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哪个医院心理咨询:《新工具》读后记：

《新工具》读后记：       

精读培根的《新工具》一书，也是最近几年来的一个宿愿。首先令我惊异的是：正如他自己在这本书开头所言那样‘主要是一个国务活动家，并不是什么专业人士’。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创造出‘科学归纳法’，对推动近现代科学的快速发展，起到了提纲振领的作用。这的确是一个迷。

我是一个关注‘思维方式’研究的人，前不久，刚刚看完了维特根斯坦的《论确实性》，对维氏的‘临终思考’颇为不以为然。这主要是对他的‘唯心主义’认识立场，感到很失望。接下来，我也开始了对《论客观性》的写作。在写到第134条的时候，突然感觉是时候拜见培根这位‘先贤’了。关于亚里士多德，去年我就已经批注了他的《形而上学》，但是，还没有去碰他的《工具论》。我对‘亚氏’感到遗憾的地方，就是他的‘形式逻辑’，不仅可以被历史上的‘经院哲学’所‘利用’，而且，也挡不住近现代自黑格尔以来的所谓哲学为‘挡箭牌’，肆意玩弄‘诡辩论’的无耻行径。给人类现代文明史，涂抹上了一层重重的污迹。其充满残酷和荒谬性的程度，甚至难以诉诸文字并续入史册。虽然‘苏联’早已‘倒下’，但是，至今我们还在继续体验着这一类令人异常恶心的鬼把戏！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什么‘理论问题’，无论是在历史还是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是它最直接的受害者。尽管这种状态，还在以野蛮的‘封建模式’勉强维持着，愚弄社会的‘皮影戏’继续上演着。既然‘整个社会’已经付出了这样惨重的‘代价’，难道还不应该将它的‘丑恶本质’大白于天下吗？

培根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他的头号敌人就是一直使用《工具论》长期维系中世纪‘精神统治’的经院哲学派。显然他撰写《新工具》也是针对《工具论》的缺陷有感而发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培根《新工具》于1620年发表以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酝酿，几乎是同一时刻，在英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领域发生了两场具有历史深远意义的重大事件，即：1687年牛顿兴奋地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8年英国平静地经历了‘光荣革命’。前者奠定了近现代科学发展的客观基础；后者确立了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这一切难道都是巧合吗？它们究竟与这位同乡——培根的思想又有着多大的关联？时下较为知名的‘科学史’专家们都一致肯定：培根是新科学的先驱。不是‘科学家’，却能‘开创’科学事业。除了授以更为卓越的‘方法论’之外，还能为‘科学’提供什么？既然是‘方法论’，它是不是就仅限于‘自然科学’领域之内呢？

带着这些疑问和更多的期待，让我用了六天时间去批注这本长达300多页的专著《新工具》。批注的目的，就是将每一段话的中心意思，浓缩成自己明确而简短的表述，以便加深加快对原意的理解。同时，还对其中重要的一些观点，作了适度的扩展，使之具有更加现实的思想意义。在通读过全书之后，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

一．培根并没有颠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而是对这一认识工具作了非常必要的‘补充’。特别是明确了：单纯依靠规范语言‘表达形式’，还不能解决‘客观性’这个认识上的‘根本问题’。他针对以‘经院哲学派’为代表，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的使用‘简单枚举法’来得出自己的‘主观结论’的作法，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科学归纳法’，也就是‘客观归纳法’。对此，他十分确信地说：自己的‘方法’，不仅从来没有人尝试过，而且既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人类社会’。当然，他当时在书中所指的‘适用’，只是‘科学’可以改善‘社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这并不妨碍‘科学’对‘现代文明’的全面渗透。

