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草女主播全集:虞龢《论书表》【精品珍藏】

        臣闻爻画既肇，文字载兴，《六艺》归其善，八体宣其妙。阙后群能间出，洎乎汉、魏，钟、张擅美，晋末二王称英。羲之书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存。”又云：“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张草犹当雁行。”羊 欣云：“羲之便是小推张，不知献之自谓云何？”又云：“张字形不及右军，自然不如小王。”谢安曾问子敬：“君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钟、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然优劣既微，而会美俱深，故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桓玄耽玩不能释手，乃撰二王氏迹，杂有缣素，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虽甚狼狈，犹以自随；擒获之后，莫知所在。刘毅颇尚风流，亦甚爱书，倾意搜求，及将败，大有所得。卢循索善尺牍，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风，人无长幼，翕然尚之，家赢金币，竞远寻求。于是京师三吴之迹颇散四方。羲之为会稽，献之为吴兴，故三吴之近好，偏多遗迹也。又是末年遒美之时，中世宗室诸王尚多，素嗤贵游，不甚爱好，朝廷亦不搜求。人间所秘，往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而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然招聚既多，时有佳迹，如献之《吴兴》二笺，足为名法。孝武亦纂集佳书，都鄙士人，多有献奉，真伪混杂。谢灵运母刘氏，子敬之甥，故灵运能书，而特多王法。

        臣谢病东皋，游玩山水，守拙乐静，求志林壑，造次之遇，遂纡雅顾。预陟泛之游，参文咏之末，其诸佳法，恣意披览，愚好既深，稍有微解。及臣遭遇，曲沾恩诱，渐渍玄猷，朝夕谘训，题勒美恶，指示媸妍，点画之情，昭若发蒙。于时圣虑末存草体，凡诸教令，必应真正。小不在意，则伪谩难识；事事留神，则难为心力。及飞龙之始，戚藩告衅，方事经略，未逞研习。及三年之初，始玩宝迹，既料简旧秘，再诏寻求景和时所散失。及乞左嬖幸者，皆原往罪，兼赐其直。或有顽愚，不敢献书，遂失五卷，多是戏书。伏惟陛下爰凝睿思，淹留草法，拟效渐妍，赏析弥妙。旬日之间，转求精秘，字之美恶，书之真伪，剖判体趣，穷微入神，机息务闲，从容研玩。乃使使三吴、荆、汀诸境，穷幽测远，鸠集散逸。及群臣所上，数月之间，奇迹云萃'诏臣与前将军巢尚之、司徒参军事徐希秀、淮南太孙奉伯，科简二王书，评其品题，除猥录美，供御赏玩。遂得游目环翰，展好宝法，锦质绣章，烂然毕睹。

        大凡秘藏所录，钟繇纸书六百九十七字，张芝缣素及书四千八百廿五字，年代既久，多是简帖，张昶缣素及纸书四千七十字，毛宏八分缣素书四千五百八十八字，索靖纸书五千七百五十五字，钟会书五纸四百六十五字，是高祖平秦川所获，以赐永嘉公主，俄为第中所盗，流播始兴。及泰始开运，地无遁宝，诏庞、沈搜索，遂乃得之。又有范仰恒献上张芝缣素书三百九十八字，希世之宝，潜采累纪，隐迹于二王，耀美于盛辰。别加缮饰，在新装二王书所录之外。繇是搨书悉用薄纸，厚薄不均，辄好绉起。范晔装治卷帖小胜，犹谓不精。孝武使徐爰治护，随纸长短，参差不同，且以数十纸为卷，被视不便，不易劳茹，善恶正草，不相分别。今所治缮，悉改其弊。孝武撰子敬学书，戏习十卷为帙，傅云、“欢学”而不题。或真、行、章草，杂在一纸，或重作数字，或学前辈名人能书者，或有聊尔戏书。既不留意，亦殊猥劣。徒闻则录，曾不披简。卷小者数纸，大者散十，巨细差悬，不相匹类，是以更裁减以二丈为度。亦取小王书古诗、赋、赞、论，或草或正，言无次第者入“戏学部”，亦有恶者悉皆删去。卷既调均，书又精好。

