的亲笔信，前往绥德，与何绍南谈判。以解决战争中的土地问题和抗日统一战线等问题。
王观澜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立即前往绥德。
一到绥德他就提出，“消灭摩擦，一致抗日”的口号，深得绥德民众的拥护。接着，他在谈判中迫使何绍南接受了中共的提议，成立了绥德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绥德党政军民联合工作委员会，打破了国民党包办行政的局面，坚持了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同时也维护了抗日群众团体的合法地位。
1938年5月，王观澜从绥德返回延安后不久，就调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同时还担任了中央统一战线委员会常委。
不久，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被免除了中共长江局书记，从武汉回到延安，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就此，在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王观澜和王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是由“边区”和“统战区”的区别引发的。
王明武断地宣布：“边区”也是“统战区”，没有区分的必要。
王观澜坚持认为，“边区”主要是指共产党早就创建的革命根据地，而“统战区”虽有八路军驻防，但地方政权仍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两者有明显区别，我党的统战工作应因地制宜。
王观澜的妻子徐明清记得，有一次，王观澜回到家中，面有怒色，嘴里小声嘀咕着：“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徐明清心想，莫非丈夫在工作中遇到了什么麻烦？
正想着，王观澜突然问妻子，“明清，你说‘边区’和‘统战区’有没有区别？”
“当然有区别。要么怎不叫一个名称呢。” 徐明清不假思索地回答。
这时丈夫才说出了原委。“今天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统战委员会常委会时，王明居然武断地宣布‘边区’和‘统战区’没有区别，他还重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老调，我和他大吵了一通。”
“你们俩人在苏联时就吵，现在到了延安还是吵，你们真是冤家对头！” 徐明清插了一句。
“王明这人自高自大，在苏联时就目空一切，容不得别人的观点。现在又旧病复发，他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是投降主义的口号，如不加以反对，就会危害到全党，危害到整个解放区。”
后来，王观澜在起草“关于陕甘宁边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报告”的提纲时，就明确主张，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坚定地贯彻党中央的方针，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这一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有力支持。
在桥儿沟召开的边区县委书记、统战部长会议上，王观澜为此作了三个小时的工作报告，王明也听了报告。
不久，王观澜到毛泽东那里，正好王明也在场，毛泽东问王明，桥儿沟报告怎么样？王明只好说，好是好，就是太长了。毛泽东诙谐地说；“长点好呀！我们有些同志，就得像老师给学生讲课那样，给他慢慢讲才行呢。”
王明对王观澜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公然和他唱反调，心里很不舒服。他伙同当时担任社会调查部部长的康生一道，想找王观澜的岔子整他。他们调来档案，没找到什么借口，便再次提出“王观澜在莫斯科学习时反对支部局，有托派嫌疑。”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云云，向中央提出审查王观澜。
王观澜怒不可遏，当面找王明、康生对质。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直截了当地对王明、康生说，“王观澜经过了我十年的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毛泽东的评语，让王明等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不久，在毛泽东主持下，成立了由王观澜任主任委员，萧劲光、林伯渠任副主任委员的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
毛泽东在会上说，今后，边区统战工作中的一般问题就由统战委员会解决，大事直接请示中央，这样就使得王明难以干扰边区统战工作，施加错误影响。
这时，国民党在陇东、庆阳地区继续制造###摩擦事件，准备纠合保安队，进攻八路军驻防部队。王观澜以陕甘宁边区少将参议身份赶赴庆阳，同国民党代表谈判，迫使国民党代表签订协议，撤退围攻我八路军驻防部队，释放我方被抓人员，稳定了八路军抗日后方。
1938年10月，王观澜从庆阳赶回安塞，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会的筹备会议，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
