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海区地图康宁津园:红一方面军五次反围剿纪实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02:17:54
五、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
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作战,是在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后,从一九三三年十月开始,自任总司令,调集五十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实行重点进攻。蒋介石对第五次“围剿”还作了具体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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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路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蒋鼎文为前线总指挥,下辖三路军,共三十三个师又三个旅,是“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其任务是:向广昌方向筑垒推进,寻求与中央红军主力决战。
南路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指挥粤军十一个师又一个旅,阻止中央红军向南发展,并逐步向筠门岭、会昌地区推进,协同北方军作战。
东路军第十九路军等部共七个师又两个旅,扼守闽西和闽西北地区,阻止中央红军向东发展,浙赣闽边区警备部队五个师又四个保安团,“围剿”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并配合北路军第二路军,阻止中央红军向赣东北方向发展。
西路军以何键为总司令,指挥湘军九个师又三个旅,“围剿”湘赣、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并相机东进,阻止中央红军向赣江以西机动。
为了取得这次“围剿”的成功,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坐镇南昌,指挥这次“围剿”。在政治上,他继续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厉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加强地主武装建设,强化其反动统治,在军事上,他吸取以往失败的教训,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新战略和“以守为攻,乘机进剿,运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等原则,并且聘请外国军事顾问,改编部队,举办军官训练团,普遍构筑堡垒封锁线等,企图不断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最后将红军压缩在狭小区域内,聚而歼之。在经济上,控制交通,实行贸易禁运,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与此同时,对外加紧同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勾结,对内肆意进行横征暴敛,筹措“剿共”经费,购买飞机、大炮等,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革命根据地。
面对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中央根据地迎战准备工作并不充足,当时红一方面军共有五个军团及其他红军部队,红军人数达十万人,与国民党围剿军五十万人相比,是五比一。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共产国际派一位外国人李德来到中央根据地,作为不懂军事更不懂中国具体情况的军事顾问,采取了分兵作战的方式,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将红一方面军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彭德怀为总指挥,到东线的福建去作战。后来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博古主持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在军事指挥上,全会决定将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所属部队改称中央红军,直属于中革军委和工农红军总指挥部指挥,二月三日,中革军委进行了局部调整,朱德仍任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但实际上军事指挥权仍把持在博古和李德的手中,所以红一方面军在这个历史时期又常常称为中央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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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十月,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首先在江西省黎川打响。