        羲之所书紫纸，多是少年临川时迹，既不足观，亦无取焉。今搨书皆用大厚纸，泯若一体同度，剪裁皆齐，又补接败字，体势不失，墨色更明。凡书虽同在一卷，要有优劣，今此一卷之中，以好者在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后。所以然者，人之看书，必锐于开卷，懈怠于将半，既而略进，次遇中品，赏悦留连'不觉终卷。又旧书目帙无次第，诸帙中各有第一至于第十，脱落散乱，卷帙殊等。今各题其卷帙所在，与目相应，虽相涉入，终无杂谬。又旧以封书纸次相随、草、正混糅，善恶一贯。今各随其品，不从本封条目纸行。凡字数皆使分明，一毫靡遗。二王缣素书珊瑚轴二帙二十四卷。纸书金轴二帙二十四卷，又纸书玳瑁轴五帙五十卷，皆金题玉躞织成带。又有书扇二帙二卷。又纸书飞白章草二帙十五卷，并旃檀轴。又纸书戏学一帙十二卷玳瑁轴，此皆书之冠冕也。自此以下，别有三品书，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悉旃檀轴。又羊欣缣素及纸书，亦选取其妙者为十八帙一百八十卷，皆漆轴而已。二王新入书，各装为六帙六十卷，别充备预。又其中入品之余，各有条贯，足以声华四宇，价倾五都，天府之名珍，盛代之伟宝。

        陛下渊昭自天，触理必镜，几诸思制，莫不妙极。乃诏张永更制御纸，紧洁光丽'耀日夺目。又合秘墨，美殊前后，色如点漆，一点竟纸。笔别一二，简毫专用白兔，大管丰毛，胶漆坚密；草书笔悉使长毫，以利纵舍之便。兼使吴兴郡作青石圆砚，质滑而停墨，殊胜南方瓦石之器。缣素之工，殆绝于昔。王僧虔寻得其术，虽不及古，不减郗家所制。二王书，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相似。至于绝笔章草，殊相拟类，笔迹流怿，宛转妍媚，乃欲过之。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旧说羲之罢会稽，住蕺山下，一老妪捉十许六角竹扇出市，王聊问一枚几钱? 云值二十许。右军取笔书扇，扇为五字，妪大怅惋云：举家朝餐，惟仰于此，何乃书坏。”王曰：“但言王右军书字，素一百。”入市，市人竞市去。妪复以十数扇来请书，王笑不答。又云：“羲之常自书表与穆帝，帝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题后答之。羲之初不觉，更详看，乃叹曰：“小人几欲乱真。”又羲之性好鹅，山阴县禳村有一道士，养好鹅十余，右军清旦乘小艇故往，意大愿乐，乃告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德》，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经》各两章，便合群以奉。便住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又尝诣一门生家，设佳馔供亿甚盛，感之，欲以书相报；见有一新棐床几，至滑净，乃书之，草、正相半。门生送王归郡，还家，其父已刮尽，生失书，惊懊累日。桓玄爱重书法，每宴集，辄出法书示宾客。客有食寒具者，仍以手捉书，大点污。后出法书，辄令客洗手，兼除寒具。子敬常笺与简文十许纸，题最后云：“民此书甚合，愿存之。”此书为桓玄所宝，高祖后得以赐王武刚，未审今何在。谢奉起庙，悉用棐材，右军取棐，书之满床，奉收得一大箦。子敬后往，谢为说右军书甚佳，而密已削作数寸棐板，请子敬书之，亦甚合，奉并称录。奉后孙题分半与桓玄，用履为扬州主簿；余一半，孙恩破会稽，略以入海。

