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日本侵华战争升级爆发最终战争论(3)

　　第一站是长春。范围是吉林省。在这里，石原等人进行了军事地形侦察和渡江作战研究，从而揭开了“满洲事变前史的第一页”。

　　第二站是锦州。范围是辽宁省。这次主要是具体研究如何向沈阳城攻击、向锦州追击、进攻锦州和山海关西部的作战方案。

　　第三站是北满。范围是黑龙江省。此次实地考察了北满(黑龙江)的全部地形。

　　三站跑下来，石原已经为关东军占领满蒙安装了全副的GPS导航。

　　石原的这种精心准备，如果用中国孔子的话说，就是“多算胜，少算不胜”，什么都计算好了，赢面才大，而这跟日本本地产的兵法家宫本武藏的学说也是相契合的。

　　世界上的兵书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但到现在为止，最为人看重的就三本，除了我们老孙家的《孙子兵法》、德国人克劳塞维茨那本没几个人能读懂的《战争论》，就是宫本武藏的大作《五轮书》。

　　这位宫本先生是靠玩剑出名的，但《五轮书》除了讲剑术外，也讲兵法。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把作战比喻成为木匠建房。

　　宫本说，建房可不是瞎建的，从木料选择到房屋结构、风格，都必须事先有一个计划，在保证计划无误后，才能开始动手造房子，而且在建造过程中，也一定要尽可能地按照计划行事，这样房子才能建得好。

　　宫本武藏生活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明朝。几百年后，他的这种思路又在后辈有天份的日人中复活了。

　　对于石原来说，他的建房计划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接下来，他需要等待的只是一个在他看来最为合适的上梁时间。

　　在中央政府宣布要收回东北主权后，中日民间和军方冲突都开始变得异常频繁起来。

　　早在张作霖做“东北王”的时候，日本就已经开始往东北大批移民。当时的移民主要是日本农民(也包括朝鲜农民)。

　　没办法，东瀛岛国就那么巴掌大一块地方，本身也没多少地方可以开垦，明治维新搞资本主义后，又是开厂，又是修路，哪有那么多地方可供农民再去耕种。

　　粮食很重要，机器再好也不能当饭吃。这是很朴素也很唯物的道理。要养活这么多人口，如果不想实行计划生育，就只能忽悠农民们“闯关东”，到东北去找良田了。

　　但是关东，并不是那么好闯的。

　　来了以后，先是发现没人肯租给他们房子住。

　　这也就算了，实在不行，自己寻找材料，临时搭一个也行。反正东北有的是盖房子的木料。

　　住是住下来了，问题却还是解决不了：没有良田。

　　日本政府有一点没说错，东北土地的确很多，漫山遍野到处都是。

　　问题是好土地早就有了主人。

　　除了原住民，那些从中原内地来“闯关东”的汉人早就提前一步，成了剩余良田的主人。

　　谁也不是傻瓜蛋，难道千里迢迢赶来分田分地，为的就是这些连猪都不愿啃的破田烂地？

　　日本农民(包括朝鲜农民)对此相当气愤。可是人微言轻，又没法找忽悠他们的政府算账，两手空空地回去也不甘心，只能把一股无名之火统统撒在和他们一样勤恳劳作却一贫如洗的东北农民身上。

　　矛盾就这样产生了，并逐渐发展为民间冲突。

　　冲突一起，处于尴尬之中的日本政府反而为之精神一振。

　　他们意识到，转移视线和卸罪于人的机会到了。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冲突事件中，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万宝山事件”。

　　这个万宝山其实并不靠近满洲铁路，更不属于日本人的管辖范围。此地位于吉林省长春县境内，完全由中国政府自主管辖。

　　事情得从长春县的县长郝永德说起。

　　县长，也就是古之县令，常被称做七品芝麻官。所谓芝麻，也就是跟省以上官员比，如果是放在他那一亩三分地里，权限可不小。

　　有意思的是，这位郝县长还兼着农稻田公司经理一职，属于典型的官商。

　　估计他平日里油水捞得比较足，因此财大气粗，这一年在万宝山地区一气租了三千亩荒地。

　　既然是荒地，就是需要雇人开垦的。郝永德身为一县之长，自然懒得管理这种破事，便把荒地的使用权又转租给了在周围居住的朝鲜农民。

　　转租可是要付租金的。朝鲜农民为了尽快使荒地变成良田，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老本赚回来，他们决定开河挖渠，引伊通河水对田地进行浇灌。