毛泽东探望病中的王观澜
7、“既来之，则安之”，毛泽东书赠病中王观澜
就在安塞参加党代会期间，工作的过度疲劳，使王观澜再一次病倒了。
自到陕北后这两年，王观澜因长征途中患肠胃病埋下了病根，身体一直很虚弱，再加工作繁忙，过度操劳，经常犯病。
徐明清多次劝他住院好好治疗一下，可王观澜总说“一点小病用不着如此麻烦”，不顾病情不断加重，仍坚持工作。徐明清见状焦急万分，担心他虚弱的身体会彻底被拖垮，无奈中只好向毛泽东求援，请他出面帮助劝说王观澜。
毛泽东十分同情和支持徐明清，随即把王观澜找去，关切地问：“观澜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样做工作的呀？”王观澜实话实说：“每天无论工作怎样多，我总要处理完毕才睡觉。”
毛泽东听后善意地劝道：“做事情要分轻重缓急，像你这样怎么行呢？我们要让懒人学勤快，让勤快人学巧干。”一席亲切的谈话，让王观澜和徐明清夫妇深受感动。
继而王观澜又患重感冒休克，复发十二指肠溃疡、神经衰弱等病症，不得不住进了延安中央医院。徐明清也听从组织安排，放下了中央组织部和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的工作，全力照顾王观澜。
毛泽东对老战友的病十分关心。一天早晨，他在傅连暲陪同下，徒步走了五六里山路，冒着深秋的寒冷，涉过一条河，从杨家岭来到中央医院看望王观澜。
长期严重的失眠，让王观澜常常连续几天几夜难以睡好觉，他面容憔悴，头疼难忍，痛苦无耐地躺在床上。
毛泽东走到他的床边，坐在一张窄条硬木板凳上，亲切地安慰说：“观澜同志，不能睡就静静地躺着，不要着急，总会睡着的。”他还嘱咐医院领导要精心治疗，劝慰徐明清要放宽心。
那次探望后，毛泽东仍惦念着王观澜的病情。不久，他又派秘书到医院送去一封信。
徐明清打开信一看，里面是毛泽东用毛笔为王观澜写的一幅题词，题词写道：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
毛泽东
这幅题词，不仅对王观澜与疾病进行顽强抗争，给予了很大精神力量，后来还广为流传，成为许多革命同志对待疾病，始终保持坚强、乐观态度的一个座右铭。
毛泽东的复信奇迹般挽救了他
8、毛泽东的复信，对处在死亡边缘的王观谰产生了特殊效果
经过3年多的治疗修养，王观澜的病情渐有好转。1945年初春，毛泽东闻讯后赶来看望。他发现王观澜能下床走动了，极为高兴，热情鼓励王观澜坚持锻炼身体，争取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王观澜很受鼓舞，一心盼望能把身体养好，像毛泽东希望的那样，参加“七大”。他天天坚持锻炼，从室内到室外，从平地到爬山，体力大有恢复。之后，他又开始拼命地看文件，读书学习，一心想弥补失去的时间。但由于体力、精力的消耗一下超过了负荷，就在“七大”召开前夕，王观澜的病症又一次复发，且比以前更为严重。
他的十二指肠溃疡，造成了血管破裂，血像喷泉似的从嘴里涌出来，一连吐了二十多天，坐都坐不起来。肠黏膜脱落造成了肠堵塞，使他近两个月不能进食，输液输血也很困难，只能靠滴肛维持生命，后来又引发了严重营养障碍，双目失明，周身神经发炎，疼痛不堪，彻夜呻吟。这时他身体的许多机能丧失，除了心脏尚在微弱跳动，生命危在旦夕。
一位苏联派驻边区医院的医生别洛夫，无奈地告诉徐明清，王观澜最多活不过一周了，让她准备后事”。
苏联医生的话让徐明清万般伤心，黯然泪下。她含着泪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充满悲伤情绪的信。
此时，国民党正在抓紧部署全面内战，毛泽东的工作相当繁忙，但接到徐明清的信后，很快亲笔写了回信。
明清同志：
你的信我们都看了，甚为感动。观澜同志的病情如此，当然使你难过到这种程度；但是一种事实到了面前，如果是无可如何时，再急再痛也无益，只好承认事实，而客观地对待之。何况观澜的病不一定是你所说的那样，不一定不能救。……请你代我们问候观澜同志。
毛泽东
毛泽东的信，对王观澜产生了特殊的效果，面临死亡边缘，他依然没有惊慌和急躁，始终保持了镇静和乐观。
据徐明清回忆，当时延安的物质生活条件十分匮乏，但党中央对王观澜的病关怀备至，组织医务人员千方百计地抢救和精心治疗，又专门请来陕甘宁边区副主席老中医
毛泽东更是体贴入微，他知道王观澜的肠胃功能很弱，特地把自己平时土法烤馒头片的铁鏊子（现存延安历史博物馆）送去。因王观澜手脚发凉，头晕失眠，他又把自己用的热水袋、体温表、西药针剂和葡萄糖粉送给王观澜用。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医务人员尽心努力下，王观澜终于跨过了死亡的边缘，微弱的生命竟奇迹般地复生，并一天天好转起来。到1946年秋高气爽之时，王观澜已经能开始练习走路，练习爬山了。
有一天，徐明清陪他登上了医院附近的黄土高坡时，王观澜禁不住激动地高呼：“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新的生命！”
毛泽东特意向周恩来介绍
9、毛泽东特意向周恩来介绍，他与王观澜合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1947年春，国民党调动大军向延安大举进攻，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方针，暂时撤离延安。
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安排王观澜夫妇先行一步，渡过黄河，转移到晋绥一带的安全地区继续疗养治病。