进攻黎川的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周浑元指挥的三个师,红军的守将是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但他的主力部队随红三军团到福建去了,剩下的一个独立师,又于一个星期前调往硝石,归前总直接指挥的是他的手上仅有一个七十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在敌人没有进攻之前,肖劲光率部于九月二十八日撤出,退到城外六十里的溪口。中共中央新的领导人博古和顾问李德不懂军事,更不懂中央根据地的特殊情况,急令彭德怀率领部队从福建返回,又令肖劲光以红七军团政委的名义率红二十师配合作战,收复黎川。红二十师因与其他红军部队联系配合不好,又由于红二十师本身力量薄弱,在浒湾一带,与强大的敌军作战中,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出战斗,战斗结束后,肖劲光由于“擅自”撤离黎川,被当时的党中央开除了党籍军籍。在这段时间里,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在江西洵口消灭国民党军赵观涛部三个团,红五军团击溃了前来增援的国民党军三十六师,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紧密配合,打赢了这一仗,但在黎川失守后,博古和李德命令红三军团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硝石,一仗未成,又令红五军团进攻黎川东南的资溪桥,再次失利,结果丧失了有利时机,红军处于被动的地位。
正在红军处于被动地位时,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一件人们意想不到而对红军有利的事件,福建前线参加“围剿”红军的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鼎等领导的十九路军,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反蒋势力,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分裂,在福建省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签定了抗日停战协定。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军内没有任何职务,但他出于对革命负责的精神,向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同志建议,留红五军团保卫中央根据地,集中红一、三军团和红七、九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托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博古未同意这个建议。这时红军如果利用这个时机,按照毛泽东的建议,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跳出包围圈,纵横弛跃于杭州、苏州、南京、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进攻赣南闽西之敌回援江浙,很可能会粉碎国民党军向中央根据地的进攻,并能援助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但博古等人根本看不到由于日本侵略中国而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竟把同蒋介石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的中间势力断定为“最危险的敌人”,把福建事变说成是“反革命派别骗人的把戏”,拒绝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在国民党中央军向福建十九路军进攻时,途径红军前沿阵地,红一军团向中央总负责人博古请示,要消灭国民党中央军队,可是博古却说:“不要管国民党内部的事,国民党中央军与蔡廷锴十九路军的矛盾,是大军阀与小军阀的矛盾”,并指示红一军团只进行防御,不要向敌人攻击。聂荣臻元帅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初,当蒋介石抽调北线围剿部队去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国民党军三师、九师由蒋鼎文率领从南丰以南向闽西开进,而我们红一军团刚打完大雄关战斗,就在附近休整。我们正处在敌人的侧面,敌人移动时,我们看得很清楚,敌军一路一路的移,正好打。大家都说,这个时候不打什么时候打?再不打就没有机会了。可是上面就是不叫打,说打是等于帮助了小军阀。他们硬是将敌人放过去了,错过了消灭国民党军大好时机。”如果当时党中央同意红一军团向国民党中央军开火,消灭国民党中央军三师、九师,并与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取得联系,共同联手打击国民党中央军的其他部队,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将会急转直下的。但由于博古等人始终不肯在军事上与蔡廷锴的十九路军配合,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加之内部又不团结,与一九三四年一月宣告失败。由于红军坐失良机,使蒋介石在打败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后,又抽调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四面包围。
