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荣城际青岛段: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吗？

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吗？

作者：刘瑜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作者简介：刘瑜：法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摘要：自从1959年政治学家李普赛特提出经济发展促进民主化这一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命题以来，这个论断被反复检测、批评和捍卫。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兴起、衰落和复兴。通过对这三个阶段主要研究成果及其方法论的介绍，梳理这一领域日益精细复杂的知识框架，阐释这种知识变迁后面的现实因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比较政治学领域，几乎没有哪一个议题比现代化理论更能引起人们持久而热烈的兴趣，也几乎没有哪一个议题比它能引发更多的研究和辩论。从李普赛特1959年首次明确论证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以来，几代学者对这个命题反复检测、批评、辩护，使这个领域形成了丰厚的知识积累和系统的知识框架。

理论的强大生命力来自于它与经验现实的紧密相关性。过去半个世纪，民主化浪潮风起云涌：很多亚非拉国家在反殖民斗争中确立了民主制之后，20世纪60、70年代又出现了一批发展中国家的专制回潮；70、8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给世界带来了民主欣快症，但这种欣快症很快被不自由的民主、竞争性专制等夹生民主现象泼了冷水，人们对选举式革命能否带来良性治理产生疑问。总之，现实带来巨大的理论挑战，李普赛特看似简单的命题历久弥新。

现代化理论的长盛不衰也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日新月异有关。过去半个世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越来越多样和严密，往往因为研究方法上的突破而打破理论辩论中的概念僵持。同时，大量跨国社会科学研究数据库不断涌现。比如在测量民主程度方面，自由之家指数（FreedomHouse），政体第四代指数（PolityIV）等被广为采用；在经济数据方面，麦迪逊等建构出从19世纪早期开始的经济数据，使历史性的跨国比较得以可能；在比较文化研究方面，出现了世界价值调查（WorldValueSurvey）等跨国文化调查。这些数据库使学者得以更充分地分析比较不同国家和时代的政治，过去在概念层面的探讨也因与经验接轨而得以向纵深发展。

本文试图梳理现代化理论过去50年的发展，实证的角度来检视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关系。虽然，几乎没有学者试图论证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单因的、决定论式的因果关系，但经济发展是否能够影响、多大程度上影响、如何影响民主化进程，却众说纷纭。梳理这一领域的观点，不仅有利于理解他国的民主化经验，而且有助于我们审视中国在这一经验谱系中的位置与发展趋势，对于思考中国政治的变迁及走向也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笔者看来，现代化理论经历了三个阶段：兴起、衰落和复兴。本文将依次梳理，并简略总结评价相关辩论。不仅阐述不同学者的观点，也将介绍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这是因为理论的有效性不仅来自于学者的概念灵感，也来自于其论证方法的严密和经验资料的可靠。观点本身可能随着现实变化而过时，但研究方法却可以不断积累，从而使学术进步得以可能。

一、现代化理论的兴起

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经济发展会带来相应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会促进民主制度的出现和稳固。李普赛特是第一个系统阐述现代化理论的学者，其论文民主的一些社会条件（1959）被视为现代化理论的奠基之作。李普赛特指出，民主的社会条件一直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而他要从一个社会学的和行为主义的角度，以一种实证的方式来论述这个问题。

为此，李普赛特按照民主程度把研究对象分为四组国家：民主的欧洲和英语国家、不够民主的欧洲和英语国家、相对民主的拉美国家、专制的拉美国家。衡量经济发展水准的则是四个变量：财富、工业化程度、教育和城市化程度。他发现，民主程度和经济水准之间存在显然的相关性：数据显示，在更民主的国家，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的平均水准要高得多。据此，他得出结论：经济现代化是支撑民主的必要条件。

而经济发展之所以促进民主，根本原因在于它改变阶级关系：对于底层，相对的经济安全让他们以更长远的视角看问题，免受极端主义的蛊惑；经济发展也壮大了中产和中间团体，而这一势力往往能缓冲政治矛盾；对于上层，经济发展带来更多资源，从而缓解他们对于底层再分配冲动的恐惧。李普赛特的贡献在于：首先，他建立了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即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之间的相关性；其次，这个理论框架可以通过输入不同国家和时代的经验资料去不断检验。

