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宁黑社会老大是谁:一个字读懂中国五千年文化

2011-09-05 08: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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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沉疴难愈。古往今来凡是称得上“思想家”的哲人，对中国文化病症的条分缕析都是准确的，然而，尚且无人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一次深入而直白的综合，以便他们之间在观点上能够相互佐证。本文就是一个尝试。我要用一个字概况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并且，用这个字反映中国文化与西方、印度、阿拉伯文化的根本差异。

被誉为中国“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不愧为中国难得的一个思想家。因为他的独立知识分子立场，也因为他的很多观点无一不击中中国文化的致命伤，例如他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中国即使再过五千年，也不可能独自发展出资本主义”、“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但一个人晚年的思想可能更准确，更有概括性，更能说明问题。

今年首次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命运》是梁漱溟的遗稿，他在其中写道：“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我只指出两大古怪点：一是那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前的文化；一是那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很显然，这句话更经典！它概括地阐明了这么一个道理：中国社会之所以停滞不前，与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是相关的。但是，这个结论仍然不够简洁、精炼、优美。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概括？

当然有！这就是“懦”字。【特别说明：这个意味深长的汉字，网络写手胡荣荣已经初步挖掘了它的含义，本博在这里将其深刻化、学理化。】妙笔生花的胡荣荣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道释”改造成了中国的新三大宗教“懦教”、“逃教”、“物教”。他说：“懦教，一直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官方宗教。”这个观点尽管是“非主流”的，但在我看来，的确值得大书特书！中国文化之所以必然失败，中国之所以至今仍然是“东亚病夫”，中国人之所以几千年精神萎靡，都是因为这个“懦”字！

人们常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实际上，对于中国人来说，一个“懦”字就是他的全部人生。“懦”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中国之所以钟情儒家学说，以儒治国，其背后其实就是以“懦”治国。中国人所强调的“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其根本不是西方意义的，而是中国文化的“懦”基因。“儒”是中国人的理想人格，而这个理想人格的实质就是“懦”。除非你有勇气认识到中国不是一个国家，中国人也不是真正的“人”，或者干脆不认同自己那个“中国人”的名号，否则，你就得承认：中国是一个懦国，中国人也无一不是懦人。

五千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制度一以贯之，就是“罢黜百家，独尊懦术”。就像马克思所揭露的那样：类似中国的制度，其“惟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可怜的中国人！我们之所以不成其为人，是因为五千年的“懦”啊！懦弱、缺德、无耻！所以，没有幸福，没有自由，都是活该如此！这就是“懦”必须付出的代价！在这样的制度下，只有哑巴和骗子等等懦夫、精神侏儒，才能生存下来。

上面的这些说法绝非本人意气用事，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以及文化渊源的。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密码。从文字学上看，“懦”、“儒”的字根相同，都是“需”。人生的意义，社会的动力，经济的原理，政治的起源，文化的内涵，等等，其实都与“需（求）”有关。但在中国，永远只有一部分人才能谈论、满足“需（求）”，而其他绝大多数人只能被排斥在“需（求）”之外。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社会历来都只有两个阶层，一个是特权阶层（包括分一杯羹的奴才阶层在内），一个是无知大众阶层。这两个阶层就是今天的所谓“体制内”与“体制外”。所以，中国人最大的梦想都是一致的：成为特权阶层的一分子，即“到体制内去”。这也是儒家的理想[“需（求）”]，即所谓“学而优则仕”。

在甲骨文中，“需”是一个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字，它从人，从水滴，字形就是一个人在雨水之中，会人沐浴之意。谷衍奎编的《汉字源流字典》这样解读“需”字：“礼之前，司礼者需要沐浴斋戒，以表诚敬，故后世以需为司礼者专名。金文渐变，水变成雨，成了雨淋湿了。”实际上，甲骨文的“需”字，就是巫师的形象。而中国早期帝王就是巫师的首领。历史记载，商汤就有祭天求雨的本事。