一九三四年二月,蒋介石在镇压福建十九路军后 ,将入闽的国民党中央军部队组成东路军,由蒋鼎文任总司令,卫立煌任前敌总指挥,从福建杀向中央根据地,与北路军、西路军、南路军相配合,形成对中央苏区的合围形势。尽管如此,红三军团在团村战斗中打了一个胜仗,整个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敌以一个师守黎川,三个师向德胜关(福建与江西交界)推进,红三军团决定在团村打击敌军,团村是黎川与德胜关之间,黎川城东约三十里的一个小盆地。敌三个师进占团村周边地区,红三军团突然发起攻势,敌军大乱,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作战特别勇猛,红三军团以一万二千人的兵力,击溃三万余敌,当时如果红一军团及时赶往作战地区,快速靠拢红三军团作战,敌三个师可能全部被歼灭,红军在寻机歼敌二十个团左右,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就可能被粉碎,历史上也就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了。可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红一军团没有及时调过来,当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把红一军团调来的时候,时机已经错过。
蒋介石发现红三军团在团村方向,他即令泰宁方面国民党军队向南推进,又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战斗就要开始了,红一军团被调过来后,刚好遇到从泰宁方向开进的敌人,他们迅速从正面突破敌军,但红三军团从侧面突不出去,只有一条隘路,深谷悬崖,敌怕红军侧击,尽将树木伐倒堵塞,红三军团足用三、四个小时才把障碍排除,等红三军团赶到作战地点,敌人已逃回。敌军发现红军主力到了泰宁方向,黎川的敌军又向德胜关推进,从此以后红一、三军团只好分兵把口,在“寸土不让”的方针下,仍然不让敌人深入,消极防御,后来红一军团又到东线御敌。敌军这时则采用扯钻战术和堡垒主义,企图避免和红军打运动战,迫使红军打阵地战,避开红军的长处和国民党的短处,从中央根据地的东、西、北三面作向心推进,南有粤军堵防,使中央根据地逐步缩小。
此时红三军团、红九军团、少共国际师等红军部队位置于广昌、白水、石城一线,奉中央命令,坚守阵地,同敌人“正面顶牛”,拼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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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李德见此情景,错误认为敌军阵地出现了星罗棋布的碉堡,不能打运动战了,不能向前四次反“围剿”采用运动战那样一次歼灭敌人几个师团,只能以堡垒对保垒,红军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红军再实行“短促突击”,以此消耗敌人,但不曾想,这种拼消耗的办法,结果是消耗红军自己,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一九三四年四月初,蒋介石按照既定的“会师赣南”计划,命令北路军、东路军协力“进剿”广昌、建宁;南路军攻取筠门岭,向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的行动;空军第三队进驻南城,就近支援广昌、建宁地区作战。四月上旬,国民党北路军在陈诚率领下,东路军在蒋鼎文的率领下进至康都、西城桥至泰宁一线。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按照蒋介石命令,四月十日,集中十一个师的兵力,由陈诚统一指挥,首先向广昌发动了进攻。
广昌是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保卫广昌,中革军委在前方另组临时司令部,李德兼任总司令,博古兼任政治委员。朱德、博古和李德亲临前线指挥。实际上是李德、博古决定一切,朱德只是根据李德和博古的意见签署命令。李德不顾当时红军作战的实际情况,准备在广昌以北地区同国民党军队“决战”,并采取“短促突击”的战术,进行阵地战。
李德到了前线,就拉开架式与敌人打寸土必争的阵地战,下令调集红五、三军团和红十三师、红二十三师及原在广昌担任守备的九军团共九个师的兵力与敌人进行决战。广昌没有城墙,李德决定派一个团的兵力修半永久性的工事,进驻的守备部队应成为整个防御体系的支点。战斗从四月十日打响,国民党出动七个师,一个炮兵旅,在三十多架飞机的配合下,步步为营地前进,每次前进一千米至两千米,在其火力完全控制下,站稳脚跟,做好野外工事,配备好火力,在进行第二次进攻,从上午八时到下午四时,红军的所谓半永久性工事,很快被敌人的飞机大炮轰塌。钻在工事里的守备分队,大部分壮烈牺牲,红三军团组织几次阵前出击,即“短促突击”,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红军凭借血肉之躯,历时十八天的广昌保卫战役结束,此役中央红军毙伤俘敌共2626人,自身伤亡5093人,约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这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给红军的反“围剿”带来了极为有害的影响。在广昌的战斗中,彭德怀与李德多次吵嘴,发表不满意见,要求部队撤退,后来李德同意了红军撤退的意见。