正是这种清晰的框架和可检验性，使该领域的学术对话不断发展。

1959年之后，针对李普赛特命题的研究大量涌现，参与这场对话的不仅有政治学家，还有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多学科背景使相关研究出现了两种方法论取向：一是以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为主的量化分析方法；一是以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为主的历史比较分析。

在量化研究方面主要有：杰克曼的论经济发展与民主表现的关系（1973），针对早期的民主测量方法缺陷，设计了民主测量方法，对60个国家建立了民主程度数据库。通过回归分析，其研究支持了民主的经济门槛说，尽管其回归结果显示，在门槛之后，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后果边际递减。波伦的政治民主和发展的时机（1979），驳斥了那种早期民主化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不可能被后发国家所重复的观点，他通过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民主化的早晚对于民主程度没有显著影响，能显著影响民主程度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市场化程度。伯克哈特等的比较民主：经济发展命题（1994）针对以前数据样本过小、民主测量方法过时及缺乏时间序列等问题，首次利用自由之家数据库来测试李普赛特命题，得出结论：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巴罗1999年再次论证了李普赛特的观点。他发现，国家大小、殖民遗产和宗教对民主化与否没有显著影响，但是经济和教育水平显著地影响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生活水平各类指标的提高可以预测民主的逐步提高。与之相对，那种没有经济发展基础的民主政体往往不能持久。

在历史比较分析方面，也有支持李普赛特命题的论著出现。鲁其梅尔等在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1992）一书中，支持了经济现代化带来民主化的观点，但并不强调政治文化或中产阶级的影响，而是强调经济发展壮大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崛起是民主化的最核心因素。工人阶级出于再分配冲动，是民主制度天然的支持者，这才是经济发展促进民主化的根本动力。

这些研究尽管方法不同，结论却大同小异：

经济发展及其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是民主化的强大动力。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该领域的主流意见已形成。有学者指出：经验上而言，由李普赛特最先观察到的经济发展和民主的相关性仍是政治学领域里最强有力的发现之一。

二、现代化理论的衰落和困境

对现代化理论的质疑从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政治现实是质疑的基础：一方面，60、70年代，很多国家经历了经济发展，比如苏联东欧地区，但民主化迟迟没有发生；另一方面，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却经历了专制回潮。穆勒对58个国家的分析显示，随着经济发展，19651980年只有一个国家经历了民主程度的显著增加，三分之二的国家经历了民主程度的大幅度降低。现代化理论的困境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有学者论证经济发展未必导致民主化，事实上它可能强化威权政体；其二，民主化的动力未必来自经济发展，它更可能是政治博弈的结果。这两种挑战相互强化，到20世纪末现代化理论被很多人宣布过时。

关于经济发展未必带来民主化这一观点，摩尔作出了经典论述。他在专制与民主的起源（1996）中论证，经济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可能导致不同的政治后果，资产阶级的力量和取向是决定现代化后果的关键：当资产阶级实力软弱因而与地主联合时，法西斯政权是其政治后果；当它必须与农民阶级联合时，共产主义是后果。只有当资产阶级力量强大到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时，民主制才是现代化的后果。鲁伯特等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制（1991）中，他试图论证现代化进程之所以在某些国家不能导致民主化，是因为中产阶级的分裂。分裂的中产阶级面对联合的无产阶级时，专制就成为非常可能的后果。换句话说，经济现代化能否导致民主制度，取决于中产阶级的团结程度。

奥当纳的著作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1973）直接挑战了现代化理论。他发现战后的经济发展并未给拉美国家带来民主拓展，相反，很多拉美国家走向了官僚威权主义。拉美的进口替代型发展模式，在工业化的容易阶段，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公众政治联盟形成，但问题是随着工业化进入深入阶段，这些国家的生产能力无法跟进，经济问题出现，保护主义的政治联盟开始瓦解，民粹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矛盾激化，最后保守派利用政变来执掌权力。由奥当纳的观点可以推出：仅考虑经济发展水平，而不考虑经济发展模式，现代化理论的解释力会大大削弱。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转型学则从另一个角度挑战了现代化理论。转型学者倾向于认为精英选择比经济发展更能催生民主。他们认为现代化理论的结构主义视角过于长线，难以用来分析民主化的具体发生机制和时机，而且它忽略了政治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有决定论色彩。