张光直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的文明。”萨满式的宗教体系是以后中国传统道教以及其他民间宗教信仰的基本源头。其主要主要特点，就是把世界划分为天地神人等不同的层次，只有巫觋能从中沟通。中国没有创世神话，而且“巫史同源”，巫师、史官于是一起兴风作浪。黄帝之孙颛顼“绝地天通”，阻绝了黎民百姓对于“天”的信仰。而黄帝的史官仓颉，通过造字，让巫觋阶层进一步掌握了愚民的工具。在甲骨文中，“巫”是两个“工”（如同器量工具的矩）字的交叉，说明巫觋阶层都是“专家”。

为什么历史记载仓颉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因为从此“诈伪萌生”。而其根源是：文字出现之后，天人之际也就是神人之际，从此告别了“人人沟通时代”，而走向了“独断沟通时代”。天人之际的沟通逐渐被巫觋阶层所垄断了。而这些巫觋阶层，最后往往都成了古代中国成千上万的小国的首领。此后，“巫”之“需”，即愚民教化的功能，逐渐地由帝王垄断转为由一般的“儒”（司礼者）来进行掌控。所以，“儒”一开始就是巫师（帝王）的助手。

而且“懦”、“儒”本是同根生，这两个字都以“需”作声兼义符。“需”最开始可以读“软”与“懦”。物沾湿则柔弱下垂，故“需”又引申读ruǎn（软）。人的意志不坚强，故“需”亦可引申读nuò（懦）。所以，《说文解字》中对“儒”的解读是“柔也，术士之偁（“称”）。从人，需声。”可见，“儒”、“懦”在各方面都是相互对称的。这一点也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自古以来的奴性。因为这些“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巫师、帝王本身，他们是同源、一体化的，所以，他们公开主张要“内圣外王”。

然而，“王”即巫师首领只能有一个，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发展出了一整套忠君文化，并且，与其首领形成了一种紧密合作的人身依附的关系。因此，鲁迅这样准确地解释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性与劣根性：“这些人是，‘不会营生’、即没有独立的经营、生存能力的，只能靠‘进学’、即科举取仕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或者在官僚机构中领取薪水、充当职员为生，一旦断绝这个经济来源，就立即会失去生存的基本条件。这种经济基础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只能为奴的基本原因。”

看到了这些历史原貌，我们就不难发现，儒学就是不折不扣的玄学、愚学、懦学、奴才之学，是“到体制内去”的强盗学。【很遗憾，“最后的儒家”梁漱溟没有看到这一点！否则，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会更加深刻。】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其实主要是针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这些人其实并不生产知识，不是苏格拉底所说的“牛虻”而是“流氓”。所以，鲁迅极其愤慨地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除了个别立足体制外的，当今中国一亿左右的“知识分子”即“社会精英”都是犬儒、懦夫、无耻混蛋！所以，中国不可能指望“精英治理社会”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与生俱来、不可逆转的奴性、劣根性决定了中国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之路早就已经阻绝了！怎么办？中国要有一点希望，只能从树立信仰、自我启蒙开始。我们必须勇敢地抛弃“懦教”！同时，践行普世价值。其中，勇气是第一位的。而对于十三亿“懦人”来说，勇气，开始于承认自己的愚昧无知、缺德、无耻。这尽管很艰难，但却是必须如此的！

康德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写道：“懒惰和怯懦，这就是为什么有如此大的一部分人……终生停留于未成年状态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别人如此容易地以他们的监护人自居的原因。”所以，康德在他的文章一开始就写道：“启蒙就是人们走出由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知性！这就是启蒙的箴言。”

什么是勇气？实际上，德性就是“勇敢”的代名词。在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译本的序言中，译者苗力田就已经阐释过这样的意思，他写道：“英语Virtue是从拉丁语Virtus派生的。Vir意为男子，所以Virtus就是有力量和丈夫气概。在康德制定自己的德性论时，完全意识到西方哲学的这个传统。他指出：在德语中德性（TUGEND）来自TAUGEN（有能力）。因此，德性就是力量，就是坚强；缺德和软弱是同义语。”