组织上考虑到王观澜的身体虚弱，特别安排了担架，请4位青年农民轮换抬王观澜转移，同时还为有孕在身的徐明清准备了一匹马，让她带着两个孩子和行李，先行安排食宿，每到一个村，再由村长安排人抬下一程担架，就这样一程一程地艰苦接力，王观澜全家终于平安转移到了山西的临县和兴县的张家湾。
那时，康生正在临县一带搞土改试点。王观澜一向关心农村工作，身体刚有些好转，就找来农村干部和农民交谈，了解情况。
从谈话中，他了解到康生搞的土改试点“左”得出奇，不仅对地主、富农搞肉体消灭，而且将富裕中农、中农也扫地出门。一个地主的老婆，多次被斗争后，无奈跳黄河死了；晋绥分区参议会副会长、开明绅士刘少白，也被拉到街上游斗；他们还强迫开明绅士的儿子牛荫冠（后为中共部级干部），拉着地主成分的父亲游街……这些都严重违反了党的土改政策，破坏了统一战线，造成恶劣影响。
王观澜听后感到气愤，立即把驻村土改工作队队长找到床边说：“这样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中央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土改政策的。对地主不能乱打、乱杀，实行肉体消灭。你们还要仔细学习《怎样分析阶级》，掌握好党的政策呀。”
不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渡过了黄河，来到山西兴县，住在中央晋绥分局所在的蔡家崖。病弱的王观澜闻讯后，心情振奋。随即让徐明清借来一匹枣红马，骑着赶往蔡家崖，代他向毛泽东反映上述情况。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听完后，从椅子上站起来，在窑洞里踱了几圈后，很生气地跟徐明清说：“把那些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派到农村去，名之曰锻炼锻炼，实则是去害人！”
谈完工作，毛泽东转而又关切地询问了王观澜的病情，当听说他的病有好转时。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次一定要好好休息，一定要等病好后，才能让他工作，不能再像上次那样了。”徐明清感激地说：“主席，观澜说是你和战友们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啊！他只有为党多做事情，才能报答恩情。”
毛泽东笑着说：“观澜同志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战胜疾病归根到底还得靠内因嘛！”
据徐明清回忆：那天，谈着谈着，不觉已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毛泽东特意留她吃饭。正好周恩来也来了，留下来共进午餐。
饭间，毛泽东特意向周恩来介绍说，“这是王观澜的爱人徐明清。”接着，又说：“《怎样分析阶级》那篇文章，就是我和观澜同志合作写的。”可见，毛泽东对当年在中央苏区和王观澜合作写《怎样分析阶级》之事，印象极深，看得很重，一直念念不忘。
饭后，毛泽东又提笔给王观澜写了一封信，建议他去苏联治疗，并提出：“待秋季你到五台区，如果平绥路打通，路上好走，即可和那边（苏联）交涉前往……”
徐明清的蔡家崖之行，让毛泽东了解了农村土改工作中的一些实情。后来，毛泽东在晋绥分局全体干部会议上，中肯地批评了土改中一度出现的“左”的倾向，不久，《晋绥日报》还发表了《怎样分析阶级》一文，王观澜夫妇感到非常欣慰。
1948年秋，王观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准备去苏联治病，取道河北、山东、东北出国。途径河北时，得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都住在西柏坡，就和徐明清一道去看望毛泽东。当时王观澜的身体仍很虚弱，是坐着担架去的。
徐明清记得，他们和毛泽东见面，是在他住房前的一棵大槐树下，毛泽东和他们紧紧握手，然后亲切交谈起来。
当谈到正在开展的土地改革时，毛泽东征询王观澜的意见说：“划定富农，把其剥削率从15%提升到25%，你看怎么样？”王观澜说；“太好了，这样就可以扩大我们在农村的团结面。”
毛泽东一向很尊重王观澜对农村问题的看法，他曾经说过：王观澜在我们党内是懂得农民与土地问题的，在修改土地政策时，要重视听取他的意见。
中国不能一味照搬苏联模式
10、他认为，苏联的集体农庄形式，中国不能一味照搬
1949年春天，王观澜夫妇辗转到了沈阳，就要启程出国了。当时，王明正在莫斯科，在苏联仍有影响。王观澜考虑到19年前他在莫斯科时，曾因“托派嫌疑”问题和王明产生过矛盾，这次王明有可能再找麻烦。故而
４月６日，毛泽东指示党中央发去回电：电文说，王观澜同志要求对他的历史作一结论，经过我们研究之后，认为：（一）王观澜同志过去在莫斯科学习时，留莫支部曾怀疑他有托派嫌疑，并无事实根据。回国后在中央苏区工作时，又被开除党籍，是错误的处置。因此，王观澜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应为党所信任。
（二）王观澜同志过去曾为党、政做了有益的工作，在工作上表现了他的能力和坚定，中央希望王观澜同志出国安心治病，病好后回国工作。
接到中央回电，让王观澜夫妇感到十分欣慰和喜悦，也完全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一个月后，他们即与陪同人员一道，顺利到达了莫斯科。苏联医生通过检查，发现王观澜的病情严重，立即把他送往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