拉斯特的民主过渡：一个动态模式（1970）是民主化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在他看来，过去对民主化的分析都是功能性的，而不是起源性的，让民主稳定的因素未必是带来民主的因素：解释民主必须区分功能和起源。与李普赛特相对，他试图在结构主义的解释之外重新引入政治。我把选择作为政治过程的核心因素之一。与结构主义因果论不同，拉斯特试图描述一个民主转型的理想模型，并强调在这个模型的每一个步骤中，政治精英都有进行政治选择的可能。其模型只需一个背景条件：民族统一。这是因为人民不能作出决定，直到有人决定谁是人民。

他指出，将民族统一作为民主化的唯一前提，意味着一定的经济水平未必是民主的先决条件。确定背景条件后，他开始分析民主化的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现象是一个新精英阶层的出现，新精英会与旧精英发生冲突，两极化而不是多元化是这一阶段的标志。准备阶段之后是决定阶段。标志着决定阶段的是政治精英的刻意决定：是否接受多元化格局和程序化民主。决定阶段之后则是适应阶段。在适应阶段，本来被动接受民主的政治力量开始慢慢真诚地接受它，其中有时间因素、理性化因素，但最重要的是效果因素。总之，拉斯特反对经济决定论观点，主张看到行动主体对于政治走向的决定性影响。这个模型拒绝民主的先决条件论经济增长也许引起准备阶段或者冲突阶段的紧张关系，但其他情形也可能引起这种紧张。

奥当纳在从专制统治中转型（1986）一书中，用类似的理想类型来描述民主转型的步骤：专制政权开放协商公民社会复兴召集选举。但他格外强调精英内部冲突的重要性。

没有一个转型不是直接或间接发端于统治集团内部的重大分裂，主要是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起伏不定的裂痕。换言之，没有精英分裂这个条件，经济发展程度再高，也未必会带来民主化的现实可能。

林兹同样强调政治精英对民主转型的意义。

其著作民主转型和稳固的问题（1996）是对南欧、南美、前苏联东欧地区15个国家进行的案例研究。他承认经济发展有利于民主出现，但坚持认为这一事实并不能在多大程度上让我们知晓什么时候、怎样以及是否一个转型会发生对其他可能性的意识、系统归咎、公众中的重要成分或者重要体制内角色的合法性信仰比经济趋势更重要。

海格德和考夫曼的挑战则来自另一角度。在民主转型的政治经济学（1995）中，与强调经济发展相反，他们强调经济危机对于转型的意义，指出，即使是专制政府，也需要一定的核心支持团体作为其统治基础，但经济危机改变政治家与核心支持团体的谈判能力。在其研究的27个转型国家里，21个在转型前经历了增速放缓，三分之二经历了高通胀。只有韩国、智利和土耳其的转型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期。

在量化研究方面，挑战现代化理论的成果也逐渐出现。阿拉特的论文民主与经济发展（1988）的结论是：只有少数国家符合现代化理论所提出的模型增长的经济水平并不必然导致更高程度的民主。杰西罗斯基的时间序列研究发现，增长对于民主化的影响微乎其微，相反，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高通胀才显著地增加转型概率。海地内斯等认为，经济发展能否增加民主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已有的民主程度。

通过量化研究最系统批评李普赛特命题的是普泽沃斯基等。民主与发展（2000）一书引发了大量相关论战。在他们看来，经济发展和民主制的确正相关，但这种关系可以有两种诠释：第一，经济发展引发民主化。这被称为内生性解释。第二，民主化可能由其他因素引发，而经济发展仅仅是有利于支撑已形成的民主制。这被称为外生性解释。普泽沃斯基系统驳斥了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内生性解释。引发民主化的可以是战争、独裁者的死亡或者经济危机，民主化可以随机发生在任何经济水平上。那么，如何解释富国的民主比穷国更普遍呢？他转向外生性解释，即经济发展不一定引发民主化，但是一旦民主化，经济发展更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存活。

