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往事01:熊庆来：中国近代数学的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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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庆来：中国近代数学的拓荒者
近代数学的先驱
熊庆来，字迪之，1893年出生于云南省弥勒县朋普镇息宰村。其父熊国栋喜好从事教育工作，清朝末年先后曾任云南省巧家县和赵州府主管教育的学官。熊庆来自幼就聪颖过人、勤奋好学，在村塾受启蒙教育时靠着昼夜苦读，他先后念完了“四书”、“五经­”。 1907年，熊庆来考入云南昆明方言学堂，不久又升入高等学堂，1911年，考入云南英法文专修科，学习法语，不到一年，便可以流畅地同法籍教师会话了。
1913年，熊庆来报考云南留学生考试并以第3名的成绩被录取，赴比利时学矿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军侵占比利时，熊庆来辗转来到法国巴黎。战时巴黎矿校关闭，于是他改学理科数学和物理学。1915年入巴黎圣路易中学数学专修班。
由于时局不安，生活清苦，他积劳成疾，不幸患了肺结核，不得不到瑞士医治疗养。战乱、动荡和疾病，更加坚定了熊庆来的求学志向，病愈后，他又投入了紧张的学习。1915年至1920年，熊庆来先后就读于格勒诺布洛大学、巴黎大学、蒙柏里耶大学等，取得高等普通数学、高等数学分析、力学、天文学、普通物理学证书，并获蒙柏里耶大学理科硕士学位。1921年春，熊庆来学成归国，回到故乡云南，任教于云南甲种工业学校和云南路政学校。同年秋，经­何鲁教授推荐，28岁的熊庆来代替何任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着手创建不同以往“算学系”的新式数学系。就这样，熊庆来在国立东南大学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数学系，聚集了高鲁、段调元、钱宝琮、杨武之等老一辈数学家，大大推进了数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
熊庆来工作负责，授课认真，在国立东南大学的几年中，他既担任行政工作，又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亲自为学生讲授《微分方程》、《高等分析》、《球面三角》、《微积分》等多门课程，还编写了几十种讲义，其中一部分列入大学丛书，有的至今还是理工科大学的教材。他曾患严重的痔疮，难能坐下，不得已就伏在床上编写讲义和备课。过度的劳累使熊庆来患了胸膜炎，但他仍废寝忘食，不顾病痛地工作，真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1926年，清华由留美预备班改为清华大学，经­叶企孙介绍，熊庆来被聘为新成立的数学系的教授兼系主任。熊庆来到任后积极为清华数学系增添人力，除了聘请孙光远、杨武之两教授，他还从北京大学聘请江­泽º­教授前来兼任。同时还积极地搜购图书期刊。1930年，熊庆来在代理清华理学院院长时，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机构——清华数学系研究部。中国数学界从侧重教学转入兼重学术研究，大体从20世纪30年代起，熊庆来是先导之一。
熊庆来在“函数理论”领域造诣很深。当时，清华大学规定教授服务五年后，可申请出国搞学术研究一年。1931年熊庆来再去巴黎，在庞加莱(Poincaré)研究所研究整函数及亚纯函数。1933年获得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此学位的中国人。中间他曾于1932年代表中国参加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国际数学家会议，这是中国第一次参加世界数学会议，世界数学界的先进行列中从此有了中国人。此间，熊庆来写出了震动欧洲数学界的论文《关于整函数与无穷极的亚纯函数》，他定义的“无穷极”，被数学界称为“熊氏无穷极”（又称“熊氏定理”），被载入世界数学史册，奠定了他在国际数学界的地位。1934年，熊庆来返回清华数学系，仍任教授及系主任。
回国后，熊庆来除了大力引进新的知识体系，还聘请世界知名数学家，如法国数学家哈达玛(J.Hadamard)、美国数学家维纳(N.Wiener)等来清华讲学，为师生们开拓视野、增长见识，帮助他们提高研究能力，为我国数学发展开辟道路。
