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零七特工队先锋影音:文革研究资料编印纪实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15:10:14

文革研究资料编印纪实

 

•亓冰峰•

 

    二战之后,西方国家汉学研究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研究的方向和范围也从偏重古典的研究转变为近代和现代的研究。这种转变当然是受时代演变和国际局势变化的驱使所致。冷战初期,本是美国和苏联对峙的局面。六十年代中国和苏俄交恶,世界局势从美苏对垒变成了美中苏三国演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对外政策随之改变。重新认识中国受到朝野的重视,除了政府本身加强了中国研究的机制外,还有政府的大量资金流入高等学府补助中国研究,各大学的中国研究和中国语文学系或课目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在学术界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资料缺乏是当代中国研究最大的困难。1949年鼎革之后,西方国家只能从香港或东京的书商获得有限的资料,而且价格昂贵。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搜集当代中国研究的资料更难。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香港市面上出现了走私进口的文革资料。这些文革资料包括红卫兵小报、大字报、特别期刊、最高指示、首长讲话、中央文件、以及批刘、批邓、反苏修的专刊和揭发走资派的材料等等,正好填补了上述三年出版业的空白,给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留下了最珍贵的原始史料。轰轰烈烈的夺权斗争把中国搞得天翻地覆,全世界都在关注这场运动的发展。无怪乎凤毛麟角的文革资料一旦走私在香港市面上出现,不论定价多高,都是西方国家眼中的抢手货,不但民间组织如图书馆和学术团体争先恐后地抢购,而且官方机构也在搜集。

    美国学术界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如“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社会科学研究协会”属下的“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 of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主席 john m.h.linbeck 和图书馆界负责人如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博士等鉴于当代中国研究资料的缺乏和书商价格的高昂,倡议筹组一个专门机构,负责搜集和复制当代中国研究资料,并以合理的价格向学术界提供。这就是1968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成立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这是一个民间非营利组织,经费由基金会赞助,主旨纯系为学术服务。当时的基本构想是建立一个当代中国研究资料的集散中心,资料来源除该中心自身积极搜集外,全美图书馆、学术机构或个人获得当代中国研究的稀有资料时,都自愿提供给该中心,以便汇集与分散。该中心收到资料之后,复制一份,将原件璧还提供者,并附一份副本以作酬谢,或赠以等值的该中心自己的出版品以作交换。然后再按复制实际成本费用定价,在该中心出版的《通讯》上发表。这样,无论任何资料,一经该中心复制提供,全美甚至全世界的学术界都可以按照成本价格获得此一资料,达到资料共享和交流的目的,旨在促进当代中国的研究。

   1967年夏,当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筹备接近成熟阶段时,获悉美国国务院有一批红卫兵资料将要解密,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便向国务院交涉,促其早日解密这批资料,以供中国研究之用,并请吴文津先生赴国务院鉴定这批资料,作出评估,看是否对中国研究有用。吴先生具有中国传统图书馆学者的素养,又有西方现代图书馆学的专业知识,可谓学贯中西,对当代中国研究资料更是极为熟悉,他的评估会得到学术界的肯定。结果,吴先生的评估是这批资料对学术研究非常有用。国务院同意立即开始分批陆续将资料转交给学术界。国务院第一批解密的红卫兵资料交给了哈佛燕京图书馆。次年夏中国研究资料中心正式成立,设有顾问咨询委员会,由美国的东亚图书馆馆长和中国研究教授组成,吴文津先生是成员之一(以后委员会改组为董事会,吴先生任董事长至今),他将哈佛燕京图书馆收到的第一批红卫兵资料移交给中国研究资料中心。此后国务院将解密的红卫兵资料直接交给中国研究资料中心,三年之内全部开放,共10,000余页,包括小报,期刊以及中共中央文件和斗批改等专刊1,000多种。这批资料是以缩微胶卷的形式解密的,没有分类,也没有顺序。中国研究资料中心收到之后,复印成纸版,加以分类编订,定名为“红卫兵资料”,复制印刷,共计二十大册(11x16 3/4英寸),于1975年春向学术界提供。这是在中国以外重印为时最早和数量最多的一批文革资料。由于文革资料的史料价值很高,在海外列为稀有难得的资料,弥足珍贵,出版以后广受学术界欢迎。中国研究资料中心遂将文革资料列为长期收集的主要项目之一,每至汇集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即行付印,向学术界提供。于是在1980年和1992年分别出版了《红卫兵资料,续编一》及《红卫兵资料,续编二》,每一续编八册,各含红卫兵资料七十多种。