　　说干就干，近两百名朝鲜农民挑灯夜战，开始了大生产运动。

　　一旁的中国农民可急了。因为他们要挖的这条水渠，长约20里，深度和宽度达到3丈有余，简直就是一条小支流，而中国农民耕种的几万亩熟田(指耕种多年的良田)，地势较低，随时可能被渠里的河水淹没。

　　不管哪一国的农民，土地对他们来说，就是命根子。

　　跟朝鲜农民交涉，对方不理。

　　流我们的汗，挖我们的渠，浇我们的田，于你们有何相干。

　　中国农民无奈，只好集体上访。

　　农民申诉，政府不能不受理，估计就是按照这个办事逻辑和程序，县里派人下去干涉，劝阻朝鲜农民，要求他们停工。

　　这时，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开始插手此事。他们也派人到达现场，不过这些人不是普通工作人员，而是带着机枪上阵的日本警察。

　　事情弄到这个地步，郝永德和他的县政府竟然来了个装聋作哑，既不向上报告，也不采取措施，甚至下面连个中国警察都没加派。

　　郝永德，实在是既不“好”(郝)，也没有什么“德”。

　　他大概认为这种情形下，自己两不吃亏：水渠建成了，反正土地的所有权在我，租约到期了还可以收回良田，只有好处；渠建不成，该向朝鲜人收的租金也一分不会少。我怕个鸟啊。

　　有了武装保护，朝鲜农民更加有恃无恐，日以继夜地挖渠筑坝，工程进度大大加快。

　　眼看水渠就要完工，而自家县衙的态度又如此暧昧，中国农民忍无可忍，被迫自动集合起来上前填渠。

　　一个要填渠，一个要开渠，双方互不相让，立刻发生了大规模冲突。

　　日本警察随即介入冲突，并公然开枪，造成中国农民伤亡，由此引发了“万宝山事件”。

　　这一天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7月2日。

　　本来“万宝山事件”是日本占尽便宜，但最后叫得最凶，哭得最响的却是日本人。在他们的宣传和煽动下，“中国排斥朝鲜人”的舆论遍及朝鲜。

　　朝鲜人民族意识极强，在被迫沦为日本殖民地后，反日活动从未有一天停止过。日本这次有意识的祸水东移，使朝鲜把对日本人的仇恨转移到华人身上，因而引发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排华运动。

　　一周之内，袭击在朝华侨的暴行不胜枚举，华侨死伤无数。房屋被烧十之有九，就连中国驻汉城领事馆也被暴乱分子捣毁了。

　　在日本国内，主张对中国强硬的论调则几乎形成了一边倒的趋势。仅仅三年前，日本在野反对党还因为田中内阁“支持”暗杀张作霖而大吵大闹，三年后，他们已经改弦更张，与时俱进地跟上了潮流，转而猛批若榇内阁对中国执行的是“软弱外交”政策。

　　政友会老大森恪还组了一个代表团，由他亲自带队，到东北和朝鲜兜了一圈，回来后便在国内大造舆论，摆事实讲道理，证明“万宝山事件”不能就这么完，一定得把失去的场子给找回来。

　　大家都这么革命，贵为首相的若榇想想再不表现一下，又得因为“落后”而被炒鱿鱼了，于是赶紧也站出来，捋袖子，伸胳膊，秀肌肉，哭着喊着要跟森老大比“强硬”。

　　军部和关东军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注视着所发生的一切。在他们眼里，政府不管如何表现，始终都是四个字：软弱无能。

　　只有他们手中的刀把子，能证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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