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云志编剧是谁:傅国涌：从私人记录重返历史现场

 　　燕山大讲堂124期傅国涌从私人记录重返历史现场

    　　要点1：仅是腐败，无法让清王朝一夜之间垮台：那些腐败只是上层的腐败，没有深入社会的细胞，没有深入社会的肌体、骨髓。在下层社会或中层社会中国还是一个儒家传统的社会，那些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们、那些朴实的农民们、那些受过西式教育的将军们都是挺好的，都是正派人，都是孔夫子一脉相承的中国有教养的人。     　　要点2：清朝垮台最直接的原因是水灾导致的粮荒，因为当时全国到处是水灾，东三省告急、河北告急、广东也告急，江浙、安徽、两湖、江西更是重灾区，除了西南，中国都在水灾当中。     　　要点3：辛亥革命后，清朝绝大部分地方官员第一选择是逃跑，而非与王朝共命运。第一个逃的是出事地点的湖广总督瑞澄，接下来是湖南官员逃走、江西官员逃走、云南官员逃走、贵州官员逃走、陕西官员逃走。     　　要点4：辛亥革命后，朝廷中的大臣第一反应是到银行排队取钱，整个北京城每家都有人去排队，一两天银行就关门了。然后挤兑风波从北京波及上海，紧接着是全国各个城市的银行都出现危机，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无法撑下去了。     　　要点5：清政府与革命党相互妥协的原因都是财政困难。解决财政困难唯一办法是借钱，但有钱的王公贵族都不愿意拿出来，清政府和革命党都只有向外国借，而西方列强在那时都保持了相对中立，钱借不到，仗没法打，只好相互都妥协。     　　要点6：我们在精神层面从来没有走出过孔夫子、秦始皇阴影，我们一直生活在他们巨大的覆蔽的阴影下。中国的政治制度两千年来都是一致的，从来没有什么改变。将近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非常枯燥、非常无味的，是翻来覆去重复的历史，这段历史没有新的创造，没有新的让你意外的东西，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辛亥百年系列讲座之三     　　主题：从私人记录重返历史现场     　　主讲嘉宾：傅国涌（独立学者）     　　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承办：腾讯评论腾讯微博     　　时间：2011年8月19日（周五）晚19：00-21：00     　　地点：希格玛大厦5层培训     　　主持人：刘德政     　　主持人：大家晚上好，今天是燕山大讲堂第124期，也是百年辛亥系列讲座第三期。关于辛亥革命大家都有自己的认识，但辛亥革命本身一些细节有待重新认识，特别是当时的人们对这场革命是怎么看的，我们知之甚少。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著名的独立学者傅国涌先生，他提出一个口号“重建辛亥叙事”，会以一个比较微观的角度观察辛亥革命。傅先生演讲的主题是“从私人记录重返历史现场”，大家掌声欢迎！     　　傅国涌：今天的天气还是有点热，100年前的中国与今天相比，其中一个差异之一是那时候还没这么热。100年前的中国与今天还有一个大的区别，就是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没有腾讯、没有手机短信，相同的是百年前和百年后的中国在人心深处都是一致的，都在求变，并且面临时代重大转型的压力。     　　在一个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短信的时代，人们通过口耳相传，来传递大量的谣言、段子、顺口溜、民谣。那是一个谣言泛滥的时代，但我最近看到一句话（动车事件之后），一个网友说“宁要谣言也不要谎言”，我很认同这句话。谣言再怎么次，也比谎言好。谣言是因为不知而传播，所以当一个时代谣言四起之时，那就是一个民心思变的时代。谣言是中性的，并不完全是负面的，只要这个谣言不是有意制造出来去伤害人心。我们往往把谣言看成是负面的，因为我们生活在谎言中，在谎言中生活惯了的人常常会藐视谣言、鄙视谣言，对谣言有不正确的认识。