二．哲学立场极为明确：完全肯定‘客观性’，彻底否定‘主观性’。对于那一类：把‘客观事实’强行压进自己的‘主观模式’中；让‘结论’先于研究过程‘存在’；利用幻术、鬼神，发布虚妄之言；玩弄‘抽象’，只为迎合‘主观逻辑’；画地为牢，人为设置认识禁区；冒充‘权威’，四处兜售‘主观真理’；信口胡说，根本不能客观检验；诡辩频出，皆想搅乱社会心智……的丑陋现象，培根始终都是深恶痛绝，誓不两立。可以看出，正是这个坚定不移的‘客观性’立场，使他鹤立鸡群，目光如炬，鞭辟入里，游刃有余。令同时代的人所无法企及。在我看来，《新工具》最大的思想价值，正在此处。任何时候，如果不能摆正主客观位置，甚至还要企图分庭抗礼，那就只能陷入荒谬。笛卡尔就是一个最生动的例子，他与培根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面建树颇丰，也写过一本《方法论》。但是，由于他的哲学立场是‘唯心论’，所以才有那个‘我思故我在’的‘主观命题’闻名于世。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把对于真理的认识完全归结于‘客观性’。尽管他能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曾获得过很多真理性认识，但是，他却不能在哲学上真正解决科学认识的归宿问题。这种‘差距’，可以从培根和笛卡尔各自对‘方法论’的表述中显示出来：一个是旗帜鲜明的大将风度；一个是语言暧昧的小家碧玉。前者对社会的思想震撼力，显然要比后者大的多。

毫无疑问，坚持‘客观性’是获得一切真理性认识的唯一来源。培根恐怕不会想到，不仅是‘自然科学’需要‘客观性’，‘现代社会’也同样需要‘客观性’：‘立法’如果没有概念和定义的‘客观性’，那就等于是‘一纸空文’；‘政治语言’如果没有‘客观性’，那就摆明在 ‘诡辩欺诈’；‘民主政治’如果没有‘客观性’，那就一定是‘独裁专制’；‘人民利益’如果没有‘客观性’，那就绝不是‘全民所有’……历史证明，在一个感性的社会中，一旦概念丧失了‘客观性’，人们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判断能力：真假，是非，善恶，丑美，道德，伦理，责任，人格，良心，诚信，廉耻，公理，公平，公义，言行，荣辱，正邪，里外，进退，高低，贵贱，尊卑，好坏，智愚，公私，主仆……等等概念，早已变得没有了任何实际意义。包括党史在内的中国现代史的‘难写之处’，只能‘卡’在这里：‘诡辩论’的‘主观逻辑’可以和‘客观逻辑’划上等号吗？依靠‘诡辩论’，搞‘极权专制’。能算是‘社会进步’吗？对比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第一次完成了‘君主立宪制’转型，真正形成了以客观认识为前提的社会‘民主政治体系’。

回到哲学上看，‘光荣革命’用‘民主政治’的‘客观性’取代了‘独裁专制’的‘主观性’。这不就是‘培根立场’在‘社会领域’的实际体现吗？除了‘客观性’，还有什么原则能够解决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呢？一个社会，靠‘极权者’个人‘拍胸脯’行吗？‘极权专制’的客观本质，就是坚持‘主观性’。利用不合法的‘程序’或者‘手段’，来维系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非法统治’。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违反人性和社会道德文明的。过去，一直用‘诡辩论’来‘编故事’，历史给出的结论是：哭笑不得，荒谬绝伦。有了前面30年的前车之鉴，到现在，如果还继续玩弄‘诡辩论’，是不是对不起‘祖宗’了？难道我们还不如个谭嗣同，孙中山，蒋介石，蒋经国吗？

三．方法论：是对‘客观性’认识方式的具体表述。培根归纳出26条‘范例’，并且逐一加以详细说明。根本出发点，还是告诉人们怎样具体地把握：认识的‘对象’、‘角度’、‘手段’、‘标准’、‘原则’、‘原理’，以及路径的选择、规律的产生、命题的广度等等。尽管其中有不少粗疏之处，概念重叠，事实不确，定义不清，主观推论。实也可谓用心良苦，白璧微瑕。书中有不少注者和译者的‘议论’，多以‘评判者’自居，对培根所列‘事例’或‘理由’指指点点。特别是‘译者’，不知深浅，动不动还要搬出‘诡辩论’来妄加‘批驳’。足见此毒对中国人原本就很脆弱感性思维方式侵害之深！‘诡辩论’总是喜欢寄居在这一类土壤中。整部书都是在详解‘方法论’，不仅眼光独到，观点新颖，而且不时还闪耀着睿智的火花。使得那些挑剔的‘注释者’也不得不承认，很多‘发现’应该是属于培根的。然而，在我看来，当我们把认识的‘真理性’完全诉诸于‘客观性’的时候，那么，对于它‘精确性’的‘调校’就只剩下一个时间性问题了。

