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发改委下设单位:分裂的价值观

 

近些时日以来，“山西众多黑砖窑扣留大批未成年人充当苦力”就像炸弹一样震得人们头晕，似这等丧尽天良的罪恶，我们只能从夏衍的《包身工》获得想像，须知，报道介绍的情况远比那时更恶劣，且时光已经流逝了七十年！

各种评论可以说应有尽有，能说的不能说的都有人说，总书记、总理等最高层都声色俱厉地下达指示，于是也就看到雷厉风行的打击清理。直至最新的报道，又救出若干人。但亦可看出端倪：事情正在向着个别人犯罪的方向进展，除了已经刑拘的犯罪嫌疑人外，公安部通缉的河南籍包工头也被擒获。一切都顺理成章，党和政府都高度重视，事件的性质正朝着非法用工方面靠拢。在一些著名网站上，众多网络名人也纷纷表态，例如笑蜀先生说这“本质上是一场叛乱”，并提出了深度追究的几项措施的建议，应该说堪称完善。

不过我总觉得这里面缺了点啥，6月14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介绍，仅河南省就有上千个失子家庭；经过大规模的“联合执法”，从百余“黑砖窑”里已经解救出548名被奴役的“黑工”；个人自行寻找不满16岁儿子跑了山西100余间窑场的羊爱枝女士那令人心碎的遭遇，山西的公安机关竟然如此冷漠；某派出所副所长说：这些傻乎乎的人被拐骗进黑窑场减轻了你们河南政府的负担；还有一个叫朱广辉的孩子被解救之后竟然又被回家途中被一个劳动局的监察员弄到另一个黑砖窑，这个监察员勒索了孩子300元“中介费”！

其实，早在数年以前，我们已经听说过许多类似的事件：南方许多工厂迫使工人超时限加班；各种矿井里遭遇非人待遇的采矿民工；拐卖妇女儿童；在解救被拐卖妇女过程中村民群起抗拒执法，甚至到了“警察怕小偷”的地步；以中介名义骗取应聘者钱财，连同其它诈骗，手段五花八门；因工负伤甚至残废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拖欠工人工资；“债主是孙子，欠债是爷爷”；等等。在所有这些已经曝光的事件里，我们不难看到两个相反的层面：其一是管理层极端蔑视被管理层的基本权利；其二是被管理层面对权利的被侵害却无奈而且无助。我们又注意到另一个现象：所有这些侵害与被侵害事件披露出来，大抵是受害人及其亲人们自主努力。

先就事论事。羊爱枝的寻子行动积极主动，可以说竭尽全力，最终直接上书国务院总理，那呼喊声令人撕心裂肺。这是一种切身利益的驱使，母爱的力量支撑着她不顾一切。那么，我们知道，切身利益能促使最认真的努力。于是，工人们组建自己的工会，他们选择最合适的人选，为自身的利益服务；居民们选择信得过的人，作为他们政见表达的议员（在中国叫做人民代表）。这些人自身的利益取决于选择他们的人群的利益，只有被代表者的利益得到合理合法的保障，代表者才能因为自身的努力获得合理合法的待遇。而这些与被代表者息息相关的代表者的法定身份又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借助他们对于权力执掌者的法定监督作用，督促权力迅速地解决问题。

遗憾的是，在这类新闻报道中，我们总是看不到工会、妇联、人民代表在揭露这些黑色新闻里所发挥的作用。羊爱枝是共和国的公民阶层，我们没有看见她的“娘家――妇联”在这个事件中有什么作用，尽管孩子被坑拐为奴，母亲受到的伤害是不可言喻的；我们也没有看见工会有什么表现，我们更没有看见受害者居住地和案发地人民代表所发挥的作用。无他，这些代表者都不是被代表者的选择，他们只是权力的选择，无论工会、妇联抑或人代会，都是党的机构派遣的，那里的组成人员既然都不取决于他们所代表的人们自主选择，他们的服务也就成为恩赐：为人民服务是人情，不为谁个人服务是道理，他们享受的待遇不取决于被代表者的意志。当权力发话之后，我们看见总工会的身影了，那不是被代表者呼唤的结果，而是权力的意志体现。顺带说一句：这次以及此前，总算还有传媒的贡献，例如河南电视台及其记者付振中先生。然而我们也知道，也有媒体收到被害人或他们亲属的求助无动于衷。媒体同样是权力的工具，只是现在权力的限制放松了，他们也面临着工作成效与自身待遇有某些关联的尴尬。倘若工会、妇联、人代会只会跟风呐喊，然后从纳税人的付出中分一杯羹，那么，要他们干什么？

