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本质是什么意思: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历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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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

 (1927.04~1928.06)

 

第一次全体会议

(中共第五届一中全会)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0多人,代表着5790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

    代表们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

 

    五届一中全会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如下:

    政治局常委: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

    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

    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太雷、苏兆征、陈延年

    政治局秘书长:周恩来(兼)、蔡和森(先代理)

 

    1927年7月上旬,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组成:

    负责人:张国焘

    委员: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选举产生中央临时政治局:

    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政治局负责人:瞿秋白

    政治局常委: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周恩来、罗亦农、项英、任弼时

    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周恩来、项英

    政治局候补委员: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

 

    1927年8月11日中央决定成立

    南方局:书记张国焘,军委主任周恩来

    北方局:书记王荷波,秘书蔡和森

    长江局:书记罗亦农

 

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

(1927年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31人·按得票多少为序)

陈独秀、李维汉、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项英、向忠发、张国焘、罗亦农、赵世炎、张太雷、陈延年、谭平山、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恽代英、彭湃、夏曦、贺昌、易礼容、彭述之、杨之华(女)、罗珠、罗章龙、李涤生、顾顺章、杨其珊、陈乔年

 

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

(1927年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14人·按得票多少为序)

毛泽东、郭亮、黄平、吴雨铭、陆沉、刘伯庄、袁达时、毛科文、陈潭秋、薛六、林育南、庄文恭、李震瀛、王亚璋(女)

 

    1927年8月7日,增选中央委员会委员:王荷波、彭公达

    1928年5月1日,增选中央委员会委员:罗登贤

 

    由于共产国际领导层内部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个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激烈的纲领斗争。当时,除了陈独秀等少数共产党人的异议外,其他大多数中共党员(包括毛泽东)都没有对共产国际指令,提出哪怕一鳞半爪的反对意见和公开质疑。这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员虽然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却是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政治局面(随便举个例子:1927年上海第三次大罢工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党员,但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党员,全世界都看到的是国民党取得了大权,而不是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强烈冲击,大批优秀干部(包括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在反革命屠杀中牺牲。19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败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响力严重削弱。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推卸在它的代表鲍罗庭(中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顾问)和中国支部——中共的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推卸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这个栽赃陷害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冤案。

    其后,陈独秀在苦闷中反思,开始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反对斯大林主义荒唐透顶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诚然,不仅陈独秀而且当时相当多数国际国内共产党人都低估了农民运动),而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主张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