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食批发价格表:世界早期文明历史的视觉大餐

使用模型殉葬是为了给死者提供服务。所以光有吃的还不够，也要有穿的和用的。Meketre的陵墓里还有木工作坊模型和纺织作坊模型。

私人房子的模型在殉葬品中很常见，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设计。埃及人的房子都有楼梯上屋顶。最后一个是Meketre的房子前面有花园，然后是双排廊柱

比较下面两个大英博物馆的藏品 (4000年前和2500年前) 可以看出设计理念的改变。高度增加可能反映了人口压力的增加。

船只模型更是五花八门。埃及缺水，多半人沿河居住，所以船只是最经济、最有效率的交通工具。

(巴黎卢浮宫收藏的模型)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模型)

柏林埃及博物馆收藏的模型

休斯顿艺术馆收藏的模型

由于季风来自北面的地中海，所以往南逆水行舟用风帆，向北顺水行舟用桨。

最后看一看埃及军队的模型。这里的***手来自努比亚的黑人，长枪手是埃及人。(开罗博物馆)

把四千年前中王朝的阅兵式与五个世纪之后的新王朝女法老Hatshepsut的阅兵式对比可以看到最大的差别是***手携带战斧。战斧的使用在西方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的前夜，历时数千年。哈佛学者Marija Gimbutas将其作为女权主义的象征加以演绎。

在埃及以外的古文明中很少看到如此广泛使用模型陪葬的例子，也许唯一的例外是黄河领域的文明。驰名中外的秦始皇兵马俑实际上就是规模最大的陪葬模型。到了汉朝，房屋模型大量用于陪葬，称为明器。

 
       汉朝大规模使用陪葬模型比埃及中王朝晚约两千年，这与前面从文字、国家、人殉、王表、宗教改革和女君主出现推断的时间差是一致的，说明社会文化 (即上层建筑) 的发展遵循一定的顺序和途径。另一方面，技术方面的时间差往往较小。在进入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方面，双方的差距不过数个世纪而已。因此，文化发展与技术发展没有明显的同步化倾向。无论是在史前时代还是现代，技术传播的速度总是成果文化传播的速度。把社会发展完全归结于技术或者生产力是过分的简单化。

Nefertiti塑像之争
    据放射学期刊报告，在德国的研究人员在2006年对于著名的Nefertiti半身像利用CT扫描，发现了一个隐藏的面孔。扫描技术发现雕塑在表面非常薄石膏层之下有一个石灰岩内核。 柏林的埃及博物馆馆长Dietrich Wildung认为雕塑家Thutmose在脸颊和眼睛等处使用了石膏，试图完善自己的雕塑。（综合照片来自北美放射学会）
    去年，瑞士艺术史家Henri Stierlin的书籍Le buste de Néfertiti : Une imposture de l'égyptologie?和德国历史学家Edrogan Ercivan的书籍Missing Link in Archaeology宣称对Nefertiti半身像现代造假的产物，因为发掘时留下记录，雕塑直到发现11年后才与公众见面。另一种理论认为，现有Nefertiti半身像是按照希特勒的命令所作的复制品，而真品被希特勒留下并在二战后期丢失。Wildung对于这些猜测嗤之以鼻。他指出放射性测试、CT扫描和材料分析证明其真实性，涂层材料与古埃及的工匠使用的材料匹配。他认为Stierlin试图以历史美人的丑闻来作为噱头推销其书籍。

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国的王表有什么共同之处？
   关于Manetho的王表给出的王年数字是否可靠的争论由来以久，而美索不达米亚的王表受到的质疑也从来没有少过。看来，有必有探讨这些史前时代的王表的可靠性问题，因为它们毕竟是历史学家们构建史前年谱的重要参考依据。因为国王属于终身职，国王不可能控制他的传位时间。所以，王年的分布应该是随机过程，表现为连续的分布，除非记录受到人为因素的扭曲。为了检验这个假设，对于美索不达米亚的王表 (所谓的苏美尔王表)、Turin王表、Manetho王表和周王表的王年分布规律作图如下。图中已经排除了明显属于传说年代的时段。对于美索不达米亚而言，被排除的时段包括了全部的ED时期，尽管某些ED国王已经被考古证明。因此，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字从Akkad时期算起。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美索不达米亚的分布和Turin王表的分布在峰值附近接近于连续，尽管前者的最高峰6似乎有人为的夸大。Manetho王表看来缺乏连续性，很难确定那里是真正的高峰，而10-11的缺口可能也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周王表 (橙线) 在6和15的两个高峰似乎也不是随机分布的表现。因为6是60的十分之一而15是60的四分之一，两个高峰的出现可能与古人对于60的优先选择有关。美索不达米亚使用60进制，而中国的六十甲子显示60在黄河文明中同样有重要的地位。如果古人对于60有优先选择的话，那么对于60的分数可能也有优先。作为对照，元明清的王年分布 (绿线) 连续性很强，未发现任何异常的高峰。
另外，我们很容易注意到上面四个史前王表在10年处的分布均为零。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结论，对于美索不达米亚的王表和Turin王表中未被采用的部分进行了检查，发现同样不包含10年的记录，尽管有20、30等数字。看来十这个数字可能受到史前时代人们的回避。这种回避无论是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还是中国都存在。到了元明清时代，这种回避似乎没有了，10的分布也出现了。如果今天的人们觉得对于十的回避有些不可思议的话，那仅仅是因为这个古老文化成分已经失传了的缘故。
  