由此，慢慢积累出了越来越多的富有民主国家。

普泽沃斯基等用135个国家和地区1950年到1990年的数据验证其预设。统计分析显示，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发生之间并不存在线性关系。随着专制国的人均收入增长，民主转型的可能性逐步加大，但只到人均收入6000美元为止。过了那个边界，随着国家越来越富，专制反而越来越稳定。支持这一结论的不仅是统计结果，也包括诸多案例：新加坡、台湾、苏联、西班牙、阿根廷和墨西哥都在相对高收入状态下维系过专制。即使有些后来经历了民主转型，其转型时间与根据经济水平作出的预测并不相符。只有巴西、捷克、葡萄牙、韩国和希腊等少数国家是现代化理论清晰的案例。如果现代化理论有任何预测能力的话，那么就应能找到一个人们能相对肯定摆脱专制的经济门槛，但我们很难找到这个门槛。相比之下，人均收入对于民主的存活却具有高度预测力。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以下的国家，民主制的预期寿命是8年；在1001美元和2000美元之间，民主的预期寿命为18年；在6500美元之上，民主制可能无限期存活。换言之，我们之所以观察到经济发展与民主的正相关性，不是因为经济发展能引发民主化，而是因为经济发展能支撑民主存活。

三、现代化理论的复兴和发展

普泽沃斯基的理论引起巨大反响，许多人认为它标志着李普赛特命题的终结。但就在现代化理论变得过时之际，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它却似乎柳暗花明。最近，许多学者借助越来越丰富的数据库和新的研究方法，不但重新肯定了李普赛特命题，而且发展了它。从现实的角度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浪潮是现代化理论复兴的经验基础。

波伊克斯最先对普泽沃斯基作出系统的反驳。他在内生性民主化（2003）一文中，分析了普泽沃斯基的数据和方法，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关系，既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即经济发展既引发民主化，也支撑民主制度的稳固。他从两个角度进行论证：

首先，高收入的专制国家很少向民主转型，但这与发展和民主化的内生关系并不矛盾。回顾普泽沃斯基反驳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论据：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之间的确正相关直到人均收入6000美元以上。但在波伊克斯看来，人均收入6000美元以上的专制国家数量很少，但富有专制国家样本小并不是一个随机的事实，而恰恰是发展与民主化内生关系的必然结果因为经济发展已经使很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民主化了。换言之，富有的专制国家很少发生民主转型，不是对发展和民主正相关性的反驳，而是这一关系已经发生的证明。

其次，普泽沃斯基的数据存在选择性问题。

普泽沃斯基数据的起点是1950年，但民主和专制的分布并不是随机的：90个穷国里有72个专制国家，而20个中高收入国家里有17个民主国家。那么，如何解释那些1950年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其民主化动力何在？对现代化理论完整的检验方式应当将考察时间推至民主还基本不存在的时代。为此，波伊克斯等整理出一个1850年到1949年政体变动的数据库，人均收入数据则来源于萨默斯等。结论是：1850年到1949年，人均收入对于民主转型显著正相关。有趣的是，人均收入与民主存活倒不存在显著关系。换言之，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内生性解释比外生性解释更具有经验基础。

波伊克斯的论证可以说是对盛极一时的外生性理论的重创，也是对李普赛特命题的一次有力挽救。他认为，经济发展既促生民主转型，又培育民主存活的土壤。

英格里哈特等也对普泽沃斯基提出质疑，指出普泽沃斯基忽略了穷国和富国政权稳定性的不同。中低收入国家的确比富国更易出现民主转型，但是它们也更易出现民主崩溃。高收入专制国的确少有向民主转型的案例（这是普泽沃斯基否认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论据），但高收入民主国家更少有向专制倒退的案例。如果研究经济发展对政体变化的影响，应变量不应是多少国家向民主转型，而是民主转型国减去民主倒退国的数量。该书指出：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之下的国家，向民主转型的次数仅仅是向专制倒退次数的十分之一。但在人均收入7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向民主转型的次数则是向专制倒退次数的28倍。肯尼迪在重新概念化民主的社会条件（2004）一文中论证了类似观点，一个覆盖19502000年116个国家348次政体转型的数据库支持了在经济发达国家里，转型更易向民主而不是专制方向这一结论。