100年前的中国因为谣言四起，最终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制度。     　　中国人至今仍生活在秦始皇时代的精神方式中     　　中国的政治制度两千年来都是一致的，从来没有什么改变。毛泽东的诗说“百代皆行秦政制”，这是秦始皇奠定的一个制度，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用，一直到今天都是秦始皇的制度。超越秦始皇的制度在这块土地上特别艰难。但只有超越秦始皇的制度，中国人才可能获得近代的生活。秦始皇代表了古代，秦始皇代表了农业文明时代的一种政治总结。在黄河流域发展出来的农业文明，进入秦始皇时代，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模式——中央集权制的王朝政治，这个政治体制在当时世界上是比较先进的。秦始皇之后的一千多年，中国人对这个制度有所修正、补充，比如说隋唐发展起来的科举制就是对文官考试制度，唐代开始的御史制度就是监察制度，都是这样的补充。但这些制度补充都是在枝节上、技术层面对秦始皇创造的一套制度的补充，而没有全新的创造。从秦始皇到宣统帝，将近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非常枯燥、非常无味的、翻来覆去总是重复的历史，这段历史没有新的创造，没有新的让你意外的东西，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一切都在我们预先的命定之中。从秦始皇到宣统帝，无论是张家王朝、李家王朝，谁来当皇帝，3岁的当皇帝还是80岁的当皇帝，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哲学是一致的，婚姻方式是一致的，家族制度是一致的。秦时代的中国人怎样表达情感，清代的中国人一样是这样的表达，所以中国从《诗经》，从内在审美的机制上是一致的，没有任何的变化。两千年的中国可以浓缩为一夜之间来看待。迄今为止，可怜的中国人仍然生活在秦始皇时代的精神生活方式中。当然我们的物质生活方式已经大大突破了秦始皇或者秦二世的生活，比如我们用手机，用互联网，我们可以搭飞机到全世界买房子、别墅。今天中国的富人们远比秦始皇、秦二世或者乾隆帝富裕，但在精神层面还没有超越秦始皇的格局，甚至比秦始皇还要差一点。秦始皇至少有并吞六合、囊括天下的雄心，他在农业文明时代有这样的雄心是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把这一块大陆整合起来，但在今天追求大一统的梦想的人可能已经落伍。当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网络时代，秦始皇的梦想在今天看来可能是很落伍的思想。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自己特别爱中国，爱这个民族。为什么爱它？因为我的祖祖辈辈都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我本人也是生于斯，长于斯，受苦于斯，奋斗于斯，最终要死于斯。所以我特别爱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爱它的文化。我爱中国不代表我爱某一个政权，为什么？不是说它不好我不爱，它好我也不爱，任何一个政权我都不会爱它，我爱的是祖国、土地、人民、文化，我爱的是跟曹雪芹、李白、屈原有关的中国文化，我不爱跟毛泽东有关的中国文化。这块土地，我为什么愿意永远留下来？哪怕我有机会出国生活我也不走，这其中有很多个人原因，比如说我爱它的文化，我不可能成为美国人，我进入不了美国文化。还有一个原因是希望我的子孙后代能在这块土地上要比我生活得更好，我愿意为我的子孙后代在这块土地上活得更有尊严而努力，这也是我寻找历史真相的根本因由之一。     　　中国人只愿做主角，不愿做配角     　　关于辛亥革命所有中国人都不陌生，无论是否读过书，无论是新疆人、西藏人还是北京人对辛亥革命都不陌生，因为教科书里都有。但教科书所告诉我们的辛亥革命、我在青少年时代就熟悉的那个辛亥革命跟真实的辛亥革命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落差，这个落差甚至在我6年前出版《主角与配角》那本书时都没有完全意识到。