        羲之为会稽，子敬七八岁学书，羲之从后掣其笔不脱，叹曰：“此儿书，后当有大名。”子敬出戏，见北馆新泥垩壁白净，子敬取帚沾泥汁书方丈一字，观者如市。羲之见叹美，问所作，答云：“七郎。”羲之作书与亲故云：“子敬飞白大有意。”是因子此壁也。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纱裓，着诣子敬；子敬便取书之，正、草诸体悉各，两袖及標略周。年少觉王左右有凌夺之色，掣裓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门外，斗争分裂，少年才得一袖耳。子敬为吴兴，羊欣父不疑为乌程令。欣年十五六，书已有意，为子敬所知。子敬往县，入欣斋，欣衣白新绢裙昼眠，子敬因书其裙幅及带。欣觉，欢示，遂宝之。后以上朝廷，中乃零失。子敬门生以子敬书种蚕，后人于蚕纸中寻取，大有所得。谢安善书，不重子敬，每作好书，必谓被赏，安辄题后答之。

        朝廷秘宝名书，久已盈积，太初狂迫，乃欲一时烧除，左右怀，让者苦相譬说，乃止。臣见卫恒《古来能书人录》一卷，时有不通，今随事改正，并写诸杂势一卷，今新装二王镇书定目各六卷，又羊欣书目六卷，钟、张等书目一卷，文字之部备矣。谨诣省上表，并上录势新书以闻。六年九月中书侍郎臣虞龢上。

虞龢《论书表》与晋宋之际书法鉴藏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以后，朝中多有北伐之志。此时北方正值五胡十六国时期，大小割据势力不断混战。东晋桓温主政时出兵北伐，淝水之战后的东晋政局也不稳定，桓、谢世家矛盾和社会矛盾交织，引发孙恩起义。公元403年桓玄废晋帝自立为皇帝，国号楚。对于东晋的腐败政治桓玄曾有心整治：“颇欲厘改，竟不能行，”[i]最终失败。刘裕通过北伐实力增加，征战桓玄，桓玄败绩被杀。420年，刘裕在建康自立为帝，建立刘宋。至此，南北朝开始对峙。479年萧道成自立为帝，国号为齐，刘宋灭亡。

    历史上的晋宋时期战争频仍，政权更迭，诸侯割据，社会混乱动荡。然而，人们却对书法鉴藏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东晋书法艺术的高峰刚刚过去，书迹鉴藏活动开始兴盛。

    据文献记载，皇室书画收藏见于汉。汉明帝“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立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 [ii] “及董卓之乱，陕西西迁，图画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七十余乘……” [iii]说明汉朝内府书画收藏已经相当丰富。

    从《论述表》记载来看，这一时期公私书迹鉴藏都很兴盛。晋宋之际，皇家和官宦一面争执和掌控天下局势，一面搜求奇珍异玩，力图在文治上树立儒雅风范，前朝书法遗迹和当时书迹名品成为他们追逐和争夺的对象。晋武帝司马炎、晋明帝司马绍皆利用权势大肆搜求书画。桓玄主政期间，东晋内府收藏直接被他收入私囊：“桓玄酷爱书画，贪得无厌，后夺帝位，内府所藏书画都被他掠归己有。”[iv] 《论书表》云：“桓玄耽玩不能释手，乃撰二王氏迹，杂有缣素，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虽甚狼狈，犹以自随；擒获之后，莫知所在。”据说是尽投于江[v]。宋武帝刘裕也好书画，东晋灭亡后，桓玄所藏剩余书画以及东晋内府珍藏又归于他：“（武帝）取东晋后，东晋内府收藏尽为其所得。”[vi] 东晋末年，各级权贵、地方王侯也大肆搜求、鉴藏书法。《论书表》云：

“刘毅颇尚风流，亦甚爱书，倾意搜求，及将败，大有所得。”