爱普斯坦等从另一角度为现代化理论作出辩护。在民主转型（2006）中，将李普赛特命题中的应变量从一个二分变量改成一个三分变量。他认为仅仅将政体区分为民主政体与非民主政体不足以体现现实政治的复杂性。

为此，他加入了部分民主类型。他用PolityV的民主排序给政体打分，分值-10到0时为专制政体；分值1到7时为部分民主；分值8到10时为民主政体。用这种方法来分析，经济发展增加民主化概率的结论成立。

对现代化理论作出最系统辩护的则是英格里哈特等的现代化、文化变迁和民主化（2005）。如果说上述作者为现代化理论解除了困局，这本书则从一个新的角度重建了现代化理论。英格里哈特的贡献在于，在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之间加入了一个中间变量政治文化，即如果经济发展引发民主转型，它首先要通过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为建构其理论，英格里哈特重新梳理了几个关键概念：

第一，他对经济发展做了细分，分为工业化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在他看来，工业化未必会促进民主文化，而后工业化阶段则显著地促进民主文化，这是因为工业社会标准化、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在鼓励一种等级化、纪律化的文化心理。相比之下，后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灵活多变，个体创造性和自主思考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

第二，他重新界定了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

政治文化是一个很大的箩筐：社会资本、规则意识、政治信任等都可以是研究对象。英格里哈特将其关注的核心要素称为自我表达的价值（selfexpressionvalues）。在他看来，后工业社会的出现使人们自我表达的价值不断增强，而自我表达的价值是民主转型与稳固的基本动力。

所谓自我表达的价值，是与个体自主性联系在一起的，对个体选择的强调是自我表达价值的核心。研究表明，自我表达的价值比其他政治文化要素都更能解释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其他要素，比如民众有多信任政府，民众口头上有多认同民主，或社会中是否有密集的自发组织，对一国民主程度没有显著影响。为测量政治文化，英格里哈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起政治文化领域全球最大的民意调查：世界观念调查。该调查覆盖81个国家、85%的世界人口，每隔五年左右便重启一轮。正是这个数据库的出现，使其研究有了坚实的经验基础。

第三，他将民主制度区分为形式民主和有效民主。形式民主的程度以自由之家民主评估指数为测量标准，而有效民主程度则以自由之家指数乘以世界银行的反腐指数得出。过去20年左右，不自由的民主、选举式专制等肤浅民主政体的涌现使区分形式民主和有效民主变得必要。

英格里哈特对经济发展、政治文化和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做了量化分析。分析表明：首先，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这两个变量之间，经济发展高度影响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经济发达的国家自我表达的价值明显偏高，反之则否。

在社会科学的数据中，我们很少见到如此清晰一致的结果：在我们拥有数据的80个社会里，没有一个例外情形出现。社会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向同一方向变化，不管其文化遗产如何。

他关于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的区分也得到了印证：工业化使文化走向世俗理性化，而后工业社会则使观念从生存价值向自我表达价值转变。其次，在政治文化和民主制度这两个变量之间，自我表达的价值显著地影响民主的出现以及质量。自我表达价值越强，形式民主和有效民主的程度就越深。当超过30%的人口强调自我表达的价值时，形式民主倾向于出现；当45%的人口强调自我表达价值时，真正的有效民主倾向于出现。第二到第四轮世界观念调查中72个社会的样本表明，自我表达价值的跨国差异可以解释形式民主程度52%的不同，以及有效民主程度80%的不同。

文化与制度之间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是比较政治学界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民主文化引发民主制度，还是民主制度推进民主文化？英格里哈特对此作出了独到解答：文化对制度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对于文化的影响。他将1987年和1996年作为两个分界点，检测1987年以前自我表达观念的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1996年以后的民主分值，同时检测了1987年以前的民主分值多大程度上影响1996年以后自我表达观念的水平，并对二者做了比较分析。他发现，控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对制度的影响很显著，而制度对文化的影响却很微弱。由此推出一个重合理论：政体的稳定性取决于制度和文化的重合度，当制度明显超前于文化或者明显落后于文化时，这个政体是不稳定的。文化对于制度具有一种引力，使其向它靠拢。这一推论得到了其经验论据的证实：1986年时自我表达的价值明显高于其制度水平的国家，1987年后大量向民主转型。同理，那些自我表达的价值程度不足却已民主化的国家，此后出现显然的民主倒退。

