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杯保龄球赛:张军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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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消费靠什么  张军 发表于 2010-1-13 8:25:00 我前不久发表了一篇“我们真的相信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吗?”,结果可想而知,在网上引起了很多人质疑。大家都认为中国消费需求不足,并且对此深信不疑。看起来这似乎是个很难被推翻的命题。可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这个判断,其实并不一定那么靠谱。

  很多人提到下列数字来论证中国的消费不足:扣除掉政府消费支出,中国当前的居民消费支出占GDP只有36%,而且这个占比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还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而这些年来,发达国家国内消费支出往往占GDP的75%甚至更多,发展中国家也接近70%。在国民储蓄率相对较高的东亚经济体(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这个占比在60%左右(其中政府消费约占GDP的10%)。经济学上有个关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的原理:过多的资本积累(对应着过低的消费)所拉动的增长,是不能维持的。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依靠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政策,也只是带来昙花一现的经济繁荣。而如果中国这么低的消费占比以及下降趋势是真的话,那就无法解释中国经济怎能维持这么久的高速增长。

  我不认为今天的中国经济仍可以是“正常经济”的一个例外。实际上,市场和经济开放的力量,早已成为今天中国经济变化的指引,宏观上的一些大比例关系(如积累与消费、储蓄与投资等)应受市场和经济开放力量的支配而趋于大体合理才对,不然,其经济后果不堪设想。试想,如果由于某种原因,10年来国内消费开支相对于GDP的增长持续不断地下降,那经济还能在增长的轨道上持续这么多年而不出轨么?

  就消费模式和消费与GDP占比而言,中国应与东亚经济的经验比较接近。而由于统计本身的原因,我们实际的消费占GDP比重,应比我们看到的高得多,至于它在过去十几年的下降趋势就更不太可信了。已有的消费不足的说法很可能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说不定我们在总量统计上看到的消费占比下降,更多是统计本身的问题造成的假象,像居民住房等服务消费支出,在统计处理上就存在严重偏误。

  与消费不足的判断相呼应的,是扩大消费拉动增长的命题。其实,这又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很容易误导政策制定者。扩大消费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政策吗?经济学家的回答,一定是不能。道理很简单。假如为了扩大消费开支,政府今年决定把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钱的一半(约占GDP的20%)拿来作为消费券发放给每个公民,这能拉动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吗?显然不能。正常条件下,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推高物价水平,引发通货膨胀。上世纪80年代,企事业单位的工资奖金分配总额曾超过国民收入(当时叫国民收入超分配),结果反复出现通货膨胀。只有在经济严重萧条时,扩大消费方能作为短期救急政策,因为经济萧条时,社会库存大幅度增加,政府的消费支持计划或者补贴消费政策可以帮助消化社会的库存,对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有一定积极作用。这也是凯恩斯的“萧条经济学”的政策含义。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2008年至2009年我们采用扩大消费政策取得一定成效,也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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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nk{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visited {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hover {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active {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link{font-weight :bolder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visited {font-weight : bolder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hover {font-weight : bolder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active {font-weight : bolder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 金融危机把中国快速推向“资本输出方”  张军 发表于 2009-11-19 7:57:00  围绕着那些主张中国建立投资于发展中世界的超主权财富基金展开的争论,不管是注重拓展新兴市场经济吸纳中国商品的能力,以缓解中国产能过剩,还是希望将该计划纳入一个更长远的发展计划中去,都让我们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必须扩大外援的能力和影响,这是中国经济未来长期发展的需要,而全球金融危机把时间表大大提前了。

  张 军

  “金融危机使得全球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过,更大的变化还在后面。中国带来的更大惊讶将在新兴世界展现出来。”这是《纽约时报》早些时候发表的署名文章《北京的马歇尔计划》的最后一段话。

  可就在一年前,几乎没有人能看清楚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到底会是什么,更没有人真正注意到一个重大变化正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悄然发生。那个时候,世界目光所投向并引发热烈争论的话题,还集中在美国政府与联储如何救助华尔街的问题上,而今天的西方主流媒体几乎每天都在讨论的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