四．摈弃‘主观性’：这是培根‘立论’的主要任务之一。放任自流，未经‘修整’的‘思维方式’很像一支‘温度计’：当‘主观性’的东西‘多了’时，‘客观性’的东西必然就会‘少了’。反之亦然。所谓‘主观性’，也有几种情况：

一是以‘权威’名义推行的野蛮方式。它常常表现为‘命令’，‘拒绝’，‘学霸’，所谓‘决议’等等，居高临下，不许甚至禁止任何质疑。‘专制者’盗用‘人民’、‘集体’、‘国家’、‘法律’、‘代表’、‘专家’，‘公有’、以及所谓的‘组织决议’体现个人‘主观意图’，玩的就是这种‘把戏’。关于‘真理问题’，‘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政改红线’，‘言论自由’，‘舆论控制’……这些‘主观限制’的内容都是十分典型的社会表现事例。只因为你手上有点‘权力’，就可以不让人民说话了？‘民主政治社会’能是这样吗？

二是以‘改良’名义体现的欺骗方式。利用社会的期待心理，空头许愿，口是心非，损公肥私，坑害人民。一面加速两极分化，一面对社会狂征暴敛。难道这也符合社会‘公意’吗？‘社会财富’被极少数人高度垄断，随意处置，这也是所谓的社会‘公平’吗？这一切所作所为能够称之为‘特色规律’吗？如果不是对社会主观的蓄意欺骗，又会是什么东西？

三是以‘科学’名义实施的诡辩自欺。‘马列’作为货真价实的唯心主义诡辩论，经过近百年在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实践，除了演绎出‘封建统治’的模式之外，无一取得‘真理性’认识。以致于莫名其妙的互相残杀，竟然是为了‘实现’子虚乌有的所谓‘伟大理想’。理论上的‘人民利益’，变成了现实中的‘牺牲人民’。‘向两极分化要和谐社会’，‘向民主形式要独裁统治’，‘向诡辩逻辑要八荣八耻’，‘向主观愚昧要科学发展’，‘向卑鄙无耻要道德诚信’，‘向人性失落要文明进步’，‘向个人私欲要先进代表’，‘向苦难人民要同心同德’，‘向罪恶历史要本来面目’，‘向特务统治要社会稳定’……难道所谓的‘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子吗？它和‘封建社会’还有什么客观区别？

四是以‘革命’为借口的人性泯灭。就像毛太祖整天坐在‘龙椅’上‘革’别人的‘命’，到头来，他究竟是为了哪个‘无产阶级’？谁看见了？这种以‘喊口号’为标志的‘主观政治’，什么时候能够经受住历史的‘拷问’？‘极权者’惯用 ‘扣帽子’的手段来‘误导舆论’、‘煽动民愤’、‘玩弄法律’、‘残害无辜’、‘制造运动’、‘铲除异己’、‘杀一儆百，滥施淫威’、‘封锁言路，扼杀民意’……难道这些都是‘现代社会’所应该具有的‘特征’么？一个所谓‘唯物’和‘先进的阶级’为什么非要采取这种‘唯心’和‘落后的方式’才能保持自己的‘存在’呢？除了‘诡辩论’，世界上还有谁，会把‘倒退’当作‘进步’、把‘野蛮’当作‘文明’、把‘主观’当作‘客观’、把‘感性’当作‘理性’、把‘愚昧’当作‘科学’、把‘谬误’当作‘真理’、把‘残暴’当作‘善良’、把‘欺骗’当作‘诚实’……呢?

五是以‘爱国’为幌子的坐标缺失。什么样的‘国家’才值得‘爱’？对‘极权专制社会’也值得 ‘爱’吗？在说不出任何现实理由之后，就去找‘历史的诡辩’，那和‘张勋’、‘袁世凯’之流还有什么区别？一个连人民基本权利都始终不能得到体现的‘社会’，还有什么‘资格’奢谈‘正义’？前面有人玩弄‘主观革命’，如今又是‘科学发展’，前后两个30年，‘诡辩模式’丝毫不变，‘客观效果’完全一样。为政者向人民、社会和历史，还怎么交代？更加严重的是，很多人就是以 ‘爱国’为由，来放弃良知、甘心投靠、狐假虎威、狗仗人势、恃强凌弱、理所当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逢场作戏，口是心非、说谎无顾忌，卑鄙无禁区、伤天害理后，摇尾主子前！这种‘主奴心态’，也是封建社会的‘土特产’。