 
考虑到各个史前王表的某些共同特征，这里尝试将各个王表的分布作线性累加而得到一个累积性的分布。累积分布与个别的分布具备更大的样品数，有利于揭露出原来被淹没在背景噪音中的选择。这个分布在50以内的主要峰值 (指超过相邻位置2以上) 是3、6、15、20、24、30，次要峰值是1、9、28、33。有趣的是所有的主要峰值均为60的分数：30是60的1/2；24是60的2/5；20是60的1/3；15是60的1/4；6是60的1/10；3是60的1/20。在所有重要分数中只有1/6 (即10) 没有出现，其原因前面讨论过了。总体而言，史前文明的王表数字 (包括西周和东周的年谱) 确实经过人为加工，60的分数被优先选择，而10被普遍回避。
中国年谱分布的历史变迁
前面通过对于累积分布的分析，我们看到了欧亚非大陆史前文明在编写其年谱的时候呈现出对于数字60极其分数的优先选择和对于10的回避。在两周，优先选择被应用于数字6和15上面，前者具有极其显著的统计意义。实际上，这是史前时期信仰系统的表现，是天体崇拜、动物崇拜、生殖崇拜、女神崇拜之外的又一种崇拜，不妨称之为数字崇拜。数字崇拜在现代社会仍然有所表现，如说粤语的人对于8的崇拜、西方人对于13的回避等。显然，我们有必要考虑史前数字崇拜究竟在何时结束。
为了这个目的，中国历代年谱分作两周、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期作分布图。两周时期前面已经分析过了，主要特点是6和15的强调和10的回避；到了秦-汉-魏-晋时期仍然表现出对于6的强调和对于10的回避，只是6的强调不那么明显了，统计意义是边缘性的；到了隋-唐-宋时期，对于6的选择被5所取代，但是统计意义不强，对于10也不再回避；到了元-明-清时期，已经看不到任何数字的选择或者回避，分布趋于连续，表现出随机的特点。
两周年谱对于6和15的强调与美索不达米亚年表的后半段很接近，估计是受到了西亚文明的影响。这种影响到了秦-汉-魏-晋时期只剩下一些残余，到了隋-唐-宋已经消失殆尽。至于隋-唐-宋时期对于5的强调虽然不是很明显，但仍然有探讨的价值，因为统计证明无法成立不等于不存在，即正命题的否定不等于反命题的肯定。考虑到中国人传统上的所谓“九五之尊”说，5的强调很可能在唐朝前后风行过，只是对于历史学家编写年谱的影响已经有所削弱，可以解释为历史与信仰分离的结果。这种分离只是到了元-明-清时期才得以完成。由此看来，数字崇拜在中国大约持续了两千年以上。这毫不足奇，因为在我们埃及看到了类似的现象。在文化发展方面，有证据显示埃及的中王朝相当于秦汉，而新王朝相当于唐宋。
上面的分析对于试图依照王表重建史前史年谱的人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重建古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主要依据应该是当时的记述 (如铜器铭文、甲骨文) 而不是后世史家的论述。无论是Manetho还是司马迁，他们的观点只有参考价值，不应该作为判断的标准。

美索不达米亚年谱分布的历史变迁
在讨论完中国年谱的历史变迁之后，我们有必要看看美索不达米亚的相应变迁情况，以资对照。为此目的，在苏美尔王表之外另外增加了两个系列，即巴比伦铜器时代和巴比伦铁器时代两个时期。结果显示铜器时代早期对于6的优先选择在巴比伦铜器时代中期已经消失，而对于10的回避依然存在。到了铁器时代，两者全部消失。由于美索不达米亚的EBA和MBA的界面在前20世纪中，LBA与IA的界面在前12世纪中，所以美索不达米亚对于6或者60的崇拜的消失比中国早约2500年，而对于10的回避的消失比中国早约1700年。这种差距与双方文字出现的时间差 (约2000年) 是一致的。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亚述的王表和美索不达米亚有某些类似之处，主要是对于6的优先选择，但是不回避10。由于样本较小，亚述的王表无法分期。但是可以看得出对于6的优先选择是铜器时代 (公元前第二个千年) 的现象，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已经消失。在美索不达米亚，6的选择消失于EBA与MBA的界面上，所以亚述在走出数字崇拜方面落后于美索不达米亚约九百年左右。

