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克顿哪个皮肤好用:[经济杂谈]吴思：明长城的投资与收益 为什么要修长城？

『经济论坛』 [经济杂谈]吴思：明长城的投资与收益 为什么要修长城？点击：1145  回复：8 作者：西域刀斧手2009  发表日期：2009-8-26 23: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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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长城的投资与收益
　　
　　 ——“战、守、和”及抢劫的政治经济学
　　
　　 吴思
　　
　　
　　
　　 一、建长城是要算账的
　　
　　 1472年，明成化八年秋，余子俊第二次上奏，请皇帝批准修筑长城。余子俊是延绥镇巡抚，兼右副都御史（近似中纪委副书记），负责如今陕北及甘肃庆阳一带的防务。面对河套地区的蒙古鞑靼部[1]，他计划东起清水营[2]，西抵花马池[3]，修筑长约1770里的边墙。[4]
　　
　　 余子俊给皇帝算了一笔账。他写道：“目前征讨河套的八万兵马驻扎延绥，粮草供应烦扰内地。今年冬天，如果寇不往北去，又要准备明年的军用物资了。姑且以今年的数字约算，米豆需要银子94万两，草60万两。如果每人运米豆六斗、草四束，应该用407万人，运费大约要825万两银子。官民负担如此沉重，安得不变计？臣以前申请筑墙建堡，诏书答复：待事态安定后举行。请准许明年春夏，寇马疲乏之时，役使陕西运粮民五万，给食兴工。预计两个月完工。”
　　
　　 余子俊的上次奏请写于1471年，大意是：延安府和庆阳府一带地势平易，利于骑兵奔驰突击，寇屡次入犯，迫切需要筑墙建堡。旧界石所在之处，高山陡崖比较多。依山形，随地势，有的地方铲削，有的地方垒筑，有的地方挖堑壕，修筑边墙也比较适宜。
　　
　　 1471年，陕西和山西连遭旱灾雹灾，米价高达一两银子一石，比平时高出四五倍[5]。兵部尚书白圭（近似国防部长）上疏，说陕西民众正当困苦之时，大兴土木应该缓行。皇帝同意了。当年，鞑靼人进犯孤山堡[6]，又犯榆林，余子俊督军打了两仗，鞑靼人退走了。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游牧民族需要农产品，又是天然的骑兵，具备抢劫的动机和条件。明朝政府发大军征讨，多年未见成功。反过来，沿边数千里，稍有疏漏便遭侵掠，防不胜防。这时候，进攻与防守，重兵防守与筑墙防守，便成为需要比较的选择。比较的基点，就是当时采用的大军征讨方案：八万人马，每年154万粮草，加上825万运费，总计979万两银子。
　　
　　 明朝政府每年田赋收入约2700万石粮食，加上其他税种，总计粮食3600万石左右。[7]按照成化年间的平均米价0.441两/石折成银子[8]，不过1587.6万两。明朝将北部边防划为九个防区，称为“九边”或“九镇”，延绥镇只是九分之一，都照这么花钱，日子就没法过了。当然，825万两运费往往归入里甲之役，直接向民间摊派，无须中央财政掏钱，但这笔数字还是够惊人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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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该地区的基本形势是：成化元年（1465），蒙古鞑靼部的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驻扎下来。成化六年（1470），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等部也入据河套，河套成为其骚扰内地的一个主要基地，当时被称之为“套寇”。明廷虽派兵对其进行打击，但“去辄复来，迄成化末无宁岁”。弘治年间，鞑靼部的达延汗（明朝称之为小王子）统一了蒙古各部，势力大增，“渐往来河套，出没为寇”。正德末年，达延汗死后，蒙古各部又一度分崩离析，但到嘉靖中期达延汗的孙子俺答汗时，势力又兴盛起来，不断率其部众骚扰延绥诸边。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上册），乙编，第九章，第二节
　　[2] 位于今陕西省府谷县西北
　　[3] 位于今宁夏盐池县西
　　[4] 《明史·余子俊列传》