当然，英格里哈特的结构主义解释未必与能动主义解释对立。他承认精英选择和行动的重要性，但他认为，社会观念的变化会给政治精英带来更大压力，而且精英的观念也受整个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事实上，他指出了文化变迁带来政治行动的几个路径：它提高政治异见分子的数量、使大众更易被异见分子说服、提高专制者的高压成本、在体制内聚集异见分子的同情者。

还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深化了现代化理论。

在经济发展水平之外，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经济不平等程度这个因素。穆勒较早对此作出系统考察。在民主的经济因素（1995）一文中，他试图解释为什么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拉美地区，经济发展不但没有引起民主化，反而引发专制逆流。他找到的变量是收入不平等。通过对58个国家1965年到1980年的研究分析，论证收入不平等的严重化是专制逆流的核心因素。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时，收入不平等往往也达到高峰，而收入不平等会引起社会动荡和保守派的反弹拉美的专制逆流由此得到解释。希腊、黎巴嫩、土耳其、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同一时期的民主倒退原理类似。

波伊克斯也试图论证收入不平等阻碍民主化。在民主与再分配（2003）中，他指出传统现代化理论的不足：它无法解释为什么现代化进程中会有暴力革命发生，无法从短期视角解释民主化或民主倒退，也无法解释前现代时期出现的民主制（如古希腊民主）。为弥补这些不足，他提出了新的解释模型，强调两个经济因素：收入不平等、资产的流动性。首先，经济越平等，民主化就越容易实现。在相对平等的情况下，民主化与否导致的收入分配格局差异不大，上层不会强烈抵制民主化。相比之下，在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宽容的成本自然也会更高。其次，当资本流动性增强时，由于资本所有者可以用脚投票逃离一个国家，所以他们不会极端强烈地抗拒民主化，从而使民主化更易出现。波伊克斯的理论和传统现代化理论由此接轨：现代化过程恰恰是一个流动资本不断增加的过程。

他用博弈模型和统计分析来验证其观点。统计分析显示，收入平等状况与民主的发生和稳固有高度正相关性。同时，波伊克斯还用瑞士和美国的数据说明了其论点。在这两个国家，分别都是收入相对平等、资本流动性强的地区更快地实现了民主化和民主稳固。

阿西蒙哥鲁等同样重视收入差距对民主化的影响，但其结论却有所不同，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不是线性关系。在专著专制与民主的经济起源（2005）中，他设问：什么情况下专制者会选择放弃专制、走向民主？其回答是，首先，当民众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以示威、骚乱甚至革命的形式威胁专制者利益时，民主就可能会出现。相比纯粹的许诺，民主化带来更可信的承诺，因为它与一套制度相连，允许更多的民众参与，从而承诺更难被逆转。其次，当民主的成本对于精英来说不算太高时，民主化的可能性也会增加。他用博弈模型和案例法来论证其观点，选取的是四个经验迥异的案例：英国、阿根廷、新加坡、南非。

胡利同时批评了上述两种观点。为打破僵局，他将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结合起来，研究二者作为一个整体产生的政治后果。在他看来，之所以以往的学者很难就收入不平等和民主化的关系得出清晰结论，是因为收入不平等这个单一变量对民主化的影响是模糊的，但一旦将它与经济发展水平结合起来，其政治后果就变得清晰可见。即，问题不在于不平等是否促进民主化，而在于不平等何时促进民主化。胡利认为，不平等在中等经济水平时促进民主化，但在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不平等会阻碍民主化。这是因为，在中等收入国家，底层有一定的资源同时又有一定的动力进行政治抗争。在低收入国家，底层往往缺乏抗争资源，而在高收入国家，底层则容易被专制政府的福利收买。胡利测量不平等程度的数据来自于奥特加（Ortega）和洛爵古兹（Rodriguez）2006年的数据库。在控制相关变量之后，其理论假定得到了证明。

四、对现代化理论发展变迁的简略述评

由于现实的流变，任何时候对现代化理论下定论都为时过早。1959年以来，经济发展推动民主化这个李普赛特命题再三被证实或推翻。

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化理论与其说被颠覆了，不如说被发展了。这种发展主要体现在：