发生此类事件的社会根源又是什么呢？我们当然知道，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犯罪，那是因为社会总会有某些人的价值观违背社会的主流，这股支流越小，社会也就越安定。一旦社会价值观主流分裂，接踵而来的便是动乱。这个道理似乎无需太多论证，大家都应该想得明白。例如，巴勒斯坦社会价值观主流分裂，它所导致的动乱便年复一年，余类推。现在有如此之多的“社会阴暗面”展示给我们看，我们现时所处的社会价值观主流是否已经分裂了？尽管它还没有分裂到势均力敌的严重程度。

我们的社会价值观是有问题的，它目前的主流分裂尚处于隐性阶段，还有强大的权力机构在整合着。一方面，曾经压倒一切的“公有制”至今仍居左右局面的地位，它所形成的群体价值观继续构筑着居高临下的“为人民服务”机制，这个机制犹如一块巨大蛋糕，由看得见的手支配着蛋糕的分配。为了使这只手不颤抖，包括维持它分配蛋糕资格的合法性，权力的继承人们近乎本能要维系对应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的核心在于权力支配人权。无论可以举出多少范例，例如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等，都不能掩饰人权的恩赐性质，而且，在这种恩赐过程中，恩赐者的人权也被剥夺了，任何对“自我牺牲”精神的弘扬，都是对人权的软剥夺。权力支配人权的价值观，归根结底属于对人权的蔑视，直至生命权。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御用文人对于毛泽东的夸赞，没有一个论据不是浸透着对人民生命权极度蔑视的。这种价值观蔓延及社会，“该出手时便出手”的歌声自然会响彻云霄，温柔者例如那些墨吏，蚊子般一边吸血一边哼哼唧唧唱革命高调；极端者只能赤膊上阵，例如黑矿主、黑窑主。那个派出所副所长所言即是他们价值观的表述。

另一方面，纯粹的“公有制”已经被历史证明阻碍经济增长和历史发展，无力消灭资本主义实现一统。有限地施行“私有制”就被冠以改革开放美名。这种个体价值观之根本在于人权高于一切，无疑适宜最广泛地调动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马克思先生早就论述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然而这种个体价值观一刻也离不开法制的维持，否则就不可能保证所有人的权利。遗憾的是，一旦法制社会确立，权力的至高无上便不复存在。山西的事情堪称一个反面例证，当权力支配一切的情况下，事发地竟然可以遍地黑窑场，执法机构竟然沆瀣一气，丑恶现象得以持续数年之久！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居然得以共存，过去时代弘扬的群体价值观依旧被维持在“主旋律”地位上，个体价值观被赐予一席之地。这是权力高于一切使然，它导致社会核心价值体系隐性分裂。我们知道，在1991年之前，人权是作为资产阶级价值观被批判的，由于御用文人为逢迎权力所作的巨大努力，它已经沦为“过街老鼠”。这年十月国务院发表《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人权虽然一下子成为“伟大的名词”，却又塞进了“集体人权”之中国特色。随后的《宪法》再加入了国家赋予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区别西方的“天赋人权”。在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中，人权是终极的、目标性的；而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则是工具性的、权宜性的，是实现权力治国的一种手段。这大约就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要领及宪法依据。

北大的天益网站上那篇署名张维迎的文字称：“任何事情都要从两方面来看，虽然‘黑窑’事件有点不合情理，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毕竟山西为这些无业游民提供了就业的机会，让他们有吃、有住、还有工资，这对社会的稳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想，这大约可以成为视人权为手段的群体价值观比较典型的说道。政治业绩、经济指标一旦被哄抬到人权之上，罪恶被淡化就难以避免，山西之所以出现如此广泛的反人类罪行，当地权力机关注重业绩轻视人权是主要因素。正是权力的不作为，才导致罪恶泛滥并演化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价值观是后天可塑的，教育与舆论的“主旋律”对于“核心价值观”之取向有决定性作用。如果不从“核心价值观”上发现问题，回归人权至上，那么，无论怎样严惩案犯，处罚多少官员，都是治表之术。在群体价值观的大树底下，各种形式的腐败、罪孽照样会源源不断地滋生出来，毒化整个社会。（2007.6.16，17上华知、老三届、天益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