《主角与配角》这本书是围绕辛亥革命时代的大人物写的，围绕着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袁世凯他们写的一本书，我提出了一个新的角度叫“角色意识”，书名叫做《主角与配角》，但我最想提出的一个概念是“群角”。中国的政治文化中高度发达的是主角意识，我称它为畸形发达的主角文化或主角意识。最典型的体现，用司马迁的话说是：两个小伙子，一个刘邦，一个项羽，一个在绍兴看到了秦始皇出巡的架势，脱口而出“彼当取而代之也”，另一个小伙子在咸阳看到秦始皇，羡慕地说“大丈夫生当如是也”。这两句话表现出两个人的个性完全不同，一个张扬，一个低调，但内在骨子里相通的是思维方式，做人就要做秦始皇、做人就要做一把手，不做二把手。中国人只愿意做主角，不愿意做配角，大到政治舞台上的人，小到一个家庭里的家长。媳妇熬成婆婆，她熬成婆婆之后，不是去善待自己的媳妇，而是要像自己的婆婆当年待自己一样恶待媳妇，一代又一代都是以这样的一种心态来传承。关于这个鲁迅分析得很清楚。如果一个人自己做不成皇帝，他要让做成皇帝的人也难受。比如说张献忠知道李自成称帝，所以在四川大开杀戒，目的是什么？你不是要做皇帝吗？把你的老百杀掉，让你一个人乐去。这就是中国人的心态，我称之为畸形发达的主角文化，不愿意做配角，更不愿做一个普通的群众演员，即群角。高度发达的主角意识，严重缺乏的配角意识，完全没有的群角意识就是中国的政治文化。我从这三个角色意识去看辛亥革命，但围绕的是大人物，群角意识还没有展开，群角意识也就是公民意识。     　　中国历朝历代只有暴民和顺民，没有人愿意做一个顺民与暴民中间的公民。当然，在没有近代化的土地上，也诞生不出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只有今天这个时代，在互联网上，在微博上，在博客上，在某些论坛上才开始逐渐形成。我们正处于公民意识形成的初级阶段，尤其是代表中产阶级觉醒的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上海大火和温州动车追尾之后，呈现出爱、怜悯、同情、悲伤的大部分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尤其是年轻一代。这里面有了新的群角意识，他不是要通过对动车事件的追问，不是要通过对大火事件之后献花来成为主角，而是表达一个人应有的怜悯和内心深处的爱，这是国人的公民意识真正有所萌芽的时代。在辛亥那个时代还没有。虽然在排满的心态支配下颠覆了大清王朝，但并没有发育出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来支撑新生的共和制度，所以共和制度迅速坍塌，支撑到一年就坍塌了，从1912年到1913年，以宋教仁之死为标志，共和制度其实只有一年零两个月，这是非常悲剧性的事情。     　　仅是腐败，无法让清王朝一夜之间垮台     　　我的这本新书《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大约40万字，在这本书中我可以说没有说一句“自己的话”，每一句话都有出处，所以有密密麻麻的注解，不喜欢历史的读者是不愿意看这后面几千条注解的，那几千条注解看得太累了。我也主张不搞专业研究的读者不要去看后面的注解，这个注解是写给要继续往下追问的人看的。在这本书中，我发现了一个新的辛亥，一个我本人此前也不知道的辛亥。这个辛亥是一个陌生的辛亥，所以我敢大言不惭的说，一百年来，中国数代史家、国共两党的革命者对辛亥怀抱着巨大的感情，包括很多人下了很多功夫。海峡两岸的老一辈史家张朋园、张玉法、章开沅、林增平先生等，一百年来研究，一代代学人的努力都并没有穷尽辛亥的真相，没有逼近辛亥的真实面目。这当中当然有很多原因，包括两岸意识形态的原因，国民党有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共产党有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因为政治因素对学术的遮蔽，因为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曲折、现实的艰难，让我们对一百年前发生的那一场革命有很多误区、盲区、雷区，教科书上的辛亥是单一的简单化、只有一种解释的辛亥，而不是一个复杂的、纷乱的、丰富的辛亥。