国民党军飞机大炮敲开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北大门,国民党军陈诚部队攻破广昌,薛岳部队侵占兴国,他们继续以重兵沿广昌、石城之线,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迫使红军退至白水、头陂、驿前一带构筑工事,继续进行阵地战。
广昌战役红军失利后,国民党军得寸进尺,一步步向中央苏区逼近,没过几天,战线赶到了广昌以南30多公里的贯桥、高虎垴一线。国民党军的飞机协助着地面部队的进攻,不断袭扰红军阵地,哪里冒烟,就飞到那里投弹扫射,从广昌到瑞金100公里的红土地上,到处是冒烟弥漫,隆隆的爆炸声不绝于耳,红三军团担负头陂以南、石城以北广大地区的防守任务。赣南的战局在僵持中,国共两军互有胜负,但总的来说,红军胜的少,负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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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振华(1955年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回忆录是这样描述这场僵持性战斗的:“第五次反‘围剿’时,我在红三军团红十三团当政委。红三军团在广昌战役后,撤到贯桥镇一带休整,担任坚守贯桥镇东侧的高虎垴和王土寨阵地,这里是国民党军从广昌去石城的必经之地。红五军团在我们西侧担任防卫。在这样广阔的战线上,和进犯的国民党军二十个师的强敌打阵地防御战,这对红三军团来说还是第一次。
为了打好防御战,彭德怀军团长亲自来到红十三团的指挥所。我们红十三团是广西百色起义红七军的一部分,曾经转战粤、桂、闽、赣各省,参加过粉碎国民党四次“围剿”的历次战斗。这个团党员多,老战士多,战斗力很强,曾经在福建以一个小时的战斗过程,全歼敌一个主力团,用缴获来的全部捷克式武器改善了自己的装备。
高虎垴和王土寨是并列在贯桥镇的两座山头,从这里向南到瑞金,都是大山,国民党军向瑞金进攻,必须途径这两座山峰。我和王镇团长、卢绍武参谋长都在阵地上密切观察敌人的动静。
国民党军的进攻开始前,先进行空中轰炸,十多架飞机把一批批炸弹抛向阵地,接着地面上国民党军的炮击相继展开,暴雨似的炮弹几乎把山头抬起来,炮击持续了两个小时。国民党军的冲锋开始了,冲在最前面的是法西斯蓝衣社队员,个个歪带草帽,腰束皮带,手提“二十响”,像阔少爷那样,遥遥摆摆地向上爬,后面就是如潮水一样涌来的步兵。这一线十多公里的山坡,变得黑糊糊一片,敌人像蚂蚁一样往山上爬,而红军的阵地,却还是一座寂静的大山。那时红军的弹药非常缺乏,缴获来的尖头子弹,全部集中给机枪手使用,步枪多半用自己造的子弹,为了节省弹药,战前规定了各种枪支射击距离。当敌人进入红军的射距后,红军战士的枪声响了,冲锋的国民党军一片片倒下,后面又一股股敌人涌上来,冲在最前面的蓝衣社队员,突然一个个缩着脚蹦跳起来,嚣张的冲锋声立时变成了嚎叫。敌人被打退了,敌机又来俯冲投弹。
军团长彭德怀在一线指挥所直接给前沿阵地王团长打电话:‘你们打得好,知道吗,在你们前面,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可是他们照样碰了壁。’这时阵地上又发现敌人往上冲了,红军战士同敌人短兵相接,展开了肉搏战,一直打到下午,红军战士的刺刀弯了,就用脚把弯了的刺刀踩直,再端着刺刀冲向敌人。这样杀过来,杀过去,红军反复冲杀了几次,漫山遍野躺满了国民党兵的尸体和伤员,红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红军伤员也越来越多。
苦战一天的部队撤下了阵地,彭德怀站在高虎垴后山麓迎接英勇的战士们。脸上污垢班驳的红军战士们从彭德怀面前走过,有的人头发和眉毛都烧焦了,有一半人用布片包扎着头部和手臂上的伤口,他们在一天的激战里,没有吃上一口饭,没喝一口水,疲劳、饥饿、加上流血,一个个都变得苍白而消瘦。彭德怀挨个握着战士们的手,把战士们仔细端详了一遍,他显得很激动,眼眶里闪现着不多见的泪光,直觉得舌头发硬,声音嘶哑地说道:‘大家辛苦了,快去吃饭吧,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第二天,红军依然与敌人打着阵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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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向骄横的李德感到局势的严峻性,他与博古交换了意见,达到了共识,准备将红军转移到湘鄂西,进行一次战略性的大转移,中央红军向西突围的准备工作,也就在广昌战役结束后悄悄开始部署。五月中共中央决定把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中央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为主,军事上由李德为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他们把红军主力准备撤离中央苏区的计划报告并请示共产国际。