  不仅西方热衷于谈论中国的角色,就连中国的官方媒体也不时发表文章论述中国为全球经济复苏所做的贡献。比如,《北京日报》最近就有长篇文章说,中国维持自身经济稳定和增长,部分弥补了全球需求因发达经济体收缩带来的缺口,为危机环境中世界各国,特别是依赖资源类、机械类、电子类产品出口的国家提供了机会。这些国家广泛分布在全球各地,其中新西兰、秘鲁等一些国家更是通过与中国签订相关自贸协定,把向欧美卖不动的产品转向中国。不仅如此,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作为传统的对外投资主体自身难保,跨国投资与并购活动因此急剧萎缩。来自中国的资本恰好填补了这一资金缺口,为全球经济企稳复苏注入“血液”。瑞士商务促进中心亚太区总代表托马斯·卫琪日前在参加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时就说:“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中国资本越来越受追捧,中国企业已成为跨国投资舞台上的希望之星。越来越多国家的企业或政府部门纷纷向中国企业伸出橄榄枝。”

  中国正在加快资本输出的步伐。这不仅是政府手上拥有超过2.5万亿美元的储备,中国政府控制的大型国有公司更是频频在海外进行大规模的并购活动。根据渣打银行的预测,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超过1400亿美元,而同期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中国将历史性地从“商品输出方”向“资本输出方”转变。我清楚地记得,就在上世纪90年代末,西方的经济学家还普遍关注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而现在更关心的则是中国的资本输出。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代表泰斯法楚说:“现在的中国不仅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接受者,更是重要输出国。”据他介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十二大对外投资主体,在发展中国家里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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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nk{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visited {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hover {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active {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link{font-weight :bolder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visited {font-weight : bolder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hover {font-weight : bolder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active {font-weight : bolder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 评判宏观经济大势 不能偏离宏观视野 张军 发表于 2009-7-24 8:19:00 ——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走向的争议和分歧在哪里?

  ◎张 军

  复旦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一个多月来,对中国经济是否真的步入V字型复苏轨道,是否在下半年将转而面临通货膨胀的风险,经济学家正在激烈辩论。不用说,多数学者都对超过7万亿的新增贷款和资产价格的反弹态势表示担忧。这是他们判断中国即将从通缩转入通胀的基本理由。另一部分学者家则认为,中国经济仍将在一段时期面对产能过剩的困扰,如果短期里解决不了产能过剩和结构性的问题,发生通货膨胀的概率就仍旧小于通货紧缩。

  与往常一样,在中央政府货币和财政政策发生改变之前,争论还将继续。但问题是,争论的方向已不太明确。的确,庞大而复杂的经济,一旦加总到宏观(总量)上,微观层面的问题就不再容易看得明白透彻。而当下许多中国的分析家最常见的毛病是,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状况时会不知不觉偏离“宏观视野”。

  举例来说,根据上半年的总量数据,在判断中国经济是否企稳回升的问题上,经济学家的分歧在于对另外一个问题的回答:中国经济是否从此进入持续上升轨道。殊不知,回答这个问题已不在宏观层面,对当前宏观政策是否该调整并没有直接意义。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却认为,政府“保增长”的巨大公共投资不可长期持续,因此维持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还不牢靠,如果没有私人部门真正的复苏,经济的止跌回暖就可能是一种幻觉。于是,不知不觉中,争论的问题最后还是变成了一个被经济学家称之为“长期”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未来仍需要坚持长期的结构改革,需要进一步扩大私人部门规模,改善投资的所有制结构、提升技术升级能力、改善收入分配等等,这些是未来中国经济的结构演变和持续增长的基本模式,但这个问题,与当前中国经济在遭遇外部需求震荡的条件下是否恢复和维持了足够的“总需求”没有关系。

  从全球暴发金融危机到今天,我们基本上弄清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方式。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外部震荡”,短期里使很多沿海地区的出口加工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债务负担、订单减少等原因不得不做出关闭、歇业、减产、转型等选择,一时间千万农村劳动力不得不大规模返乡,出口行业的危机形势很快波及其他行业,再加上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悲观情绪的影响,通货紧缩的预期在中国很快形成和蔓延。于是,国内主导产业的生产者纷纷变得保守起来,为了抵御经济下滑的风险,他们在计划上压缩了2009年的购买、生产和销售量。今年以来汽车行情的火爆最能反映这个问题。由于几大汽车企业去年没能正确预测到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态势,使得其生产和销售计划过于保守了。