    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对于文革资料的搜集,除了通过上述的交换计划以外,我也曾数次趁到中国访问之便,试想和有关单位建立文革资料的交换计划,但均未成功。因为红卫兵出版品仍是比较敏感的资料,无人也没有任何机构愿意负责此种交换计划。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研究资料中心文革资料搜集的来源多限于中国以外的地区。但这种僵局终于在九十年代末被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东亚图书馆员和学者们打破了。

    1997年底,宾州狄金森学院(Dickinson college)图书馆技术部主任                        和研究员宋永毅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他刚从明尼阿波利斯的远东研究图书馆回来,看了他们的文革资料收藏,很不错。他同时又与明尼苏达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周原(现任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一起说服了该馆让中心出版,叫我务必去明尼阿波利斯与他们商谈具体出版事务。宋先生是个热心肠的人,我看过他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是一本很有份量的学术和史料的书。当时他还有一本文革资料目录,正由吴文津先生为他校订并由哈佛大学协助出版。宋先生是研究文革的学者,他说那里的收藏不错,那一定没错。与此同时,本中心董事会成员之一王自扬先生和远东研究图书馆的朋友是旧识,也打电话给他们促成此事。

    远东研究图书馆收藏的文革资料都是原件,有三分之一的小报都很完整或较为完整。譬如最具代表性的小报《新北大》220期,清华大学《井冈山》157期,北京矿院《东方红》136期等都完整无缺,这是非常难得的。在西方国家中,如此齐全的小报收藏实不多见。远东研究图书馆收藏的红卫兵专刊也不少,如中央文件和中央首长讲话等,种类重复和不同的版本很多。这是因为他们不是为收藏而收藏,而是为学术研究的需要而收藏,与一些收藏家的收藏目的都不相同。我在明城住了两天,除看资料外,又和远东研究图书馆的朋友与周先生开了两次会,谈妥了出版条件。回来后给宋永毅先生打了个电话,商讨选印远东研究图书馆文革资料的计划。成立了一个编辑委员会,由周先生主编小报部份,专刊部份则由宋先生主编,因为他自己收藏了很多,可与远东研究图书馆的收藏合并出版。我则负责出版事务、校订与印刷工作。

    1998年4月,周先生把他编好的目录寄给我,不久,远东研究图书馆也把小报原件寄到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同时又把其他人提供的小报并入远东研究图书馆的收藏,定名为《新编红卫兵资料,第一部份:小报》,由周原主编,于1999年夏出版,共二十大册,精装烫金封面,正式向学术界提供。

    在进行复制远东研究图书馆的收藏时,宋永毅先生从一个加州东亚图书馆的朋友处得到一位加拿大收藏家李河先生写给他们的信和提供的小报目录,便与我提及可以考虑把李的收藏作为第二辑出版。其实李河先生与我们中心几年前就有过关于出让和复制这些小报的商谈,但因为一些原因没能办成。我把经过告诉了宋永毅先生。宋先生表示他可以再试一试,或许李先生的情况和想法已有很大变化。他立即和李先生联系。在他的折冲之下,宋先生、李先生和我签订了一个三角联盟协议,由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出钱,宋先生出力,负责将李先生的收藏拷贝一份,再由中国研究资料中心付给李先生一笔合理的资料使用费,然后由中国研究资料中心重印出版。此事自协商到全部资料拷贝完成,历时三个多月,都是宋先生经手的,他的辛劳和运作是完成这批珍贵资料重印出版的主要关键。