第一，早期现代化理论中的自变量单一地指向经济发展水平，但后来的学者逐步丰富经济变量的含义，在经济发展水平之外引入了收入差距、经济结构乃至经济国有化程度等因素，从而大大增加了现代化理论的解释弹性。比如，穆勒、波伊克斯、阿西蒙哥鲁、胡利等引入收入差距这一变量，使解释拉美20世纪60、70年代的专制回潮得以可能。在经济结构方面，波伊克斯、阿西蒙哥鲁对资产流动性的强调，以及英格里哈特对后工业社会的强调，又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很多石油国家，经济发展难以引起民主化。总之，当代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不再是简单的人均GDP所能衡量，需综合考虑收入差距、经济结构和国有化程度等因素。

第二，当代现代化理论中的应变量民主也不再是早期的简单二分法所能衡量。以分值来确定民主程度、将政体划分三类而不是两类、区分形式民主和有效民主、计算民主净转型数量等做法使得精确研究民主转型得以可能。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民主阵营，这不但使得可观察的研究案例越来越多，也使民主制度的生态越来越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以前的民主专制二分法就显得不合时宜。民主程度的细分，使李普赛特命题的研究成果变得越来越可信。

第三，当代的现代化理论在描述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的因果机制上更为成熟。在这方面作出最大贡献的是普泽沃斯基和英格里哈特。普泽沃斯基对内生及外生民主的划分，使民主化何以发生以及民主何以稳固这两个始终被搅在一起的问题得以剥离开来。而英格里哈特在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之间加入了政治文化，弥补了早期现代化理论中理性人假定的不足，从而使两个变量之间的故事变得更有说服力。现在对现代化理论，人们不但更清晰地知其然，而且能更好地把握其所以然了。

那么，如何对待这一领域的理论争论呢？针对现代化理论，一类批评指出经济发展未必导致民主转型，而另一类批评则认为导致民主转型的动力未必是经济发展。这些批评大多已被现代化理论后来的发展所消化，即使是没有消化的部分，它们是否一定与现代化理论相冲突呢？未必。首先，在量化研究方面，不同学者使用的数据库不同、变量测量方法不同，可能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比如，爱普斯坦采用三分法来划分民主，与普泽沃斯基二分法基础上的研究结论截然相反。所研究时代或地区的不同，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普泽沃斯基利用19501990年间的数据和波伊克斯利用18501990年的数据检测现代化理论，结论完全不同。对于这些不同，一方面，我们对每个学者都需同情性理解，因为不同时代可得的数据库不同，研究方法的成熟度也不同；另一方面，数据库的质量优劣是可以比较的，统计分析的技术亦有优劣之分，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相比较早期，现代化理论的复兴阶段展示了量化分析在社会科学中更成熟的应用。其次，在质性研究上，最主要的张力来自于结构主义和能动主义之间的论争。但在这个问题上，与其说两种视角相互矛盾，不如说相互补充：政治主体的选择往往由特定的经济社会条件来限定，而经济社会的变迁则依赖于一定的政治主体来表现。在很大程度上，这两种视角关注的是不同的问题：结构主义者更关注民主化为什么发生的问题，而能动主义者更关注民主化怎样发生。或者说，二者有不同的景深：结构主义者更关注长线历史，而能动主义者更聚焦于短线历史。拉斯特、奥当纳、林兹的论述更具描述性特点，而现代化理论学者更倾向于理论提炼。

各国的历史遗产和经济基础不同，很难说存在一种四海皆准的民主化动力模式。但承认没有一个通行模式，并不直接导致社会科学的虚无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张者们并非致力于在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之间确立一种单因的、决定论的、必然的关系，他们更多的是通过数据和案例来说明。20世纪末这个理论几乎山穷水尽，而21世纪初它又柳暗花明。随着现实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现代化理论还会继续受到挑战，但这却未必是坏事。过去50多年，现代化理论通过对批评的反馈得以发展和丰富，今后亦会如此。

归根结底，知识的不确定性不但是理论成长的原因，也是绝对权力之不可靠的认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