　　[5]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转引自余耀华：《中国价格史》，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787页
　　[6] 今陕西省府谷县境内
　　[7]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1版，第55-56页。
　　[8]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转引自余耀华：《中国价格史》，第786页
　　[9] 明代的粮食运费，一般都数倍于粮价，所谓“数石致一石”。具体数值又取决于运输的距离和方式。陆运成本高于水运。余子俊提供的运费数是粮价5.36倍。为了解决边防军粮的运费问题，明朝建立了盐和茶的开中制度，以特定数量的盐引或茶引（一种专卖特许凭证）作为商人运粮的补偿。此外还有征运本色（粮食）与折色（货币）之争，民运和官运（军运）之争。有关变革发生在余子俊上疏之后，故不论。
　　 二、长城的造价
　　
　　 相比之下，修筑长城非常便宜。
　　
　　 余子俊上报的预算是：“役陕西运粮民五万，给食兴工，期两月事毕。”5万民工干60天，总共300万个工作日，这些工作日相当于多少钱？
　　
　　 明朝的工价，农村大体在日银三分左右，约等于今天的5.27元人民币。嘉靖至万历年间，官府主持黄河水利工程，每日工价就是三分银子[1]。如此算来，300万个工不过9万两银子，不足延绥镇每年军费开支的1%。如果依据粮价把这笔钱折成今日货币，这1770里长城的预算只有区区1580多万人民币[2]。明朝的一里相当于现在的576米，每米造价才有8.8分银子，即15.5元人民币。
　　
　　 余子俊兴建的长城，并不是我们在八达岭看到的长城。八达岭所属的蓟镇长城是将近一百年后的豪华制作，用整齐的条石砌外墙，内填碎石灰土，再以青砖砌成女墙和垛口，每隔三五百米还建一座敌台。这种砖石长城，平均高七八米，顶宽五六米，底宽六七米，每延长一米的土石方量高达45立方。余子俊的延绥镇长城，则以夯土墙为主，高度和厚度远不及蓟镇长城，还大量利用天然山体铲削成墙，并大段因袭隋长城的旧基。墩台的平均间隔也超过一公里。[3]尽管如此，每米15.5元的造价，还是便宜得难以置信。
　　
　　 以工价为基础的计算，存在一个支付方式的问题。所谓“给食兴工”，这个“食”既可以理解为“工食银”即伙食费，也可以理解为粮食实物。更合乎情理的理解是半粮半银——工地上吃的是粮食，带回家的是银子。由于粮食运费极高，这三种方式可以导致三种结果。以半粮半银的支付方式计算，总工价为16.3万两银子，平均每米0.16两，比第一种算法高出80%。[4]
　　
　　 事实上，余子俊并没有动用五万陕西运粮民工，而是动用了四万军人，“不三月而成”。四万人干两个半月恰好是300万个工作日。役使军人是不用另外花钱的。明朝军队经常干工程，不是给官府干，就是给领导家里干，即所谓“占役”。在这个意义上，余子俊连预算中的9万或16.3万两工价银都省去了，长城简直就是白来的。
　　
　　 当然，节省是需要条件的。延绥、宁夏、陕西三镇总督王越，乘鞑靼人入掠之时，率骑兵出榆林，一昼夜行三百里，直捣敌方老巢红盐池，侥幸得手，“擒斩三百五十，获牛驼马器械无算”，还烧了所有庐帐[5]。“寇以捣巢故远徙”，形势不那么紧张了，余子俊得以动用军队修筑长城。
　　
　　 这种节省也暗示出另外一种算法。如果延绥镇供养八万兵马一年要花979万两银子，那么，按照同样比例，四万兵马两个半月需要多少钱？答案是102万两银子，比前两种算法分别增加了11.3倍和6.3倍。
　　
　　 总共三个数字，到底该选哪个呢？我们只能依照历史事实选择最高的数字，即102万两银子，折人民币1.79亿，每米造价175.6元，约为一两银子。
　　
　　 这种算法的缺陷是：每个工的工价太高了。300万个工，102万两银子，大约干三天就可以挣一两银子，超过半粮半银的合理工价的六倍。即使完全以实物支付，考虑到五倍于粮价的运费，工价还是高出一倍。或许我们可以用明朝官军的纪律松懈来填补这个缺口。
　　
　　 黄仁宇先生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也算过两笔造价[6]。
　　
　　 第一笔是：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在宣府和大同地区，每修筑城墙一英里，政府费银约6000两。即每米造价3.73两银子。黄先生的依据是《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五年二月已丑，总督宣大山西侍郎翁万达在上疏中提出的预算：“延长一百三十余里，……添筑边墙一道……通计经费约用二十九万余金”。
