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判若两人”说开去

杨新元

我们常将一个人的前后变化之大，用“判若两人”来形容。比如鲁迅在《致郑振铎》一信中说：“他与另三人作一献上之报告，毀左翼惟恐不至，和先前之激昂慷慨，判若两人。”就是指上世纪三十年代某文人的言行，前后不一，像两个人所为。而《文明小史》中第五回有一段文字：“须晓得柳知府于这交涉上头，本是何等迁就，何以如今判若两人。”说柳知府办事前后像两个人。而笔者近日读史书，看到《太平广记》中“酷暴”中的李绅时，也有“判若两人”之感。

李绅是谁？此公曾在中晚唐任中书侍郎，封赵国公，权倾一时，所以新旧《唐书》为之立传。不过，有人会说，官当得再大，也不值你惊诧呀！但是，如果我说出李绅的另一个身份，那么，你就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前后判若两人。因为，这个在《太平广记》里被纳入“酷暴”的官僚，也是人所皆知的名诗《悯农》的作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悯农》是李绅年轻时的作品，从1200年前流传至今，这首被收入小学课本的诗，今后还会影响、教育一代又一代的学童。诗言志，年轻的李绅，借《悯农》言志，关心民间疾苦，抨击官僚统治者，诗中充满了人情味，是一个正直、善良、有爱心的人。

然而，这个年轻诗人在步入仕途以后，就判若两人了。据记载，李绅在淮南当节度使时，就露出一副酷吏嘴脸，普通百姓没有好日子过了，“邑客黎人，惧罹不测，渡江淮者众矣”，就是说在他的暴政下，黎民百姓终日惶惶不安，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大祸临头了，于是纷纷渡江淮而逃难。而当部下向他报告“户口逃亡不少”时，这个曾经同情农民，关心百姓疾苦的李绅，却轻描淡写地说：“汝不见掬麦子乎？秀者在下，秕粏随流者不必报来。”意思是，你见过用手捧麦子吗？那些颗粒饱满的总在下面，而那些随风而去的秕糠，就不用报告了。在官僚李绅的心目中，老百姓就是“随风而去的秕糠”，不值一提。这与当初同情农民百姓，批评官僚统治者的李绅，确实是“判若两人”。

更有甚者，就是这个李绅，在未发迹时曾寄居在江都。“每馆于元将而叔呼焉”，就是每到李元将家做客时称其为叔。而“荣达后，元将称弟称侄皆不悦。及为孙，方似相容。”就是说，李元将别说是以叔自居了，就是自称弟或侄，李绅都不高兴。直到李元将把自己降为孙辈，李绅才勉强接受。俗话说“官升一级脾气大”，而李绅当官后不仅脾气大长，连辈份也要长。可见当官后的李绅除了官性，已没有一点人性了。

千百年来，李绅式的人物在中国大地上绵绵不绝。就是现代，在我们身边找几个李绅式的人物，也不是一件难事。比如，有的人刚进单位时，说话、做事都小心翼翼，对同事、长辈也十分谦卑。而工作有了一点成绩，个人有了一点资本，或者是找了一个靠山后，就趾高气扬，眼睛生到头顶上，说话做事前后判若两人；有的人刚走上领导岗位，做事公道，清正廉洁，很受群众拥戴。而拍马的人一多，手中的权力一大，就私心膨胀起来，结党营私，贪污腐化，受贿索贿，前后判若两人，应了那句“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老话；有的人为了得到提拔重用，跑步“钱”进，对领导百依百顺，好话说尽，只差喊领导亲爹亲娘了。而一旦领导退下来，或者换了一个环境，就翻脸不认人，当面碰到以前的领导也视而不见，前后判若两人……

这种人物绵绵不绝，反映了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的不健康、不正常。而这样的人物一多，又反过来会扭曲人们的价值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变得功利，越来越没有人情味。对于这种李绅式人物，我们一是见到后要以平常心视之，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既然这个人前后判若两人，那就是人品有问题，那么就敬而远之，从此认清这个人的嘴脸，不要再与之来往了。二是剥去伪装，让世人看清其真相。拉罗什夫科说过：“各种人和事都有自己的观察点，有的需要抵近去看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有的则只有从远处看了才能判断得最好。”一个人前后判若两人，主要原因还是两个：一是身份变化。一个人在穷困潦倒或落魄在野时，与其富贵、显达时的心态、思想是不一样的。李绅年轻时“悯农”，而显达时成为“酷暴”，人还是这个人，关键是屁股指挥脑袋。二是环境变化。从过去溜须拍马到现在被人抬着、捧着，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会使人的思想行为产生巨变。对于这种人，最好的办法是不迎合，冷眼视之，采取相应的对策，剥去其伪装，还其真面目，使这种“判若两人”的小人成为众矢之的，过街老鼠。三是努力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让李绅式的人物没有生存的土壤。当然，这就需要我们的组织部门、相关领导能多听群众意见，在用人问题上公开、公正、公平，不让那些披着伪装的李绅式人物有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