  我们都错了。第一,高估了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全球金融动荡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部门基本完好无损,制造业和其他实体部门也没有出现相应的债务危机和破产倒闭的风浪,因此实体经济总体上没有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很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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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nk{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visited {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hover {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active {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link{font-weight :bolder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visited {font-weight : bolder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hover {font-weight : bolder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active {font-weight : bolder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 上海的定位决定上海的出线机会 张军 发表于 2009-5-14 8:27:00  上海未来能否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要看我们希望定义的上海金融中心将是什么模样的。中国的世纪、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人民币的国际化和美元的衰落等等都将是上海出线的机会。所以,把上海打造成与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和人民币的地位相适应的金融中心,看上去是谦虚和谨慎之辞,实际上则让我们产生了丰富的联想。

 

  张 军

  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愿景不是现在许下的,但却是现在作为国家战略明确的。于是,香港和上海的关系就再度成为热议的话题。

  回头看西方的经济发展历史,金融中心的出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历史结果。伦敦和纽约是如何变成国际金融中心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回答它们是怎么变成国际大都会的?当今世界上有专门的学者在研究大都市的兴起,相信应该可以给出答案。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大都会都成了金融中心:巴黎就不是金融中心。

  要解释在西方为什么只有纽约和伦敦成了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必须从美国的经济崛起的历史中寻找原因。毫无疑问,伦敦是最早的金融中心。但后来纽约的崛起取代了伦敦,成了世界的金融和贸易中心。可是,银行、资本市场等金融的发展,英国人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因为那些规则、合约、监管以及法律,都是在英国形成的。在纽约崛起之后,世界金融中心转移到了纽约,但基因却是英国的。随着美国经济的崛起和强大,美元终于取代了英镑,成为国际货币,纽约也随之取代了伦敦,成为了国际金融中心。

  于是,当美国经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的时候,构成纽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就三样东西:英语、美元和盎格鲁萨克森的法律。这三样东西构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些国际金融中心崛起的基本要素,也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金融中心城市的基因。今天,伦敦再度成为与纽约一样的国际金融中心,不是因为英镑,而是因为美元在欧洲的扩张。是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为伦敦再度成为金融中心提供了机遇。

  英语、美元和盎格鲁萨克森的法律这三样东西也是战后亚洲能兴起一些区域性的金融中心的原因。在伦敦金融城最近调查发现,除了纽约和伦敦之外,被认为是金融中心的城市当中,只有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排名最靠前。在这些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城市里,为什么是新加坡和香港而不是东京?很简单,新加坡和香港具备这三样东西,而东京几乎一样都没有。也就是说,纽约和伦敦的金融中心与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中心之所以是同一模式,就因为它们有相同的基因条件。而且由于基因的原因,这些金融中心地位不容易动摇。一旦金融的发展越来越依赖英语、美元和盎格鲁萨克森的法律这三样东西,金融中心就有了一个模样,或者叫模式,不容易发生变异,这叫做“路径依赖”。

  也许有人会说,除了我们看到的这类英美式的金融中心模式之外,最近十多年来,国际上也出现了一些小的离岸金融中心,如卡曼群岛、冰岛、爱尔兰等。这些地方近年来成为国际金融资本非常活跃的离岸集散地,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们的超国民待遇,过分自由的政策。所以,严格说来,他们不是真正的金融中心。而且,这样的扭曲做法,正在受到谴责和打击:G20伦敦会议曾把他们列入了未来的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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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nk{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visited {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hover {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active {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link{font-weight :bolder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visited {font-weight : bolder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hover {font-weight : bolder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active {font-weight : bolder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 怪哉,服务业在中国没有“产出” 张军 发表于 2009-3-20 8:50:00     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阴影下,我们都在绞尽脑汁思考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一天,在课堂上,班上一位在美国出生的中国女孩跑过来对我说,生活在上海,她发现与在美国生活的最大不同是,在上海的街道上,似乎每个人想怎么走路就怎么走。自行车也一样的“自由”。即使从路面进入地铁站,你也会发现乘客遵守秩序的意识很差,更多的只有拥挤。她问我,为什么上海不可以雇佣更多的人来宣传和维持秩序?她还说,在美国,如果你随意停车、超车或者有其他的违章行为,会马上被贴黄条。为什么在上海不雇佣更多的警察来应对这种“过度的自由”?