　　
　　 黄先生的数据比实际造价高出2.7倍，因为他的依据是预算，而不是结算。《明实录》另有结算数据。《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五年七月甲戌：“总督宣大侍郎翁万达等，修筑大同东路之天城、阳和、开山口一带边墙一百三十八里，为堡七，为墩台一百五十有四；宣府西路之西阳河、洗马林、张家口堡一带边墙六十四里，为敌台十，斩崖削坡五十里。用工止五十余日，经费视原佑省九万余两。御史黄如桂核实以报。”
　　
　　 根据结算数据，采取和余子俊长城同样的计算口径——把斩崖削坡也算入长城修筑工程——每米造价应为1.38两银子。[7]
　　
　　 据《明史·翁万达列传》记载，翁万达随后又申请动用国库银60万两，修筑大同西路等处边墙800里。如此算来，平均每米造价为1.3两银子[8]，接近大同东路的1.38两。东路和西路的数据相互支持。
　　
　　 考虑到嘉靖年间的物价比成化年间提高了32.4%[9]，翁万达的两段长城也非常接近余子俊长城的造价。
　　
　　 黄先生计算的第二笔造价是：“1558年修筑蓟镇城墙，雇募劳动力每英里就要费银6357两”[10]。即每米3.95两银子。此计算的依据见《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七年九月辛丑，兵部郎中唐顺之关于蓟镇筑墙等问题的上疏，关键句为：“以雇役计之，每墙一丈费银十五两[11]。”明朝的营造尺长32厘米，每米造价为4.69两银子。如此算来，每英里应该是7542两，黄先生给出的6357两恐怕是误算[12]。
　　
　　 蓟镇长城的造价比延绥、宣府和大同的夯土长城高四五倍，完全是应该的。这一段是长城的精华，自居庸关至山海关，砖石外墙，墙体更加高大宽厚，土石方量便有两三倍的差距。
　　
　　 总之，我们可以将每米4.69两作为砖石结构长城的造价[13]（不含墩台），这段长城大概有1000公里左右。夯土长城是明长城的主体，每米造价约为一两银子。据此估算，明长城长约七千公里，不算借用前朝工程的价值，也不算先后补建墩台的费用，总造价约为1069万两银子，相当于18.77亿人民币。
　　
　　 按说，墩台也是长城的组成部分，应该一并计入造价。但墩台往往是单建的，质量和密度相差甚大，我算不清楚。墩台的造价，以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余子俊提议增补的440座为例，长宽高皆三丈（9.6米），共耗银249万两。1300里长城，每米均摊造价4.6两银子。[14]假如算上墩台，长城的总造价将成倍提高。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
　　
　　 动用军队修建长城，在明朝是常见现象。《明史·戚继光列传》说，嘉靖（1522—1566年）以后，蓟镇边墙虽修，墩台未建。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戚继光建议补建敌台，先由边防军兴建1200座。但是，“边卒木强”，不好指挥，以军法从事又怕激出问题，戚继光就想了个办法。
　　
　　 戚继光调到北边之前，在江南抗倭，专挑憨朴耐劳的浙江农民，特别是义乌的农家子弟，以铁的纪律训练出著名的戚家军，简直百战百胜。他要把这样的军队调来，让懒惰骄横的北方兵看看，真正的军人是什么样的。上级批准了戚继光的建议。三千浙兵到后，列阵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明史》说，“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
　　
　　 戚继光重振军纪之后，主要依靠军队完成了敌台建筑工程，“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联接。”直到今日，在司马台等处长城的城墙砖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某镇某卫之类的施工官军的落款。
　　
　　 如此说来，价值百万的工程，主要是靠士气吹出来的？这笔费用应该如何计算？如果从国库拨款的角度看，自然花不了多少钱。从军费开支的角度算，无论建不建长城大体就是那些军费，也多花不了多少钱。但物资和人工总是可以折成钱的，无非是出处不明而已。我们不妨把这笔出处不明的价值，看作千古名将或一代名臣的价值体现。
　　