中国人之所以缺德，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崇尚懦弱（尊儒、“独尊懦术”）、将懦弱视为美德的变态畸形的文化传统！西方人之所以追求德性，是因为勇敢的传统。在西方，勇敢与自由、道德是同义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西得底斯认为：“幸福的秘诀是得到自由，而自由的秘诀是勇气。”公元前431年，古希腊雅典政治家伯利克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讲话》说道：“我们的国体之所以被称作民主，是因为权力不是被少数人、而是被所有人民所掌握。当私人纠纷产生时，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正像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开放的那样，日常生活中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在这里每一个个人不但对他自己的私事感兴趣，也对整个社稷的大事感兴趣。”“你们要下定决心：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美国独立之前的1775年3月23日，苏格兰裔美国人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上的演讲》最后一句是“Give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不自由，毋宁死。）

勇敢是一种高贵的品格，它的出发点不是自私，而是为了追求自由与真理，首先将自私的恐惧感赶出狭隘自我的内心。所以，勇敢需要信仰、理性与智慧；勇敢同时也是一种“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就“勇敢的性质”写道：“勇敢的人也对那些超出人的承受能力的事去感到恐惧。但他能以正确的方式，按照逻各斯的要求并为着高尚之故恰当地对待这些事物。”他就“勇敢与快乐和痛苦”写道：“勇敢本性上是痛苦的。它意味着承受痛苦，尽管其目的令人愉悦。”

真正的勇敢，是理性与信仰的两位一体。一方面，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所以不敢“无知者无畏”，不敢擅自颐指气使甚至杀人越货；另一方面，能够认识到普遍法则（即“真理”）的存在，所以出于信仰的目的，不畏强盗或者强盗逻辑，而敢于进行理性的道德实践。归纳在一起的意思就是，真正的勇敢（或曰“大爱”、“大勇”、“大义”、“大智”）从来不会自私自利，而是代替“他者”受苦受难，并且毫无怨言，正如耶稣之死、苏格拉底之死所呈现的那样。敢于为真理而死，就是甘于为“他者”而活。而列维纳斯告诉我们：“上帝是最杰出的他者”！

中国人呢？我们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要面子但不要脸。《礼记•中庸》说“知耻近乎勇”。然而，中国人没有罪感意识是出了名的！没有超越性的信仰思维，没有忏悔意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知耻”或者悔悟。中国人的“勇敢”的典型特征就是“无法无天”，即：既无普遍法则，亦无信仰系统。中国人最大的“勇敢”就是敢于做坏事！就像老鼠，尽管胆小，但擅使坏，并且在使坏的时候无所顾忌而且咬牙切齿。一方面胆小如鼠，一方面胆大包天，这就是“懦教”的可怕之处。

“懦教”的深入骨髓，使得中国历来就没有理性化的社会实践。以儒家为核心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义，无论从哪个方面比较，都简直是南辕北辙、势同水火。例如：中国人崇敬亲缘性的最高权力，基督教则主张普适性的上帝恩典；中国人生活在“差序格局”的金字塔中，基督教则主张平等博爱；中国人的信仰是功利性的，“有奶便是娘”，而基督教是超越性的一神论；中国人习惯祭祀祖宗，基督教则嫉视祭祖；中国人是种族主义者，基督教则欲破除国家民族的畛域，提倡世界主义；中国人喜欢歌功颂德、自我陶醉，基督教则注重反省自我、忏悔罪过……尤其是，基督新教催生了个人主义。它讲求个人独自面对上帝（真理），追求至善。所以，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自觉。而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也就是说，人类是在平等合作中不断进化的。惭愧的是，13亿中国人却在懦弱中严重内耗。

一言以蔽之，没有信仰就没有勇气，没有勇气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没有道德就没有民主，因为民主首先是伦理，其次才是政治。勇气，对于做了几千年奴才的中国人来说，是最为缺乏的品格。所以，中国人要真正站立起来，就必须告别“懦教”、儒学，树立信仰，追求自由、真理与普世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