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战公约:盘点旧中国最苦命的职业

    　      旧时职业形形色色，职场人员三教九流。袍哥人家吃“义气饭”，各地丐帮“要”着吃饭，上海青帮多吃“霸道饭”……而在那时，更多的社会底层群众只能靠自己的汗水、泪水艰难地生活，他们，有的凭微薄知识，有的凭家传手艺，有的凭一身劳力，有的则被逼出卖青春……他们的存在，他们的酸甜苦辣，是中国职场历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舞女潇洒背后苦难言 舞女是舞厅中以伴舞为职业的女性。人们只看到舞女浓艳抹，在豪华舞厅中起舞的潇洒，并不知其中饱含着难言的辛酸。            旧上海素有“东方不夜城”之称，又被很多人唤作“东方的巴黎”。旧上海的舞厅，有中外之分，高低之别。除了舞厅中所给的工资外，舞女另一项主要收入就寄希望能得到“拖车”的施舍，让他们多在舞厅中消费。当时的舞厅规定，舞客每买一甁比较昂贵的香槟酒，舞女可以从中抽取一元二元。            舞女的来源主要是小职员、家庭主妇、逃妾和侍女等，有的舞女竟然是未成年学生，这些人之所以到舞场中充当陪舞陪笑的舞女，都是为生活所迫才出此下策的。   

舞女

          评书艺人吃饭全靠一张嘴，他们为了能够使就可以安身立命的口才，自然要下一番苦功夫这样才能做到“一块醒木为业，扇子一把生涯，江河湖海遍为家，万丈惊涛不怕”。评书艺人的源流和所立的门户、传流支派可以分成南北两大类。那时的评书场子十分简陋，找一个空地，当中摆上一个八仙桌，桌子上面放一块香檀木，内放鞭杆香一根，同时准备一个铁块，一个小箩筐(用来收钱的)，再在桌子对面排列好几十条长凳。在开书之前，说书人一般都要先说几句引场词，几乎全是约定俗成的套词。说完这套词儿，然后才能开书。在评书界有一种说法，叫做听戏听的是大轴儿，听说书听的是作扣儿。评书艺人要想多赚钱，一定要能作好扣儿才行。所谓的作扣儿，就是留下悬念。因为当时没有专门培训人才的地方，要想学习新的段子全靠自己用心。有的说书艺人就以听书为名，装作是观众，到一些名角儿的场中暗自观摩学习。在当时，这样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一般情况下，每个评书演员最多在一个书馆里几个月就会换地方，名为“一转”。评书艺人的社会地位当时很低，除少数有名气的外，其他的人往往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梅兰芳先生

        戏剧演员每天工作15小时 唱戏唱的是“开口饭”，上海人称戏曲演员叫“戏子”，这实在带有点看不起的意思。过去有钱人家都不愿子女去学戏。演戏其实很不容易。舞台上演戏，以男扮男，以女扮女，本是各国通例，但在上海滩，一度出现一切男角都有女伶扮演的怪现象，因为公共租界当局规定，凡是中国人的戏园不准男女合演。到了三十年代，这种规定才被慢慢地取消了，戏子才可以公开男女同台演出。戏班子中的班主，常向拐匪贩子买来一些童男少女，对他们进行教练，这些男女孩子日后成为班主的摇钱树。他们上午在班主家里学戏练功，下午到戏园演出。学戏练功或登台演出时偶有过失，就会横遭打骂。   

孟小冬

        女戏子的处境更是可怜，一些年轻漂亮、色艺双绝的女戏子，常被流氓侮辱，甚至被强行霸占。京剧名伶露兰春，二十四岁那年在共舞演出《宏碧缘》，被五十四岁的大流氓黄金荣看中，霸占为妾。青帮头目杜月笙已从妓院中计娶了两个小老婆，又垂涎京剧名伶姝玉兰和孟小冬，先后将她俩收为小老婆。一直到了解放后，戏子的地位才有了很大提高，人们称其为演员，其中的出类拔萃、艺术精湛的更被人们尊为表演艺术家。             小摊小贩是一种颇具特色的街头露天服务职业，以形式多样、收费十分低廉、服务热情周到著称于世。在旧中国的一些大都市的街头巷尾，经常可以听到一阵阵富有感染力的叫卖声。那起承转和的叫卖声腔各具特色，或洪亮高亢，或婉转悠扬，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到。           在旧上海，摊贩活动十分活跃。这些流动于街头巷尾的小商小贩，十分看重招揽顾客的形式。各种小贩小摊的叫卖方式都不尽相同，但却都很有特色，时间一长，人们一听到叫卖声，就根据其腔调判断出是何种商贩在叫卖。摊贩很懂得顾客心理，以文艺演唱作为招徕顾客手段的“小热昏卖梨膏糖”，堪称一绝。摊主肩扛一条凳子，背上背着一只装有梨膏糖的箱子，在行人络绎的马路边、弄堂口弹唱。由于调子动人，唱词迎合市民口味，常常吸引一大群人；当唱到高潮时，便打开箱子，拿出各式各样的梨膏糖展销，倘若买的人多，他就继续唱下去，买的人少，就收摊开路，热心的听客为几段“小热昏”吸引，只有掏钱了。摊贩既是露天职业，又是多服务性项目，所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起早摸黑，风吹日晒，极为辛苦。摊贩子是小本经营，一般赢利甚微，遇到地痞流氓的敲榨和捣蛋，更受累不少。小摊小贩们基本上是一辈子就操一业，无休无止地重复他们自己简单而艰辛劳作，是当时社会中丰富多彩的图案中的一点点缀而已。        黄包车夫凭借双腿讨生活黄包车是解放前我国许多城市里的主要交通工具。穷苦人找不到工作，就以拉黄包车为业，成为黄包车夫。            黄包车夫一般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穷苦人，他们自己根本就买不起车，只好到车行里去租用。每个城市里都有专门出租黄包车的车行，当时仅上海就有几千家之多，其中有名的就有永隆公司、亨利公司、飞星公司、南和公司等等。这些车行小的仅有几辆车，大的有几千辆。黄包车夫从车行租来的车子破旧龌龊，但价格却很昂贵。分早晚两班，早班每个月约可拉二十天，晚班每个月约可以拉十五天。黄包车夫每天辛苦劳作，一个月赚的钱，除去租金就所剩无几了。黄包车夫大都没有什么文化，除了拉车，剩下的时间一般都用来睡觉。赚钱稍微多一些的车夫，空闲的时候偶尔去茶馆喝茶，或者去听听戏；有一些则沾染上了社会上的种种恶习，染上恶习的车夫只要是手里有一点钱，就会聚在一起赌博，更有甚者，有的还会溜到下等妓院去嫖娼或者吸毒、抽大烟。辛辛苦赚来的一点钱就这样打了水漂！     