  我说,上海街道上的交通协管员就是十年前政府雇来维持秩序的。但是,毫无疑问,与上海的城市规模和交通日益混杂的局面相比,这还远远不够。上海这样人口快接近2000万的超大都市,有这么多不喜欢遵守规则的人,显然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做公共“服务”。虽然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志愿者,但长期雇佣更多的人来做这样的服务,不仅必须,而且是扩大服务经济的不错思路。

  在大学工作这么多年,我就一直希望自己能像在国外那样有秘书来处理我的许多公务琐事。在西方的大学里,这是常态。比如,在美国很多大学的研究中心或者研究所,行政和秘书的人数往往是研究人员的2至3倍。我有一次去台北中央研究院的一个研究所访问,主任介绍说,所里服务人员(包括秘书和行政管理人员)是研究人员的3倍。而我告诉她,在大陆,一般来说,一个学院的行政人员只占教师的10%。我所在的研究中心,12位研究人员当中,办公室的行政人员只有1位。

  我自己当然也很好奇,为什么我们不舍得花钱聘用更多的后勤服务人员呢?因为我们始终认为,后勤行政和服务人员不是“生产性”的。他们不生产我们的“产出”,反而消耗我们的资源,占用我们的收入。长期以来,我们认为行政管理部门的效率不高,能压缩就应该压缩他们,以缩减开支。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机构的臃肿和机构膨胀历来是我们头痛的问题,10年前我们下过大力气来压缩政府的规模,只是效果不佳。问题很可能在于,当我们把行政部门压缩或者删减掉之后,压缩的只是服务人员和服务的能力。而中国的行政机构最大的难题是,一官半职的人过多,服务人员严重不足。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一直有个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所谓编制问题。如果编制只代表一项“工资预算”的话,问题就很简单了,这与国外的情况就比较一致,但是在中国的单位里,编制却是特权,因为我们还有更多没有编制的人员。不取消编制的特权,难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灵活的就业选择。在我的周围,有很多朋友的太太其实更希望有灵活的就业,但就因为编制的原因,难以如愿。我们在国外经常看到一些朋友辞了现在的工作,找了新的工作,或者又回到了最早的一份工作,更换工作是相对平常和自由。现在我们经常见到从国外大学短聘到中国大学来教书的海归教授们,之所以他们可以回来短期工作,是因为他们可以与学校达成停薪留职(所谓)的协议。而今天中国内地的教授要停薪留职到国外或国内其他大学去工作一段时间,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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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nk{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visited {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hover {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active {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link{font-weight :bolder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visited {font-weight : bolder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hover {font-weight : bolder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active {font-weight : bolder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 为8%算笔账 张军 发表于 2009-1-23 9:04:00     前不久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郑教授来上海,约我见面,希望听听我对2009年中国经济态势的看法。他说韩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保8”非常有兴趣。那么,8%有多重要?为什么是8%?能保住8%吗?

  这些问题不容易回答。

  我想,8%的增长率是最接近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一个数字。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按平均值计算约为9%。8%不妨看成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限。这个增长底线的含义就像人骑自行车一样,速度太低,是不稳的。本文下面的叙述,只是根据一些已有的数据做个算术题,不讨论政策,也不代表预测。

  按照支出方法核算并根据算术的原则,GDP的增长率应等于消费支出、投资总额以及贸易余额三者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当然增长率历来都应该是扣除了物价变动之后的实际值或者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出来的。