六是用‘主观政治’来拒绝实事求是的‘客观性’。标准演出格式就是：以某人为‘核心’的所谓‘领导集体’。不管此人他是‘饭桶’还是‘红领巾’，‘儿童团’……上了‘神坛’就不会有‘错误’，只能有‘智慧’，而且还一定是‘集体智慧’。谁也不能对他局限质疑。即使此人不干人事，肆意损害人民利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肥了自己苦了百姓……也不能让社会干预。这种荒谬的‘主观逻辑’，怎能摆上‘客观台面’？

七是用‘利益’来浸蚀人们的灵魂。‘诡辩论’的‘主观政治’玩不下去了，就去‘弄经济’。且不说究竟是真正谁得到了‘好处’，只看它的‘管理模式’有没有‘客观性’就足够了。迄今为止，不管你引进多少‘海归’，这种‘官僚体制’依靠‘拍脑袋’，能拿得出一条‘客观经济规律’来吗？老字号的‘统计局’每次‘一出声’，就引发一次‘社会嘲笑’。‘无知’到连‘常识’都不能‘搪塞’过去，这样的‘机构’，还有什么客观存在的‘价值’？‘统计法’出来了又能怎么样？既然是‘讲科学’怎么还能‘容纳’这一类‘社会怪胎’？

八是让‘社会’处于分裂性的思维。即在科学领域，讲‘客观性’，回到社会领域，就讲‘主观性’。钱学森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人物：为了响应‘大跃进’号召，有人公开造谣说：水稻‘亩产’已经达到了3000斤以上；钱则以‘著名科学家’的身分‘论证’道：根据‘光照效应’计算，可以达到4万斤以上。于是，‘谎言’与所谓的‘科学’就这样‘合二为一’了。在‘诡辩社会’中，一切都可以为‘主观政治’服务：科学、艺术、文学、宣传、教育、哲学、历史、人性、道德、伦理、法律、迷信……乃至经济基础服从于上层建筑、人民民主服从于极权专制、客观存在服从于主观意志、唯物论服从于诡辩论……终于造成这样一种社会局面：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普遍地感觉到，‘说真话’好像越来越困难了。也就是说，人们都喜欢听‘顺耳奉承’，不爱听‘逆耳忠言’。这就是‘感性社会’的一个标志。对于‘人类情感’来说，当然有它‘含蓄’的一面，也不可能‘锱铢必较’。但是，毕竟还有‘公理、公德、公义’存在。它们都是‘客观尺度’，所以，人也不能跟着自己的‘主观感觉’走。那些至今仍在‘为革命’而‘造谣说谎’甚至热衷于各种 ‘无耻手段’的人，都是从这里开始背离了人性。直接蜕变成了一个‘人形动物’，而不再是具有‘客观性’意义的‘文明人’了。当你穿着‘体面’的制服，拥有显赫的‘头衔’，也不能改变这个本质。

九是让‘传统’来钝化人们的心智。老子的诡辩‘循环论’和‘虚无’思想，使得中国人寻求‘主观平衡’的落点，最后都归结到了一个‘忍’字。不仅有‘忍经’，还有无数的所谓‘格言’。什么‘卧薪尝胆’、‘胯下之辱’、‘百忍成金’、‘忍辱负重’、‘小不忍，乱大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这种所谓的‘忍’，就是一种‘以时间换空间’的‘主观期待’。但是，‘忍来忍去’究竟‘便宜’了谁呢？显然是‘作恶者’。自从‘指鹿为马’开始，中国人这‘一忍’就是2000多年。如今，‘科学昌明’早已形成人类共识：既没有‘主观真理’，而且是‘人权天赋’。在‘客观性’面前，还有什么需要去‘忍’的呢？一切都是：打开天窗说亮话；一切都用：客观事实来证明。谁想再‘搞鬼’，还有可能吗？很多人总是一厢情愿，以为只要忍一忍，一切就会‘好起来’。可是，如果没有‘客观标准’，又怎么去判断‘好不好’呢？这些年，看起来虽然‘很热闹’，可与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忍’了半天，养肥了‘公仆’，充实了所谓‘国库’，正好用来加大‘监视社会，强化极权’的投入。像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又怎么能‘忍’出一个‘好结果’来呢？说到底，社会没有‘客观性’，人民靠什么保护自己呢？就算偶然遇上个什么‘青天’，他管得了你一时，能管你一世吗？