第一排左二是被誉为民国杀手之王的王亚樵

           杀手收钱办事高风险神秘、刺激、危险、残酷，以杀人为业，人们难识杀手真面目。杀手就是受主使者雇佣而为其杀人的人。要想成为一名杀手可决非易事，必须经过专门的训练，或者是江洋大盗改行充任。对杀手最基本的要求是胆大心细，心狠手辣，不但武功出众，还要有百步穿杨的枪法。民国时期，社会上就出现了一批这样的杀手，不过为数不多。     被誉为民国杀手之王的王亚樵               娼妓卖笑卖身换生存（旧上海街头拉客的低级妓女）娼妓这一行当，又被人们称之为淫业。妓女大多来自于下层人民，因家境贫寒，衣食无着，走投无路，最后只好选择这一社会最底层的出路。也有因灾荒、战乱，或长辈吸毒、赌博，造成困境，不得已卖身于勾栏的。还有一部分妓女是被人贩子拐卖进妓院的。总之，以卖淫为谋生手段的妓女，几乎全部是被逼无奈才投入了这一低贱的行业。               进入这个流满污浊的环境，便丧失了全部人身自由，只能用卖笑和身体去取悦于人，换取生存的权力，她们的身心受到蹂躏，性格、心理和生活习惯全部是扭曲的。另一方面，又受到妓院老板和龟鸨的压榨、盘剥，没有一点自主的权力，过着人间地狱般的生涯，等到人老珠黄，归宿更为悲惨。娼妓成为十里洋场的旧上海社会经济收入的一大支柱。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才彻底取缔了娼妓这一充满罪恶的行当。    

高级妓女合影

              学徒辛苦三年无收入。在商店、工厂或作坊里从师学手艺的年轻人，人称学徒，又称为艺徒。在旧中国，基本上没有从事技能培训的专门学校，加上每个行业之间都互相保密，行规很严，要想学习一门技艺，就必须做学徒拜师学艺。到了民国时，有些商店、工厂里学徒拜师就发生了变化，形式与传统的拜师收徒不尽相同。学徒想拜师，要先找担保人，担保人须是殷实富户或店铺老板，有较为雄厚的资本。逢到商店、工厂要求两、三个担保的话，学徒可就难了，一时间哪里去找到合适担保人呢？于是就只好四处求情送礼，弄不好还要借债。               学艺三年全都是为老板干活，其中的遭遇十分悲惨，苦难和屈辱难以想象。学徒不仅白天要承担繁重的劳动，晚上还得给师傅家做家务。他们擦桌、扫地、倒痰盂、抱孩子样样都得干，甚至还要给师傅、师娘端洗脚水，恭恭敬敬地服侍他们，以便能搏得师傅的好感，自己好尽快地学些技术。旧中国的学徒，为了学到一技之长，寻得一只吃饭碗，不知要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忍受多少苦难和屈辱，这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                包身工带工老板摇钱树在旧上海，每当天刚蒙蒙亮，启明星还在天上闪烁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群群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少年。他们不时打着哈欠，显然是睡眠严重不足，在包工头的看管下，拖着疲惫的双腿走进工厂的大门。他们就是旧中国的畸形产物，受着最深重压迫的包身工。               包身工的身子，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给了带工老板，成为替他们赚钱的“机器”。包身工一般只有十二、三岁到十五、六岁，包身期限一般是三年，包身费只有二、三十元，还要分次支付。包身工年龄越小，包身费越少，期限也越长。包身期间，由包工老板供给极恶劣的膳宿，工资则全部归包工老板占有。

　　包身工的死亡率是很高的。上海裕丰纱厂一个名叫毛德祥的包工老板，包了一百多个包身工，三年中就死去了三十多人；那些在三年内还活着的，因积疾严重而以后陆续死去的也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