  现在还没有2008年消费支出实际值的增长率数据,但据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亚洲研究所稍早时的估计,2008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约为18%,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有明显下降,第三、第四季度增长率估计分别为17.12%和13.12%。全年而按不变价计算的居民消费增长为8.49%。这个数据没有考虑政府消费的增长。我们假设这部分的增长为零,即与2007年持平。这个假设不过分,因为2008年采取的是紧缩政策,政府实际消费开支不会明显增加。这样,2008年的实际消费增长可能就在8%左右。

  根据一些对居民消费下降的预测和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我们假设2009年按照实际值计算的消费总额(包括居民和政府)增长7至8%(不用说,这是相当乐观的估计,考虑了政府开支的增加和刺激消费政策的效果)。由于在GDP中消费总额的占比约为40%,那样,消费对2009年GDP增长的贡献度应该在2.8至3.2个百分点左右。

  再看投资。2007年按不变价计算的中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速为12%。受宏观调控的影响,按可比价计算,2008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速很可能降到了10%左右。考虑到去库存化等因素,2009年按实际值计算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速必将继续回落,如果假设为8至9%,应该不会令人吃惊。在GDP构成中,投资总额占了将近一半的权重,因此投资对2009年GDP增长的贡献大概就为4至4.5个百分点了。

  最后再来讨论贸易顺差。计算在GDP中的是贸易余额而不是贸易总额,所以要关注的是顺差数据。我国从1994年之后就一直有贸易顺差,而且在2002年之后贸易顺差占中国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10%左右。2006年中国贸易顺差的同比增长率高达80%(这当然有不可解释的原因),创下历史新高。2007年之后的贸易顺差增长率很难与之比肩,但很显然,顺差的增长率之后必然是回落的。1月13日,2008年外贸数据发布了。据海关总署统计,2008年外贸总值达25616.3亿美元,同比增长17.8%,相比于前几年我国外贸连续6年20%以上的增速,2008年的增速随着外部需求大幅放缓而显著下滑。其中,出口全年增长17.2%,进口增长18.5%,分别低于2007年25.7%和20.8%的增速。而贸易顺差达2954.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5%,比2007年47.7%增幅则下跌了3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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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nk{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visited {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hover {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active {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link{font-weight :bolder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visited {font-weight : bolder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hover {font-weight : bolder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active {font-weight : bolder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 国际金融新秩序不可能在一夜间形成 张军 发表于 2008-11-18 9:40:00     这次20国华盛顿峰会达成的新的计划给全世界传递的最大信息就是信心,20国集团的领导人在布什只剩下最后两个月任期的时候,坐在一起讨论经济问题,无非向世界表明他们要协同行动,要制订行动的方案,以防止金融危机的进一步蔓延,特别是防止实体经济出现衰退。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信号。

  我一开始就没有这次峰会将讨论建立新的全球金融治理秩序或者机构这样的想法,这样的体系、这样一个组织或这样一种制度,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各个国家坐下来开会就能建立起来的。正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所说的那样,布雷顿体系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东西,44个国家开会,那只是大家去确认一下。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储备黄金,美国是实力最强的经济,所以大家对美国担当这样的角色,美元成为结算货币没有异议。它并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可能在很短时间里寻找到一个新的一种替代的制度。

  我在看有关20国集团会议报道的时候,一直在想,这次欧盟,法国、德国其实都做出大量的让步。如果没有这些让步,峰会不可能形成宣言。我还是认可在目前这种状况下,这个国际金融体系架构能继续维持下去,当然我们要去做一些监管体制方面的改革。

  人民币不实现完全兑换情况下成为储备货币之一,这是我们的愿景。这其中有非常复杂的问题,不仅和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的增强有关系,还跟我们整个金融系统有没有一种抗风险的能力,或者我们整个金融发达的程度大有关系。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当前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和未来是怎样的发展模式。我们很难在短期里,甚至在十年更长时间里面,可以设想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制度,能够跟现有的制度抗衡,甚至完全替代现有的制度。看看欧元这些年来走过的路,我们会发现这是多么困难。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制度的演化有路径和依赖的特点,一旦形成了制度,大家都依赖它,整个经济的发展,金融的发展,都带有一种特征,我们很难摆脱现有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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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杂志最近一期发表了李剑阁先生撰写的文章, 对当前中国经济、金融和思想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观点鲜明的分析。以下是我应邀为该文写的评论。