“卢循素善尺牍，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风，人无长幼，翕然尚之，家赢金币，竞远寻求。于是京师三吴之迹颇散四方。”

 “三吴、荆、湘诸境，穷幽测远，鸠集散逸。及群臣所上，数月之间，奇迹云萃”。

     ……

“新渝惠侯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 “人间所秘，往往不少”，因而权贵人士可以“家赢金币，竞远寻求”。

    官方通过购买、抢夺、征献等手段可以在民间搜集大量的书迹，充分说明书迹收藏在民间也相当流行，私人也是当时书迹鉴藏的重要主体。由于社会原因，公私收藏此消彼长的局面变更加剧，而迅速地向官方优势力量集中。

    由于帝王和权贵的重视和大肆搜求，很多藏在民间的书法被献上和掠夺，原来散落在民间的书迹开始集中起来。公家所藏书迹又因战乱等而流散，为私人收藏提供了契机。社会稳定后，公家利用权力和经济后盾搜集书迹，四方书迹又会为公家所聚集，故有“都鄙士人，多有献奉”[vii]之说。当时书法不但是人们收藏把玩对象，还成了“行贿”的工具并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作用，《论书表》云：“奉后孙履分半与桓玄，用履为扬州主簿”[viii]。人们对书迹的认同和喜爱使书法收藏在战乱时期仍然得以进行，并保证了其连续性。

    当然，收藏主体的收藏行为并不是完全自觉的。皇家和权贵或忙于争权夺利，或对于文治功能认识不足，或对于书迹收藏初不在意，他们对于书迹的收集和治护时常会出现缺位，给书迹的内府收藏留下一段历史的空白，使书迹的收藏和管理处于消极和不作为状态，如虞龢《论书表》记载：“中世宗室诸王尚多，素嗤贵游，不甚爱好，朝廷亦不搜求。人间所秘，往往不少……”，由于整个社会对于书法的喜好和收藏氛围的熏陶，后来有所警省，又会大力弥补：“及三年之初，（明帝）始玩宝迹，既料简旧秘，再诏寻求景和时所散失。……”[ix]充分说明当时书法鉴藏氛围的浓郁。书法鉴藏的分合聚散在战乱频繁和改朝换代的历史局面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晋宋之际，由于书法鉴藏的兴盛，书法审美也达到了一定水平，提出了书法价值判断的标准，收藏对象逐渐集中化和明确化。经过两汉书法意识的萌芽，经历了魏晋书法的高峰，人们对书迹之美有了广泛的认知和认同，以“二王”为中心的一批善书之士的书迹受到大家的普遍喜爱和追逐。虞龢还在《论书表》中单列秘藏二王书数量：

“二王缣素书珊瑚轴二帙二十四卷。纸书金轴二帙二十四卷又纸书玳瑁轴五帙五十卷，皆金题玉躞织成带。又有书扇二帙二卷。又纸书飞白章草二帙十五卷，并旃檀轴。又纸书戏学一帙十二卷玳瑁轴，此皆书之冠冕也。自此以下，别有三品书，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悉旃檀轴。”

    二王的亲支书家也大受欢迎：“又羊欣缣素及纸书，亦选取其妙者为十八帙一百八十卷，皆漆轴而已。二王新入书，各装为六帙六十卷，”[xi] 此外，钟繇、张芝、张昶、索靖等书家也受到世人的推崇。《论书表》记载：“钟繇纸书六百九十七字，张芝缣素及纸书四千八百廿五字，……张昶缣素及纸书四千七十字，毛宏八分缣素书四千五百八十八字，索靖纸书五千七百五十五字，钟会书五纸四百六十五字……”相比之下，二王书迹的收藏数量更为浩繁，在装帧治护上最为精美，用料讲究，为“书之冠冕”，羊欣书仅“漆轴而已”，而其他书家仅列字数，关于治护语焉未详，又下一等。随着二王书法地位的提升，其书法也成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xii]，书法价值评判的标准也应运而生。此外，从“凡诸教令，必应真正”到“淹留草法，拟效渐妍”可以看出，草书地位在这一时期得到提高，也反映出当时人们书法审美水平的提高与审美价值的改变。