治病期间，只要王观澜的身体稍好，他便利用时间翻阅报刊，从中了解国际和中国的形势动向，当看到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了长江，占领了南京，他兴奋地说，“新中国就要诞生了。就像毛泽东说的，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好建设，把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上去。”
他更有感慨地说；“现在的苏联，变化太大了！和我19年前来学习时大不一样了。苏联的不少建设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啊。”
接着，他便打算亲自到苏联的一些工厂和农庄考察学习，吸收人家的建设经验。徐明清非常理解丈夫求知心切的心理，但她也担心外出考察的劳累，会让体质虚弱的王观澜旧病复发。后经医生批准，王观澜的心愿才得以实现。
除了参观工厂，王观澜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农业生产上。他要徐明清陪他到莫斯科郊外的集体农庄与合作社去考察。徐明清却顾虑去农庄路途遥远，怕他的身体经不起颠簸，劝他先不要去。
但王观澜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农村劳动力非常密集，但耕作手段十分落后，基本上是小农经济的耕作方式和分配方式。而国家收入的很大部分要靠农业。如果农业不能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经济命脉就难以维系。
过去，解放区也办了不少农场，但由于缺乏经验，一般都采取了供给制方式，给投资、给机械、给人员和物资，甚至还讲排场，但很少引入经济核算的观念，再加经营管理不善，因此成效不大，很值得总结。”
王观澜还说，“我过去长期调查和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现在有机会来亲自考察苏联的农业生产发展模式、组织结构等，对我来说，无疑是一次有益的、饶有兴趣的对比研究机会，可以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寻找可借鉴之路。我怎能轻易放过呢！”
徐明清深知丈夫的脾气，拦也是拦不住的，于是就陪同他一道去了。
在农庄考察时，王观澜看得很仔细，并有意识地和农场的管理人员、工人交谈探讨。
但王观澜对苏联农庄的一套经营方法，并不主张盲目照搬，他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王观澜认为，“苏联农业的集体化、机械化程度很高，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人口稀少，土地广袤，比较容易进行大面积的耕作。而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主要的农业产区人口稠密，人均可耕地少，因此很难快速向集体农庄迈进。苏联农业实行的集体农庄方式，是根据他们自己国家的自然条件、人口数量等实际情况而定的，中国不能一味照搬照套。”
就在新中国成立的一个月后，早在苏联呆不住的王观澜夫妇，经党中央同意，迅速启程，回到了祖国。
他为临海的农民算了一笔账
11、“老农”干部和上访农民谈心，他为临海的农民算了一笔账
回国后，王观澜先被安排到中央政策研究室任副主任，从事调查研究工作。后来，中央安排他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会同年迈的民主人士、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开展工作。他热情很高，不久即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农业工作的报告》，后来又参与起草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农业部分。
由于在苏联治疗时并未除掉病根，工作的繁重和过度劳累，让王观澜的旧病又复发了。这次，中央安排他住进了北京医院，在医生的建议下，决定为他动大手术，彻底根治。当时，周总理每天都要看医院送去的病情报告，手术后，有一次，医院把体温数字写错了，总理发现不明情况，马上打电话询问，总理的如此细致关心，让王观澜和家人非常感动。
后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王观澜曾动情地说：“我的身体之所以还能起来工作，不能不深深地感谢毛主席，感谢少奇、恩来、陈云、富春、尚昆等中央和地方许多负责同志的关心帮助，感谢中央保健局长傅连暲和其直接领导的医务界的积极负责的设法治疗，使我最后一次动了大手术，彻底根治了疾病。”他幽默地称自己是一个“棺材漏”，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54年秋天，王观澜完全康复后，中央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他积极支持邓子恢副总理稳妥地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但1955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和《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对邓子恢等人提出了批评。说他们“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这样一来，原先制定的15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规划，在三年内就完成了。由于急躁冒进，违反了客观规律，脱离农村实际，使得农村出现了不少问题，来北京上访的农民群众一拨接一拨，