 

金融危机了,思想不能危机

张军

 

大约从2003年之后,对改革开放的批评和指责开始见诸于国内的思想界和经济理论界。2005年“郎顾之争”的事件将这个争论推向了高潮。虽然在2006年初之后,“左右”之间的针锋相对局面被逐渐平息,但是怀疑和抨击中国市场改革的言论仍继续扩大在并且很有影响。去年夏天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和今年以来出现全球金融恐慌之后,国内那些怀疑和抨击经济自由化的人士更是喜笑颜开,赞美国有化,对金融的自由化和市场经济制度给予完全的否定。这些言论在媒体和网络上得到不断蔓延。

在这些言论当中,最具公众影响力的当然是关于国有企业重组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和贱卖的逻辑。这个逻辑建立在价值判断之上,以为只有对方赔了,我们的企业改制才是成功的。我也不赞同这样的逻辑,不仅因为它包含太强的价值判断,而且是因为它与商业逻辑相悖。任何投资者的资产收益都应该包括风险的溢价,而不能仅仅看到收益不看到决策时面对的投资风险。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银行长期的经营不善与亏损为战略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投资和政治风险。不仅大型的国有企业,而且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在改制之前技术上都已濒临破产。剑阁的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细节,当初建设银行准备引进国外投资者时,国外金融机构其实并没有投资意愿。如果没有政府的积极努力和注资行动,美国银行是不想参与的。

2006年以来,我们坚持进行了国有银行的注资、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和改制上市的重要工作。没有我们商业银行的成功改制上市,没有建立公司治理结构的努力,中国的银行和金融体制很难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不可否认,在我们的金融改革进程中,那些成熟的西方的金融市场制度和投资银行的运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也因为我们的成功得到了可观的回报。

现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的恐慌之后,很多人不再相信金融自由化的真实意义和美国金融制度的稳健性。而且这个重大的事件显然在不断地被少数人误读,甚至被归因于“货币战争”的阴谋论。金融危机在短期固然是场灾难,是危险的,但是,金融危机引起我们的思想混乱才是更危险的。对于中国这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正确理解金融危机和金融创新的含义尤其重要,同时我们也不应该低估金融系统和市场制度的自我纠错能力。不相信这一点,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银行制度在金融动荡的历史中可以存活下来,为什么遭受东亚金融危机打击的国家很快能够恢复元气。不正确理解金融的发展和创新,我们也不能解释美国和全球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持续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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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nk{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visited {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hover {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active {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link{font-weight :bolder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visited {font-weight : bolder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hover {font-weight : bolder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active {font-weight : bolder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 奥运、国力与中国经济未来 张军 发表于 2008-8-21 8:35:00     在暑假里能有时间与家人一起观看北京奥运会的精彩赛事,这本身就是享受。不过,享受之余,职业本能也没有放过我,总也让我不能不去思考一些有关联意思的东西。拿笔记下的有这样三件事:

  第一件,在奥运史上,亚洲获得了3次举办奥运会的机会:1964年东京、1988年汉城和2008年北京,时间相隔差不多都是20年。这个间隔很容易让人想到这三个经济体之间发达程度的差距。难道这个时间间隔正好度量了这三个亚洲经济体发达水平的差距吗?这就是我的好奇。

  我查阅了资料,希望能回答这个疑问。1964年的日本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期,以当时的汇率计,人均GDP大体上在6000美元左右;1988年韩国的人均GDP也在6000美元左右。1996年,韩国成了所谓“富国俱乐部”(OECD)的第29位成员国。日本在举办东京奥运会的那个年代,经济增长速度也在10%,韩国在申请举办奥运会时经济增长也接近两位数。中国也正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申办奥运会成功的。

  中国当前的人均GDP名义上在2500美元左右。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我们还要看经济总量的大小以及地区间的巨大差距。汇率当然也是个重要因素。实际上,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在内),人均GDP也在6000美元左右。至于一些沿海经济中心城市的人均GDP实际上早在8000美元以上了。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与日、韩相比,经济发达的程度分别相差40年和20年呢?乍看上去,似乎基本如此。很多研究揭示,中国的经济发达水平与上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和80年代末的韩国的确比较接近。但是用人均GDP水平计算的差距会更大一些。