    由于这批珍贵资料的获得,使我们原先的出版进程起了变化,我们将出版专刊的日程推迟,先出版这批小报,由宋先生主编,定名为《新编红卫兵资料,第二部份:北京地区文革小报特辑》。但是1999年夏,当初步编辑工作将要完成时,忽然听到宋先生到中国研究访问时在北京被捕入狱,引起美国学术界的震惊与反弹,我们的出版进程也因宋先生不能返美而搁置。所幸是年底他被无罪释放,我们的编辑工作才又继续进行。这批资料已于2001年出版,共40大册,包括李河的大部份收藏和其他人收集的少部份小报,共469种,约16,000余页。红卫兵运动的高峰期在1966年末和1967年初,李先生的收藏年限从1966下半年到1968年,正好涵盖了这段重要的时期。在上述469种小报中,有180种是完整无缺的,而在这些完整的小报中有150多种都是在1967年终刊的,这可能是受中共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的影响所致。其余小报大部份也都是比较齐全的,这是李先生的收藏中除地域性外另一显著特色。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斯坦福大andrew  walder教授对这一批小报的出版特别重视。他是研究文革的权威学者,担任我们编委会的主席,捐赠了部份资金赞助出版,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也加速了我们出版的进程。

我们的工作还会进行下去。我们还准备出版各省市的红卫兵小报、文革初期大字报、中央首长讲话等等专刊。

目前中国官方对文革的评价是毁多于誉,但是对文革资料的收藏却不太重视,同时对于现在拥有的文革资料又认为牵涉的人事太复杂,太敏感,多不对外开放。虽然有些深受文革之苦的人如老作家巴金提倡建立文革博物馆,研究文革,说真话,但也是孤掌难鸣。文革研究在中国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恐怕不会受到重视。相比之下,在海外,尤其是美国,研究文革方兴未艾,特别是八十年代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逐渐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他们之中不乏研究文革的学者。文革研究在美国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甚至将来在学术界蔚为大观也是可能的。在此种情况下,中国研究资料中心有系统地搜集、复制和出版文革资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 作者简介:亓冰峰,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史学博士。现任美国“中国研究资料中心”主任。

 

 

在对整个“文革”史有个感性认识后,可以逐步缩小范围,搞专题收集,因为“文革”资料浩如烟海,不可能所有东西都收集,无论是精力、时间、经济状况都不允许,而且都收集,太过庞杂和凌乱,也不好整理,也等于没有收集。关于专题,可以按照事件、人物及其幅射延申物来收集。比如按照事件专题收集,可以收集武斗、当时社会对焦点问题的争论等题材收集。武斗又可细化为地区的武斗、著名的武斗,如武汉七?二零大武斗、清华百日大武斗、重庆八一五派武斗、广州旗派武斗等等。人物题材一般伴有当时的人物的言论、大字报等,如遇罗克的《出身论》就涉及到《中学文革报》《中学论坛》《北京评论》《雄一师》等几十种小报,还有辐射性的如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有一篇《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笔者曾经就收集到两个版本的关于“郑兆南”的油印、铅印资料。
  对于专题资料的收集,我的建议是,最好对某个专题有个非常明确的认识,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以及辐射面的资料都有个了解。这里的了解是个互动的过程,在收集中可能会继续延展书本中看不到的资料,可以称之书本的空白空间,还有一种就是书本上提及的资料,你在现实中找到了,也为这段历史提供了佐证。比如遇罗克枪毙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但那是一种怎样的程序我们就不是很了解。大家一直不是很清楚,或者说只是在书本上,别人的叙述中有一点初步的了解,是通过“讨论”的方式,但讨论了什么,又以什么方式来让大家讨论呢?后来我在旧货市场找到了一份讨论政治犯的资料,大概是8页,罗列了二十几个人的姓名及其“罪行”和简历,其中就有“遇罗克”一条,这就印证了史实,更进一步对这样的过程有了更多的体晤。