1936年，在熊庆来和其他数学界前辈的倡议下，中国数学会会刊创立，熊庆来任编¼­委员，这对于促进国内学术研究及交流，提供了方便。该会刊即为今《数学学报》的前身，可称为中国的第一个数学学报。 杨振宁教授曾这样评价过熊庆来：熊庆来先生亲手创建了近代中国4所大学（国立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的数学系，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作出这样的功绩是十分罕见的。
慧眼识才，胸襟开阔
除自己在数学研究领域内攀登科学高峰之外，熊庆来在从事教育、教学、研究的过程中，一向视人才为国宝，重视发现人才，爱护人才，培养人才，使人尽其才。著名科学家严济慈早年读书时家道贫穷，熊庆来时常予以资助，并与何鲁先生等发动同事共同资助严济慈去法国深造。严济慈在法国留学期间也常收到熊的汇款，他异常感动，加倍勤奋努力，在数学、物理、法文等方面均有突出的表现，受到法国教授的好评，自此法国开始承认中国大学的文凭。
20世纪30年代初，看了《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名为《另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不能成立的理由》的有才华的论文后，熊庆来力排众议，把当时仅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安排到数学系图书室任助理员。在熊的指导下，华罗庚迅速成长。1934年，华跨过高中、大学生、助教几个阶段，被提升为教员(清华的教员相当于别校的讲师)。1936年，经­熊庆来和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的推荐，华罗庚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
我国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是熊庆来的学生。他在任清华数学系系主任的九年间，又辛勤培养了一大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优秀人才。有人曾评价道：“中国的数学家约有一半出自清华算学系。”1930年，熊庆来创办清华数学系研究部后还亲自任指导教师，培养和指导了一大批研究生，吴大任、许宝騄、陈省身、钱三强、赵九章、彭恒武、庄圻泰、施祥林、段学复等中外闻名的学者，都是熊庆来在清华任教时的学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法国《世界报》载文评述，谈起钱三强的贡献时，还特别指出他是熊庆来的学生。 熊庆来晚年时曾谦虚地回顾道：“平生引以为幸者，每得与当时英才聚于一堂，因之我的教学工作颇受其鼓舞。”寥寥数语，道出其伟大胸襟和人生境界。
教育为本，鞠躬尽瘁
1937年，受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之聘，熊庆来回家乡当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上任后就跟龙云提出一系列要求，并“约法三章”：校务行政省政府不加干予；校长有招聘、解聘教职员之权；学生入学须经­考试录取，不能凭条子介绍。当时的云南，经­济、文化都极为落后，办学条件万分艰苦。当时的云大，教学设备简陋，教学质量不高。经­过熊庆来上任后的呼吁和不断努力，1938年7月省立云南大学改为“国立”。
熊庆来认为办好学校的首要关键是精选教师。他凭借自己在学术界的声望，聘请了许多知名学者到云大任教。抗战初期，熊庆来充分利用各方人才大量涌入昆明的机会，广延人才，延聘了全国著名教授吴文藻、顾劼刚、白寿彝、楚图南、费孝通、吴暗、赵忠尧、刘文典、张奚若、方国瑜等担任专任教授或兼任教授，还延聘了一些外国教授，使云大成为与西南联大同享盛名的又一处著名专家学者荟萃之地，教学质量因此跃入全国名牌大学之列。
在办学方向上，他主张从云南矿藏丰富又是“动植物王国”的实际出发，重视占优势的丰富资源，并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因此他首先大力发展云大的采矿冶金和生物学科。特聘专家蒋导江­以加强采矿冶金系，聘请植物学家严楚江­筹建植物系。当时教育部拟将云大植物系并入西南联大，熊庆来据理力争，不但保留住了植物系，还扩展成为生物系。在办学方法上，他则继承了自己以往在南京和北京的工作经­验，着眼于：(1)慎选师资，(2)严格考试，(3)充实图书设备，(4)整顿校纪，(5)培养优良学风。
熊庆来还不断充实图书教学设备，使云南大学图书馆藏书达十余万册，理科各系都有比较完善的实验室和标本资料室，医学院拥有附属医院及解剖室，农学院有实验农场，数学系在东郊凤凰山建立了天文台，工学院有实习工厂，航空系有飞机3架，这在全国高校中是罕有的。他还亲自作了《云南大学校歌》，制定了“诚、正、敏、毅”的校训，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诚实、正直、聪敏又有坚毅的学习精神。