我希望借这本书回到历史的现场，逼近历史的真相，把真实的、复杂性的、甚至是乱成一团麻的辛亥革命告诉中国的读者，也告诉我自己。首先是告诉我自己，因为我在当中看到了一个令我震惊的辛亥，辛亥竟然是那样一个状态。如果回到历史现场，我们看到的辛亥首先并不是革命党人密室中策划煽动起来的一种革命。以往我们所知道的都是革命党人如何英勇、如何英明、如何了不起，付出了多大的牺牲。他们的牺牲是真实的，死了很多人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也搞暗杀，搞武装暴动，有很多谋划，一次又一次，前仆后继，摄政王差一点都被汪精卫们刺杀。但在一百年前的中国，革命党人既没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也没有实际的力量，更没有可行性的方略，一批乌合之众，几个白面书生根本不足以成气候，更不要说颠覆一个有267年历史的王朝。一个267年的王朝经过十几代皇帝的经营，经历过康雍乾盛世，会那么容易打垮吗？不要以为那是一棵树，想拔就拔掉，那是一个王朝，是有267年根基的江山，自从1644年满洲人挥兵南下，汉人还有还手之力吗？连“太平天国”都没有击垮它，洪秀全很牛，一口气从广西金田村杀到南京城，血流成河，沿江而下，席卷大半个中国，占据半壁江山14年，最后还不是被湘军削平。义和团、八国联军都很牛，占据北京城也没能把大清根基给摇动，最后无非赔款而已，赔款分39年还清，每年还几千万。革命党人没有力量推翻一个王朝，这完全是一种自我夸张，自我表扬。     　　第二，辛亥革命是因为清王朝的大臣、王公贵族太腐败，所以倒塌的吗？是，他们很腐败。最近香港出了一本惊世骇俗的《金瓶梅》式的回忆录，英国有一个爵士在1944年临终前留下一本英文回忆录手稿《秽乱清宫》，中译本叫《太后与我》，讲了慈禧太后等权贵的淫乱生活，细节描写露骨，同性恋，男与男，女与女，人兽交合，那是一个上帝看为恶的时代，一个腐败透顶的时代，都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回忆录没有其它旁证，英国爵士说自己跟慈禧太后有数十次的性爱生活，而且有详细的性描写，那个时候慈禧太后70多岁，但没有旁证。李莲英有日记，亲手交给他保管，但今天李莲英日记失传了，旁证失去了，我们只能当八卦来看。但在八卦后面有真实的历史，有些八卦你不能完全以八卦来看，但也不能完全当信史来看，八卦当中有真实，在真实当中有八卦。当时的王公（恭亲王，庆亲王和他的儿子们）、贝勒、大臣（荣庆）、将军（包括张勋等名将）等很多人都是同性恋，整天在北京的澡堂子里亲近男色，许多被阉割的太监也在色情中度日，慈禧太后更是贪得无厌，整个宫廷就是这样的。腐败就更不用说了，是，很腐败，但仅仅是腐败能让一个有267年的王朝一夜之间跨掉吗？不可能，比清朝更腐败的我们都见过了，今天看来清朝的腐败不过是小巫，我们在见过大巫之后，那就是小巫，根本不值一提，因为他们的腐败没有深入社会的细胞，没有深入社会的肌体、骨髓，那些腐败只是上流社会的腐败，在下层社会或中层社会，中国还是一个儒家传统的社会，那些地方士绅，那些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那些朴实的农民，那些受过西式教育的将军们都是挺好的都是正派人，都是孔夫子一脉相承的中国有教养的人。所以仅仅是腐败也不至于让大清王朝在一夜之间跨台，这个因素也可以推翻。     　　革命党人的妥协、软弱、局限都不是坏事     　　第三，教科书告诉我们清朝之所以瓦解，之所以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结局，是革命党人太软弱。他们竟然跟清朝谈判，而不是彻底打败它，不是举兵北伐，彻底扫荡北京城，而是选择了妥协，显示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局限性，所以对这场革命的评价要打折扣，因为它太软弱了、太妥协了。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场面，看到当时真实的历史场景，我们就会明白妥协不是坏事，局限也不是坏事，软弱也不是坏事。谁不软弱？人都是血肉之躯、软弱之躯，除机器人之外，所有的肉身都是软弱的，在上帝眼里，每一个人都可以被随时毁灭，都是有罪的，所以软弱并非原罪，软弱是常态，不软弱才是非常态，伟大领袖不软弱？