　　 不管怎么算，1472年，摆在成化皇帝面前的方案很简明：延绥镇的长城修筑费用不过300万个工，最多价值102万两银子，还是一次性的；而大军征讨每年耗费979万两。兵部尚书白圭一直主张大军征讨的方案，对修筑长城兴趣不大，这次依旧反对，说灾后民间仍然困难，希望再缓一缓。皇帝赞成余子俊的方案，催他尽快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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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余耀华：《中国价格史》，第822页
　　[2]成化年间，每石稻谷的均价为0.441两银子，本文写作时（2005年9月）的稻谷收购价为1.2元/公斤。明朝1石=1.073市石，每市石稻谷重60公斤。在本文中，依据粮价将纹银折算为人民币之处，一概采用这一组数值。
　　[3] 这段长城在建筑方面的细节如下：“延袤千七百七十里，凿崖筑墙，掘堑其下，连比不绝。每二三里置敌台崖砦备巡警。又于崖砦空处筑短墙，横一斜二如箕状，以瞭敌避射。凡筑城堡十一，边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见《明史·余子俊列传》
　　[4]如果把工食银分解为两个月的口粮外加银子，大体上一半对一半，那么，每人每月六十斤口粮，两个月差不多就是一石。按照余子俊提供的数字，米价与运费之比为1比5.36，五万人两个月的口粮，再加上运费，就相当于11.8万两银子。再加上剩余的另外一半现银，即4.5万两，总工价为16.3万两银子。
　　[5] 见《明史·王越列传》。奔袭的距离，《明史纪事本末》说“一昼夜行三百里”，《王越列传》称“两昼夜八百里”。
　　[6]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一版，第376页
　　[7] 关于这段长城的修筑费用，《明世宗实录》卷三十九，嘉靖二十五年三月已卯条还有一段记载。在兵部置疑翁万达修改边墙走向之时，“上曰：筑边之议，守臣躬所相计，必与遥度者殊。其如万达议行。宣府兴筑之费，计大同当余四万两，更发太仓马价四万助之”（《明实录》原文的标点皆为摘抄者所加，下同）。根据议题背景，这段话似乎可以有两种理解。其一：宣府的兴筑之费，加上大同的，应该有四万两节余，（因此，把原定的发马价银九万两助之）更改为发太仓马价银四万两助之。其二：地方原有节余银四万两，再增发太仓银四万两助之。按照第一种理解，29万两预算将减为28万。按照第二种理解，29万两预算不但不减，加上地方原来的节余和中央补贴，总量将达到37万。不知确解，这里只好存而不论。《明史》的编撰者恐怕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翁万达列传》只取嘉靖二十五年二月29万预算的数字，完全不提三月份的预算调整和七月份的结算。如果采用37万的数字，减去翁万达节省下来的9万两，每米造价为1.93两。扣除上涨的物价指数，每米造价相当于成化年间的1.3两。考虑到这段长城的墩台密度比延绥段高一些，这个造价也比较接近余子俊长城的造价。
　　[8] 《明史·翁万达列传》
　　[9]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转引自《中国价格史》第786页，表二
　　[10]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一版，第376页
　　[11] 有关段落的原文是：“墙工费，今顺天八府操工民兵远者雇役，近则派夫。以派夫计之，每夫月给银二两。若派百夫，计费银二百两。而百夫筑墙月以而（摘抄者注：疑为什）丈为式，仍有给盐菜银十两。以雇役计之，每墙一丈费银十五两，则派夫二丈之费（摘抄者注：应加“仅”字）可得十四尺矣。今筑征银雇募，则官得七倍之赢（摘抄者注：黄先生认为这是节省下来的运费），民免去家之扰，其利如此。”
　　[12] 一英里等于1609米
　　[13] 作者没有找到砖石等建材开支的记载。我曾在黄花城附近打石头垒坝，也曾脱坯制砖，还有在长城附近山上砍柴的经验。这些工作几乎完全可以视为劳务支出。我参观过长城附近的采石场和砖窑遗址，似乎可以支持这种猜测。另外，官方和民间的大型包工也往往采用包工包料的一揽子计算。在总督或巡抚级别的预算或结算里，也没有再将工价和建材开支分开的理由。
　　[14]见《明史·余子俊列传》。北京四海冶至黄河1300余里，原有墩台170座，余子俊提议增补440座，动用民工8.6万，劳作数月，耗银150万两，米豆230万石。大豆价格通常只有米价的七八成，230万石米菽可折银99万两，加上现银共计249万两。照这个比例计算，每米均摊造价4.6两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