印度Magadha年谱分布 (324 BC-550 AD)
印度早期历史过于复杂，这里仅仅对于恒河流域的Magadha的年谱进行初步分析。当地在前四世纪之前基本上属于传说年代，所以分析只能从Maurya王朝开始到Gupta王朝为止。结果显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优先选择方式即对于5和10的优先选择。由此可见印度人对于数字的崇拜与美索不达米亚完全无关。中国隋唐年谱对于5的优先选择看来是受到了印度的影响。考虑到当时中国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程度，这点也是预料之中的。
  

综上所述，美索不达米亚、亚述、中国 (两周至秦汉魏晋) 的年谱有类似之处，埃及的Turin王表是相对比较客观的，虽然也有一点60崇拜的痕迹。Manetho王表的主要问题是分布不连续，其原因尚不能确定。波斯的王表也没有太强的加工痕迹，但是那主要是铁器时代的记录了，不足为奇。隋唐之后的中国的数字崇拜从美索不达米亚系统转到印度系统上来，元之后数字崇拜才与历史分离。
通过分析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数字崇拜在文明建立之后会长时间造成年谱的扭曲。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可靠年谱都是在铁器时代开始的，这意味着美索不达米亚的可靠年谱比文字晚至少两千年，埃及的可靠年谱比文字晚两千五百年左右，中国的数字崇拜在蒙元时代才与历史分离，同样比文字出现晚两千余年，尽管中国老早进入了铁器时代。为了把埃及与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作一个比较，可以将关键事件作图。图中的中国定都指盘庚迁殷，王表指天问篇，时间上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我们会看到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基本上恒定的时间差，两条曲线大致平行，始终没有拉近。这一点进一步证实了史前时代的文化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与技术进步没有直接的关系。

从数字崇拜的角度来看，重建史前史只能通过当代资料 (如同时代的铜器铭文) 来实现，任何后世的典籍、铭文 (如史记、王表) 只能提供某种参考，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由于西周早期和中期一部分时间段的铜器铭文没有提供足够的日期信息，要重建完全可靠的西周年谱在目前是不可能的。这就象埃及学家在重建旧王朝到新王朝这段年谱时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一样。我们最多只能提出一个大致可信的西周年代框架，而商朝就连这点也做不到。大规模投资、多学科结合、会战攻关都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从事科学首先必须有科学的态度。

埃及-中国-美洲，一个环球贸易体系？
早在20世纪70年代，第19朝代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被送往巴黎进行测试和保护工作。这一过程中被置换下来的原绷带碎片的分析中发现有烟草植物纤维。但是，这个结果没有引起负责任的重视而很快被遗忘了。
到了1990年代，德国慕尼黑大学的研究人员对于第21朝代女祭司的木乃伊组织中测定到烟草成分尼古丁和古柯硷。这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但重新测试获得同样的结果，其他实验室对于样品的测试也证实了这一发现。保守的埃及学家们依然不相信这个结果，认为早期的埃及学家中不乏吸烟者，他们在工作中可能污染了木乃伊。然而，从木乃伊深层组织]提取的样本得到完全仍然相同的结果。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埃及学家、生物法医中心主任Rosalie David Obe对于她管理下的木乃伊作了类似的试验，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显然，慕尼黑的结果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其它国家进行的类似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结果。
德国的法医病理学家又对头发进行测试。他们对于头发样本进行彻底的清洗，以除去表面的污染物。这是重新测试，如果测试的头发仍然呈现阳性，这些药物属于头发组织中，无法以不谨慎造成的表面污染来解释。测定结果显示尼古丁浓度在一些木乃伊的头发中的浓度比现代吸烟者高32倍，接近于致命剂量，所以可能不是他们在生前摄取的，而是制作木乃伊的处方中使用烟草成分的结果。由于木乃伊的制作过程中使用配方属于专业秘密，我们知道得很少。
  