  不过,即使这样,从人均GDP的数字上看,中国每年人均GDP的增长都在7%以上,根据70法则,人均GDP翻番只需要7年。所以,中国沿海地区的人均GDP要达到韩国现在2万美元的水平,根本不需要20年,大概最多只需10年,这还没考虑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但就全国水平而言,则需要超过20年甚至更长时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缩短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农民的收入要接近城市居民的收入,也需要更长的时间。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乐观,因为经济的增长并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只要政策得当,未来越过经济结构转变的某个关口,收入水平在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差距就会加速缩小。事实上,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现有研究和预测也都支持这个结论。信不信由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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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nk{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visited {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hover {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active {font-weight : normal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link{font-weight :bolder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visited {font-weight : bolder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hover {font-weight : bolder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arttitle a.:active {font-weight : bolder ;text-decoration : none ;color : #000000 ; font-size:12px;} 中国成为制造大国是必然的吗? 张军 发表于 2008-8-1 8:46:00 要说拥有廉价剩余劳动力这个因素能全然解释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逻辑,是有问题的。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土地的公有制或者政府所有制,而过度发展制造业不是中国的自然禀赋决定的道路。

  二十多年来的独特经历成就了中国的制造业大国地位。在数量的意义上,中国被赋予了“世界作坊”的称号。很多制成品的出口占到了全球出口的一半以上。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中国成为制造业的王国真的是必然的吗?现在大多数人最简单的回答是,制造业王国必然属于中国,因为中国拥有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不错,城乡分割的制度造就了中国将在很长的时间里拥有廉价的剩余劳动力,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要说这个因素可以全然解释中国成为制造业的逻辑,则是有问题的。劳动力价格便宜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何其多啊。

  上周,我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了一个关于中国研究的方法学的研习营。在营地揭幕之后我作了一个主题演讲,题目是“中国经济改革30年:我的经历与观察”。我在演讲中提出,其实,中国走上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并不是必然的,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演讲结束之后,有不少学员过来与我私下交谈,不同意我的看法。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制造业天然属于中国和中国人。

  拥有廉价劳动力资源显然并不是中国的独特优势。再说资本。相对而言,发展制造业是需要更多的资本的。通常,在一个资本稀缺和金融受到政府严厉管制的国家,制造业要么根本得不到发展,要么建设的是一个严重畸形的工业结构。中国和前苏联等计划经济国家,长期以来依赖政府的高额资本投入,最终建立起来的不过是一个以重化工业和军事工业为主导的自我循环的工业系统,还根本制造不了可以出口的东西。尽管已经有了70年的工业发展历程,俄罗斯和东欧国家至今仍不能算是制造业主导的经济体。在国际上,他们依然没有制造的能力和优势。

  从理论上说,技术开发是制造业发展的关键。但是,由于技术今天可以跨国转让,技术对于那些不具备开发技术能力的国家来说,并不是发展制造业的障碍。所以,当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可以从事和发展制造业。这就有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制造业的全球链现象。本来,制造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但今天则可以把链条拆解,把低端的加工过程与其他过程分离。这是过去20多年发展起来的全球现象。这个现象对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同样的机会,但问题是,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成为跨国公司转移低端加工区段的主要目的地?

  其实,要思考和回答为什么中国走上了制造业主导的经济发展道路,其实最好的方法是寻找一个可以参照的(可比的)经济。我们可以选择印度作为参照,因为中、印都是人口庞大的农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在30年前应该是大体相当的。在上世纪50年代,两个国家都受苏联的影响而组建了相当程度的国有经济部门,实行了计划管理。两个国家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的改革。

  尽管新德里政府尽了很大的努力,实施了不少目的性很强的政策,但制造业至今也只占印度GDP的四分之一。农业占了另外的20%,其余的55% 的GDP归属于印度的第三产业(服务)。在服务业中,金融和软件业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多数服务业是低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