    从晋宋之际收藏的格局和状况来看，书法鉴藏呈现整体的兴盛和有序。这一时期，上至帝王，中有百官，下至黎民，都对书迹收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身体力行的实践，书迹鉴藏不仅受到官家的强烈关注和积极参与，而且受到“都鄙士人”的普遍重视。刘毅“倾意搜求”，卢循“家赢金币，竞远寻求”，搜集可谓十分用心。鸠集散佚，散财购买，民间献奉、战争接收、其他手段赚取等不一而足。搜求书迹力度之大，搜求范围之广、搜求手段之全，标志着我国第一次书迹鉴藏活动高潮的出现。尤其是经历玄学思潮洗礼的士人多爱重书法，士人的精神追求依赖于书法作品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和畅怀。书迹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门类和奇珍异玩一起进入并深入人们的文化生活，甚至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晋宋之际人们对于书法美有了普遍的认识和较高的认同，书迹收藏对象明确集中，数量统计相当精确，并以装裱来划分书法等级，可见收藏活动在混乱中呈现出相当的成熟和秩序化。

    晋宋之际书法鉴藏更迭较大，流动性强，整理与破坏并存。这一时期战乱频仍，名家书迹频繁易主，收藏格局调整迅速，书迹的损坏和遗失时有发生。尽管如此，作为鉴藏主线的公藏——即“皇家和官府收藏”[xiii]却一直延续下来，以商贾和士人为主的私家收藏也很兴盛。公藏与私藏彼此消长，书法鉴藏的分合聚散在战乱频繁和改朝换代的历史局面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政权的更迭，书迹鉴藏格局也随之“重新洗牌”，通过大肆搜求和民间献奉，而向着强势力量集中。这比之散落民间，更有利于书迹的保护和流传。由于收藏的兴盛而带来的作假行为和混乱局面，引起了统治者对整理与鉴藏的重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书迹鉴藏与诠次的系统。大量书迹通过民间和官方两条途径，逐渐回拢到皇室内府，经过鉴别真伪、装缮治护、著录品题等流程，许多汉晋书迹珍品被较好地保存下来。如王旬《伯远帖》，经公私收藏之转换，历1600余年而得以流传至今。此外，晋宋之际的书法鉴藏开辟了书迹治护与装祯的先河，催生了一批书法鉴藏家和理论家，开导了书法价值评判标准的出现和书法品级论的萌芽，推动了书法文化的传播和齐梁书法理论的繁荣发展。

   晋宋之际书法鉴藏的有序和社会的混乱无序是不矛盾的，书迹鉴藏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也是相互转化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争也是一种各种力量交流的形式。正是在社会混乱带来的无序收藏过程中，书迹的流动得以更频繁地进行，有力于向优势力量集中，使书迹鉴定、收藏、治护等一系列活动蓬勃地进行并获得发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战乱会对书迹带来一定程度的破坏，甚至客观上为几次大的毁灭性破坏提供了一些机遇和可能性，但我们认为，仍然应该肯定此时期书迹鉴藏发展兴盛的积极因素。毕竟这个时期的书迹鉴藏行为对书迹的大规模破坏做了挽救性的保护，在历史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刘涛先生根据《论书表》记载推算，刘宋内府收藏大王书迹有一千余纸[1]14。而到了南朝梁，内府应收藏二王书迹“凡一万五千纸”[1]15，刘涛先生按对折计算，指出大王书迹应有七千纸[1]16。排除假冒者，数量也增长相当可观。应该说，这一时期的书法鉴藏对于中国书法文化传承作出了不小的贡献。虞龢《论书表》作为中国古典书法理论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献，也正是当时书迹鉴藏活动兴盛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