在熊庆来任校长的12年里，云南大学从1937年的3个学院、39个教授、8个讲师、302个学生，扩充为拥有5个学院、18个系、3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3个研究室，并有140多名教授、副教授，1000多名在校生的多学院、多学科、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大学，为民族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为改变云南文化落后的状况作出了重要贡献。 熊庆来勤俭办学，事必躬亲，任云大校长期间，尽管校务纷繁，他仍安排时间直接从事数学教学和科研，有段时间他还曾在数学系每周授课9课时。身为大学校长，熊庆来一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从无架子，每到年节，他常把单身教员请到家里吃饭。为了聘到好的教授，熊庆来提出给外省来的教授以高薪，他自己和云南籍教员，则只领取规定的工资。熊庆来个人生活很节俭，全家的衣食住行都以俭朴为旨。熊庆来的夫人姜菊缘还在住处附近种瓜种菜，以尝亲手种的劳动果实为乐。
在熊庆来的表率作用和严格要求下，学校机构精干，工作效率颇高。注册组、庶务组人少事杂，却把诸事管理得井井有条，并以热情周到的接待让新来的教师感觉到云大“是个可以安身立业的地方”。
平实诚笃，严谨敦厚
熊庆来一生为人敦厚，尊人自尊，敬人自敬；办事实事求是，务求必成。据他的儿子熊秉明回忆，熊庆来“平实诚笃”，举止言谈缓慢而持重，不善词令，生活恬淡­，与一切娱乐和享受都无缘。
熊庆来治学严谨，他的数学论文，常常修改三五遍以上。有时候，熊庆来本已经­上床躺下，却忽然想到文章中写错了一个字母，担心第二天会忘掉，便连忙穿衣起来，直到修改完毕，这才放心入睡。熊庆来教授学生，十分认真，批改作业也一丝不苟，他常用毛笔红字将作业中的错误仔细地逐本圈阅、改正，碰到好的作业，则大笔一挥，写个“善”字，一脸满意。
1949年，熊庆来被派往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刚走不久，他呕心沥血主持操办的云南大学被解散，校长之职也被解除。熊庆来决定暂留巴黎从事学术研究，以弥补12年来致力校务而脱离学术研究之憾。不幸的是，1950年熊庆来得了突发性脑溢血并导致右半身不遂，此后右手又失去了功能。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学会了用左手写字，再次艰难地投入到数学研究工作中去。熊庆来一生中共发表了60余篇具有创造性的论文，其中晚年病残中写出的就超过半数。身在海外，在病残中，熊庆来还念念不忘苦心经­营的云南大学，他把1949年自己带出去的些微外汇买的以及凭个人关系捐赠的科技书籍寄给云大图书馆。
在海外时，熊庆来曾多次拒绝台湾方面的邀请，并于1956年接受了周总理之邀，于1957年6月回国。归国后，熊庆来以残而不废之身“尽瘁于祖国的学术事业”，他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历任研究员、所常务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函数论研究室主任，还曾当选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他一方面不断加紧研究，夜以继日地伏案著书立说；另一方面热情指导和培养青年一代的研究人员，为国际数学界所称道的数学家杨乐、张广厚就是熊庆来在70岁多岁时带出来的最后两位研究生。
为科研工作之需，这位病残老人甚至还开始自学俄语，并请人帮助纠正发音，经­不懈努力，不久他便能阅读俄语专业文献了。“文革”中，熊庆来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了迫害，临终前还在写检查。1969年2月3日，这位驰名中外的数学泰斗、科学巨星在凛冽的寒风中与世长辞。
熊夫人姜菊缘后来回忆道：“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受了不少折磨，但他(熊庆来)始终没有怨言，总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直到临终前这一天，在他写的检查中，他还表示要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历史不会忘记这位为中国数学作出巨大贡献的人。1978年，熊庆来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