王观澜身为领导农业工作的党的高级干部，对于农村出现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极为关注，他不摆什么官架子，身穿一套旧棉衣棉裤，亲自来到上访的农民当中，了解他们的真实困难和意愿。上访的群众很乐意和这位老农式的干部谈心，但他们没想到，这位“老农”，正是他们要找的中央农业部门的高官。
带着农民遇到的实际难题，1956年４月，王观澜亲自率一个工作组，南下浙江临海等县农村搞调查研究。他为临海的农民算了一笔账，发现他们头年的人均粮食为428斤，比上一年的452斤有所减少，副业和土特产品生产的收入也呈下降趋势。
回京后，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如实反映情况，他在报告中说，“看了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深感实际生活要比书本上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他建议：“我们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尤其是领导财经工作、领导城市工作的同志，最好也抽出一些时间，到农村去看看。”
报告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随即批转全国各地。并批示：“为农民算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王观澜同志报告中所述临海县的情况，是农民不能增加收入的情况，如果这种县多了，则事情未可乐观，值得严重注意。”
王观澜看了毛泽东的批示，很是兴奋，他认为，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一定能得到切实解决。
对毛泽东直言：浮夸是害人之本
12、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鲜为人知的信，直言“浮夸是害人之本”
但令人遗憾的是，接踵而来的，就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浪潮，全国再度泛滥起一股更“左”的思潮。
特别是“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盛行一时。报纸上不断出现放“高产卫星”的报道，什么“小麦亩产达到7300多斤”，“水稻亩产达到万斤”等等，河北徐水县人民公社亩产超万斤的消息，还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新闻。
头脑清醒的王观澜不信这些消息，他随邓子恢副总理驱车前往徐水，深入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考察。两人不约而同地认为情况很不正常。王观澜说：“亩产几万斤，不可能，也不符合当前的科学水平。”
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王观澜再次表示：“这是主观愿望啊！有些东西，不要说科学知识，连农业常识都没有了！”他从中央苏区起就搞农村工作，熟悉农业，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深知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祸国殃民，危害极大，不可等闲视之。
当时王观澜正在读高中的女儿海燕，看了报纸上的宣传，十分兴奋。回到家中，就把这些“大跃进”的新闻讲给爸爸听。
没想到爸爸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反问了她一句，“这些新闻可信吗？”女儿海燕这下被弄糊涂了。她迷惑地悄悄问妈妈，爸爸是不是有点“右”，徐明清告诉女儿，爸爸从来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
就在这年秋天，王观澜家种的花生丰收了。为了从实际出发教育孩子，他让儿子、女儿把花生都挖出来，称一称，然后算算亩产多少斤。算完后，王观澜问海燕，“你看，如果一亩地真能产上万斤，不是要从地上铺起一尺多厚，你相信吗？”
接着他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不能把良好的主观愿望，去代替实际的科学知识。你们今后切忌不要浮夸，任何时候都得保持冷静，老老实实地做人。”
1961年春节前，王观澜应邀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一个文艺晚会，正好遇上毛泽东。两位相识30年的老战友相见，分外高兴，毛泽东拉着王观澜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询问他的身体情况及徐明清和孩子们的情况。然后，毛泽东开玩笑地说：“进城以后，你不来看我了，咱们疏远了。”
王观澜也说，您太忙了，也不像在江西和延安时见面那么方便了！的确，进城后，王观澜与毛泽东的联系并不紧密，当时全国上下涌动着一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王观澜对此十分冷静，不跟风，不吹捧，他曾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但他是人，不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