六月共产国际复电,基本上同意中共中央所作出的战略大转移意见。
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派红六军团、红七军团打到外线作战,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用周恩来的话来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六千人,在中央代表曾洪易、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的领导下,临危授命,重任在肩,从瑞金出发东进,到达连城以北,后进入闽中,开始向敌军重兵之地开拔,以便于解中央红军之围。这支部队在赣东北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师,继续北上,经常与敌人作战,在一九三四年底部队不料陷入敌人重围,军团长寻淮洲在突围战斗中牺牲,时年二十三岁。红六军团在八月间由永新、遂川地区突围西征,作为中央红军西征先遣队,探索红军主力战略转移路线。在九月,红六军团在兴安北部界首、咸水附近抢渡湘江,一举击溃湘军八个团,顺利过江,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肖克指挥红六军团为红军西征突围探出了一条路。红六军团、红七军团的行动,终因转到外线去的兵力单薄,没能起到吸引国民党军从中央根据地调出的作用,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已无法寄托于由小股佯动力量的牵制,到一九三四年夏秋之交,东线北线即将被敌军突破,西线和南线也更加困难,红军主力撤除中央根据地,突围转移已成势所难免。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在广昌县高虎垴、万年亭两地奋起组织防御,阻止国民党军的推进。经过激烈战斗,虽然“围剿军”受到沉重的打击,但红军本身也遭受到重大伤亡,不得不撤除战斗。
七月上旬,国民党军队经过调整部署,集中31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开始对中央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发动新的进攻。博古、李德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形成“六路分兵”,有攻必守的阵地战,八月底,高虎垴以南九公里的驿前镇失陷,此地南距瑞金整一百公里。在蒋介石的眼里,瑞金这棵“红星”即将落地,取而代之的将是“青天白日旗”。红二十二师在南线同优势敌军作战后,被迫推出筠门岭。
在这段时间里,面对红军同敌人拼消耗的状况,刘伯承找到李德,提出改变作战方针的意见,建议李德采取机动灵活的作战方针,并诚肯地对李德说:“再同敌人拼消耗,我们就会变成千古罪人。”李德不但不听,反而对刘伯承极为不满,两个人争论起来,此时被博古知道后,博古马上找到刘伯承谈话,撤消了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让刘伯承到红五军团去任参谋长。
红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觉得红军与敌人打阵地战,损耗太大,向博古和李德提出打运动战的建议,博古和李德坚决反对,林彪和聂荣臻只好自行决定在红一军团防御区范围上,搞小规模的运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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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红一军团抓住了温坊战斗的时机,利用夜战、近战、速决战,在阵地前后搞小规模“延伸性”的运动战,取得了胜利,共歼敌四千人,俘敌两千四百人。耿飚(1981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回忆录上曾对温纺战斗作了详细的阐述:“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温坊战斗中,我在红一军团红二师红四团任团长,扬成武任政委。我们部队在东线御敌,温坊在福建省长汀东南,国民党军李延年部四个师集结于朋口、莒溪、壁州、洋坊圩一线,有向汀州前进的趋势。红二十四师在敌人必经之路构建工事,佯攻牵制敌人。红二师奉令赶到该地时,敌三师第八旅两个团已出动,进抵温坊,在松毛岭一线构筑工事。战斗打响后,敌第八旅孤立地突出在红军前沿,这给红军提供了运动战的机会,这时红二十四师已有两个营运动到扬坊圩、马古头一线去截击敌人后路,红一军团急令二十四师负责攻击敌人右翼,并将一个团置于曹坊,封锁那里的团匪,打击敌人的增援,红一团主力在扬得志团长(1955年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指挥下由西向东,突击敌人正面。作战于夜间开始,从晚上到次日凌晨三点钟,敌人大部分被消灭,残敌固守扬背附近的堡垒和温坊南面的八角楼。红一军团命令二师五团、六团配合二十四师,消灭扬背之敌。而红四团接到命令向温坊突击,当红四团向温坊杀进去,却觉得奇怪,发现友邻的红军部队停止了攻击,四周没有枪声,红四团成了孤军深入,这是很危险的,许多指战员向我请示:‘团长怎么办?’我当机立断:‘无论如何,我们打下温坊在说。’这时战线已推到温坊的外围,敌人利用一个葫芦垭口,堆了几条装土的布袋,凭险顽抗。我对机枪连连长说:‘把你们的神枪手全调过来。’连长说:‘天太黑看不见敌人。’