十是用‘诡辩’来代替‘逻辑规则’。客观证明：所谓‘辩证逻辑’，不可能有‘真理存在’。在这种‘诡辩论’中，‘主观’变成了‘客观’、‘独裁’变成了‘民主’、‘自由’变成了‘纪律’、‘主人’变成了‘奴隶’、‘公有’变成了‘没有’、‘害民’变成了‘爱民’、‘罪行’变成了‘伟绩’、‘背信’变成了‘策略’、‘卑鄙’变成了‘阳谋’、‘真言’变成了‘反党’、‘马屁’变成了‘忠诚’、‘作秀’变成了‘革命’、‘寡人’变成了‘人民’、‘无罪’变成了‘有罪’、‘无耻’变成了‘正义’……在‘诡辩社会’，这些概念只能‘反着看’。早在50年代中期，已有一句民谚称：‘辩证法’就是‘变戏法’。看似笑谈，实具深意：概念在‘主观逻辑’中变幻不定，任它随心所欲。为了配合‘诡辩论’的泛滥，迄今为止，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始终不见‘逻辑学’的影子。虽然‘形式逻辑’也可以被‘诡辩论’利用，但是，‘经院哲学’在这方面的登峰造极，使得后者相形见绌，只好去斩草除根了。从‘马列’的‘思维方式’到‘客观检验’的全部活动，早已自证：它的哲学本质，就是‘唯心主义诡辩论’。它的社会作用，只能属于人类文明客观演进过程中一种逆反思潮。

还有很多主观性因素，人们可以顺藤摸瓜，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总之，在公开‘挂牌’的‘诡辩社会’，实际上就是在‘主观性’主导下的‘人治社会’，与‘封建社会’没有什么两样。既是它为什么始终找不到社会‘公理、公德、公义’的根本原因，也是它从‘无法无天’到‘法律摆设’为什么本质依旧？还是它利用‘帮会外壳’玩弄‘领导核心’的骗术所在，又是它明里假充圣人，暗中心狠手辣的行为动机，更是它利用人民，欺骗社会，实现个人野心的客观写照……出现一切社会悖论的‘答案’，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最合理的‘解释’。

四．关于对‘客观性’的理解。培根告诉我们：首先它是‘立体的’：个别事物是从现象到本质；一类事物是从现象到本质再到层次；从层次现象和本质中提取的‘规律’，就有更高一级的普遍意义；不同的事物，可以在一定的层次上，具有某种相同的‘性质’，并且通过相应的‘规律’表达出来；层次之间的客观联系和作用也是广泛的，不能凭主观想象随意画上句号；客观存在的‘本来面目’，不是任何一个学派所能‘完全概括’的；我们只能竭尽所能去客观地反映各种存在的‘存在方式’；‘科学认识’并不是‘客观真理’的‘终结者’而是它的‘开拓者’；即使是现在的‘科学认识’，也有待于未来去完善。第二，既然客观世界是一个系统，那么‘存在物’之间就应该有一个系统，所以，‘科学认识’也必然随之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对于一个‘客观性’认识而言，就不能戴上任何主观上的‘有色眼镜’去轻易判断甚至‘决定取舍’。要让客观事物自己来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为了避免被纷繁的现象所困扰，培根还发明了‘路标指示法’，让事物内部的诸种性质自己来呈现出‘自己的重要性’，以保证将认识始终集中于最根本的方面。这实在是一个绝佳的奇思妙想。‘客观性’从来就不是封闭的，而是一个开放的兼容体系。只有‘主观性’，才具有封闭性。培根在多处作过提醒。

最后，我要说，在科学认识的‘构成上’，第一序列是‘客观性’，第二序列是‘方法论’，其三才是具体的‘认识过程’。如果‘第一序列’缺失，那么，再好的‘方法’也无济于事。所以，领会培根的思想，第一件事就是要学会：怎样才能把认识的‘客观性’，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一路贯彻到底。对于中国人来说，更需要补上‘这一课’。

                                                   201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