伟大的、英明的、光荣的、正确的、永远战无不胜的才是不软弱，可实际上有这样的人吗？从来都没有过，洪秀全都不是，世上还有高过洪秀全的吗？“天父天兄”，第三个就是他，耶稣是他哥哥，还有高过洪秀全的吗？没有，古往今来，洪秀全最高，他是巅峰。后面的人再吹牛也不敢吹自己仅次于天父天兄，只能把自己定为世俗的一号，地上第一。世界革命的领袖，“世界”就是世界，不超越，那是地上的，但我们知道，地上算不了什么，因为有高于地上的超越的力量。所以教科书给我们一个解释：革命党人之所以如此软弱、如此妥协、如此有局限性，原因是西方列强站在大清王朝和袁世凯的一面，列强太坏了，他们帮助了清廷和袁世凯，革命党人没有办法，就妥协了。但我从大量的私人记录当中（主要是日记、书信，第三类的史料我不轻易采信，因为不够直接、不够私人性）发现一个算不上秘密的秘密——西方列强在辛亥革命中竟然没有支持清王朝和袁世凯，而是站在相对中立的地位。这令我很惊讶，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在写《主角与配角》时也没有留意，这次写《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我把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德国人、美国人尤其是当年的外交官、记者、海关工作人员、公司职员、在华传教士的来往书信、电报、回忆录看了很多，凡是中文的我几乎都找来看了，有一个小小的发现：列强太文明了。1901年他们放弃了北京，以文明的方式签订了《辛丑条约》，退出北京。10年以后，1911年，他们再一次站到了文明的平台上，当中国发生武昌起义之后，列强各国迅速做出反应：保持中立。保持中立最大的证据是他们不借钱给清朝，也不借钱给革命党。双方都不借钱，那就是中立，真正的中立在于钱，打仗算什么，在一个热兵器时代，战争是金钱的战争、武器的战争，武器也是钱，没有钱战争不可持续。西方列强的以英国为核心，英国是当时世界的头号强国，从一开始英国的决策就是保持中立，他给五国银行下了一个命令，在中国这一场战争没有结束之前不借钱给清政府。清政府从1911年10月11日，武昌消息传来的第一天起到1912年2月12日颁布退位诏书的120天里没有向各国政府和具有政府背景的银行借到一分钱，这是以往史书上很难看到的一个结论，也许刻意回避了，并不是史家不知道，有些史家是知道的，但教科书上没有写进去。现在可以写了，时代已经变了，毕竟100年过去了。     　　可能还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把帝国主义打上了一个记号，贴上了一个标签，帝国主义天然是坏的，坏人怎么可能做好事？做了好事我们也闭上了眼睛装作没看见。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些西方列强愿意支持革命党人。西方列强并没有借钱给孙中山代表的南京临时政府，他们从头到尾只借到几笔小额的款项，那还是日本人借的。整个过程中，日本人两面投机，既投机清廷又投机南方，两面都想借钱，但由于英国的压力，日本人也不敢嚣张，包括日本的决策，日本想派兵干预，日本不愿意看到中国出现共和体制，因为日本是天皇体制，怕中国出现共和制影响日本的民心，同时又想借助这场革命争取更大的在华利益。日本人不断的想干预，但迫于英国人的压力，没有轻举妄动。法国人、美国人都是跟在英国后面的，俄国当时（1911年）处于沙皇俄国晚期，自己也风雨飘摇，面临着国内革命的压力，自顾不暇，只有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想吃下中国更大的地盘，包括东三省。在列强当中，英法美始终站在比较文明的、中立的立场，这里的“中立”是相对的概念，你完全可能拿出一些资料说德国人曾经卖武器给清朝，但也可以拿出另外的证据说他卖过武器给革命党，武器是中性的，是商人的行为，那些国家不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商人卖武器并非是政府能完全掌控的。所以，第三点就是要推翻长期以来西方列强站在清廷和袁世凯导致辛亥革命以妥协告终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