我说:‘对敌人枪口打,敌人发射,就对那火光一闪一闪的枪口打。’机枪连神枪手们哗一下展开火力,我高喊一声:‘党员干部跟我来!’我带领突击队冲向敌人工事,三下五除二就消灭了守敌,攻入温坊,俘敌千人。三日早晨,敌三师与九师急忙赶来增援,八日其先头团向温坊前进,红一军团命令一师断其归路,二师与二十四师从八前亭和马古头两个方向出击。我和扬成武政委各率领一个营作连续冲锋,交替前进。一营连续冲锋六次,占领八座山头,山头上有一些半截子碉堡,是敌人尚未完工的堡垒,现在成了红军的支撑点。三营六次冲锋夺得敌人六座阵地,从而完成了‘拦头’的任务,主力合拢,将敌全歼。战士们乘胜追击十多里,消灭大量敌人。红四团打胜仗的消息,使红二师陈光师长很高兴,他给我打电话,先夸一通红四团的勇敢精神,然后话题一转:‘听说你把党员干部都带上去打冲锋,万一都牺牲了,损失有多大,你计算过了么?你犯了个错误,今后一定要记住,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拿老底往出拼。’我只好虚心地接受了批评,实际上那时侯,红军军长、师长、团长带头冲锋是常有的事,第五次反“围剿”中,上级有过要求,在战斗中要注意保护军队骨干力量。温坊战斗结束后,我们红四团就抓了一千六百人俘虏。后来我才知道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各路红军都在失利的情况下,仅有红一军团红四团等少数部队打了胜仗。”
虽然红一军团打了一个胜仗,但是整个战局,红军依然处于不利的地位,中央根据地一天天在缩小,中央红军进行战略性大转移是不可避免的。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中央机关等共八万多人,自江西瑞金、于都和福建长汀、宁化出发,向西进行战略转移,转移前“少共国际师”承担红军主力转移的掩护任务,展开石城保卫战,这是整个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开始,这一仗打得很壮烈,损失也很大,原一万人的“少共国际师”到后来只剩下五千人了,后来在长征中,“少共国际师”剩下的这五千人全部编入红一军团。
中央红军开始西征,向西突围,进行战略性大转移,准备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以此结束了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在中国革命军史中,第五次反“围剿”给人们带来一个重要的启示,到任何时候,最高领导层的瞎指挥,都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湘鄂赣苏区反围剿
   红军转移
湘鄂赣苏区反围剿,是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赣苏区)红军在湖南、湖北、江西 3省边界地区,反对国民党军“清剿”、“围剿”的作战。
名称: 湘鄂赣苏区反围剿
地点: 湘鄂赣三省边界
时间: 1930年12月~1934年8月
参战方: 红军,国民党军队
结果: 红军获胜
主要指挥官: 李楚屏
目录
事件介绍袭占铜鼓城国民党军湘鄂赣军区成立第五次“围剿”事件意义
事件介绍
红军第十六军在军长孔荷宠、政治委员李楚屏指挥下,乘国民党军“清剿”部署尚未就绪之际,采取避实就虚,主动出击的战法,突然以一部兵力于1930年12月11日攻占修水城,继攻武宁县城未克。国民党军即以驻浏阳、平江、通城、崇武等县城的第十五师和新编第三十一、新编第三十二、新编第十师和第五十四师各一部,向修水、武宁之间地区合击红十六军。红十六军乘隙西移,于18日攻克通城,歼新编第十师1个团及地主武装一部,俘1500余人,缴枪800余支(挺)。旋即转兵向南,先攻平江城,继攻浏阳县古港,均未克,遂于1931年1月下旬进入江西,分兵在宜丰、上高、高安、铜鼓等县境内消灭地主武装,同时进行休整和筹款。在此期间,湘鄂赣苏区的地方武装迅速发展,组成了红军独立第一、第二、第三师,分别活动在平江、浏阳地区和万载、宜春地区及鄂东南地区坚持斗争。
袭占铜鼓城
3月,红十六军乘国民党军调防之际采取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战法,一度袭占铜鼓城,后在万载县潭埠攻击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第五十四旅,俘100余人,缴枪200余支、迫击炮3门。5月,国民党军以8个多团的兵力,向阳新县三溪口地区进攻。中共鄂东南特委指挥红军独立第三师和地方武装,广泛袭扰,迫其撤走。6月初,国民党军新编第十师向通山地区发动进攻。红十六军和独立第三师在通山至咸宁的要道上设伏打击国民党军,俘900余人,毙伤700余人,缴枪1000余支。16日,红十六军和独立第三师进攻咸宁县官埠桥、马桥,击溃国民党军1个团又2个营,俘300余人,缴枪900余支。
国民党军
7月,国民党军以4个团的兵力,向位于阳新县三溪口、白沙铺、木石港地区的红十六军发动进攻。红十六军以一部兵力佯攻阳新县北部的鸡笼山,集中主力对占领木石港的第二十六师1个团进行攻击,该团坚守不出,红十六军佯作撤退,在玉岭山地区诱歼其1个营,缴枪800余支,迫击炮10门。9月,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十二旅进攻渣津,红十六军和独立第二师在黄坊进行伏击,俘300余人,缴枪400余支。10月,国民党军第十八师2个团和宜春地主武装一部进攻万载县茵果,红十六军和独立第一、独立第二师进行反击,毙伤其300余人,缴枪300余支。此后,红十六军和地方部队转战于修水、万载、阳新等地。
湘鄂赣军区成立