其实，埃及人使用睡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睡莲在古代埃及艺术中反复出现，据称有致幻剂的功能。科研人员曾经提出埃及人和玛雅人都使用这种花卉来使宗教巫师进入高度兴奋的“ecstasis”状态。这个词无法准确翻译成汉语，因为中国宗教中缺乏相应的概念。至于普通人使用它就类似于使用麻醉品了。
因为问题在于烟草和古柯均来自新大陆，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烟草和古柯如何到达埃及很难解释。研究者起初建议类似于烟草的物种可能生长在欧亚非大陆，直到它灭绝为止。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类似于烟草的植物可以解释木乃伊的发现。
在埃及的木乃伊中发现尼古丁和古柯硷的意义在于它将从根本上动摇现行历史理论对于史前时代的世界贸易极其规模的正统解释，同时也必然引发历史学界对于古代文明兴起机制的解释发生革命性的转变。然而，任何一个革命性的发现都必须经历一个艰巨的斗争，相对而言比较保守的埃及学更是如此，因为太多人把他们一生精力都投资在现行理论上面，他们绝对不愿意看到权威的理论大厦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埃及学家们和历史学家们迄今为止对于上述发现保持沉默，希望时间会再次淡化人们对于无法解释的事实的记忆。很不幸的是该项目的负责人Franz Parsche (慕尼黑大学人类学和人类遗传学研究所) 在文章发表之后就去世了，没有人为他的观点进行宣传，而BBC为此所作的电视节目也被贬低为炒作。
这种“顽固不化”的态度实在不足为奇。要记住的是，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北欧海盗越过大西洋到达美洲的想法仍然被认为是无稽之谈。同样，关于全球性的国际贸易存在于三千多年的想法不会轻易得到各国官科们的接受，尽管发现本身也来自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
丢开那些学术政治不谈，埃及人是如何获得美洲特有的植物？他们可能直接穿越大西洋与美洲印第安人贸易。在巴西，据说有个纪念碑的碑文使用了古地中海的文字。在墨西哥，3000年前的雕像被认为具有非洲特征，美洲特产的菠萝则在庞培被发现。
但是澳大利亚的人类学家Alice Kehoe认为史前贸易通过跨太平洋航线进行，美洲产品很可能首先到达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再通过南亚和中东地区最终到达埃及。某些美洲植物在大洋彼岸的出现 (如菲律宾的番薯、中国西南地区的花生、印度南部雕塑中的玉米) 或多或少给史前跨太平洋贸易提供了支持。特别最有趣的是在第21朝代的另外一具木乃伊的头发上面发现的蚕丝。因此，有人推断海上丝绸之路曾经将古埃及与中国连接起来，这比起陆上的丝绸之路要早得多。
  

 
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史前中国与埃及在文化发展上的相关性现象、两个文明的神话传说的同源性现象、亚太古文明的非洲起源理论以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黄河领域文明的密切关系，也讨论过埃及文明与米诺亚文明、希腊文明、犹太文明在科学、建筑、艺术、文学和宗教方面的传承关系，以及埃及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关系。至于美索不达米亚与印度河领域文明的关系则是尽人皆知的，不必论述了。这里要补充的一点是维也纳大学考古队在埃及第十八朝代的Avaris宫殿遗址发现了米诺亚主题风格的壁画，与Knossos新宫殿和Thera遗址的壁画如出一辙。考古学家们一致认为Ahhotep太后请来了米诺亚画师装饰她的宫殿，有人甚至于猜测Ahhotep太后是位米诺亚公主。无论如何，她的陵墓里出土的黄金战斧上刻着米诺亚的格里芬图案，证明了埃及文明与米诺亚文明的接触发生在她的时代。
不过所有那些文明的联系与传播都仅限于欧亚非大陆的范围，现在我们看到了新旧大陆之间交流的初步证据。这给早期史前文明兴起的同步性和文明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而与各国的民族主义者们不遗余力地鼓吹的文明独立起源说是格格不入的。

文明的发展有多少种途径？
我们前面指出埃及与中国的文化发展存在一个基本上恒定的时间差，大体上埃及的第一朝代相当于商朝，第二朝代相当于西周，中王朝相当于汉朝，第十八朝代相当于唐朝。但这个规律不是到处适用的，如果把美索不达米亚与中国作比较这种恒定的时间差就不存在了。埃及与中国之间有着特别强的相似性，因为两个文明都是从大陆型农业社会里面成长出来的，并且在文明出现的时候都迅速走向中央集权制，所以基本上走的是同一条道路。相比之下，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从大陆型农业社会里面成长出来后首先经历了城邦体制，然后才走上中央集权的道路，所以美索不达米亚的曲线与埃及和中国都不平行。至于希腊文明，其前身是米诺亚-迈锡尼文明，完全属于海洋型商业文明，通过城邦体制最终走向民主，发展的道路更不相同，其标志也自然不同，无法塞进同一图表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