1932年3月,湘鄂赣军区成立,孔荷宠任总指挥,黄志况任政治委员。至7月,全区红军及地方部队发展至1.6万余人。9月10日,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对湘噪声赣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先后占领龙港、燕夏和小源等地。红十六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收复了小源等部分地区。1933年4月初,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十六军和由独立第一、第二师编成的红军第十八军,由万载县高村一带沿锦水北岸向南昌进发,以牵制即将“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途中,在宜丰县港口地区,歼国民党军1个团另1个营,缴枪650余支,重机枪15挺。与此同时,国民党军2个多团乘红军东进之机,由浏阳向湘鄂赣省委驻地小源进攻,红十六、红十八军随即西返。8月中旬,在小源以西的株木桥,与国民党军激战1昼夜,将其击溃,毙伤600余人。尔后,红十八军又在宜春县小洞俘国民党军100余人,缴枪200余支。
第五次“围剿”
1933年秋,国民党军以5个师又3个旅的兵力,对湘鄂赣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9~11月,红十五师(6月由红十六军改编)根据中革军委指示,转战浏阳、萍乡、醴陵等地,以吸引湖南国民党军,策应红六军团在湘赣苏区作战。12月,红十六师奉中革军委命令,向袁水下游行动,以威胁南昌,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26日,攻占南昌附近的西山万寿宫,歼国民党军2个营。1934年2月初,红十六师在奉新县黄沙同由湘赣苏区北进的红十七师会合,共同进入南昌经冯地区,转战1个多月,执行中革军委赋予的破坏南浔铁路(今南昌-九江),威胁南昌,吸引赣江以东国民党军的任务。3月中旬,红十六师西返铜鼓县幽居时,湘噪声赣苏区已被国民党军分割和实行分区“清剿”。6月上旬,红十六师主力在宜丰、奉新边界黄沙、甘坊地区,被国民党军第十八、第五十师的6个团包围,大部牺牲,少数突出重围,于8月间转移到平江、浏阳、修水、铜鼓边界地区。红十六师另一部在金丰一带也遭受重大损失。至此,湘鄂赣苏区大部被国民党军占领,红十六师余部及游击队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继续坚持斗争。
事件意义
湘鄂赣苏区的反“围剿”作战历时近4年,消灭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部队,取得了许多次作战的胜利,扩大和巩固了湘鄂赣苏区,但最后却是部队遭受到了重大损失,苏区大部被敌占领。所有这些说明,红军要想取得胜利,一是要有正确的战略方针,二是要有灵活的战略战术,三是要防止一切不从实际出发的冒险主义。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
“围剿”与反“围剿”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敌我双方的主要斗争形式。国民党从1930年12月开始,对革命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妄图消灭红军,摧毁革命根据地。
前四次的反“围剿”斗争,在毛泽东正确军事思想指导下,均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破坏,致使红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1933年9月底,蒋介石集中一百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其中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有50万人。这次“围剿”,敌人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方针。此时,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战争。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而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正规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他们反对“诱敌深入”,命令红军全线出击,企图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左”倾冒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左”倾错误领导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调集红军主力同敌人“决战”。经过18天的血战,部队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7月,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10月初,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中央苏区,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这便是长征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